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原指男子，以后作为男子的美称。古代士大夫的嫡子以下，皆称为夫子。从孔子起，开始有私人讲学活动。孔子的门人尊称孔子为“夫子”，简称“子”。自此相沿成风，弟子纂述老师言行思想的书便以“子”为称呼，这便是子书命名的由来。这一类的书渐多，古代的史学家、目录学家为了记录的方便，就概括称为“诸子”。例如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有“诸子略”，唐魏徵监修的《隋书·经籍志》有“子部”之设置。以后研究诸子的学问称为“诸子学”，省称为“诸子”或“子学”。
诸子原指周秦之际诸子百家的学术。当时出现很多卓越的思想家，创立种种精深的哲学思想，传授门徒，形成学派。这些思想具有极大的创造性，而且他们的议论确实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以致历代的学术无不受到影响。诸子的时代，成为我国学术史的黄金时代；诸子的学说，直接进入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中，落实在思想言行上。
诸子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各国诸侯，势力庞大，相互争雄。周天子无法号令天下，不论政治，社会、经济、教育各方面，都产生了剧烈的变革。
周代所行的封建制度，已经因为诸侯之间称霸争雄彼此蚕食并吞而逐渐崩溃。从社会方面来看，周代世袭的贵族阶级社会，已经因为平民崛起而根本动摇。从经济方面来看，由农牧业而发展出商业，商人地位提高，经商致富的人取代贵族成为新地主，“世居其土，世勤其畴”的农民，随着商人势力的扩张，大量人口开始流动。
周朝所行的是贵族政治，只有贵族子弟才有受教育的权利。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政治社会的变动，使平民渐渐有机会受教育，出身平民的才俊之士数量大增，更富于使命感。他们面对时代的课题，著书立说，彼此论辩，学术越来越兴盛，就此开启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创建了我国古代最宝贵的学术遗产。
《庄子》篇及《荀子》篇论及很多思想家，然而并无儒、道、墨、法、名家的名称。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把先秦时代的学术分成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中国学术史上正式以儒、墨、名、法、道德、阴阳为诸子流派肇始于此。班固《汉书》依刘歆《七略》立《诸子略》，更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10家。其中小说家除外，亦称九流。
诸子彼此都有关系。儒、道、墨可谓完全独立的门派；名家、法家由此三家分出，而阴阳家是春秋以前就已存在的旧学问；至于纵横家，是说客游说各国的两种谋略（连横、合纵）；杂家之作，杂录各家言论，并无中心思想；农家的许行、小说家的宋钘均无著作流传，必赖《孟子》、《荀子》记载方知言论大要。由此可知，10家虽然齐名平列，其学说之内涵与价值，却不能相提并论。
春秋战国时代，是诸子之学最兴盛的时期。秦国统一六国，建立了秦朝。虽有焚书坑儒之举，诸子之学仍保存在官方的博士之手。汉朝初期，诸子之学盛行如故，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才结束了百家争鸣的盛况。
“儒”字的本义是“柔”，又作“术士”之称。从《周礼注》的记载，可知儒者是古代职掌教育的人，具备相当的学问与崇高的人格，是学者兼教育家。在《庄子·天下》篇中称之为“邹鲁之士，缙绅先生”。
从儒家的典籍来看，周公是儒者宗师。但是儒者形成学派，却是孔子以后的事。《淮南子·要略》说“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明显地将孔子视为儒家的创始者。
孔子在世的时候，已有“四科”的名目，此即《论语》中所说的“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可知孔子弟子中，已因性格和能力的不同，而有4种发展倾向。
《韩非子》篇的记载，孔子死后有8种儒学的分支，即“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公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汉书·艺文志》更著录了31家先秦儒家的著述，只是这些儒家的分支若非残存不全，便是学说不纯。今天提到先秦儒家，还是以孔子、孟子、荀子作为代表人物。《论语》、《孟子》、《荀子》是儒家代表性的典籍。《论语》、《孟子》既已被列入经部，存于子部的仅有《荀子》而已。
荀子名况，时人尊称为“卿”，故曰荀卿。赵国人，生于周赧王二年（前313），卒于秦始皇九年（前238）。15岁（据王叔岷先生考证）游学于齐国，后至楚国。春申君很赏识他，任命他为兰陵令。春申君死后，荀子也废了官，就此长居兰陵。他的学说根据孔子而来，著有《荀子》32篇。
在儒家的典籍中，《论语》、《孟子》都是弟子纂辑而成的“语录”。而《荀子》一书，则已超越语录的形式，使用比较富于逻辑思维的论文方式写作而成。作者虽是荀子本人，可是现在流传的《荀子》32篇，经过历代的传抄、整理、印行，已不是本来的面貌。而这也是先秦诸子著作普遍面临的问题。
《荀子》一书，起自《劝学》，迄于《尧问》。其中《成相》是用民间乐曲的体制写成的劝谕文，《赋篇》是用赋体写成。虽然如此，今本荀子中，《正名》、《解蔽》、《富国》、《天论》、《性恶》、《正论》、《礼论》等篇章，字句错误最少，且为荀子学说精华所在。
