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部收录诗文词总集和专集，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五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总集指汇集许多人的作品而成的诗文集。别集是相对总集而言，即收录个人诗文的集子。楚辞为骚体类文章。词由五言诗、七言诗或民间歌谣发展而成，起于唐代，盛于宋代。原是配乐歌唱的一种诗体，句的长短随歌调而改变，因此又叫长短句。有小令和慢词两种，一般分上下两阕。诗文评是收录文学理论和批评方面的书籍。曲为一种韵文形式，盛行于元代。小说是文学体裁四分法中的一大样式，通过塑造人物、叙述故事、描写环境来反映生活、表达思想的一种文学体裁，即文体。
文体是泛指一切文章的体式和风格而言，在文学中，文体是特指诗文的类别。要了解中国文学，必先了解中国文体的分类。文学是作家透过语言文字，表达人类的生活、感情和思想的艺术作品，而文体是一切文章的体裁，比文学的范围要大。
我国文体的分类，最早始见魏曹丕的《典论·论文》。它将文章分为这样4大类：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其后西晋陆机在《文赋》中将文体分10类，即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谏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尉，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从此文体的分类越来越细，然就大体而言，有韵的谓之韵文，无韵的谓之散文。因此六朝人有文、笔之分，文指韵文，笔指散笔。
梁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批评的巨著，书中对文体的分类，在韵文中又析为辨骚、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9类；在散笔中，又析为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10类。加上介于文、笔之间的，还有杂文、谐隐两类。
梁萧统编《昭明文选》，选文的标准，在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小篇文章，而不选经、史、子的文章。所选的大半为集部的文章，将文体分为37类，即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文、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
其后，清人就古文的分类，也不同于前朝。清姚鼐编《古文辞类纂》，分古文为13类。曾国藩编《经史百家杂钞》，分文体为3门11类。其中不但摒弃了骈文，而且也不列诗、词、曲、小说、戏剧等类别。
韵文是指有韵律的文章。有韵的文章，是在句子的末字上，造成谐韵的效果，一般称之为用韵或押韵。在一定的句末上用韵，有前呼后应的谐韵作用，同时也有唤起记忆的效果。读起来顺口，容易背诵。有律的文章，是在句子上有一定的节奏，如每句字数的多寡有一定的规定。甚至每字的平仄，也有一定的限制。使之读来音节和谐，具有一定的节奏和旋律。
韵文大抵是诗歌类的文体，其文体的由来最早是文字与音乐、舞蹈结合的综合艺术，由于文字与乐、舞结合，因此构成了“韵”、“律”的变化。这些具有韵律的诗歌，大致是音乐文学。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的总集，产生的年代，自西周初叶至东周定王八年，约500年。其产生的区域，如从十五国《国风》来看，其分布的区域，以我国北方黄河流域的歌谣为主，也收录了少部分南方长江流域的歌谣，《诗经》是我国北方文学的代表。
《诗大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诗经》的“六义”，其实是包括《诗经》的分类：《风》、《雅》、《颂》；《诗经》的作法：赋、比、兴。《礼记·经解》篇云：温柔敦厚，《诗》教也。从此，温柔敦厚便成为我国诗歌的传统诗教。
