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日星期四
今天去了，带上《作庐印存》，正好张先生的学生李海涛女士也在，那本印存，就是春天海涛为我拓的。好几次访谈，海涛都在，只是没有提起罢了。
海涛有篇文章，正在请教张先生，我坐在一边，随手翻看《印存》。山西篆刻高手如水既生、沈晓英、赵宝琴、刘刚、许若石、王志刚诸位，都为张先生制过印，有的还不止一方。
细细看了张先生自制的几方印，不能不佩服布局的新颖，功力的老到。他刻的几方，“姓张名颔”稍大些，也只有普通名章那么大，其余数方都极小，有两方印，比常人的小指甲盖还要小些，而字字清晰，笔笔不苟，真不知道他老人家是怎么操作的。听说也刻过几方大印，可惜我没见过。
文章的事说完了，见我正在看《印存》，海涛说，跟张先生学篆书多年，不是这次亲自拓印，不知先生还有这等本事。我说，我也是这两年才知道的。
没什么，一点童子功。张先生说，记得给你说过，我高小毕业没找下事，有两年时间就专门学绘画，学刻印，还是有些基础的。我喜欢刻小印。
是的，张先生确曾说过，早年在介休城里“行余学社”学艺的事儿，当时听了以为不过是玩玩，没想到会有这样扎实的功夫。说了自己的感想，忽然想起，张先生前几年加入西泠印社的事，问是不是印社知道他治印有成，才劝其加入。张先生笑笑说，靠这么几方小印怎么能成了西泠社员，他们看重的是他写过几篇研究古印玺的文章。
我问海涛说，张先生的几篇研究古印玺的论文可看过。海涛说，看是看过，意思明白，精妙之处，就难以领略了。
张先生说，哪有什么精妙之处，我的论文，都平平实实，说清道理就行了。
我说，张先生，你这就不全是谦虚了。你以为你说平平实实，别人都会信吗？这话你自己说可以，要是我也这么说，你嘴上不说，心里定会嘲笑我，连这么明显的精妙之处都看不出来，可谓有眼无珠，有珠无水了。
张先生笑了。海涛从书架上取过《张颔学术文集》，翻到目录页上，对我说，韩先生就说说张先生的这几篇文章吧。
我说也好，反正今天也不打算谈什么，我就当一回解说员吧，好在张先生在跟前，也算是向张先生讨教。接过来翻到目录的第二页，说这个集子里，真正的古印玺论文有三篇，计《“安国君”印跋》、《“贵海”铜印释文正误》、《“成皋丞印”跋》。这三篇文章，先前就认真地看过，当时的感觉是，读张先生这类考证文字，大有读小说的感觉，至少也是故事性很强的散文，扑朔迷离又回肠荡气，清爽宜人，绝无生涩之感。海涛既诚心求教，我也就不客气了。
《“贵海”铜印释文正误》，看题名便知，是就印文“贵海”二字的正误立论，得出的结论是，有关专家释此印的印文为“贵海”二字是错的，经张先生缜密考证，应是“周渝”二字。《“安国君”印跋》和《“成皋丞印”跋》，考证的不是印文，而是印本身，又各有侧重，前者侧重的是形势，后者侧重的是制度。
张：先给小李说《“安国君”印跋》吧。
韩：一九七二年夏天，山西文物工作委员会在榆次县王湖岭发掘了一批古墓葬，其中一个古墓的出土文物里，有一枚石质印章，印文为“安国君”三字。这个墓里，随葬品极为简单，与墓主人作为一个封君的身份很不相称。从随葬品里有矛、鐏等随身武器的情况看，墓主人当为武职身份。这个“安国君”不可能是大国封爵，很可能是偏侯弱国，在局势动乱兵马倥偬之际，因某人临时有武功而颁给的封号。如果不是这样，这位安国君的墓葬，绝不会如此草率，杂厕在其他墓葬中。