心性论是儒家思想的精粹，孟子、荀子都是发挥孔子思想的儒者。孟子从人人皆有“四端”之心，提出“性善说”。荀子由于对心性的认知异于孟子，而提出“性恶说”。大体说来，孟子的“性”，相当于“人的自觉心”；荀子的“性”，相当于“人的本能”。荀子从人的自然本能证明人之性恶，但是不否认人可以为善。他认为：其善者伪也。所谓“伪”就是“人为”，就是“变化气质”的意思。
要变化气质，必须仰赖学问。具体地说，就是以礼乐作为教育的工具。因此，荀子重视师法，弘扬礼乐。荀子从理智的精神，把“天”看做“自然实体”，主张“制天用天”，反对“天人祸福”之说。此外他从认识心的辨析中，发展出初步的逻辑思维；从君臣的对待关系中，提出“尊君贵民”、“富国强国”的思想，都有相当的开创性。
相传道家源出于史官，史官之设置又可以溯源到黄帝，故道家的典籍常把自己的学说托始于黄帝。其实，道家的思想或许可追溯到上古。道家形成学派，却是老子以后才成立。而庄子的学说源于老子，所以论及道家的人物时，应以老子、庄子为代表。
“道”的本义是“路”，又可解作“术”，都指人们共同行走的道路。《庄子·天下》篇开始把“道”、“术”二字连言，指称古代的学术。在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一文，原称为“道德家”。司马迁在《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说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至班固《汉书·艺文志》才简称为“道家”。
老子的生平，最早见于《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从这篇传记我们大致知道：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约生于周灵王初年，曾任周之守藏史（又称为柱下史），职掌方册图书，因此能够博览群书，纵观世变。相传孔子曾经问礼于老子。老子看到周室衰微，于是离周而去。行至函谷关的时候，有一位名叫喜的关尹，强使老子著书，撰成《道德经》五千余言，然后不知所终。
《史记》说得很清楚，《道德经》是老子撰成的，庄子和韩非子也都引用过老子的言论。《老子》之所以称为《道德经》，可能是取用上篇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与下篇第一句“上德不德”中的“道”与“德”二字而成。全书原先究竟分成几章，今天已经难以察考。现在流传的版本，不论是王弼本还是河上公本，都分成81章。上篇37章，下篇44章。共5200余字。
《道德经》一书使用“韵文体”来表达思想，和孔子、墨子使用问答式的语录体颇为不同。这是因为我国古代有南北文化之分，南方人喜欢用韵文，北方人喜欢用散体的缘故。《道德经》之中某些章节颇似《楚辞》，甚至被视为《楚辞》的前身。
“道”是老子思想的核心。在《道德经》一书中，有很多对“道”的描述。天地万物的本源是“道”，天地万物都由“道”所创生。而“道”是一种虚无恍惚却实际存在的东西。在创生万物以后，便内存于万物之中，衣养万物。这一种创生活动，永不竭尽，因为“道”的运作是循环反复的。
“道”的运作，既然是循环反复的，因此天地间的事物也就有正有反、有高有低、有长有短、有贵有贱、有吉有凶、有祸有福。然而，这种相反对立的关系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时游移的。既然正反互变，祸福无常，那么人应该如何自处呢？老子提示的方案是：“守柔”、“无为”与“不争”。老子说：“坚强者，死之徒。”又说：“柔弱胜刚强。”又说：“柔弱道之用。”这些话语，最能透示老子人生哲学的观念。在自我的领域中，老子主张“无为”，无为才能自作主宰；然后在经验世界中，发挥“无不为”的支配作用。在应世的原则上，老子主张“不争”，不争才能“无尤”，不争才能使“天下莫能与之争”。
整体看老子的思想，实以“自然”作为学习的对象。“自然”是“道”的精神所在。唯有因循自然，才能可大可久。他主张绝圣去智，绝仁去义。凡能桎梏人性的文明制作，都在排斥之列。“小国寡民”、“安居乐俗”是老子的政治理想。
庄子的生平，也见之于《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庄子名周，宋国蒙县人。生于公元前370年前后，卒于公元前295年前后。他的生活年代大致和梁惠王、齐宜王、孟子同时，可是和孟子不曾见面。他曾做过蒙县的漆园吏，一生贫穷，但旷达不羁，不求富贵。他有超卓的理性能力，又有至深的感性能力。他自期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鄙视万物，不问是非，和世俗相处。他与惠施经常往来，是学问上的论敌，道义上的好友。
庄子的著作又被称为《南华真经》，全书原有52篇，现存33篇。至晋代郭象，编定为《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内篇》7篇的篇名，分别是《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其不论行文方式或思想内容，都能前后一贯，自成系统。大致可以肯定是出自庄子手笔，最能代表庄子本人的思想。
至于《外篇》、《杂篇》中的篇章，人们认为可能是庄子门人及后学的作品。这是因为立论点颇不一致，叙述的故事常常互相抵触，又常引用庄子自身的言论。虽然如此，《外篇》、《杂篇》却是从《庄子》到《淮南子》之间，道家思想的桥梁。
