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史的本义为掌书记事的官，职位非常重要。而史官的工作，最重要的是记言与记事。所以，《汉书》云：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梁启超认为：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历史是人类过去一切活动的总记录，举凡朝代的盛衰、风俗的文野、政教的得失、文物的盈虚，都可从历史中获致经验与教训。所以，治史的人不但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更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我国史书的分类，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共分为十三类：一正史（纪传表志），二古史（编年系事），三杂史（纪异体），四霸史（纪伪朝），五起居注（人君动止），六旧事（朝廷政令），七职官（序班品秩），八仪注（吉凶行事），九刑法（律令格式），十杂传（先贤人物），十一地理（郡国山川），十二谱系（世族继序），十三簿录（史条策目）。至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分类更细，共分十五类：一正史，二编年，三纪事本末，四别史，五杂史，六诏令奏议，七传记，八史钞，九载记，十时令，十一地理，十二职官，十三政书，十四目录，十五史评。
唐刘知几深通史法，他著有《史通》一书，将古代史籍的体例分叙为六家：一曰《尚书》家（即纪言家），二曰《春秋》家（即纪事家），三曰《左传》家（即编年家），四曰《国语》家（即国别家），五曰《史记》家（即通古纪传家），六曰《汉书》家（即断代纪传家）。又将六家统括为两体，曰编年体，曰纪传体。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则分为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书四体。史书是记录历史事实的书。因此，研读史书，即在能鉴往以知来，进而修己安人，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
纪传体是我国史书的主要体裁，通称正史。纪传体的史书，系以人物为中心，详一人的事迹，始于汉司马迁的《史记》。后来，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也都以纪传为体，称曰“四史”。自唐以后，史目递增，遂有十史、十三史、十七史、十八史、二十一史、二十二史等名目。到清朝时，已积有二十四部，通称为二十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民国七年（1918年）以后，徐世昌下令将《新元史》列入正史，遂成为二十五史，或加《清史稿》，而为二十六史。各史或称“书”，或称“志”，或称“史”，或称“史记”，实为一体。
纪传体的史书，以人为纲。它的体例，创自司马迁的《史记》。《史记》的体例，共分五类：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司马迁凭着丰富的学养、高远的见识，将前代各种史书的体例熔为一炉，开创了完美的纪传体例，为我国史书开启崭新的一页。而历代的正史，率多依循，少有变易。
本纪以帝王为中心，记载国家大事。司马贞《五帝本纪索隐》说：纪者，记也。本其事而记之，故曰本纪。本纪的特色是以编年为体，大事乃书。有年代可考的，按年记事；无年代可考的，分代叙事。
世家以纪侯国。年封世系，盛衰兴亡的事迹，分国按年记述。《史记》世家一体，班固《汉书》改为列传，其后诸史因之。
表系以时间为中心，编排同类性质的大事。历史人物，不可数计；人各一传，不胜其传。表有提要汇总的作用，可以补本纪、世家、列传的不足。
书系以事类为纲，记载国家的大政大法。如纪礼仪、礼俗的《礼书》，纪音乐的《乐书》，纪地理水利的《河渠书》，纪财政经济的《平准书》等。朝章国典，因而得以备录。书的名称，诸史或有不同。《史记》称书，班固改称志，诸史因之。欧阳修的《新五代史》称考。《三国志》、《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则无书志一门。
列传系以志人物。举凡社会各阶层的特殊人物事迹，甚至边疆各国的概况，都可入传。若按撰写性质的不同分，又有单叙一人的单传（或称专传）；合叙两人或两人以上的合传；以类相从，依照人物先后叙在篇里的类传；以及带叙其他人物的附传等。这是史书极为重要的部分，历代诸史都有。
