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六日上午，会议如期召开，地点在迎泽公园园林处。参加者有徐宪章、焦双印诸人，园林处主任后来也来了。这次会上做了几件事，一是张先生把无影塔的三张照片，还有关于建塔的各种数据全交给了焦双印。二是看了玫瑰园地址，觉得玫瑰园比南门内地址更好一些。三是据焦双印估计（青石塔、基台边及栏杆）工料需一百万元。四是拟订方案、送批施工图纸，均由市园林局负责，要求一年半完成（大致）。五是动工时请谷文波主任来奠基。六是从即日起，开始进入正式工作。
五月间，徐宪章还来张家，说了他将公园开会的情况，向市园林局领导同志汇报的结果。确定今年（一九九一年）无影塔建造工作进度如下：（一）制订方案，（二）作施工图，（三）确定预算，（四）报城建委审批，（五）破土动工，跨年度于一九九二年完工。工程款一百万元，分两年投资。
看到这儿，我抬头对张先生说：事情至此，按说已万无一失啊。张先生苦笑一声，说：谁能料到，后来竟是“一失无万”！
我再看下去。七月二十三日，张先生从汾阳杏花村酒厂归来，儿子告知，徐宪章来说，无影塔不能用石头，要用砖，用砖五十万元可以完成。下午张先生给徐宪章打电话，徐说：今年怕不能开工了。太原市园林局及迎泽公园的同志说，他们对此兴趣不大。用石头建塔需一百多万元，钱太多，只能造砖塔。张先生说，他同意造砖塔，但可用琉璃翦边，量天尺必须用石头，如果迎泽公园不感兴趣的话，是否转移到晋祠或双塔寺。
八月底，徐宪章还来过张家一次，仍是说，看来今年不可能动工了，城建处还没有批出计划，没人动手拟定，没有积极性。又说，现在只能批五十万，不需要占城建局的钱，市委另给批，还是有希望的，不可能告吹。三是希望张先生跟谷主任联系一下，请对方敦促张希升副市长抓一下。九月初，张先生给谷文波去了一封信，希望谷催促一下，把这件事办好。此后，他还给时已调任省委副书记的王茂林同志去过信，也是希望能关照此事的进行。王书记委托秘书刘传旺同志转告张先生，让他放心，说王书记说了，这是件好事，他会过问的。这期间，张希升也告诉张先生，他已跟刘传旺同志通过电话，说王书记已把他的信批转给文波同志了。下面几句是这件事的收尾，也是张先生的原话：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下午，徐宪章同志来舍下说，文波同志已不在位了，张希升副市长也不在位了。看来无影塔事已办不成了，并说过了“五一”，我回介休参加县改市的揭牌仪式回来，即把模型退还我。我请他转告市园林局焦双印同志，把三张照片及各项数据退给我。
五月四日下午，徐宪章同志将无影塔模型送来。
这场事情即告吹。这才是真正的无影塔，我将作诗纪念。
张颔公元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下午六时于宿舍我说，看了这份备忘录，我觉得，几个领导，是真心想办成这件事。但下面的人，一开始就不怎么热心，起初是应付，后来就是磨蹭着等市里的两个领导下台了。有人总认为领导说了顶事，就不知道，在中国办成一件事多么难，下面人审时度势的能力有多么强。
又问后来可写了诗。张先生说，当时很想写一首长律，就像《僚戈之歌》一样，把这事情细说一遍，把心里的苦诉一诉，唉，时间一长，气也就消了。也许原本就不该给他们说那些话，多情惹得无情恼，只可说咎由自取，自讨无趣。
我笑着说，你还是有长进的。不过，也不要生气，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做了这么精美典雅的一个无影塔模型，后世的人看了，不会说你做得不好，只会说其时的政府机构没有这个眼力。放心吧，光你这个模型，就是个极有价值的文物。多少年后，不定哪个民间人士，会出资建造的。
张先生说，怕这辈子是见不上了。
我说，我也是这么看的。说罢又觉得，是不是孟浪了些。复念，说他会看上，后果更严重，不止是扯谎而是嘲弄了。
时间还早，这个话题已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上次访谈后的一个连带话题，何不趁此机会谈谈。上次大任学长谈张先生学术造诣时，隐隐约约地，我感到一些疑惑，就是在张先生早年的知识储备，中年的多方修炼，与这样高的学术成就之间，似乎少了点什么连结。这样的措辞未必妥当，或者该说是一种自然的过渡。这个跨度，实在是太大了。
委婉地提出这个看法，以为张先生会面色不悦的，不料老先生微微一笑，说你的思考有道理，该问，别人只是背后嘀咕，不会这么当面提出。研究盟书，疑难处甚多，有些驾轻就熟，一看即可勘破；有些旁搜远绍，会豁然贯通；有些穷极八荒，栏杆拍遍，也难有一得；有些虽有心得，却难以定夺，这就要请教高人了。比如古天文学，我也懂得，却不能说精通。在这方面，我有个老朋友，也可说是老师，不时请教，互相切磋，受益不少。
敢问是何方神圣？我急切地问。