《庄子》一书中，不喜欢从片面的角度来看待事物，善作迂远无稽的议论，放旷不着边际的文辞。大概是认为当时天下风气沉迷浑浊，无法讲述庄严正经的理论，所以故意使用变化不定的方式、虚构的寓言来阐明他的学说。由于这个缘故，《庄子》被后人看做哲学与文学高度融合的典范，同时拥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从思想的发展来看，庄子继承老子的哲学，也肯定“道”是创生万物的本源。他更进一步说明“道”是“非物”，是先于万物而存在的精神性本体。从“道”的角度来看，万物是齐一的，无所谓高低贵贱。从万物齐一的观点出发，不仅事物是相对存在的，连人的认知能力也是相对有限的。由此，他主张“泯是非”、“薄辨议”，进而主张“齐物我”，并且由此得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的结论。
为了达成“齐一物我”的理想，他提示了一系列修养心灵的方法。在《逍遥游》中，庄子讲了一段鲲鱼变大鹏凌空而飞的寓言。提示我们真正的自由自在，是不必依赖任何物质条件的。这就是“无待”。
在《大宗师》之中，庄子又编造了一则颜回向孔子报告自己修养的对话，说明“无己”的道理。在庄子的观念中，“无待”、“无己”能使人的心灵绝对虚静，而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
庄子站在超越而相对的立场，齐一是非善恶之分别，破除生死寿夭的执著，替人类开启了另一片视野。本质上，这是-种艺术性的精神境界。在此，人们可以拥有绝对的精神的自由。在这样的理念下，庄子自然主张取消一切礼法、制度，甚至音乐、工艺等文明制作，而希望建立一个“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同乎无知”、“同乎无欲”的“至德之世”。
综合来看道家的思想，其目的在于彰显一种纯粹精神的自由。内在方面，不能修心而成就道德；外在方面，不能成就文化业绩，但是独能成就一种超脱现实的心灵境界。透过道家思想，可以使人更为达观，更为乐天安命。道家思想在乱世往往成为知识分子心灵的避难所，原因就在于此。
墨家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夏禹。这是因为夏禹治水时，那种“菲衣食、恶衣服、卑宫室”的刻苦精神和墨家的精神很接近。墨子十分称道，以后的墨者以此相尚。《庄子·天下》篇、《淮南子·要略》便根据这一点，认为墨子之学是继承夏禹而来的。
“墨”字原指黑色的书写颜料，其后引申为“绳墨”之意。“墨”又是古代刑法之一。墨子主张刻苦，而其从学门徒，大多囚首垢面，面目黧黑，又自奉甚俭，送死甚薄，重在引绳墨自矫，因此以“墨”作为学派名称，称为“墨家”。
然而《淮南子·要略》也指出：墨子曾经学习儒家的学术，独对儒者“其礼繁扰，厚葬靡财”感到不满，才“背周道而用夏政”。再看《汉书·艺文志》记载：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所以墨家之产生，可能是承继夏禹的刻苦精神，扩充古代人的尊天思想，运用古代的宗教组织形式所建立的学派。
墨子是墨家的祖师，前人都以为他姓墨名翟，鲁国人。见之于载籍的传记资料不多。在《孟子》、《荀子》、《列子》、《庄子》、《韩非子》中皆称为“墨翟”，或单称“墨”。在高诱注《淮南子·修务训》、《吕氏春秋·当染》篇并云：名“翟”；唯江珠《读子卮言》“论墨子非姓墨”一章，认为“墨”非“墨翟”之姓，算是比较新奇的说法。
墨子生活的年代，大致在孔子以后、孟子之前。《孟子·滕文公下》载：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韩非子》则称儒、墨为“显学”。《墨子》原有71篇，今存53篇。这本书非作于一人，不成于一时。大都是门弟子所记述，说是墨家学说之总集也无不可。其中《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又称为《墨辩》。而《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非儒》等篇，最能表现墨子之思想，是全书的精华。
《墨子》思想的核心观念是“兼爱”，但是“兼爱”不是道德性的主张，而是着眼于治乱的功利性主张。墨子以为一切混乱起源于不相爱，“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天下人若能彼此相爱，就不会有强凌弱、众暴寡的现象产生。“兼爱”也是上天的意志，顺天意、兼相爱，必得天赏；反天意、别相恶、交相贼，必得天罚。墨子的兼爱、利天下，具有游侠的精神。
由“兼爱”的原则，墨子又提出“尚贤”和“尚同”的政治主张。他主张不论血缘关系的远近亲疏，“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而“天子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可是，天子如何顾天之意呢？墨子的答案是：兼爱天下之人。根据“尚同”的原则，百姓要上同于天子，天子要上同于天志。这样，墨子也建立了一套权威主义的观念。
基于兼爱的原则，墨子反对战争，此即“非攻”之主张。墨子把战争视作亏人不义之最大者，攻伐所得，往往不如所丧之多；有时攻伐别人，适足以使自己亡国。君子应兴利除害，不可不非攻。
此外，墨子以儒为论敌，反对儒家天命的说法，改以“天志”、“明鬼”之说。又就儒者烦饰礼文，不事生产，讥议儒者礼文为虚伪，由非议礼文，从而主张“薄葬”。另就音乐“不中圣人之事”、“不中万民之利”，足以废事，无利天下，从而有“非乐”之说。因为墨子太过于重视功利与实用，所以荀子评之为“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
墨子大概死于战国初期，身后墨学正盛。前期墨家之著者为宋钘、尹文。后期墨家，至庄子时分为南北两派：北为“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为“苦获、己齿、邓陵氏之属”。根据《韩非子·显学》篇记载，分为三派：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趋合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墨。