《史记》体例的编次，是先“本纪”、次“表”、次“书”、次“世家”、次“列传”。班固《汉书》缺世家，余皆相同。迨后，历代的正史多依循这个规格。不过世家的体例，诸史不能悉有，仅《新五代史》用之，而《晋书》改称载记，名虽异而实同。且《晋书》载记、《新五代史》世家乃附于书末。《宋史》、《辽史》、《金史》、《元史》诸史同。《新唐书》表后于志，《魏书》志后于传，《旧五代史》同。这些史籍中，体例安排的次序虽有不同，但都不出《史记》的范围。所以，《史记》被推尊为纪传体通史之祖。
《汉书》又称《前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纪传体的史书。东汉班固撰。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父彪断《史记》太初以后，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而固以彪所续前史，未尽详密，于是潜精研思，接续著作，前后经历二十余年。和帝永元四年，窦宪失势自杀，固受株连，死在狱中。八表及《天文志》未及完成。和帝诏其妹班昭在东观藏书阁补写，后又诏令马融兄马续续成，全书历经四人之手，始成完本。
《汉书》共120卷。分本纪、表、志、列传。上起于汉高祖，下终于王莽之诛。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说：司马迁的《史记》“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采撰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可见《汉书》是继续《史记》而作。而《汉书》的纪、表、书、传，也都因袭《史记》的体制。《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一部伟大的史书，班固不仅是汉代著名的史学家，也是辞赋大家。自《汉书》著成后，以纪、传、表、志为主要形式的断代史史书的体例始告发展完成。而其为文裁密思靡，喜用骈偶，亦为六朝骈文家所宗，在中国骈文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继班固《前汉书》而作的，则为《后汉书》。南北朝时，宋宜城太守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人。少好学，博涉经史，善属文，能隶书，晓音律。初为尚书吏部郎，左迁宜城太守。不得志，于是穷览旧籍，删众家《后汉书》，以成一家之作。惜志未成，因与孔熙先谋倾宋室，事发伏诛。梁时，刘昭取晋司马彪《续汉书》志的部分，加以注解，“分为30卷，以合范史”，遂成今之《后汉书》。
《后汉书》共130卷，起自光武帝，至献帝止。有本纪12卷、列传88卷、志30卷。史书无表，实自蔚宗开始。
《后汉书》师法《史记》，编次卷帙，各以类相从；取法班氏，多附载政论材料以及词采壮丽的文章。叙述详简得宜，立论亦称允当。刘知几推称此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纵有传文矛盾、叙事无根的缺点，仍不失为良史。
《三国志》为晋陈寿撰。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县）人。少好学，师事谯周，仕蜀为观阁令史。蜀平入晋，举孝廉，除佐著作郎，终御史治书。撰有《三国志》、《古国志》、《益都耆旧录》。《三国志》一书，尤为时人所推重。
《三国志》共65卷，其中《魏志》30卷、《蜀志》15卷、《吴志》20卷。书虽名志，实无一志，亦缺表。洪亮吉《三国疆域志》、钱大昕《三国艺文志》以及万斯同《历代史表》，可以参看。
二十五史中，《三国志》最为简洁。《晋书》本传载：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宋文帝则嫌《三国志》为文简略，命裴松之作注。于是，松之鸠集传记，增广异闻，以补寿《志》的缺失。所引的书，多至五十余种。松注此志，较原书多出三倍，可谓集注史的大成。
《晋书》为唐房玄龄等奉敕所撰，参与其事者共21人，开史书众修的先河。在唐以前，《晋书》的编撰家数甚多。至唐初，仍有何法盛等18家流行。唐太宗以为都不完善，敕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重撰，又命李淳风修《天文》、《律历》、《五行》三志，敬播等改正类例。太宗并自撰写宣、武二本纪和陆机、王羲之二列传的“论”。是以曰“制旨”，又总题全书为“御撰”。
《宋书》旧题梁沈约撰，实撰成于齐武帝永明年间。本书材料多取徐爰旧本增删而成，用时不过一年左右。大抵沈约续补永光（前废帝）以后，至亡国十余年的事，并删除徐爰旧著中有关晋末诸臣及桓玄等诸叛贼的部分，其余都本爰书。《宋书》共100卷，有帝纪10卷、志30卷、列传60卷，而无表。本书芜词甚多，繁简失当。宋齐革易间的事，作史者既为齐讳，又欲为宋讳，不能据事直书，有乖史笔。