《诗经》是周代的歌谣，开创了我国诗歌绚丽的首页。无论是抒情、叙事、咏物、写景、说理，都有佳篇。这些诗都是真挚之情的流露，保存民歌拙朴率真的趣味。它们在音韵上的自然和谐，在情感上的诚挚活泼，处处表现了艺术上的最高成就。《诗经》不仅代表了古代河济之间的北音，而其讽咏遗篇也影响了荆楚之间南音的产生，直接引发了汉赋的形成。《诗经》与后代的乐府同为乡土文学，且为六朝、唐人诗歌的宗祖。
辞赋是包括楚辞和汉赋前后各种赋体的总称。汉人将楚辞和汉赋视为一种文体，合称为“辞赋”，而且辞赋通用。
东汉末期，王逸注《楚辞》，才将辞和赋分开，视为两种不同形式的文体。于是在《昭明文选》和《文心雕龙》中，便将辞、赋分开。《昭明文选》选文分37类，“赋”和“骚”不同类。“骚”原是屈原《离骚》的简称，后演为楚辞的代称，也称为骚体，故诗人也称“骚人”。《文心雕龙》共50篇，其中论文体的篇目，赋有《诠赋》篇，骚有《辨骚》篇，也是将辞、赋分开。从此辞、赋二体，辞是楚辞，赋有各种赋体，各自独立成体，分道扬镳，各成文采。
“楚辞”是文体名，也是书名。楚辞作为文体名，是指战国时代楚地所产生的诗歌。它所用的语辞如“兮”、“些”、“只”等楚语，配合楚地的南音和巫觋祭歌，记载楚地的地名和名物以人歌谣，故名为楚辞。宋代黄伯思的《翼骚序》中云：
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谓之“楚辞”。若些、只、羌、谇、蹇、纷、侘傺者，楚语也；悲壮顿挫，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沅、湘、江、澧、修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茝、荃、药、蕙、若、芷、蘅者，楚物也。
《楚辞》一书，最早是西汉末期刘向所编。刘向将屈原和屈原的弟子宋玉、景差、唐勒的作品，以及汉人模仿屈原的作品，合编成书，名为《楚辞》。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裒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初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宋玉《九辩》、《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及向所作《九叹》，共为《楚辞》16篇，是为总集之祖。
《楚辞》有专书，从刘向开始。但刘向编的《楚辞》本今已亡佚，今所传本，是东汉末期王逸所编注的《楚辞章句》。宋代有两种《楚辞》的注本，一种是洪兴祖的《楚辞补注》17卷。本书以王逸的《楚辞章句》为基础，对王逸旧说加以阐发引申，在名物训诂上加以考证，是对《楚辞章句》补充，故名为“补注”。另一种是朱熹的《楚辞集注》8卷，附《辩证》2卷、《后语》6卷。本书所录《楚辞》篇目，据王逸旧本加以更订，增列贾谊《吊屈原赋》、《鸟赋》2篇，并删除《七谏》、《九怀》、《九叹》、《九思》4篇，指其辞意平缓，意不深切，在《辩证》中加以批驳。又据宋晁补之的《续楚辞》和《变离骚》，作了增删，选录荀卿至吕大临的辞赋共52篇为《后语》。
《楚辞》是继《诗经》之后的第二部总集。除《九歌》外，与《诗经》出于无名氏之手大不相同。《楚辞》的句法，以六言七言的参差句为最多，错杂以四言、五言、八言等句子，篇幅也比《诗经》长。在内容上，《诗经》是取材于社会生活的写实文学，而《楚辞》是渊源于楚文化的巫觋文学。屈原继承了《诗经》的四言诗，同时又吸收了楚文化，对楚地民歌加以革新，开展了句法参差错落的新体诗——楚辞。这种新体诗，具有浓厚的楚地色彩，又以描写个人的情怀与幻想，构成了词藻华丽，对称工巧，具有象征、神秘、浪漫的南方文学。
《楚辞》中最重要的作家是屈原。屈原，战国楚人，名平，字原；又名正则，字灵均。曾任左徒、三闾大夫，他主张彰明法度，任用贤才，辅佐怀王内修政治，外抗强秦。后因遭谤，前后两次流放，一次放于汉北，一次放于湘南。终因不忍见国家沦亡，遂投汨罗江以尸谏。屈原的辞赋，以丰富的情感和想象力，用象征的手法表现了含忠履洁的精神。在作品中广泛采用神话、寓言和巫觋故事，创造出雄伟壮丽的诗篇，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汉书·艺文志》载录他的赋有25篇。重要的篇目为《离骚》、《九章》、《九歌》、《远游》、《天问》、《卜居》、《渔父》等。
《楚辞》之外，还有荀子的短赋。其著作《荀子》32篇中，22篇有《赋》篇及《成相》篇，与诗歌有关。
