张：不会吧？《元和姓纂》里就有索姓的记载。商朝的王公贵族有七支，形成七姓公族。商亡周兴，武王就把周公旦的长子伯禽分封在鲁，建立了鲁国，并把殷商七族中的六族迁徙到鲁国，这六姓分别是徐、条、萧、索、长勺和尾勺。武王伐纣，索姓出力不少，定居鲁国后成了名门望族。历史上，索姓出了不少人才。西晋时有个大书法家叫索靖，能文能武，擅长草书，得到大书法家张芝的亲传而又有发展，笔力劲迈，素称“银钩虿尾”。有《章书状》传世，搞书法的人都知道。
韩：还是说索达干吧，你说好了。
张：今天山西省临县还保留着“索达干”这样一个突厥称号的地名，说明临县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军事头领“达干”，在这个地方建立过牙帐，或者是这个地方当初就是突厥的一个部落的所在地。这样看来，“索达干村”是以突厥官名作为称号的地名。类似的情况在山西汉族地名中亦是常见的，如“杨千户河”、“萧官人河”（皆在右玉县），“秦王堡”（绛县），“葛伯寨”（闻喜县），“韩侯岭”（灵石县）等皆是。
韩：还是我说吧。如果只考证出索达干是突厥语，是一个以突厥官名作为称号的地名，意义也有限，只能说明是你的小小的学术兴趣。这篇文章的好处是由此扩展开来，展现了突厥在山西地面上活动的历史画卷。其中隋代所举的事例最为精彩。仅举两例，以概其余：
大业十年（公元六一四年），隋炀帝北巡雁代，曾被突厥数十万围于雁门，史称“雁门之厄”。解围后，隋炀帝杨广逃奔太原。其明年，突厥又寇马邑（今山西朔县）。在双方和好时则遣使往来不绝于途，当时突厥前后“入朝”者竟达“三百七十余辈”。甚至上表称隋皇帝为“大隋圣人莫缘可汗”。当时山西的代州、朔县一带便是与突厥交往冲突，最为密切敏感的地带。
在隋代有一个突厥人叫“特勤大奈”的，随同曷罗那可汗归于中国，此人曾从隋炀帝征讨过辽东，并赐姓史氏。入唐后又随李渊在太原起兵。因为他在唐朝建国战争中立了大功，官至右武卫大将军，封窦国公，为凌烟阁图形二十四功臣之一，成为我国历史上的名将。他原来所辖领的突厥部落均散居于楼烦之地，隋代的楼烦郡即在山西省静乐县一带。
上世纪七十年代，山西新设了一些县，太原有个娄烦县，好大一块地方是从静乐划出来的，当时还觉得这个县名怪怪的，看来还是其来有自。
张：从历史地理上说，有根有据。还说唐朝与突厥的关系吧。这一时期，唐朝与突厥的战和之事很多。突厥的活动地区从边塞云朔一带，推进到晋阳（今太原）和石岭关以北的忻州，阳曲（今山西定襄县）一带。归附唐朝者被册封为“归化可汗”，其从臣皆授予显官。敌对者仍“乘月犯边”、“弯弓报怨”。唐武德三十年，突厥处罗可汗与刘武周曾进据并州（今山西太原）。
总括起来说，突厥自从西魏、北周入侵太原开始，直到唐肃宗至德年间，突厥衰落为止，在军事、文化等方面，与汉族政权交往凡二百三十多年，可见山西地区当时是汉族和突厥族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纽带地区。直到晚唐及五代时，曾帮助唐朝镇压黄巢起义的晋王李克用，是西突厥沙陀部族人，他的势力也几乎遍及山西整个地区。他本人先后担任过大同军防御使、云中守护使、代州刺使、忻州兵马留后、领河东节度使等要职。他的儿子李存勖，五代时建都于太原，当了后唐的开国皇帝。建都于太原的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也是西突厥沙陀部族人。从以上史实中，不难看到突厥族在山西地区的深厚基础。有这样的历史渊源，在今天山西省地区内，发现有突厥称号的地名是丝毫不足为怪的。
韩：山西别的地方，还有突厥族遗迹吗？
张：有还不少，仅我所知就有好几处。介休县张壁村有“可汗王”庙（《介休县志·古迹考》民国十九年版），这个庙里有清道光十二年树立的石碑，碑文中称之为“罕王”，当地群众称该庙为“鞑王庙”，现在这个庙还保存完好。孝义县城西一百六十里，殿山上也有“可汗庙”（见《孝义县志·胜迹》乾隆三十五年版）。又据一九八五年七月间，汾阳县刘守覃先生来函见告：“汾阳县阳城村，有可姓，是一大家族。巩村有‘可汗庙’即可姓之宗祠，今已缺如……”过了几年，当时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刘永生同志，在汾阳巩村调查时发现有一座龙王庙，残破不堪，殿壁上有残存壁画，其内容非关龙王故事。当地群众都说殿内原有可汗的塑像，年老者还能表述一二。这很可能就是刘守覃先生信中所说的“可汗庙”。