《南齐书》为梁萧子显撰。子显字景阳，齐高帝萧道成之孙，豫章王萧嶷之子。子显撰写《南齐书》，虽于以前作者不无因袭，然而颇能断以己意。子显身为齐宗室之后，而于梁时作史。于开国史既不便宜揭祖恶，于亡国史亦不便直彰篡逆的事迹，而却能“直书无隐，尚不失是非之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本书不见篡弑的痕迹，而能微露己意。难怪刘知几《史通》称许说：“子显虽文伤蹇踬，而义甚优长。”
《梁书》为唐姚思廉奉敕撰。共56卷，有本纪6卷、列传50卷。比较前史，缺书志、年表两种。《梁书》初稿撰于梁代，如沈约、周兴嗣、鲍行卿、谢吴等相承撰录的《梁书》共100卷，而思廉之父姚察，陈时为吏部尚书，奉敕修撰《梁史》。姚察的旧稿，实即为思廉所本。因此，本书记述史迹，详密核实。而成书时又相隔三代，既无个人恩怨，亦少当朝忌讳，所以持论颇称平允。况姚氏父子为唐代古文先驱，行文自称炉锤，洗尽六朝浮艳文风。虽叙事论人间亦矛盾冗杂，实亦颇多可取之处。
《陈书》亦为唐姚思廉撰。共36卷，有本纪6卷、列传30卷。高祖、世祖两本纪末有“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字样，其余纪传之末，则称“史臣曰”。《陈书》既与《梁书》同出思廉之手，优劣之处，亦相伯仲。伦序秩然，言论精当。然而，文多避讳，有乖直笔。《陈书》专立《姚察传》，亦颇受人非议，有变古之嫌。
《魏书》为北齐魏收撰。共124卷，有帝纪12卷、列传92卷、志20卷。诸史表志均在传前，而《魏书》则志居传后。宋刘恕、范祖禹等校定时，称“亡逸不完者无虑三十卷，今各疏于逐篇之末”。《四库全书》谓实缺29传，然所据何书以补缺，恕等并未明言。《魏书》内容芜秽，体例荒谬，世称秽史。
《北齐书》为唐李百药撰。共50卷，有本纪8卷、列传42卷。自北宋以后，本书日渐散佚，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其残缺不全。今据《四库提要》及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考证，尚可知其体例。今本乃后人取《北史》及他书补成。《北齐书》既为后人所补，因此糅杂抵牾，体例不一。自《北史》行后，此书遂不为人注意。且北齐立国本浅，文宣以后，纲纪废弛，人才寥落，事功不显，亦少有可纪。不过百药文笔简洁，语多装点，亦为其特色之一。
《周书》为唐令狐德棻奉敕撰，共事者有岑文本等17人。共50卷，有本纪8卷、列传42卷。北宋重校时尚有全本。德棻博涉文史，早岁知名，唐初各正史的修撰实乃议自德棻。本书叙事得宜，文笔简劲。惜今书残缺不全，遗文脱简，不可枚举。且北周立国，仅26年，鲜有事功可显。所以德棻虽号称博学，亦难展其史才。
《隋书》为唐魏徵等奉敕撰，撰纪传者有颜师古、孔颖达、许敏宗三人，撰志者有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令狐德棻等人。《隋书》十志，或名《五代史志》，原为梁、陈、周、齐、隋五代史而作，其后各史单行，而《隋书》居末，十志遂专称《隋志》。唐太宗驾崩后，将志编入《隋书》，则有失其实。《隋书》成于众手，抵牾难免。执笔者都属唐初名臣，书法严谨，文笔简净，惜《高祖纪》与《炀帝纪》中，曲为回护，颇有隐讳篡逆的事迹，诚有愧史笔。
《南史》为唐李延寿撰。廷寿之父名大师，贞观中官御史台主簿，兼值国史。惜书未成，而大师已死。延寿继承父志，穷16年工夫，涉猎千有余卷，总叙八代的事情，撰成《南史》、《北史》二书。《南史》共80卷，有本纪10卷、列传70卷。始于刘宋永初元年，迄于陈祯明三年。历宋、齐、梁、陈四代，170年。《南史》属通史体裁，叙事简净，文少避讳，颇能纠正各史回护的缺点。本书虽以《宋》、《齐》、《梁》、《陈》四史为根据，但是删繁补阙，意存简要。举凡诏诰词赋，一概删削，无烦冗芜秽之词，司马光称为佳史。
《北史》亦为唐李延寿撰。共100卷，有本纪12卷、列传88卷，总记魏、齐、周、隋四代的史事。始于魏登国元年，迄于隋义宁二年，凡三代244年。兼自东魏天平元年至齐隆化二年，共44年的行事。《北史》叙事简净，堪称史籍中的佳构。大抵《南史》因四史旧本而稍有删减，补阙者少。《北史》则较《南史》用力独深。如《周书·文帝纪》增补追侯景不及事，《齐慕容绍宗传》增补侯景畏绍宗事。元魏一代虽以收书为主，而用魏澹书义例，以西魏为正统，增入文帝、废帝、恭帝三纪。各帝纪后，并附见东魏，史例颇为允当。魏收曲笔，亦多加纠正。