《赋》篇便是由5篇短赋构成，包括《礼赋》、《知赋》、《云赋》《蚕赋》、《箴赋》。由于每篇不超过500字，篇幅极短，故称“短赋”。荀子短赋，皆为咏物的赋，内容是在说理，借咏物以阐明儒家的学术思想，开展了赋体咏物说理的途径。而《成相》篇被推为最早的鼓词形态，荀子用民间的鼓词来宣扬儒家思想，使儒学能深入于民间。荀子短赋的影响，直接促使汉赋的发生。
赋体是从《诗经》中赋、比、兴的赋，演变成一种韵文的文体。因此汉班固在《两都赋序》上说：“赋，古诗之流也。”《文心雕龙·诠赋》篇对赋的定义为：赋者，铺采摘文，体物写志。大意是说：赋是继《诗经》之后所产生的韵文，它用华丽的辞藻，来铺陈其事。赋是咏物的文学，属于载道言志的文学。
自汉武帝后，辞赋日愈发达。其风格与楚辞有别，讽喻、象征的少，而歌功颂德的多。赋的句法，多用四六排比的句子，又多堆砌冷僻的字。表现作者有煊赫的才学，以歌颂汉朝帝王的功业。于是，汉赋便成汉代文学的主流。后人称“汉赋”为“古赋”，是因为汉赋距今时代久远的缘故。同时，也用以别于六朝的俳赋、唐宋的律赋和散赋、明清的股赋。
两汉的赋家，有贾谊、枚乘、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王褒、扬雄、班固、傅毅、张衡、马融、王逸、祢衡、王延寿、赵壹等人。作品如贾谊的《吊屈原赋》、《鸟赋》等，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美人赋》、《长门赋》等，东方朔的《非有先生论》，王褒的《洞箫赋》，扬雄的《长杨赋》、《羽猎赋》、《甘泉赋》、《河东赋》等，班固的《两都赋》、《幽通赋》、《典引》、《答宾戏》等，张衡的《西京赋》、《东京赋》、《思玄赋》、《归田赋》等，祢衡的《鹦鹉赋》，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等。其中以西汉的司马相如、扬雄，东汉的班固、张衡，并称为汉赋四大家。
骈赋是指流行于魏晋六朝的赋。它与汉赋不同之处在于篇幅短小，用于抒情，因讲究声律谐和，用典对仗，使用俳句，故称骈赋或俳赋。重要的作家和作品有魏朝曹植的《洛神赋》，王粲的《登楼赋》，都是抒情性很强而感人的小篇。
西晋的赋家，有陆机用赋体做文学批评的《文赋》，潘岳的《秋兴赋》、《闲居赋》等。左思的《三都赋》，类似汉人的《两京赋》。当时《三都赋》成，洛阳为之纸贵，可见《三都赋》受当时人所喜爱而传抄一时的盛况。东晋的赋家有孙绰的《天台山赋》，借天台山的山水来谈玄理。又有陶潜的《闲情赋》、《归去来辞》、《感世不遇赋》，其中以《归去来辞》写罢官归隐的快乐为千古杰作。宋欧阳修甚至云：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
六朝包括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均建都于金陵，世称“六朝”。六朝文学崇尚华丽唯美，又重巧构形似之言的技巧。于是在小篇的赋上，达到成熟完美的境界。其中以南朝的作家，最足以为代表。如谢灵运、鲍照、谢庄、江淹、徐陵、庾信、何逊等，佳构如林，尤以鲍照、江淹、庾信3人为代表。
鲍照的《芜城赋》，写广陵（今江苏扬州）的繁华与离乱后的荒凉，形成对比。江淹的《恨赋》、《别赋》，庾信的《春赋》、《灯赋》、《小园赋》、《哀江南赋》，均是骈赋的佳作。无论写景抒情、咏物说理、登临怀古、悼亡伤别，均能惊心动魄、扣人心弦。
律赋是唐宋时因应科举考试所形成的赋体，又名试赋。其形式不仅要求对仗、用韵，甚至要求平仄和谐。用词和句法都有一定的限制，要求合乎规律，故称律赋。因此律赋近乎文字游戏，要受排偶和限韵的拘束。如王勃的《春思赋》、杜甫的《三大礼赋》、李程的《日五色赋》、王起的《庭燎赋》等。
由于律赋在形式结构上严格的规定，已无文学的性灵可言，甚至为文士所排斥。到了宋代欧阳修和苏轼，他们摆脱赋体的拘束，而写散文笔调的赋，无须对偶，也不限韵，甚至不押韵也可。这种形式极自由的散文赋，称为“文赋”或“散赋”。宋代文赋的作家，有司马光、欧阳修、邵雍、苏轼、蔡确、杨万里等，以欧阳修和苏轼为代表。
欧阳修有《秋声赋》、《鸣蝉赋》等名篇，苏轼有《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佳作，都是脍炙人口的散文赋。如同屈原的《卜居》、《渔父》一样，不受形式格律的束缚，文随意运，自然流利。
股赋是明清科举应试所写的八股赋体，它的结构规律比律赋更严，甚至要将赋题嵌入文中。有破题、承题、起讲、提比、虚比、中比、后比、大结八大段，故名为“股赋”。这类赋体已无文学价值可言，故不予举例。
我国诗歌源远流长，从《诗经》、《楚辞》之后，作品繁富，诗人辈出，使我国成为诗的民族。如从形式来区分，我国古典诗歌大致可分三大类，即古体诗、乐府诗、近体诗。