墨子后学的思想已经很难考察详情，但是仍可以从《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这六篇来了解一个大概。这6篇作品内容十分驳杂，有辩护墨子思想者，有阐发墨子思想者，也有涉及逻辑思维及粗浅的科学思想者，更有涉及其他哲学者。
墨子后学的时代，主要的论敌是名家的辩者。因此，墨家的后学努力研究辩论技巧以及逻辑问题。在墨辩之中，比较重要的部分便是对“同异问题”、“坚白问题”、“诡辩问题”之讨论与驳斥。这些论辩的成果，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有其不可抹杀的贡献。
法家的兴起，与春秋以来诸侯之间互争雄长有关。他们心中最关切的问题是：如何富国强兵，如何进行有效的统治？法家诸子，依其学说的中心思想，各有不同的侧重和强调，可以分成三大派别：一是重势派，以慎到为代表；二是重术派，以申不害为代表；三是重法派，以商鞅为代表。至于韩非，则认为势、术、法三者不可偏废，成为法家之集大成者。此外，战国时代，假托管仲所作之《管子》一书，亦为法家之重要著作。
“法”字，原作“灋”。从水，取其平直如水。从扁去，相传离为神兽，能以一角触不直之人。“法”字为“溏”之省文，有求平直之义。其后引申为“宪令”、“刑罚”、“准绳”之义。《韩非于·定法》篇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不别亲疏，不论富贵，一切是非功过，以“法”作为论断标准。这是法家的精神，也是法家命名的由来。
慎子名到，赵国人。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慎到曾学黄老之术。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慎子》42篇，《注》云：名到，先申韩，申韩称之。可知慎子是战国时代的人，生活年代比申不害、韩非早。他的著作大半亡佚，唯有《威德》、《因循》、《民杂》、《知忠》、《德立》、《君人》、《君臣》7篇留存传世。慎子的思想中，含有道家的成分。他主张因循自然，顺应情势，则本自老子。他主张“齐万物以为首”，则与庄子相同。他主张弃知去己，更是道家共守的要旨。所以，慎子是由道家转变为法家的人物。
在《慎子·威德》篇中，他说：有雾的时候，腾蛇可以漫游雾中；有云的时候，飞龙可以翱翔云端。一旦云雾散去，腾蛇飞龙便和蚯蚓无异。为什么？因为它们失去了遨游飞翔的凭借。相同地，一个贤者之所以屈就在不肖的人之下，是因为他权轻；一个不肖的人肯臣服于贤者，是因为他位尊。可见“权势”与“地位”是何等重要。
在《威德》篇中又说：“法”虽不善，还是比“无法”好。法令制度、礼仪书籍，目的在于建立公正的规范。凡是建立公正，都意味着要抛弃私人的、自我的立场。在《君人》篇中，又从人君的立场主张：法以公平为原则，信赏必罚，唯法是赖。因为人君若不依法赏罚，而是自由心证，那么受赏再丰盛，臣下仍不满足；受罚再确当，臣下仍然怀有怨恨。由此可知人君须有威权，才能驱使臣民。身为人君，一样要信守法律。法家一贯主张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正是慎到开启的观念。
申子名不害，战国时代郑国京邑人。《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载：申不害，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15年，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汉书·艺文志》著录了《申子》6篇，今已全部亡佚。但从《韩非子》征引《申子》的遗文及前人对《申子》的记述中，仍可考其大概。
申子的学说，以黄老一派道家思想为本源，特别重视刑名。申子在当时的法家以注重用“术”出名。所谓“术”，就是看能力授官位，依官位要求职责，掌握生杀的权柄，考核群臣的成效，是一种执掌在人君手上的看不见的东西。
这一种“术”，是不能随便显露真相给臣下的。因为臣下会有种种巧诈的办法去适应君主，只有清静无为可以避免臣下的揣摩与适应。君主要做到看清别人看不清的，听懂别人听不懂的，遇事能自行决断，也就是要怀抱利器，但是高深莫测。
然而，作为一个国君，还是要以法令显现尊严。他说：“令之不行，是无君也。”一个圣君，应该“任法而不任智，任术而不任说”。应该“明法正义，若悬权衡”。可知申不害的中心思想在于“重术而任法”，权术的运用只是人君必要的手段，法令才是最终的准绳。
商子姓姬名鞅，原为卫国的庶公子。春秋时期，凡是诸侯的旁支子孙都以“公孙”为氏，所以又称公孙鞅。起先是魏相公叔痤的手下，没有受到重用。听说秦孝公征求贤才，于是投效秦国。定变法之令，使秦国国富兵强。因为建了大功，封于商，所以改称商鞅。《汉书·艺文志》著录了法家《商君》29篇，今存24篇。《商君》并非商鞅自著，而是后代研究《商君》之学者，追辑其法令与言论而成。
商子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对“法”很重视。所谓“法”就是官府颁布法令，使人民相信赏罚绝对要实施。奖赏是赐给守法的，刑罚是处分违令的，这是人臣所必须遵守的东西。他认为，治国之道有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法令必明，赏罚必信，令出必行。
他重视农业，以达到国富的目的；他奖赏军功，鼓励国民好战；以重赏重罚，严厉整饬内政；修守战之具，和各诸侯国争雄。秦国行商鞅的新法，奠定了统一六国的基础，功劳不小。但是商鞅过分重视法令的效用，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惜主张“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又一味尊重人君，卑视臣下，泯灭人性，所以有很大的流弊。
