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三日星期三
下午。上次谈地方史，意犹未尽，这次去了又接着谈。
韩：《学术文集》里，那么多地方史研究的文章，你知道我最佩服哪一篇吗？
张：你说。
韩：那篇《“索达干”解》，真是篇妙文，可谓地方史研究的典范之作。如果从事地方史研究的人都有这样的研究水平，或者都有这种精神，这种学风，地方史研究该是何等景象。
张：快打住，我脸倒不红，只是心跳得快了些。这么一篇普通考证文章，怎么会让你这么青眼有加。又唠叨了，你说吧。
韩：本来是你讲的，倒成了我讲了，待会儿我再说，你先说说怎么想起写这么一篇文章。
张：山西吕梁地区，现在叫吕梁市了，有个村子叫“索达干”，在临县境内，当时还是公社所在地。一九七七年春天，记不得是在临县开会去碛口参观路过，还是专门去那儿看个古墓葬遗址什么的，记得还在公社食堂吃了顿饭，待客很热情，什么上来都是一大盆。粉条山药炖肉最有特色，做法跟别处不一样，别处稀汤寡水，那儿稠糊糊一大盆，吃得你直冒汗。村子就在黄河岸边，过了河，陕西那边是吴堡。我对这个村名很感兴趣，吃饭时好几次问公社的人，他们说不清，炊事员是本地人，上了年纪，还叫进来问了，总想弄清这个村名的来历。陪我的人，当地的人，都不知道我为什么对这个村名这么感兴趣。我跟他们说，这个村名不像是汉族的村名，弄清它的来历，说不定可以弄清这一带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不是什么大题目，只是觉得有意思。可惜的是，当地人什么也说不上来，只说这儿祖祖辈辈就叫这么个名字。心里记着这个事儿，后来看书就多了个心眼，有什么先记在卡片上放起来。
韩：这是个好习惯。
张：为这事还跟一个朋友闹了点不愉快。是谁就不说了，也没有坏心，只是急了点。大约一九八七年，去索达干十年之后，就在太原，一次学术会议休息的时候，几个人在院子里闲聊，正好有个人是临县的，我又问起索达干，还是个不清楚。我就把自己这十来年看书得到的材料，还有自己的大致思考说了，说索达干很可能是突厥语，这个村子很可能是唐代西突厥一个部落的聚居地，或是一个武装集团的驻扎地。没想到的是，有个听的朋友，过后写了篇短文，给了报纸发表了，说了我的不成熟的意见并加以发挥，说我认为索达干是突厥语言中的“虎”字。读报后，我非常惊愕，给他打电话，希望他赶紧把“虎”字的说法纠正一下，说我认为是突厥称谓的看法是个不成熟的意见，以免贻笑大方，贻误读者。后来据这位朋友说，他把纠正意见送交报纸编辑，但未见刊出纠正。这事儿让我多少年来耿耿于怀，愧疚难安。有次偶然翻捡读书卡片，从中抽出几则有关记载，从这些记载中发现，我原来认为“索达干”是突厥名称的想法，竟是受这些资料的影响，在脑子里形成一种模糊的印象。又过了几年，积攒的卡片多了，觉得索达干作为突厥名称的想法，还是可以作为一个见解正式提出来的。
韩：你说又过了几年，就是从一九八七年起又过了几年，写文章到了什么时候？
张：该是一九九二年或是一九九三年，大致就在这个时候。这篇文章写了没发表，当时正在编我的学术文集就放到文集里了。你说这篇文章好在什么地方，我听听。有时候毛病是无意的，自己不知道；有时候优点也是无意的，自己也不知道。
韩：我佩服的，一是你这种小处着眼，随时发现选题的学术敏感。这没什么，对你来说已经习惯了。再是你的论证方法，既是穷举法，又是递进法。穷举法好说，陈寅恪、钱锺书做学问惯用这种办法，什么小事，一举证就是十个八个，多的时候一连举二十几个，能把人吓死，不免给人炫耀博学的感觉。当然这也是大本事，不佩服不行。你也用穷举法，不给人排山倒海的恐惧，只给人见好就收的乖巧。这不难做到，难的是，你在举例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证据之间的逻辑力量，看似几个平列，实则逐一递进。待到你要说出结论时，读者早就喉咙痒痒得要抢答了。文章做到这个地步，怎能不说是奇文，妙文，又是用在地方史的研究上，怎能不说是典范之文。