古体诗又称古诗，与近体诗相对。“古诗”一词始见于《文心雕龙》和《昭明文选》，《文心雕龙·明诗》篇云：古诗佳丽，或曰枚叔。文中所说的“古诗”，便是指《古诗十九首》而言。如语译此句，是说“《古诗十九首》美好如同佳丽，或许有人说是枚叔的作品”。枚叔即枚乘，叔是枚乘的字。汉武帝时，与司马相如同事于梁孝王。梁孝王卒，离开菟园。儿子枚皋也是诗人辞赋家，与司马相如同事汉武帝。《昭明文选》选文37类，其中“诗”一类，“杂诗”上录有《古诗十九首》，古诗之名，始于此也。
古体诗大多为五言或七言，五言古体诗称为“五古”，七言古体诗称为“七古”。当然古体诗也有四言和杂言的，但“四古”和“杂古”之名，少有人使用。古体诗的作法，别于近体诗，也就是古体诗和近体诗的分别，在于形式结构上的不同。古体诗不受句子多寡的限制；近体诗分绝句和律诗，绝句仅四句，律诗分今律八句和八句以上的排律。古体诗的长短依内容而决定，句子的多寡没有一定的约束。古体诗每个字不受平仄的约束，但近体诗每字平仄的用法，有一定的格律。例如五言仄起格的绝句，它的格律是：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所以古体诗字句不受平仄的限制，可以自由抒写，近体诗平仄的使用有严格的规定，造成定式。古体诗有对称句，但不严格限制；近体诗中的律诗，其中二三两联，一定要对仗，除了内容的对偶外，上下联的平仄也都要相反。古体诗的用韵宽，可以通押，可以换韵；近体诗用韵严，不能通押，也不能换韵。
汉魏南北朝的古体诗，以五言诗为主。我国五言诗的起源，说法纷纭，大致五言出于汉人乐府。五言诗酝酿于西汉，成立于东汉初期，而成熟于东汉末期。
东汉末期，建安时代成熟的五言诗大量出现，如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和刘桢。他们的作品多而且富丽，被《文心雕龙》誉为“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建安体”。
魏朝诗人主要有“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他们崇尚老庄虚无之学，轻礼法，常集于竹林之下，饮酒赋诗，故称竹林七贤。他们所处的时代在魏正始年间，又称“正始诗人”。其中以阮籍的《咏怀诗》、嵇康的四言诗为代表，《文心雕龙》评他们的诗为：嵇志清峻，阮旨遥深。
晋代的古体诗诗人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他们在太康年间，故称“太康诗人”。“三张”是张载、张协、张亢兄弟，但张亢不列于《诗品》，应以张华为是；“二陆”是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是潘岳、潘尼叔侄；“一左”是左思。他们主张“诗缘情而绮靡”（陆机《文赋》句），认为诗以吟咏性情为主，用华丽的辞藻来写诗。并且倡“巧构形似之言”，重视巧妙的构思，曲写其状的描写，使诗的创作走上排偶对称、重视绮靡艳丽的诗风。西晋末期，永嘉离乱，有刘琨感念家国之思的诗，郭璞有《游仙诗》，即借游仙以写隐逸山林的诗。
东晋义熙年间，陶潜以田园诗称著。他的《归园田居》五首及《饮酒诗》20首，堪称绝唱。《饮酒诗》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已成为他的代表句。梁钟嵘《诗品》称其诗“笃意真古，辞兴婉惬”，而推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南朝诗风愈加华靡，从山水到宫体，同是咏物，只是物的大小有别而已。其间宋谢灵运开拓了摹山状水的山水诗，继而有齐谢朓清丽小篇的山水诗，是为“大小谢”的山水诗。齐梁之间，诗风轻艳，如萧衍、萧纲、萧绎父子，以写宫廷女子的体态、闺阁女子的怨思成为宫体诗的代表。宫体诗内容轻艳，格调卑下，徐陵、庾信亦时有所作，时伤轻艳，近于浮靡。及陈后主时，更以艳丽为美，极于轻薄，如《玉树后庭花》。
七言诗起源于汉武帝柏梁台君臣联句，文人之作，以曹丕的《燕歌行》为首篇。其后七言诗很少出现，直到南朝宋鲍照，梁萧衍、萧纲等才有少量七言诗，且多为乐府之作。故七言古诗，要到唐代才普遍流行，至盛唐才臻于成熟。
“乐府”本指官府的名称，即“音乐的官府”。由于它的职掌，在采集各地的民歌，或取文士所写的诗加以配乐，作为朝廷典礼、宗庙祭祀，以及君臣宴饮时所用的诗歌。因此后代人称民歌为乐府。乐府是合乐的诗歌，是音乐和诗各占一半的“音乐文学”。