韩非子姓韩名非，是韩国的公子。生年不详，秦始皇十四年（前233）卒。《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说他：“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本归于黄老。”又说他：“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于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可见他的思想与道家、儒家都有渊源。《汉书·艺文志》著录了法家《韩子》55篇，和今传的《韩非子》篇数相合。
韩非是荀卿的弟子，他承继了荀子性恶说，认为人无善恶意识；也承继了荀子的“尊君”说，强调人君的利益至上。又袭取了道家虚静的修养理论，强调人君应以静制动，驾驭臣下。此外，他吸收了法家前驱的思想，建立了一个以法治为基础，集“法”、“术”、“势”于一炉的政治思想体系。
他反对儒家尊贤之说，认为人才不值得仗恃，唯有“法”才是治国的根本。一个有道的君主，应该“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作为人君，必须以“利”来获取人心，以“威”遂行意志，以“名”作为上下追求的目标。
他认为一个万乘之王、千乘之君，能宰制天下、征伐诸侯，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有“威势”。他主张运用权术的手段，来维护人君绝对的权力。对于不能绝对臣服的下属，不惜忍痛去除。为了维护人君的“威势”，他主张统一言论。同时，要以“刑德二柄”来宰制群臣。什么是“刑”呢？他说：“杀戮之谓刑。”什么是“德”呢？他说：“庆赏之谓德。”作为一个人臣，都是喜欢受赏，畏惧受罚。以赏罚作为宰制手段，才能保证人君的绝对权力不受到挑战。
此外，人君的意志也不可以让臣子测知。韩非认为人君应该“执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定”。在《和氏》篇中又说：“主用术，则大臣不敢擅断，近习不敢卖重。”具体地说：一个人君，应以冷静客观的心态，不苟同世俗之言，循名实来定是非，依参验所得来审视臣下的言辞。如此，臣下不敢伪诈奸私，必能竭尽心力来为人君服务。人君在上位只要以法制之，赏罚严明，便可无为而治。
管子名夷吾，字仲，齐国人。少时与鲍叔牙友善，鲍叔牙深知其贤。齐桓公立，鲍叔牙进荐管仲，管仲遂为齐相。以区区齐国，位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遂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管子虽是春秋人，其事迹亦见之于《左传》、《国语》、《史记》诸书。但今本所传之《管子》，非出于一人之手，亦非作于同一时间。南宋朱熹已怀疑《管子》非管仲所作，明代宋濂已提及《管子》中有绝似《曲礼》者、有近似老庄者。今人罗根泽先生《管子探源》分析尤详，已断定为战国时人所作。
《管子》一书在道德思想方面，完全承自道家。但是转入法治主义，认为“法”之来源，出于“道”。无为之治为法治之最高理想。但是管子亦强调礼治，礼不能治，方继之以法，以济礼治之穷。在政治制度方面，以“四维”为立国之本。国本既立，乃有五官、五卿之设，施行文政、武政。在教育方面，主张教军士，教子弟，教土民。其教育事业，全委诸地方官吏。在经济方面，主张盐铁专卖，矿产国有，开发森林，敛散谷物。并鼓励生产，均节消费，调剂分配各种资源，贩有易无，从事国际贸易。在国际关系方面，敦睦邦交，联盟诸侯。总之，《管子》一书在为政处世、经世济民方面有很高的价值。
“名”字本指对事物之称谓。“名”是由“实”而来的，古代以“名”、“实”的关系作为探讨对象，从而发展出来的学问称为“名学”。
早自孔子、老子，已经使用了“名”这一术语。孔子曾有“正名”主张，老子也曾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荀子擅长名实之辩，有《正名》篇之作。墨子的后学，有“同异”、“坚白”之论辩。但是真正使“名学”成为一种学术，始于邓析，而大盛于惠施、公孙龙。
至于“名家”之称，则起自西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他说：“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
《庄子·天下》篇称呼从事这门学问的人为“辩者”。虽然《荀子·非十二子》篇批评名家“好治怪说，玩琦辞”，然而琦辞怪说也正是名家的特色，因为名家的辩者以逻辑及形而上学作为主要的课题。他们用诡辩的方法，做纯粹的思考和概念的辨析，在道德、政治或历史文化方面提出论见或方案。
惠施是战国时代宋国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70年，卒于公元前318年。曾担任魏相十余年。《庄子·天下》篇载：惠子多方，其书五车。可见是个博学的人。《汉书·艺文志》著录了《惠子》一篇，今已亡佚。不过从《庄子·天下》篇及《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的引述，仍可得到一个大概轮廓。
他的名理思想大致是从“合同异”的角度出发。他说：“大到极点没有外围，叫做‘大一’；小到极点没有内核，叫做‘小一’。”“大一”是就宇宙整体来看，“小一”是从普遍万物而言。“大一”、“小一”都是自然形而上学的概念。他说：“无厚的东西，不可以累积。然而它的广大，在空间上可以推展到千里。”这是指“面”的物理性质。又说：“天与地一样卑下，山和泽一般齐平。”又说：“太阳刚到正午时，就偏斜了，生物刚生下来，就走上死亡。”又说：“南方没有穷尽，然却有穷尽。今日刚到越地而其实是老早就来的。”又说：“连环是可以解开的。我知道天的中央，无论在燕国的北方，或者越国南方都是。”可以看出惠施刻意要人突破一般的感官经验，而从一个绝对的、超越的角度去作判断。