封君之事，东周早期就有，到战国时代，情形各有不同。秦始皇统一以后的秦国，除了二十六年以前的封君之外，再没有封君之举。直到陈涉起义后，六国贵族趁机崛起，旧的封君纷纷恢复位号，在已经灭亡的残灰余烬里，把故国的旗帜重新树起：项梁自号武信君，楚国的英布为当阳君，赵国的李左车为广武君。同时在起义军中封君的现象也很盛行：陈涉称王以后，封大将武臣为武信君，陈余为安成君，张敖为成都君。刘邦未建立西汉王朝之前，在夺取政权的军事斗争中，封君的现象更为盛行：曾经赐樊哙为贤成君，郦商为信成君，灌婴为宣陵君，傅德为共德君，曹参为建成君，郦食其为广野君，侯公由于随刘邦父亲和吕后逃难封为平国君，娄敬由于提了一个建议定都关中也封为奉春君。这个时期，封君现象特别混乱，其名为“君”，身份地位远不如战国时显赫。颜师古在《汉书·樊哙传》的注里说：“楚汉之际，权设宠荣，假其位号，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榆次“安国君”的墓葬，作为一个封君而随葬品如此简单，正反映了当时墓主人所处的时代特点，偏土小国，战乱贫弱，与“楚汉之际，权设宠荣”，各国轻率赐爵的情况正相吻合。
这样穷举论列，已经足以说明此安国君之由来了，然而，还有一个情况，必然单独排斥在外，那就是，秦国在始皇统一之前，确曾有过“安国君”的封号。为什么不会是这个“安国君”呢？
秦昭襄王四十二年，以次子安国君嬴柱为太子，即位后为秦孝文王，其子为庄襄王，其孙即始皇帝。此人即位时五十多岁，即位的第三天即死去，葬于寿陵，在今陕西临潼县北，后来华阳太后也安葬在这儿。庄襄王四年，秦攻拔赵之榆次，四年初置太原郡，直到秦统一，这期间秦王不会以自己祖父生前的封号赐与一个普通的将领而葬于榆次。因此之故，榆次的安国君墓，也就绝不会是秦孝文王之墓。
李：会不会是楚汉纷争之际，刘邦给手下什么将领颁了这样的封号呢？
韩：也不会。楚汉纷争之际，“安国”属于赵地，刘邦不可能以“安国”封君。统一全国之后，才封王陵为安国侯，此后刘邦再也不会以安国二字封赐他人。因此，这个“安国君”也不会是汉初的封号。这样一来，此墓葬只能是楚汉纷争时期六国混乱的遗迹了。
且看当时的军事形势。
榆次在春秋时，称涂水，后置涂水县。战国时属赵国，为榆次邑。公元前二四八年（秦庄襄王三年），秦攻赵，定太原，第二年攻取榆次，置太原郡。直到公元前二〇九年陈涉、吴广起义，起义军中虽然也有封君之举，但起义军的势力，最初没有达到榆次地区。后来起义军将领武臣做了赵王，派张耳、陈馀“徇赵地”时，其作战地区在今河北省邯郸、邢台、涿县、正定一带。在秦军失去控制力之后，因应六国旧时的地区，榆次仍为赵国的范围。陈涉将领武臣死后，抬出赵国的贵族苗裔赵歇为赵王，先都于信都，后都于代。项羽把常山地区从赵国分出来，又封张耳为常山王，仍都信都。公元前二〇五年韩信虏魏王豹于安邑，接着引兵向东北击赵、代地区，在阏与（今山西沁县一带）擒魏相夏说，又东下井阱击赵。榆次距沁县不远，这时的战争，可能波及现在晋中的赵国某些地区。“安国”地望在今河北省蠡县南，在秦属恒山郡，在汉属中山国，但中山国到汉景帝时始置，故“安国”在楚汉相争之时当为赵国之地（曾经一度属于常山王张耳的属地）。
明了这样的战争形势，“安国君”印在古赵地的榆次发现，这个“安国君”必为当时赵国的封号，而“安国君”其人为一介武夫，当为战时赏功空授的爵位。
从印文上说，“安国君”三字仍然保留了战国时期六国文字的风格，而不采用秦国李斯的小篆文字，是对秦国典章制度的违抗，是六国文化的复旧。可以这样说，凡在印章风格上，具有与“安国君”印相仿佛的三字君印，大致都是这个时期的遗物。你看看，这论证多么的严密，可说是层层剥皮，直抵内心。
李：这么一方小小的石印，竟蕴含着这样丰富的历史内容，而且可以作为后人判断此类文物的标本。
韩：再说《“成皋丞印”跋》，如果说前一篇最见张先生考证的严谨，这篇见出的，则是张先生考证的智慧。我所以说，读张先生的考证文字，大有读小说的感觉，扑朔迷离又回肠荡气，主要是从这篇文章得出来的。