乐府由音乐的官府，引申为民歌的代称。其后凡是合乐的诗，都称为乐府。于是宋人长短句的词，元人的散曲小令，也可称为乐府。如宋苏轼的词集称为《东坡乐府》，元张可久的散曲集子称为《小山乐府》。而乐府的名义，还扩大到词、曲的范围。
乐府的设立，始于汉惠帝。惠帝命夏侯宽为“乐府令”，汉武帝时，更成立“乐府”官署。《汉书·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阴，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汉武帝为了要祭天——“东皇太一”，祭地——“后土”，才成立乐府官署来制作天地的诗乐，并任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司马相如、邹子乐等作郊祀的歌词，《汉书·礼乐志》尚记录有19章的歌词。乐府署在文学上最大的贡献，是采集赵、代、秦、楚等地的民歌。是继周代太师采集《诗经》之后，第二次大量采集民间歌谣的工作。汉乐府保存了汉代民歌的真面目，成为后人研究汉代文学不可或缺的原始资料。
两汉乐府民歌，大抵为《清商曲》、《相和曲》和《鼓吹曲》、《铙歌》。以写实为主，且极富诗趣，又具有讽喻劝化的作用，故发展为叙事诗的形态，足以反映汉代的风俗民情。诚如《汉书·礼乐志》所说的汉乐府的特色，在于“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缘事而发，便形成叙事诗。如《饮马长城窟行》写征夫徭役思家，《羽林郎》、《陌上桑》写御林军调笑酒家女胡姬、太守意图占有民女罗敷，表现了汉代女子的贞亮。最长的叙事诗如《孔雀东南飞》，描写焦仲卿和刘兰芝夫妇，由于婆婆不喜欢媳妇，在环境、性格、命运等因素下，造成《孔雀东南飞》中焦、刘两家的伦理悲剧。这些诗多少带有教化劝勉的力量，也反映了汉人的生活和思想。
东汉末期，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发现乐府的流行性和亲和力，大量模仿民歌而作乐府诗，于是有“文人乐府”的出现。如曹操的《短歌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白马篇》、《七哀诗》，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都是著名的文人乐府。从此开辟了文人吸取民间歌谣养分的途径，使诗歌更富生命力。
魏晋南北朝的乐府诗，是继承汉乐府的道路而发展出来的新体诗。从公元3世纪到6世纪之间，由于国家社会的动荡，促使佛道的流行，隐逸思想的抬头，使乐府诗由长篇的叙事诗演变为小篇的抒情诗，由北方的朴质诗风趋向南方的轻绮靡丽诗风。
魏晋南北朝乐府诗以六朝的《清商曲》为主，《清商曲》固然是汉代的旧曲，但新添了长江流域新兴的民歌，便成六朝时代诗歌的主流。其中又可分为《吴歌》、《西曲》、《神弦曲》。而北朝的民歌，以梁乐工所收集的梁《鼓角横吹曲》为主。就内容而言，六朝乐府多半为恋歌、志怪、山水、宫体之作，描写江南采桑采菱的农耕生活。北朝乐府多半为恋歌、苦寒、征战、思乡、尚武之作，描写草原纵马放牧的游牧生活。但它们共同的特色，在于带有浪漫、神秘，以及唯情唯美的色彩。大半为五言四句的小诗情歌，有时用男女对口的方式来表达，大量使用谐音双关语，以增诗趣和弦外之音，也大量使用和送声，以增歌唱时的热闹场面和节奏感。
六朝主要的乐府诗，有《吴歌》中的《子夜歌》、《子夜四时歌》、《华山畿》、《读曲歌》；《西曲》中的《襄阳乐》、《莫愁乐》、《三洲歌》；《神弦曲》中的《白石郎曲》、《青溪小姑曲》。北朝主要的乐府诗，有《木兰诗》、《敕勒歌》、《折杨柳歌》、《紫骝马歌》。
隋唐以后的乐府诗波澜壮阔，尤其唐代文人乐府诗，更开启了诗歌活泼的新天地。隋代由七部乐扩充为九部乐，加入大量的胡乐，唐代亦承袭隋乐，增为十部乐。因此胡乐夷歌，为唐诗增加了诗声之美。隋唐五代的民间歌谣见于《全唐诗》或敦煌曲子词中，数量约千首，成为敦煌出土的唐人写卷中最珍贵的资料。
文人仿制的乐府诗在盛唐以前，标题沿用汉魏或六朝乐府旧题。中唐以后，则多为“记事名篇”的新题乐府，也称“新乐府”。乐府至此，已脱离音乐而不能合乐。
然而宋以后乐府或不用乐府一词，或称词、称曲、称时调，且走上长短句的道路。但民间歌谣的本色不变，仍然保有音乐文学的风格。
古体诗和乐府诗有区别。古体诗大半是文人所写的诗，它只能“徒诵”而不能歌；乐府诗是合乐的诗，可以歌。如《古诗十九首》中的《青青河畔草》、《行行重行行》是古体诗，不是乐府诗；而《饮马长城窟行》、《放歌行》、《白头吟》等是乐府诗，不是古体诗。后人往往将古体诗和乐府诗混淆，难以区分。其实合乐的诗是乐府，不合乐的诗是古体诗。但后代也有少部分的乐府诗不能合乐，如唐人的“新乐府”，也不能歌了。但从“标题”上，可以区分古体诗或乐府诗，乐府诗的标题仍留有合乐入乐的痕迹，都会有“歌”、“行”、“吟”、“弄”、“曲”、“调”、“章”、“引”等名称。