《旧唐书》为五代后晋刘昫等撰，原名《唐书》。自宋欧阳修、宋祁等重撰《新唐书》，此书便废而不用。然仍流传民间，历世不绝。清乾隆时，与《新唐书》并列于二十四史中，成为正史之一。共200卷，有本纪20卷、书志30卷、列传150卷，约190万言。有唐一代，凡14世、21主，290年，享国甚久，声教文物亦称极盛。而刘昫等所撰《旧唐书》，多以令狐德棻及吴兢的旧稿为蓝本，叙事得体，文笔简净。尤其穆宗以前，简而有体，叙述详明，颇能保存班、范的旧法。惜穆宗以后，语多枝蔓，多述官职、资望，竟似断烂朝报。而且各传并见，重出颇多。本纪、列传，亦多回护之处，为世所病。
《新唐书》为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曾公亮监修。书中列传，都题祁名，而本纪、志、表则题修名，《宰相世系表》、《宋史·吕夏卿传》以为吕夏卿所撰，而今《新唐书》中，亦题修名。
曾公亮在《新唐书进表》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事增文省，确是《新唐书》的最大特色。本书作者欧阳修、宋祁等人都是积学之士，又是古文大家。修史时，正值文物鼎盛之际，史料的搜求比较容易，因此，《唐书》回护之笔本书多予刊正；舛漏之处亦加补救。尤其欧阳公所撰的本纪，文章明达，语多褒贬；宋祁所撰列传，则刻意学古，颇失本来面目。
《旧五代史》为北宋薛居正等奉敕撰，同修者有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李穆、李九龄等人。自欧阳修别撰《五代史记》，金章宗下诏采用，历元、明、清，《旧五代史》遂见废弃。乾隆时，自《永乐大典》辑出，并考核宋人著述中征引薛书资料，摘录补阙，颇复旧观。
《旧五代史》共150卷，有本纪61卷、志12卷、列传77卷，比较前史缺年表一种。
五代虽值离乱时代，各朝却都有实录。薛史取材多本诸实录，因此修史时间不过一年余，事虽详备，然实录中回护之处都未能核实纠正，有失史实。
《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宋欧阳修撰。
《新五代史》共74卷，有本纪12卷、列传45卷、考3卷、世家10卷、十国年谱1卷、四夷录3卷。《旧五代史》仿陈寿《三国志》的体例，以国别为限，各自为书。《新五代史》则远祖《史记》，以类相从。《旧五代史》率依各朝实录，《新五代史》则旁参史料，褒贬分明。
《宋史》为元脱脱等奉敕修撰。全书共496卷，有本纪47卷、表32卷、志162卷、列传255卷。《宋史》全书，500万言，而修撰时间不及3年，成书可谓神速。有宋一代，史料的记录与保存，非常周密。有起居注，有时政记。每一帝必修有日历，日历之外，又有实录。然本书因依实录与传记而成，未加考核损益，因此枉曲回护，颇多不合史实。且立传失当，前后矛盾，芜杂特甚。
《辽史》为元脱脱等奉敕修撰，共116卷，有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末又附《辽国语解》1卷。《辽史》在辽、金、元三史中，最为潦草疏略。本书所据底本为辽耶律俨所修太宗以下诸帝实录70卷，及陈大任《辽史》。见闻既隘，且首尾不及一年，即告完成。潦草成篇，实多疏略。
《金史》为元脱脱等奉敕修撰，共135卷，有本纪19卷、志39卷、表4卷、列传73卷。末另附《金国语解》1卷，清乾隆所补。赵翼称《金史》叙事最为详赅，文笔也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顾亭林评论《金史》说：考其史裁大体，文笔甚简，非《宋史》之繁华；载述稍备，非《辽史》之阙略：叙次得实，非《元史》之讹谬。顾说颇为允当。不过，三史所载人名、地名多不相符，三史所载史实也颇有出入，当相互参观，以究其真。
《元史》为明宋濂、王祎等奉敕撰，共210卷，有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本书的修撰，经历两次开局，前后仅一年有余，成书神速。大抵《元史》所据的资料，本纪依据元《十三朝实录》，书志依据元人所撰《经世大典》、《大一统志》，列传则采取元历朝《后妃功臣列传》及当时诸家所撰的行状墓志等。因此，避讳回护，繁冗芜杂，在所难免。
《明史》为清张廷玉等奉敕撰，共332卷，有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另附目录4卷。《明史》一书，为近代诸史中的佳作。张廷玉《进史表》中说：发凡起例，尚在严谨；据事直书，要归忠厚。本书编纂得当，考订审慎，颇称精善。所以赵翼称“近代诸史，自欧阳修《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唯《金史》行文雅洁，称为可观，然未如《明史》之完善”。
《新元史》为民国柯劭忞撰，共257卷。有本纪26卷、表7卷、志70卷、列传154卷。本书的修撰，前后阅时30年始成。柯氏承袭诸家之后，参考各家的著述，正如百川归流大海，堪称集大成的杰作。本书义例严谨，考证博洽，且文章雅洁，论断明快，颇足纠补《元史》的缺失。不过，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本书颇多微辞。他说：柯著彪然大帙，然篇首无一宇之序，无半行之凡例，令人不能得其著书宗旨及所以异于前人者何处。篇中篇末又无一字之考异或按语，不知其改正旧史者为某部分，何故改正，所根据者何书？