张先生言道，就是先前跟你说过的，已成了天上一颗小行星名字的席泽宗先生。说罢撑持着站起，说他存有当年与席先生的通信，看看就全知道了。
取来了。说是通信，只有席先生的回信，没有他的去信。不过，从这几封信中，仍能看出当年为探讨盟书中的天时问题，晋京之间，信函交驰的情景。写于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五年之间，正是张先生整理盟书时期。
探讨的焦点，集中在对“十又一月甲寅朏”的解释。在这上头，席先生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一面径直说明，一面又指示进一步探索的方法。比如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六日的第一封信中，席先生说：
关于侯马盟书中的年代问题，您的见解似乎不能成立。据一九六六年《文物》第二期摹本，十六号坑第三号小玉片文字为：“十又一月□□乙丑。”“十又一月”是不能变的，晋用夏正，鲁用周正，这也是肯定的。于是晋国的十一月，便是鲁国的次年二月，与十二月联系不上。再退一步说，晋国的闰月没有放在年终，那就和十二月联系上了。但是“十又一月”和“乙丑”之间的两个字不清的地方，又怎样能解释成“甲寅朔”呢？在春秋期间，似乎没有这样纪日的方法，即先说月朔的干支，再说当日的干支。因此单凭这条月日的记载，来考订其年代，恐怕很难，主要还得依靠其历史内容了。
大概后来的信中，张先生说一个原先看不清的字，现在看清了，是“朏”字。又去信请教，席回信说：
《盟书》中的干支问题，恐怕只能作为问题提出，暂时不易解决。“甲寅”与“乙丑”之间模糊不清的字，若作为“朏”字考虑，似亦难成立。因为①与《尚书·毕命》中的“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不相当，其间没有“越”或其他类似的字；②《毕命》系西周初年康王时的作品，当时可能还没有“朔”的概念，故用“朏”，而《盟书》系春秋末年的作品，当时历法已相当准确，“告朔”成了主要的礼节，“朏”已不用。《历代长术辑要》中周敬王廿四年（鲁定公十四年）的朔闰干支如下……
到了一九七五年六月间，张先生写成《侯马盟书历朔考》，寄席先生征求意见，同年七月十日席回信，先说来信及大作收到拜读，继说，盟书的历史内容，只听您口头说过一点，详情不了解。单就这篇天文考证来说，觉得有以下几点值得讨论。
首先“十又一月甲寅朏”的“朏”字，是否完全可靠？有没有可能是“朔”字？这一点请仔细考虑一下。
其次，朏是初二或是初三，游移的时间范围虽仅两天，但年代可差出十年。若甲寅为初三，则初一朔为壬子，时间为鲁定公五年；与您所定的鲁定公十五年，相差十年。就是甲寅朏是初二，初一朔为癸丑，也还可以是鲁定公十年。所以单用这个办法，定不了具体年代。要用，就得把各种可能年代都列出来，然后用其他办法再把别的可能年代排除掉，才有说服力。像现在这样写法，别人会说您只顾一点，不计其余。
此外，信中还提出几点小的纠错。比如“三月庚辰之日也”中“庚辰”应系“申辰”之误。这几点小的纠错，在后来出版的《侯马盟书》都改正了。对此信中提出的问题，张先生看信的当时，都有批语。第一段的批语是：“铁证如山，无可动摇。”第二段是：“好得很！”对纠错的批语不一，有的是“好”，有的是“查一下”。
多年来，对盟书年份的考证，只能说渐趋认同，难说定于一尊。张先生尽可斩钉截铁，一点也不妨碍他人持之以恒。在泰半靠推勘考证的古文字学界，理占三分，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再正常不过。即如张先生对盟书考证，按他自己的说法，该是“铁证如山”了。且说那几个关键字，一九六六年《文物》第二期上刊出的是“十又一月□□乙丑”，一九七五年六月寄席的《侯马盟书历朔考》上，就成了“十又一月甲寅朏”（与后来出版的《侯马盟书》一致），我们总不好说经过近十年的时间，盟书石片上的文字经过一番鱼龙变化更为清晰了，只可说张先生和他的同事们的研究，更其深入也更其精细了。好在那块珍贵的玉片，先后出版的两种《侯马盟书》上都有，有照片也有摹本。倘若某位高人据此考证出决然不同的结论，我一点也不奇怪，更不会据以低估张先生当初研究的价值。张先生坦然拿出席先生的来信，便是一份绝大的自信。
我说了自己的看法，张先生说：尽心力而为之，或有加焉。听出来了，是《孟子》上的一句话。又吟了一首诗：
未济终焉心飘渺，百事翻从阙陷好。
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
也听清了。是清人龚自珍的一首诗。当年央视《大家》摄制组给他做节目时，末后也是吟了这首诗。
老先生有这样的胸怀，我还有什么多余的话可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