-般人往往会把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视为古体诗，其实《长恨歌》和《琵琶行》是乐府诗，因为它们属于歌行体。所以乐府诗和古体诗的区别，往往从标题上便可以辨认出来。把《长恨歌》、《琵琶行》误作古体诗，可能是受《唐诗三百首》的影响，该书将这两首诗列入“古诗”中。
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也是唐人所开创的新体诗，包括绝句和律诗。绝句共四句，每句五个字的称为五言绝句，简称五绝；每句七个字的称为七言绝句，简称七绝。律诗分今律和排律两种，今人所谓律诗，多指八句的今律而言，八句以上的为排律，今已不流行。
探讨近体诗的由来，是先有绝句，后有律诗。汉代称四句的短诗为“断句”、“截句”，后来又有“短句”、“绝句”等名称。然而短诗的做法，字数虽少，或20字，或28字，但能将情意包含其中，以达“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南北朝时小诗兴盛，流行对称的诗句。齐永明间，“声律说”流行，使诗的声调愈趋律化。经初唐上官仪、上官婉儿倡导“上官六对”，使唐诗律化的技巧近于完备。因此初唐四杰，五律己渐次完成。沈铨期、宋之问的“沈宋体”，使七律也告成立。因此近体诗的格律，在初唐的“上官体”、“沈宋体”的倡导下，得以建立。从诗歌的发展来看，是先有绝句，后有律诗。
近体诗和古体诗最大的不同在于：近体诗有句子多寡的限制，绝句四句，律诗八句；古体诗不受句子多少的限制，可以自由抒写。近体诗有平仄的限制，用韵只限一韵，不得通押或换韵；古体诗不受平仄的限制，用韵也宽，有通押和换韵的现象。同时，律诗在二、三两联还要求对仗。因此近体诗在我国诗歌中，无论在形式上、内容上，均臻于最完美的境界。
唐人不但开创了近体诗，同时也发展了古体诗和乐府诗，使唐诗得以兼备各体而同时发展，造成唐诗的博大和鼎盛，使唐诗成为唐代文学的主流。
前人对唐诗的分期，始于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它将唐诗分为五期，即初唐、盛唐、大历、元和、晚唐。今多依明高棅的《唐诗品汇》，将唐诗分成四期，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
初唐的诗，艳丽而高华，有六朝诗的遗风。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及张若虚等，代表了初唐诗的高华之美；王绩、王梵志等的隐逸诗，陈子昂的倡建安风骨，扩展了初唐诗的蓬勃生机。
盛唐在开元、天宝之际，诗人辈出。无论写山水、田园，写边塞、游仙，写宫体、闲情，都能曲尽其妙；诗佛王维当时影响力最大，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享誉后世最久。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等边塞诗，绽放大唐气象，流露年轻一代诗人的热力和豪情。
中唐经安史之乱后，人民在战乱的洗礼下，变得沉思而内敛。大历、元和年间，有中兴气象。中唐诗由大历、贞元间多写个人情怀，到元和年间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开启了平易近人的诗风，使唐诗再现高潮。同时，韩愈诗的散文化，也开辟了宋诗重理的蹊径。
晚唐因党争及进士浮华之风，诗重冷艳而多感伤。如杜牧、李商隐绮靡的小诗，冷艳圆熟，达到小诗登峰造极的境界。其他如皮日休、陆龟蒙等诗人沿新乐府的道路，描写民间疾苦，替离乱的晚唐留下了一些真实的记录。
唐人有养伎之风，诗声不绝。青楼管弦，酒酣而歌。于是长短句大量兴起，形成唐代另一种新体诗的产生，称之为“词”。
词，又名曲子、曲子词、长短句，另又名诗余、乐府、琴趣、乐章等别称。在宋人的词集中，有苏轼的《东坡乐府》、范仲淹的《范文正公诗余》、欧阳修的《醉翁琴趣外编》、柳永的《乐章集》。词是配合音乐的歌词，是诗与音乐结合的音乐文学。
词的起源，与音乐的关系至为密切，其兴起的原因如下：
一、渊源于乐府歌辞。由于唐人的近体诗可以配合歌唱，将整齐的诗句摊破或加以和送声的变化，演变成活泼的长短句，因此从诗衍化为词，成为唐人的一种新体诗。