有两段话最能彰显出惠施思想的特色，他说：“大同和小同相差异，叫‘小同异’；万物完全相同，也完全相异，叫‘大同异’。”又说：“要普遍地爱万物！因为天地是一体呀！”这种泛爱万物的态度是一个智性的探讨，而不是生命的感通。“天地一体”也和“万物异同”一样，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假定。
与惠施相对的是公孙龙，惠施宣扬“合同异”，公孙龙则主张“别同异、离坚白”。公孙龙字子秉，战国时代赵国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25年至公元前315年间，卒于公元前250年。曾经是赵平原君的门客，善于辩论。他厌恶事物的名称和实体之间的混杂错乱，凭着自身的天赋和才智所长，提出“坚白同异”之论，成为名家最有名的辩者。他的著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原有14篇，现存6篇。《迹府》是后人对公孙龙言行、事迹的记载，其余5篇《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都是公孙龙自己的手笔。
“白马非马”是公孙龙的重要主张之一，他认为“白”是指谓颜色的概念，“马”是指谓形象的概念。颜色的概念异于形象的概念，所以说“白马”不是“马”。这当然是一种诡辩，但是使人注意到概念的类别以及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之问题。
同样，有人问他：“坚硬、白色、石头合称为三，可以吗？”他答：“不可以。”再问他：“称为二可以吗？”他答：“可以。”原因是：对一块白色的石头，我们看不出它的“坚硬”，而只能看出它是“白色”的“石头”，因此只能举出“白”与“石”两点。用手来摸，不能摸出它的“白色”，而只能感觉它是“坚硬”的“石头”，因此也只能举出“坚”和“石”这两点。就事物的性质来说，公孙龙认为“坚”、“白”是可以相离的。
此外，他主张“物莫非指，而指非指”。意思是说：一般人都认为天地万物无非是指谓它的概念，但是事实上被概念指谓的天地万物，并不等于概念。都在指陈“概念”与“物自身”是有分别的。
惠施喜欢从绝对超越的观物角度去强调事物的“同”，公孙龙则爱从绝对超越的角度强调事物的“异”。他们虽然都使用诡辩的方法提示学说要旨，却能使人跳出常识的观点，对事物的性质作抽象的思考。名家的思想或有令人难以苟同的地方，但对知识层面的开拓、逻辑学的形成有重要贡献。
阴阳二字，皆见于《说文》阜部。阴的本义是“暗”，阳的本义是“高明”，以后引申为“南与北”、“表与里”等相反相对的观念。儒家和道家均曾以阴阳作为形而上学名词，如《周易·系辞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41章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但是先秦时代阴阳家命名的取义，与此不同。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阴阳家源出于古代“羲和之官”，以天文历象作为主要的职掌。他们观察天象，制定历法，并对天道人事作种种的猜测。为了审察物势的顺逆生克，判断人事的吉凶祸福，于是运用上古即有的阴阳、五行观念，构成一套神秘的阴阳术数之学，这便是“阴阳家”命名的由来。
《艺文志》著录了宋司星子韦、邹衍等阴阳家著作21家，都已经亡佚。而邹衍的学说较具有独创性，后世便推尊他为阴阳家之代表人物。
邹子名衍，齐国人。生活年代大致在战国齐宣王之世，比孟子稍晚。邹衍曾经仕于燕国，其后赴齐国，成为稷下名士之一。齐国有三位邹子，分别是邹忌、邹衍、邹爽。邹忌曾任齐相，而邹爽则完全接受邹衍的思想。因为邹衍好言“五德终始，天地广大”之说，有迂远而超越现实的倾向，因此当时的人称之为“谈天衍”；而邹爽推演邹衍的文章，有若雕镂龙文，因此当时的人称之为“雕龙爽”。
邹衍有《邹子》49篇及《终始》56篇两种著作，可惜都已亡佚。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记载，以及清人马国翰的辑佚，仍然可以获知邹衍学说的大要。
邹衍有感于“有国者之淫侈，不能尚德”，于是作“迂怪之变，《终始》之篇，十余万言”。《史记》说他的学说“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也就是说，他由及身个别事物之观察，类比推演，至于广大无边的境地。这是一种主观的方法，而不是客观的推理，含有很多想象的成分在内。
他认为自有天地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所谓“五德”，就是土木金火水。“土德之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每一时代，各主一德。循环往复，周而复始。这是他对朝代更易、治乱盛衰提出的解释。
此外，他又有“大小九州”之说。他认为中国名叫赤县神州，乃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而已。赤县神州之内自有九州，此为“小九州”。中国之外，如赤县神州者九，此为“大九州”。此种地理观念，虽不尽符合事实，可是能够恢廓我们的地理观念，此为前所未有的想法。
值得注意的是：邹衍创立了“五德终始”，到了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提出“五行相生相胜”之说，班固《白虎通》进一步说明五德相生相胜之原理，刘向父子更将先秦时代本来各为系统的“八卦”与“五行”合而为一，最后又混入谶纬之学。阴阳五行遂成为汉代最有影响力的学说。至今，卜筮星相仍流行于民间，可见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至今未泯。