《清史稿》由赵尔巽、柯劭忞等人所撰。全书“关内本”共536卷，另有目录一册。计本纪25卷、志142卷、表53卷，列传316卷。本书修史诸人，纯以清遗臣身份，记述清朝史事，因此书中颇多不合史实之处。义例既非，书法也多有偏颇。今人张其昀、萧一山等人取旧稿稍予斟补，刊为《清史》，全书550卷。此书《叙例》中说：“《清史》之沿用旧史稿，而改正其体例，犹《明史》之用鸿绪稿也。”又说：“世变日亟，旧稿易散，不得已而略变体制，是正违碍，稍予斟补，以存史料。”
编年体的史书，起源最早，《春秋》、《左传》即是。《隋志》称为“古史”，所以别于正史的纪传。编年的史书以年为主，而以事系于年月。编年体的长处即在以时月为枢纽，一切事迹按年月一检即得，没有分述重出的烦恼。
以编年为体的史书，又分历代的编年，如《竹书纪年》，属通史；一代的编年，如《汉纪》，为断代史。后来诸家仿作纷起，干宝的《晋纪》、徐广的《晋纪》、裴子野的《宋略》、吴均的《齐春秋》、何之元的《梁典》等。
《竹书纪年》出自西晋时代，作者何人，已无从考证。据《晋书·束皙传》记载：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晋事接之，三家分晋，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多相应。本书文辞简要有如《春秋》，记事则同于《左传》。其中记载，最骇人听闻而与古代传说相异的有：夏启杀伯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等。至于战国时期，与《史记》不同的地方更多。因此，此书的史料价值颇堪重视。
《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虽高，而与传统的儒说不合。因此，不为世所重。两宋以来，逐渐残缺失传。今本所录为二卷，题梁沈约注，疑为明人所伪撰。清朱右曾别辑有《汲冢纪年存真》2卷，近人王国维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1卷、《今本竹书纪年疏证》2卷。
《竹书纪年》是古代的记事史书，包括有夏、商、周三代的史料。原书早已失传，今所见者为辑本。此书因系竹简为书，故名曰“竹书”；因系编年体裁，故名曰“纪年”。本书的真名早已失传，《竹书纪年》的名称恐是西晋人所定。
《汉纪》为东汉荀悦撰，共30卷，计有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12纪，而以王莽之事附于《平帝纪》后，共叙事231年（前209-22）。本书取材，不出班固《汉书》，而体例则依《春秋左氏传》。《后汉书·荀淑传》附孙《荀悦传》说：（献）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30篇，辞约事详。本书撰自建安三年（198），至建安五年书成。
《后汉纪》为东晋袁宏撰，共30卷，计有世祖、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安帝、顺帝（冲帝附）、质帝、桓帝、灵帝、献帝等纪，共叙事198年（23-220）。本书体例论断，全仿荀悦《汉纪》。然而荀书全取班书，成书在班书之后；而袁书则婉书之前，参考史料达数百卷，历经8年，才撰写成书，很费工夫。
《资治通鉴》为宋司马光撰。司马光于英宗治平二年奉诏作书，至神宗元丰七年始成，历时19年。助修者有刘敛、刘恕、范祖禹等人。
《资治通鉴》共294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三家分晋，战国开始，下终五代之末（959），贯穿1362年的史事。以朝代为纪，以编年为体，详述历代治乱兴衰的事迹。神宗初立，以其书“鉴于往事，有资治道”，赐名“资治通鉴”，并亲为作序。
本书内容以治乱兴亡、政治沿革为主。取材广博，严于去取。除正史外，旁涉杂史320种，《四库提要》誉为“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然本书虽以政治为主，却并非单纯的政治史，举凡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等莫不摘要记述，实已涵括全面的历史发展。且除叙述史实外，兼具史实的分析与评论，诚为一部有史学价值的巨著。
《资治通鉴》书成后，门人刘安世尝为撰《音义》10卷，今已亡佚。南宋以后，注者颇多。元胡三省汇合众注，订讹正漏，作《资治通鉴音注》。历30年，稿经三易，始告成功。因此，《资治通鉴音注》成为《资治通鉴》今日最通行的版本。