二、由于声诗的流行，于是长短句的词崛起。唐人的声诗，便是合乐的诗，尤其与民歌的兴盛有直接的关系。有些民歌传唱一时，如今已成词牌，文人往往倚声填词。
三、唐人有养伎之风，青楼传唱的酒令，便是词中的小令。因此早期的词，是传唱于青楼茶肆杯觥之间的艳歌。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敦煌莫高窟所出土的唐人写本敦煌卷，其中有“敦煌曲子词”，便是唐人的民歌，也是唐词的开端。这些拙朴率真的敦煌曲子词，已开启了唐词的新篇。传统的说法，最早的词家始于李白，因此“词中有三李”，即李白、李煜、李清照。李白的《菩萨蛮》、《忆秦娥》、《清平调》、《秋风词》等，自有它独特的风貌。前人怀疑《菩萨蛮》、《忆秦娥》为后人托名之作。但敦煌曲子词的出土，证明盛唐时已流行《菩萨蛮》的曲调，李白能作此调之说已可成立。
中唐期间词家渐多，如韦应物的《调笑令》，张志和的《渔歌子》，王建的《宫中调笑》，白居易的《花非花》、《忆江南》、《长相思》，刘禹锡的《忆江南》、《杨柳枝》等词，说明了文人大量模仿民歌的词已蔚为风气。
词的发展，始于民间的曲子、曲子词，然后发展为歌楼茶肆传唱的伶工之词。这些在58字以内的词，称为小令，小令便是从酒令演变而来的小曲、小调。59字至90字的词，称为中调；91字以上的词，称为长调。中调和长调，又称为慢词。
晚唐五代的词，便是小令。由于当时的社会风气流于浮华，于是艳风大扇，其间五代后蜀赵崇祚所编的《花间集》，收有晚唐五代词人18家，包括温庭筠、韦庄、顾敻、孙光宪等。另外无名氏所编的《尊前集》，收有晚唐五代词人38家，包括李隆基、李白、白居易、温庭筠、欧阳炯、冯延巳等。在风格内容上，已演变成杯觥之间的艳情小调。于是“诗庄词媚”的分野，也越来越为显著。
五代词家大致分布于两个地区，一是西蜀，以花间词人为主，以温庭筠为“花间鼻祖”的代表。一是南唐，南唐词人有别集而无总集，其中有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冯延巳等词人，仍然是歌者之词的风格，是小令的词；而李煜的词，写去国之痛，境界始大，已变伶工的词为士大夫的词。在南唐词中，李煜不仅足为代表，在晚唐五代词中，也堪称第一。近人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曾将温庭筠、韦庄和李煜三家词做比较，评温庭筠的词是“句秀”，韦庄的词是“骨秀”，而李煜的词是“神秀”。
北宋前期的词，沿《花间集》、《尊前集》的遗风，仍是小令之类的歌者之词。北宋晏氏父子晏殊、晏几道首开风气，其著有《珠玉集》、《小山集》，从词集名也可知为小令艳词。其后范仲淹、欧阳修的词崛起，范仲淹的词传世的不多，《全宋词》录有他的词5首，他的《苏幕遮》和《渔家傲》，却有几分边塞的风貌；欧阳修虽是古文大家，但写起词来，依然纤巧妩媚。一般的小令，多半为女性化的词，也是青楼的艳歌，保有歌者之词婉约艳丽的本色。
词发展到张先、柳永时代，由小令演变为慢词。张先有“张三影”之称，他的佳句“云破月来花弄影”，“柳径无人，坠轻絮无影”，“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传诵一时；柳永的词，更是脍炙人口，时人曾谓：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他的《八声甘州》和《雨霖铃》，堪称代表作，均是长调慢词的极品。
苏轼也多慢词，他的词题材扩大，由歌者之词变为文人之词。他在词中写自己的遭遇，无论记游怀旧、咏史说理都能入词。他是词诗化的第一人，也是给予词作子题的第一人，更是开豪迈词风的第一人。如他的《念奴娇》，子题作“赤壁怀古”。其他北宋词家尚有秦观、贺铸、周邦彦等人。
南宋词的发展，可分乐府词派和白话词派两大类。乐府词派是继承周邦彦重音律的词家，有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张炎、周密、蒋捷、王沂孙等。他们不但能填词，也能作曲创调。白话词派从李清照开始，其他如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陆游、辛弃疾、刘克庄等词家，都能将白话入词，用白描手法写真挚的情感，反映大众的心声，开创了词的另一境界。
曲是元代新兴的文体，又称“词余”。在我国韵文的发展中，唐诗、宋词、元曲，一脉相承，自有它继承的渊源存在。然而唐诗的典雅，宋词的艳丽，元曲的俚俗，自有它风格上的特色，也反映出时代文学的道路。