张：哦，是这个意思呀。穷举是有点，递进先前倒没想过。可能是有个由远及近，由浅入深的考虑，在你看来就是一种递进之术了。
韩：且看你的论证过程。先从史书上找见“达干”这个名字，用在什么地方。
《新唐书·突厥传》上说，突厥汗国的国君“可汗”，下设诸大臣有二十八等，但是在文字中按次序只排列了九个名称，即叶护、屈律啜、阿波、俟利发、吐屯、俟斤、闫洪达、颉利发、达干。其中“达干”列为第九等。这些大臣皆为世袭而无限员。由此可见“达干”是突厥可汗下属一个层次的头领名称。
这个第九等的官员，或者说是可汗下属的头领有多大呢？仍是《新唐书》里的材料。唐永淳元年（公元六八二年）载：“绛骨啜禄……遂以为阿波达干，悉属以兵……遂攻并州。”长安三年（公元七〇三年）载：“突厥遣史者莫贺达干请进女，妻皇太子”；“伊然可汗立八年……可汗幼，其母婆匐与小臣饫斯达干乱。”上述史料中有三个达干名称。沃斯达干虽为“小臣”，但也是“大臣”中的第九等，应该是小头领一类的人物，否则是不可能与可汗之母相乱的。其他两个达干，阿波是带兵官，莫贺是遣唐使臣身份，皆非卑微者。
疑心是突厥地名，到《突厥传》里找材料，这是常规做法，没什么可称道的。接下来的论证就不然了。这么个居于九等的官，若是个朝臣，又怎么会在黄河边的黄土高坡上留下历史的痕迹呢？接下来才是你惯用的扒皮抽筋的手段，从各种史籍上，一连举了五六个例证，说明“达干”这个职务，除了前面所说为部落首领、牧主而外，同时也是带兵的头领。
至此，这个索达干，既可是部落首领，又可是带兵将领，就可以满世界地跑了，就有可能跑到黄河东岸后来成了临县的这个地方了。这就又要说到突厥与山西的关系，如果突厥与山西没有关系，索达干再是部落首领，再是带兵将领，再能跑也跑不到山西的黄河岸边。噢，停住停住，我说得太快了，“索达干”三字，前面只解决了“达干”二字，还有个“索”字没有惊动，这个问题不大，对你来说费不了什么力气。几乎像个枪法高明的枪手，就像你的《西里奥维》里的那位神枪手，抬手一枪连准也没瞄，就打了个正着，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
我国古代称异族辫发者为“索头”，恶称“索头虏”、“索虏”。突厥族是否索头？据《北史·突厥传》称：“其俗被发左衽……”好像非辫发者，但大业三年（公元六〇七年）隋阳帝幸巡榆林等地时，突厥启民可汗在宴会上“奉觞上寿”，杨广在情绪激奋的情况下即席赋诗，诗中有“辫索擎膻肉，韦韫献酒杯”之句（见《隋书·北狄传》）。唐圣历初，突厥默啜请和，被唐册封为“立功报国可汗”，使者司宾田归道上言中有“解辫削衽”之辞，均为形容当时突厥人为索头辫发者。这些记载从词气分析，也可能是对西北民族的泛指，不一定是指突厥而言者。但最值得注意的是，《北史·突厥传》中说“突厥之先，出于索国……”的一条记载。这很可能是“达干”称“索”的一个因素。
张：这就是你说的扒皮抽筋的手段？我觉得还是平实的叙述。
韩：下面还有。你习惯了，不觉得好，我看了却是另一种感受。《水浒》的好汉里有个索超，原是官军的将领，祖上会不会像杨业一样，是北汉或辽国的降将，赐了个索姓？《百家姓》前一百个姓氏里头没有索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