读张先生的《学术文集》，你会发现，他所写的研究文章，大多带有工作性质，山西哪儿挖出了什么东西，经过一段时间的琢磨，有了心得，便写成文章发表。从文物出土，到写成文章，间隔时间都比较长。另两篇谈古印玺的文章，《“安国君”印跋》是山西文物工作委员会早在一九七一年在榆次出土了一方石质印章，他经过研究，写成文章，直到一九八〇年才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上发表。《“贵海”铜印释文正误》，是看到一九八七年《文物》第六期上《山西朔县秦汉墓发掘简报》文中，对西汉前期墓葬出土的一枚铜印的释文有误，才写了文章纠正，可说也与山西有关。他是山西考古研究所的所长，就山西的出土文物写点什么，是本分，也可说是职责所系，不得不然。
《“成皋丞印”跋》的写作缘起，先就非同寻常。不是看到什么山西出土文物，是看到《天津文物简讯》上说，天津文物收藏家周叔弢先生将一大批多年收藏的珍贵文物捐献给国家，捐献品中，有古玺三百多方，其中有汉印“成皋丞印”一方，引起了张先生的注意。给他的朋友，在天津文物部门工作的尤仁德先生去信，托尤拓一印模给他。
张：印模拓回来，我也嘀咕，能写成一篇什么文章呢？考证制作时代，还是研究字体的变迁？
韩：若是这样，也只能是一篇普通的考证文章，没什么称奇之处了。李：让张先生歇会儿，还是你说吧。
韩：且看张先生是怎么写的。先说了这个印模是怎么得来的，写信之后，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尤先生即寄来了。对印文的评价，也极简略，只说是“从其印文字形和章法上看，虽然不能说是汉印中之上乘，但字体端庄，笔力老到，堪称佳品”。印是汉印，品相不错，堪称佳品。注意，不是绝品，对一方古印来说，说到这儿，还有什么可说的？这么开头，几乎是绝了自己做文章的路子。往后，要么是绝处重生，要么是另辟蹊径，再不然就只有掷笔作罢了。
你看他老先生是怎么接下去的。绝不故作惊人之语，只是以平常的语调，说他“所以对此印特别注意的原因，是因为它曾涉及到历史上有关古印文字方面的一段史话，同时这方印章又能反过来为这段史话提供有趣的印证”。原来有这么大的意义！
怎样的一段史话呢，且看：据《后汉书·马援传》记载，光武帝建武十七年（公元四十一年）马援出兵交趾时，“玺书拜马援伏波将军”。李贤注引《东观记》载，受封后马援曾上书云：
臣所假伏波将军印，书伏字犬外向，成皋令印，皋字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县长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为信也，所宜齐同。荐晓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国印章。
文中“向”同“向”。此上书得到皇帝的批准，“奏可”。
这段历史记载说明，东汉建武十七年以前的成皋丞印的皋字是四字下面一个羊字，而成皋令印的皋字却是白字下面一个羊字，成皋尉印的皋字又是白字下面一个人字，人字下面一个羊字。也就是，马援当时看到了成皋县长吏三印中的皋字篆法非常混乱，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提了出来，建议遴选通晓古文字的人，由朝廷统一领导来订正“郡国印章”。
李：任谁看到这儿，都会惊异，怎么就能想到这儿，怎么就能钻进这么个旮旯角儿。
