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写得原原本本，有声有色，是这样说的：“成王与唐叔虞燕居，援桐叶以为圭，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请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与虞戏也。周公对曰，天子无戏言，天子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于是遂封叔虞于晋。”细看这个故事，就会发现，真是矛盾百出，如故事说，“与唐叔虞燕居”，在叔虞尚未封唐时，史笔是不能称之为“唐叔”的，又说“遂封唐叔于晋”，在叔虞封唐时并没有晋国这个名称。还有“周公以请曰，天子其封虞邪”，周公当面对成王的这种称谓，也是谬于史笔的。从《书·洛诰》中可以看到，周公与成王对话的一段记载。成王对周公称“公”，周公对成王称“王”，不称“天子”。这些完全可以说明，《吕氏春秋》里记载的这个故事是后人的拼凑之作，只能当神话与传说看待。
说这些，只能揭露“桐叶封弟”故事的虚假，对故事的成因尚缺乏考察。我认为这种传说一定有其来龙去脉，不会无缘无故的凭空想象。以我的看法，这传说的形成，是由于对个别文字的误识而造成的。
古代文书都书于简牍，而简牍经常卷舒，文字易于磨损，字迹往往漫漶不清，于是常发生鱼与燕、马与为相混淆的误读误识，人们常说，“书经三写便鲁成鱼、帝成虎”，就是指这种情况。基于这些原因，我认为，所谓“削桐”、“剪桐”当为“削唐”、“剪唐”之误。
先要知道，削、剪（古书作翦）二字都有灭和分割的意思。《尔雅·释言》说：“翦，削也。”《战国策·齐策》说：夫削地而封田婴。高诱注：“削，分也。”这样说来，晋国始封当以成王灭唐、剪唐、削唐而封叔虞的辞义为正。
接下来就是唐字为什么能讹为桐字呢？这完全是唐、桐二字，在古文字中字形相似的缘故。唐字不用说了，是这样的。而桐字，《汗简》把从木的偏旁移到同字的下面，成了这样。古文字中，从木偏旁之字，木字不但可以下移，也可以上移的。《金文编》着录的桐字有四个，木字偏旁均在这个字的上部，成了这样。把古文字中的唐、桐二字作一比较，其鲁鱼亥豕相混之迹，便一目了然。
因简牍文字“削唐”、“剪唐”有所漫漶，唐、桐二字混淆，便有人将“唐”误为“桐”，错释成梧桐叶子，从而敷衍出“桐叶封弟”的故事，煞有介事地传播开来。这个故事的编造与传播，时间大致是在战国时期并盛传于秦汉之际。
韩：你老人家是高兴了，解决了山西地方史上一个大疑难。可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么一个有人情味的故事，也就永远破灭了。
张：这就是历史学家的罪过嘛。真实不一定是美丽的。韩：这些你说给郝先生了吗？
张：山西大学历史系就这么些人，不定开个什么会就遇到一起了。记得六几年在海子边招待所开会，会上会下谈的，全是山西地方史上的问题。树侯先生有句名言，叫“司马迁不能迁，介子推不能推”。
韩：什么意思？
张：司马迁是哪儿人，山西省的河津跟陕西那边的韩城，都在争。史学界倾向于韩城，因为人家那边有司马迁的祠堂墓葬，史书记载是龙门韩城人，明明确确，山西这边就不必争了。还有我们介休的介子推，史学界对是否有这个人，持怀疑态度，因为无论是时间，还是事件，都与晋国挂不上钩，权当是传说中人物算了。树侯先生不同意，力主司马迁是河津人，介子推于史有据，这就是“司马迁不能迁，介子推不能推”的来历。一次开会，又说起这事，有人说树侯先生可封为“关内侯”，都笑了。意思是学术上搞地方主义，跟阎锡山的“守土抗战”一样，不管外面怎么说，山西的利益一点也不能受损害。只能说忠勇可嘉，难说是严肃的学术态度。别的且不说，我是介休人，对介子推的事，很早就关注。我还不想介休有这么个忠义之士吗？可是翻过多少史书，想过多少时辰，怎么都不敢说实有其人，实有其事。
韩：这么严重，还真没有想到。
张：你想听吗？
韩：你说的我都想听。