《续资治通鉴长编》为南宋李焘撰，共520卷。仿司马光《资治通鉴》体例，记自宋太祖建隆（960）至钦宗靖康（1127）168年的事迹。本书卷帙浩繁，刻印不易，传写者多为节录本。明代修《永乐大典》，收录其绝大部分，而世间已无足本流传。今传《四库全书》辑《永乐大典》本，所记英宗、哲宗以前，年经月纬，详备无遗，徽宗，钦宗二朝的事仍有缺佚。李焘修撰此书，前后历时40年，毕生精力尽瘁于斯。全书编纂得当，叙事详密，文不芜累。诚如李焘所言“宁失之繁，无失之略”，堪称继承《资治通鉴》的名作。
《续资治通鉴》为清毕沅撰，共220卷，有《宋纪》182卷、《元纪》38卷。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共411年。总记宋、辽、金、元四代史事。本书体例同于《资治通鉴》，以清初徐乾学所撰《资治通鉴后编》为基础，旁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与李心传《系年要录》等书，辽、金及宋末的事增补最多。本书史料都有所本。征引史实以正史为经，而以契丹国志及各家文集为纬。事必详明，语归体要。于旧史之文，唯有取舍剪裁，不加改写，但有叙事，不杂议论。
纪事本末体以事件为主线，将有关专题材料集中在一起。纪事本末体既不同于编年体之以纪年为主，也不同于纪传体之以传人为主，而是以记事为主，把历史上的大事，详其首尾，集中表述其过程。无论是编年体还是纪传体，在记事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纪事本末体与编年体、纪传体，合称为古代三大史体。纪事本末体裁，每事一题，为一专篇，把分散的材料，按时先后加以集中叙述，兼有编年体和纪传体的优点，详于记事，方便阅读。
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正式创立此种体例。其后，用此体改编或创作的史书很多，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张鉴《西夏纪事本末》、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近人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等，贯通古今，自成系统。这是朝代的纪事本末。
另外，清代每一重大军事、外交行动结束，将有关诏谕奏报按时闲顺序汇编成书，称为方略。《四库全书》也将其列入“纪事本末体”内，这是专史的纪事本末。总计29种方略，可分为三类：一类为平定叛乱，削除地方割据势力，统一和巩固边疆的活动；一类为镇压农民和少数民族起义起事的；一类为处理外交洋务问题的。
纪事本末类史书事与事之间缺乏联系，读者无法从中寻出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其缺点。
政书是主要记载典章制度沿革变化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专书。由于它具有工具书的某些性质、特点，故人们也将其归入工具书的范畴。它广泛收集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方面的材料，分门别类系统地加以组织，并详述各种制度的沿革等。“政书”一词作为一类文献的总称（类名），源于明钱溥《秘阁书目》。政书一般分两大类：一为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式政书，以“十通”为代表；一为记述某一朝代典章制度的断代式政书，称为会典、会要。典章制度的记载，可上溯到《周礼》和《礼记》中的《王制》、《月令》、《明堂位》等篇。司马迁《史记》中的“八书”第一次系统地记述了典章制度的原委；班固《汉书》将“八书”改写为“十志”，后世史书多用“志”来记述典章制度。但多限于一朝一代，且各史志反映方面不一。还有些史书无志，因此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未能完整、系统地得到反映。唐刘秩编《政典》（35卷），分门别类地记述了自黄帝至唐代开元、天宝间典章制度的兴废沿革，评论其得失，这是最早的一部典志体政书，惜已亡佚。唐杜佑广搜资料，增入开元时代所编礼乐书等材料，编成《通典》。该书取舍严谨，体例完整，脉络清晰，为政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唐德宗时，苏冕将唐高祖以后九朝典章制度编成《会要》（40卷）。唐宣宗时杨绍复等编成《续会要》（40卷），宋王溥据此并补充唐宣宗至唐末事编成《唐会要》，是现存最早的专门记述一个朝代典章制度的断代政书。