韩：从《东观记》中可知当时皇帝批准了马援的建议，但对印章上混乱的文字究竟如何“齐同”，却不得而知。从周叔弢先生捐献的这方“成皋丞印”来看，上面的篆体“皋”字，乃皋字的正体。它对马援所指成皋县其他令、尉两印中的“皋”字不但“齐同”而已，而是得到了彻底的纠正。故此可知，这方印章当为公元四十一年以后所制。同时我们可以想象，东汉建武年间，对当时的郡国印章文字，根据马援的建议曾进行过一次划一的整顿。
考证至此，已然豁朗。停在这儿，显然不是张先生一贯的作风。他的考证，从来就是穷追猛打，不翻个底儿朝天不肯罢手。
成皋县为西汉所置，是否西汉时的官印文字比较正规统一，不像东汉时马援所说的那样混乱呢？也就是说，周叔弢所捐献的这方印章，非是建武十七年以后所“正”的遗物，而是西汉时期的遗物？经过一番详细的举证，张先生得出的结论是，此印确为建武十七年以后所正的遗物。我们也就明白了，这方印章的发现，对篆体的变迁有着怎样不同寻常的意义了。
马援上书，是因为颁给他的伏波将军印上的“伏”字“犬外向”所引起的，张先生顺便也对“犬外向”作了一番考证。考证的结果是，犬外向、内向没有特别的含义，与外向相比，内向还是有违习俗的。考古发现，殷商墓中有颈系铜铃的警犬，犬的“头向大多与墓主相反或头朝外”。从《周礼》一书也可以看出，无论做何种用项的犬，在字形或字的偏旁组合中，都没有赋予相应的专义。马援所以上书认为“伏”字“犬外向”者为错误，乃是拘于当时的字形习惯而发的议论，实际上作为“伏”字来说，犬的内向外向，没什么不同的意义。
难能可贵的是，马援在当时作为一个将军，于戎马倥偬之际而对印玺文字那样关心，向皇帝提出了“正郡国印章”文字的建议，从而获得皇帝的批准，采取了措施，这也是我国古文字和篆刻历史上一件有意义而值得记述的事情。
李：这下该结束了。
韩：末了还不忘发一通感慨。说事隔近两千年，现在我们的篆刻界只注意了艺术而忽视了文字的正误，错字连篇不可数计，有的把“百花齐放”四字印的篆体“百”字，竟误书为篆体“白”字，成为单一色的“白花齐放”。一字之差，义便相违，欲颂反讥，岂非大谬，伏波将军如生于当今，必上书不暇。海涛你听听，必上书不暇，就是说，马援若生于当今，一定会一道一道不断气地给皇上上书，这话多刻薄，又多犀利。就这，你们平日还说他多么厚道。
李：韩先生又开起玩笑了。
韩：全文将近四千字，不要说见解的精辟了，光从章法上说，也堪称美文，峰回路转，美不胜收。《“贵海”铜印释文正误》就不说了，你是学篆书的，细细品味，不难明白。
说到这儿，想起件事，对张先生说，先前跟你说过，考古所的张庆捷先生，曾给我提供过一材料。说几年前，他带人在大同一处名为“操场城”的遗址作考古发掘，得到一方古代小铜印，对印上文字不敢断识，拿回太原送到你这儿请教。你这儿有极好的印泥，数次拓下辨识，终于解开了印文之谜。庆捷说起此事，对你的这种本事，很是钦佩。
张：这事儿我记得，过后我给他写了个短短的说明，他拿去署上我名字在《考古学报》上发表了。庆捷是行内人，懂得规矩，给了别人，夹在自己的文章中，什么也不说就是自己的了。
说到识印，我问张先生，以你的年龄，怎么想起加入西泠印社。张先生说，是他的学生李元茂先生向印社推荐的。元茂原在山西，后来去了海南，怎么推荐的就不知道了。印社有规定，入社者都要写个申请，他也写了。他这是特邀入社，手续不过是个形式。我说想看看他当年写的申请，他说只写了两句话，表明愿意加入，没有留底稿，送去就批了。
我说，特邀入社，这面子是给足了。听说最近林鹏先生也加入了。
张先生说，林先生是治印高手，且有《蒙斋印话》行世，加入印社是理所当然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