张：那我就说说。这个问题，所以近年来又一次提起，是因为李敦愚编纂的光绪版《介休志》又一次被人提起，这是个手抄本，芜杂些，也有它的价值。以一人之力，编这么一部县志，很不容易，也很难得。人都说介休，是介子推“休矣”的地方，李敦愚是介休人，他不作肯定，也不作否定，只是每说到介子推的事，前面都加个“相传”。一个清朝的地方文人，能有这样的气度，是值得后人敬重的。他也没做什么考证，是采信了顾炎武的说法。顾是一代大师，治学严谨，每下一结论泰山难移。顾来过山西，在这个问题上下了很大功夫，根据的理由非常充分，他认为相传介子推隐居的绵上，不可能在今天的介休，晋文公时霍山以北皆为狄地，晋国的边界没有那么远。这个见解很精辟，也难撼动。
顾炎武是怎么考证的就不说了，我找见的几个材料，也能说明这个问题，也可说是对顾炎武的补充。
一是，晋献公消灭了晋国周围的魏国（芮城古魏遗址）、耿国（在河津市境内）、霍国（霍县一带）、杨国（洪洞羊舌古城遗址）之后，把北面的版图扩大到霍山以南地区。《国语·晋语》里记载着这么个事。公元前六五一年，晋献公参加齐桓公召集的“葵丘之会”的时候，在半路上遇见了周天子的使臣宰孔，也叫宰周公。宰孔对晋献公有一段评语：“景霍（指霍山）以为城，河汾涑浍以为渠……汪是土也……释其闭修而轻于行道，失其心矣。”说明当时的霍山正是晋国的边界，宰孔的意思是说，扩充了这么大的地方不去好好治理，却随便到外面去跑，这是很不正常的。这段话就表明，公元前六五一年晋国的版图，北面的界线还超不过霍山。晋国版图扩张到霍山以北是晋襄公以后的事情。
二是，晋文公元年即公元前六三六年，介子推隐绵上，晋文公以绵上田旌表，当时并没有介休这个地名。自此以后，有关历史文献上无论是春秋时期的晋国，还是战国时期的三晋，都没有介休这个地名。自从公元前六三六年介子推的事发生，经过了一百二十二年，到了《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即公元前五一四年，晋国曾分祁氏之田为七县，这些县是祁（祁县）、徐水（徐沟一带）、马首（寿阳）、盂（盂县）、梗阳（清源一带）、平陵（文水）、邬（介休），也没有介休这个地名，当时介休属于邬县。“界休”作为县名的出现，始见于《汉书·地理志》。考虑到汉初设立的郡县，所用地名基本上是因袭秦国的旧名，少部分为新建，我们把界休得名时间的上限估计得宽一些的话，可以算到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建立郡县的时候。先秦经过春秋战国四百一十五年，这样漫长的时间从来没有界休地名的记载，四百多年后方才出现了界休这个地名，并且和介子推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很明显是后人附会的产物。
三是，再举战国货币资料作为佐证。战国时代三晋的经济非常发达，货币铸有地名的“平首方足布”，绝大部分是三晋即韩赵魏三国的。现有文献中着录的平首方足布，共有六十四种，属于三晋的四十八种，地名属于现在山西省内的有二十种。其中用战国地名的，有襄垣、长子、祁、离石、霍、安邑、屯留、榆次等十种。总观战国货币中的地名，地望在晋中一带的有晋阳、祁、兹氏（汾阳一带）、阳邑（太谷附近）、中都（平遥一带）、中阳（孝义一带）、平州（介休灵石一带）、邬（介休境内）。可见战国晚期晋中县邑名称中，仍无“界休”其名。这些足以说明，介子推和界休这个地名看来是两回事，没有什么联系。跟界休没联系，介休是由界休来的，跟介休就更不会有什么联系了。
韩：你的这种说法，获得普遍接受吗？
张：有人接受，不多。没办法，旧地方志普遍存在着，爱把历史上有名气的人物和事件，硬拉到自己地区的现象。很多是既不顾历史渊源，又昧于古代地望，牵强附会，伪造古迹。遇上这样的事，是很让人头疼的。我的办法是，考证是考证，古迹是古迹，各是各的。比如前面说过的孝义县的魏文侯墓，不是春秋时的墓，是汉朝的墓，也是古迹，也可说相传是魏文侯的墓。有人要较真，那就告诉人家是怎么回事。地方上的古迹保存下来了，历史真相也弄清了。
韩：今天是不是就到这儿？
张：我也该歇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