“十通”是《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十部政书的合称。
政书除“十通”、会要、会典外，还有记述历代或一代专门制度、礼仪的书，如《历代兵制》、《历代大礼辨误》；国家颁布的法律条文和规定的礼仪，如《大清律例》、《大唐开元礼》、《皇朝礼器图式》；建筑、印刷等制造技术的规范，如《营造法式》、《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
《通典》是唐杜佑编著的一部通史性政书，作于安史之乱以后。共200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9门，每门又各分子目，并以年代为序，系统地记述了自上古黄帝至唐天宝末年的历代经济、政治制度的沿革变迁（其中一部分记述到唐代宗、德宗时）。唐以前史料主要取自群经诸史及魏晋文集等，唐代的材料取自实录国史、政府档案、诸臣奏议等，篇幅约占全书1/4，是其精华所在。叙事详而不烦，简而有要。每门类后都有作者的评论，不乏针砭时政的精辟见解。
《通志》是南宋郑樵编著的一部纪传体通史性政书。记述上起三皇，下迄隋代的典章制度（部分述至唐或北宋）。共200卷，分为本纪18卷、世家3卷、列传108卷、载记8卷、四夷传7卷、年谱4卷、略25卷。纪传皆取材于诸史旧文，有增删。年谱即各史之表。“略”相当于纪传体史书中的“志”，作者对此用力最勤。二十略为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实祥、昆虫草木等，涉及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各方面，内容较《通典》更为广泛。其中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草木昆虫五略，更为前史所无。
《文献通考》是元马端临编著，共348卷，分24考，叙载自上古至南宋宁宗嘉定末年的历代典制。其中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舆地、四裔19考，多为沿用《通典》现成资料而成，只增补了唐天宝以前、续补了天宝以后的史实。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5考为新设门类。《文献通考》是研究宋史的重要文献。《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合称“三通”或“前三通”。
清乾隆十二年（1747），武英殿刊印《三通》，并设立“续文献通考馆”（后改名“三通馆”）。命张廷玉等为总裁，齐召南等为纂修，陆续编成《续文献通考》250卷、《续通典》150卷、《续通志》640卷、《清朝通典》100卷、《清朝通志》126卷、《清朝文献通考》300卷。以上六部书皆仿效“三通”体例而成，分别称作“续三通”和“清三通”，与“前三通”合称“九通”。“续三通”上接“前三通”，叙事至明末，材料多取自宋、元、明史。“清三通”上接“续三通”，叙事止于乾隆五十年（1785），材料多来源于当时文献，颇有价值。1921年，近人刘锦藻又编成《清朝续文献通考》400卷。上接《清朝文献通考》，叙事止于清宣统三年（1911）。分30门136类，记述清后期126年间各种典章制度的递嬗剧变。材料之丰富，价值之高，仅次于“前三通”。其中新增外交（分交际、界务、传教、条约诸类）、邮传（分总类、船政、路政、电政、邮政诸类）、实业（分总务、农务、工务、商务诸类）、宪政4考，反映了中国近代政治、经济体制变革的情况。该书与“九通”合称“十通”，记载了从上古至清末的典章制度。1935-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把清光绪中浙江书局刊本《九通》与《清朝续文献通考》合编成《十通》，影印出版，并附《十通索引》。
会要有宋王溥编撰《唐会要》（100卷）、《五代会要》（30卷），南宋徐天麟编撰《西汉会要》（70卷）、《东汉会要》（40卷），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现存366卷）。清代学者补撰《春秋会要》（4卷）、《秦会要》（26卷，清孙楷撰、徐复订补）、《三国会要》（22卷）、《明会要》（80卷）等。其中《唐会要》、《五代会要》、《宋会要辑稿》等史料价值较高。就某一朝代而言，会要所收集的材料比“十通”更为丰富、详细。明清官修的会典，不以门类汇辑材料，而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为纲，注重章程法令和各种典礼。“十通”与会要、会典可相互参照、考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