韩：至此，这篇考证文章，就可说完满了。但你心有未甘，又预设了一道防线，因为搞地方史的都知道，唐代活动在山西一带的，除了突厥还有回纥，回纥与突厥关系密切，索达干这地名，也有可能是回纥语，是回纥一个部落的名字。
张：你说得对，我确实有这个考虑。降大任给我的这种写法叫“多重设防”，跟你的意思一样。他说的是求证之后的提防，也可说是堵塞漏洞。所以文章最后，谈谈回纥在山西的兴衰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唐自肃宗朝始，突厥势力开始衰落，代之而起的便是回纥。回纥本匈奴的苗裔，先为铁勒部落臣属于突厥，一切制度受突厥影响很深，官职名称都和突厥相同，“署官号皆如突厥故事”（见《旧唐书·回纥传》）。唐肃宗朝平息安史之乱，曾得到回纥军的大力帮助。从那时起唐朝的外族关系，便由突厥转换为对回纥的关系。正由于回纥继承突厥的官职称号，所以一些高级官员也有多称“达干”者。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七六〇年），“回纥九姓可汗使大臣具陆莫达干朝奉起居”。当时回纥族宰相称“达干”的例子也不少，计有“磨咄莫贺达干”、“揭拉裴罗达干”、“海盈阙达干”等。回纥族在山西活动的史料远远不及突厥丰富。肃宗宝应元年（公元七六二年），“回纥毗伽阙可汗以唐大臣仆固怀恩之女为可敦（王后），故相随前来太原参拜岳父”。大历十三年（公元七七九年），“回纥寇太原，过榆次、太谷”。又：太原尹鲍防与回纥战于阳曲，代州都督张光晟与回纥战于羊武谷（今山西原平市阳武村西）。那么“索达干”村是否为回纥的遗迹，而非突厥者？我以为如前面所述，突厥在山西活动的历史长达二百三十余年之久，与山西的历史源远流长，而回纥只是从唐朝肃宗时才开始活动于内地，到德宗时其势便衰，唐朝与外族接触关系，主要转向对吐鲁番的交往。此后，回纥虽然也有骚扰，但已“如手足之疥”，微不足道了。回纥在唐朝时的活动不过三四十年，远不及突厥的时间久长，关系更不及突厥深厚。况且回纥“达干”的称号也是承源于突厥的习俗，所以“索达干”地名的由来，应首先考虑其为突厥的因素。
韩：你这个结论虽是以商讨的口气说的，但是层层递进，步步踏实，至此也可说是泰山难移了。
张：历史考证，我还是有几分自信的。我也知道，有人在盯着，总想抓住个什么把柄，说不是科班还是不行。因此我写起文章来，总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方史考证上也不敢掉以轻心。
韩：这个是你的深层心态，外人看不出。我看到的，只有你做学问的浓厚的兴趣。梁启超说过：“把我梁启超烧成灰作化学分析——也只有一点为学的兴趣。”看你的文章，我也是只看出一种为学的兴趣。
张：不敢攀附梁先生，为学的兴趣还是有些的。
韩：也许是年龄大了，这些年我觉得研究地方史，也是蛮有意思的。没有人做地方史研究，中国的历史就很难落到实处，细处。比如突厥在山西的活动，通史上就那么几条，要看分布，谭其骧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上想来会有。可是，没有索达干这样的地名，没有你这样详实的考证，总觉得隔膜了些，遥远了些。你这么一考证，这段历史马上就活了起来，成为可以亲眼看到，亲手触摸到的东西。
张：也是的，可惜做地方史研究的人太少了，有梁启超先生那种“为学的兴趣”的，就更少了。
韩：对许多一辈子做文化工作的人来说，晚年转到乡邦文献也就是地方史的研究上来，是最好不过的。年龄大了，有积淀，有时间，说不定真能搞出点名堂。
张：地方史常常是扑朔迷离，疑难重重，要搞得下大力气。韩：这也正是地方史研究的魅力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