纵横家虽被班固列入九流十家，实为战国时代两种外交策略。当时苏秦倡导韩、赵、魏、楚、燕、齐六国联合抗秦，是为“合纵”；张仪倡导六国共事秦国，是为“连横”。苏秦、张仪皆非思想家，他们游说各国的事迹全载于《战国策》，被作为历史资料来看待。相传苏秦、张仪同事于鬼谷先生，学习纵横之术。鬼谷先生是周代的高士，不知其乡里姓氏，以所居住的地名鬼谷为号，有《鬼谷子》一书，因此，论及纵横家之思想，应以《鬼谷子》为代表。
《鬼谷子》现有12篇，分为3卷，以捭阖、钩钳、揣摩、权谋等术作为主要内容。纵横之学目的在贯彻自己的意志，制伏他人。因此对于人性的弱点、思虑的性质、揣情的技术、制敌的谋略都有精深的设计与掌握。是书实为帝王之学，所谓权术谋略、纵横捭阖，在今天的国际外交、国家战略的设计运用上，仍有很高的价值。
杂家之所以名为“杂”，是因为他们杂糅诸子的思想，自身并无一贯的宗旨。先秦杂家之作，流传至今者，有《尸子》与《吕氏春秋》二书。
尸子名佼，晋国人（一说鲁国人）。相传商鞅曾经奉之为师，可知尸子是战国末期的人。《汉书·艺文志》著录了《尸子》20篇，大部分亡佚。现在流传的《尸子》2卷，是清人汪继培的辑本。从《尸子》的内容来看，部分言论与儒家相通，但也有非议先王之法、不循孔子之说的地方，因此刘勰《文心雕龙》批评尸子说：“尸佼篆总于杂术，术通而文钝。”
吕不韦是阳翟的大商人，以往来各地、买贱卖贵为职业。因此累积巨大的财富，并借此取得禄位，曾任秦庄襄王之相。秦始皇十二年，饮鸩而死。吕不韦好客，门下曾有食客三千。当时诸侯大多豢养门客，著书传布天下。吕不韦也令门客各著所闻，聚成《八览》、《六论》、《十二纪》一共十余万言的学术著作，命名为《吕氏春秋》。相传曾将此书陈示于咸阳市集，悬赏千金，给那些能对此书内容增损一字者。这本书大体以儒家为主，而参以各家之说。它采取儒家修齐治平的理论，参以道家清静无为的学说：对于墨家，只取其节俭好义，不赞成其非乐非攻之说；对于法家，只取其信赏必罚的守法精神，而反对其严刑峻法；对于名家，赞同其正名观念，而反对其诡辩混淆是非；此外，对于阴阳家的五德终始、农家的重农主张，都有所取。此书瑰玮宏博，各家学说粲然兼备，是了解先秦两汉之际学术大势的重要著作。
农家以“播百谷，勤耕桑，以足衣食”作为诉求的内容。农家的兴起，与战国时期诸侯力政、相互攻伐、怠忽农业以致民不聊生的背景有关。农家的学说托始于神农，而神农是三皇之一，始创耒耜，教民稼穑，实为农业的始祖。神农氏的时代尚无文字，所以《汉书·艺文志》中著录了9种农家著作，其中《神农》20篇显然是后人所假托。
农家著作已全部亡佚，目前仅能从《孟子》及少数辑佚的书籍中了解一个大概。在《孟子·滕文公》中记录了农家许行、陈相的言行。可知许行主张君民并耕而食，反对“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在经济上主张划一市价，以量为准。由于许行昧于分工原则以及经济原理，曾遭孟子的驳斥。
兵家以行阵仗列、集体征战作为主要目的。我国自古便把“祭祀”与“兵戎”视为国家最重要的两件大事，因为兵戎之事，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亡盛衰。战国时代，战争频繁，所以成为兵家之学最为兴盛的时期。
老子曾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又说：“夫唯兵者，不祥之器。”《孙子·兵势》篇也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既已开启战端，必然竭尽韬略智谋，以求胜利。兵器不是解决冲突的唯一手段，举凡政治战、心理战、谋略战、情报战都是可用的战法。兵家之学，内涵十分繁复。
班固《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将兵家之学分成“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共53家，790篇，图43卷。或因假托，或因亡佚。今人提及先秦兵家之学，以春秋时代孙武的《孙子兵法》及战国时代吴起的《吴子》为代表。此外，还有姜太公的《六韬》，黄石公的《三略》，战国时代的《司马法》、《尉缭子》、《孙膑兵法》，唐初的《李卫公问对》，都是兵家的名作。
孙子名武，齐国人。《史记》有传，记其生平。相传孙武曾以兵法见吴王阖闾，吴王为考验孙子的兵法，令宫中美女百八十人，由孙武号令操演，曾斩队长二人以殉，于是约束严明，行阵皆中绳墨规矩。吴王知孙武能用兵，任命为将，曾经大破楚国，直入郢都。《史记》之外，还有《荀子》、《国语》、《韩非子》、《吴越春秋》、《越绝书》等提及孙武的轶事。今传《孙子兵法》13篇，全书仅约6000字，涵盖了现代战争中各种类目，如国防计划、动员计划、国家战略、军事战略、战争艺术、机动作战、作战目标、统帅、用兵、地形、地略、火力战、情报战，可谓思想深邃、体系严明。《孙子兵法》在兵家中的地位，犹如儒家的《论语》、道家的《道德经》。
吴子名起，卫国人。事迹见《史记·孙吴列传》。吴起初期投效鲁国，娶齐国女子为妻。齐鲁交战之时，曾杀妻以明志，遂为鲁将。后因鲁国人批评吴起为人猜忌残忍，鲁君辞退吴起，乃投效魏文侯，官至西河守。魏武侯之后，又投奔楚国，死于楚国。
吴起为人虽邪僻，但是持论不诡于正。论制国治军，主张“教之以礼，励之以义”。论为将之道则曰：“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大抵能够尚礼义，明教训。以孙子、吴子相较，孙子用兵偏于奇，吴子用兵持于正。今存《吴子》一卷。
汉代以后，诸子之学有两种主要的发展类型：一为对先秦诸子所作的注解与诠释，一为承继先秦诸子立说精神继续作思想的创造。前者可谓狭义的诸子学，后者则为广义的诸子学。但是，狭义的诸子学并非全无创造。以儒家为例，汉武帝时董仲舒作《春秋繁露》，在儒家经典中掺杂入阴阳家学说，构成天人感应思想。宋代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明代王阳明对儒家经典重新阐释，形成了一套心性的学问——宋明理学。再以道家为例，魏代王弼对《老子》的注解，晋代郭象对《庄子》的注解，形成魏晋玄学的重要内容，都有很大的创新，先秦诸子的思想，到了战国末期，仅有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已经断绝不传。秦代行法家之治，到了汉初，尽废秦之苛法，改行黄老之术（所谓黄老之术，是法家与道家融合在一起的治术），使汉代初期获得60年太平盛世。
汉武帝采行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混杂谶纬与阴阳五行的天人感应学说成为主流，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正是这样的一本书。此外，另有一批人起来反对，如扬雄仿《论语》作《法言》、仿《易经》作《太玄》，桓谭作《新论》，王充作《论衡》，都是著名的例子。尤其《论衡》，以“疾虚妄”作为思想宗旨，具有极高的批判精神。
此外，淮南王刘安宾客共著的《淮南子》，虽杂取各家言论，但其中所谈之“道”即道家之道。论及权谋之处，又为老子思想之运用，代表了杂家化的道家。另有贾谊《新书》、桓宽《盐铁论》、王符《潜夫论》都能针对时代课题，议论得失，可视为杂家化的儒家。
魏晋之际，政治紊乱。知识分子饱受摧残，动辄得咎，故而此时的学术以玄学为主。玄学当时可以分成三派，即名理派、玄论派、旷达派。其中，名理派以辨别性情、分析才能、论说人物为重心，刘劭的《人物志》可为代表。玄论派以推论“有”、“无”，剖明体用，谈论《易经》、《老子》、《庄子》为主（号称《易》、《老》、《庄》为“三玄”），何晏、王弼可为代表。何晏有《论语集解》，企图以道家思想解释《论语》。王弼有《老子注》，阐发老子以“无”为本体的精义。旷达派以顺任情性、摆脱约束、追求自我为本色，阮籍、嵇康可为代表。阮籍有《达庄论》、《通老论》，嵇康有《养生论》、《声无哀乐论》。除了玄学之外，另有一些道教徒，萃取古代神仙思想及庄子养生学说，形成一套以丹鼎符篆为内容的神仙之学。汉魏伯阳《周易参同契》及东晋葛洪《抱朴子》是其中最有名的著作。
隋唐时期最重要的学术是佛学。佛教的传入，最早的记录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自汉朝末期至中唐，一方面翻译佛典，一方面西行求法。佛教日渐壮大。佛祖释迦牟尼的教义是一种解脱哲学，它主张“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因爱生苦”、“无我无苦”，生存既为苦恼，因而佛法的目的在力求解脱痛苦，以达到永寂不动、解脱轮回的涅槃境界。魏晋时代，僧徒为了传教的需要，往往使用《周易》、老庄的思想和术语来解释佛理，于是产生了“格义之学”，促成了佛学的中国化。其中，僧肇的《肇论》以及竺道生的《妙法莲华经疏》，是佛学中国化最重要的著作。佛教发展到隋唐，主要有八个宗派，分别是三论宗、律宗、净土宗、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密宗。其中，天台宗、华严宗、禅宗是中国佛教徒自创的宗派。前两者虽依印度佛教经籍，但自造经论，自成系统。禅宗则不依一定经论，且不重宗教传统，称为“教外别传”。
宋、元、明三代，产生了一种以儒学为本体，吸收道家、佛教学说所建立起来的新学说。古人称之为“理学”或“道学”，也有当代的学者称之为“新儒学”。经学盛行于两汉，所以经学又被称为“汉学”；理学是两宋兴起的学问，所以又被称为“宋学”。理学的开山始祖是周敦颐，他著有《太极图说》与《通书》。《太极图说》说明宇宙产生、万物创化之道。《通书》则以《易传》与《中庸》的思想为基础，提出“诚”作为《周易》的道体与修养的功夫。宋明理学向有濂、洛、关、闽四派之称。周敦颐世称濂溪先生，为“濂学”之始祖。张载字子厚，号横渠，世称横渠先生，著有《正蒙》、《易说》、《经学理窟》。他有民胞物与的胸怀，气一分殊的宇宙理论，以及变化气质的修养功夫。张载所开之宗派，称为“关学”。
周敦颐之后，又有程颢、程颐兄弟光大周子的学问。程颢字伯淳，学者称为明道先生，著有《识仁篇》、《定性书》，主张“体贴天理，敬义夹持”。程颐字正叔，学者称为伊川先生，著有《易传》、《经解》，主张“性即理”。二人因居洛阳，所开之宗派为“洛学”。
朱熹生于周张二程之后，是宋代理学集大成之人物。因为在福建讲学，称为“闽学”。南宋时除了朱熹，尚有陆九渊、叶适、陈亮等著名的理学家。陆九渊字子静，号象山，强调“吾心即宇宙”，与朱熹的思想方向不同。朱陆二人曾有“鹅湖之会”，辩论自己的学说，是我国哲学史上的一段美谈。明代王阳明承继陆九渊之学说，提出“心即理”以及“知行合一”之说，使心性之学推展到登峰造极的境界。
清代的学术十分发达，义理、词章、考据之学都有长足进展。其中又以考据之学最具特色，是清代学术的中坚。清代考据之学又称为“朴学”。这种学问的兴起，是远承汉朝班固《白虎通义》的精神而来的。自汉至清，有不少考证名物、制度、经史、诸子之书，如汉应劭《风俗通义》，晋崔豹《古今注》，宋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王应麟《困学纪闻》，明杨慎《丹铅总录》，都是子部杂家重要的著作。但是已经渐渐脱离思想的创造性，而接近历史实证的性质。
自清初顾炎武《日知录》以来，清代考据之作不胜枚举，大都可以派人经学、史学、文字、声韵、辨伪、校勘、目录等学术领域之中，由王念孙《读书杂志》、崔述《考信录》、陈澧《东塾读书记》、俞樾《诸子平议》可以考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