元曲产生的原因，乃由于金元入主中原，摧残汉人文化，废科举；蒙古人统一中国，又分江南人为十等，九儒十丐，文人受鄙视。于是元代的戏曲作家大多数是布衣平民，甚至是潦倒的文人和倡优。他们所写的曲，供一般民间歌唱、欣赏。元曲的产生，也与音乐有关。金元入主中国，胡乐盛行，嘈杂缓急，词不能配合，于是更为新声。大江以北，渐染胡语，曲调急促慷慨，是为北曲；大江以南，曲调婉转而流丽，是为南曲。
就曲的形式结构而言，有散曲和戏曲之分。散曲从词衍化而来，是合乐可唱的小调，有一定的曲牌。散曲有小令和套数的分别，小令如同词的小令，单独一阕，自成格局；套数则是集合同一宫调的小令，在内容上可以连贯，铺叙一段故事或情节，如同诗词中的联章。如《西江月》、《四块玉》、《天净沙》等是小令，如马致远的《秋思》、关汉卿的《侍香金童》等是套数。元代散曲的作家，可分前、后两期，前期有关汉卿、白朴、王实甫、卢挚、马致远等，后期有张养浩、贯云石、乔吉、张可久、徐再思、周德清等。其中小令创作最多的作家是张可久，在任讷所辑的《小山乐府》中，共收其小令751首，套数7套。
元代前期的散曲，充分表现北方民歌中率直爽朗的精神与质朴自然的通俗文学之美。后期的散曲，渐渐失去了民间文学的通俗精神，在修辞上和内容上，走上了典丽重雕琢的道路。
明代散曲，承元代余绪，散曲作家如康海、王九思、冯惟敏等，是北方人，所作多为北曲，亦兼写南曲；至于梁辰鱼、沈璟、施绍莘等，则是南方人，所作都是南曲。元明散曲的流行，多为渔樵生活的写照，与民间的市井小唱同类。
戏曲包括了元人的杂剧和明清的传奇。元人杂剧是北曲配上科、白，成为舞台上可演出的戏剧。科是演员所表演的动作，白是说词宾白，也就是台词。戏曲是由歌唱、宾白、角色组合而成的表演艺术，唱词和宾白除了为剧中角色代言，还具有补充布景的不足，显明动作的意义。
元人杂剧每出包括四个套曲，每一套曲称为一折。因此元人杂剧的基本架构，每本为四折。每折一韵到底，由一人独唱；也有全剧四折，由一人独唱到底，如马致远的《汉宫秋》、白朴的《梧桐雨》等便是。杂剧的前面可以加一个“楔子”作为序幕，后面可加题目正名作为结束。
每本杂剧最后列题目和正名，作者把剧本写成后，将剧本的内容用提要方式将总结写出，以便剧场招贴，具有广告的效果。
元代杂剧作品很多，著名的有关汉卿的《窦娥冤》、《救风尘》，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梧桐雨》、《墙头马上》，马致远的《汉宫秋》、《青衫泪》，纪君祥的《赵氏孤儿》，郑光祖的《王粲登楼》、《倩女离魂》等。在元人杂剧中，对各种典型人物的描写，把一些思想内容深刻又真实地表现在舞台上。
明清的戏曲称为传奇，主要的故事题材取自唐人的传奇小说。戏曲的结构，也与元代杂剧有些不同：杂剧每本四折，传奇则扩大为三十出，甚至于四五十出，每出不限一个套数，一韵到底，不限官调，可以换韵。传奇不限独唱，可以对唱、轮唱、合唱。传奇的开端，类似杂剧的楔子，而用“家门”、“开场”、“开场始末”，其实是相当于开场白或序幕，只是在名称上古今有所不同。
最早的传奇作品有五大传奇，即《杀狗记》、《白兔记》、《拜月亭》、《琵琶记》、《荆钗记》。清朱彝尊以为《杀狗记》是徐旺所作，是根据元萧德祥的杂剧《杨氏女杀狗劝夫》而来。《白兔记》是元明之间的民间作品，写五代刘知远穷困从军，因功立业，而他的妻子李三娘磨房产子，终于夫妻团圆的故事。《拜月亭》作者不可考，写蒋世隆和王瑞兰亭前拜月、才子佳人的故事。《琵琶记》为明高明作，写赵五娘寻夫的故事。王国维考定《荆钗记》为明朱权所作，写王十朋和钱玉莲离合的爱情故事。
明代传奇在《琵琶记》出现后，曾消沉一段时期。中明魏良辅改良昆腔，于是传奇再度兴盛。如梁辰鱼的《浣纱记》，盛行于江南各省。晚明有沈璟的《义侠记》，叙武松故事。最著名的要算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即《还魂记》（又名《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都是写梦的故事。有爱情的梦和人生的梦，故称《临川四梦》，又名《玉茗堂四梦》。
清代的传奇作品有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李渔的《蜃中楼》、《比目鱼》等《笠翁十种曲》，蒋士铨的《四弦秋》、《临川梦》。
在一切文章中，只要是不押韵的文章，都是散文。而散文的内容和写法都很自由，无论是写景的游记，写人的传记，写情的抒情小品，写事的叙事散文，写物的咏物小品，写理的议论或说理散文，都在散文的范围之内。因此散文是最自由、最活泼的文体，几乎是无所不“散”，不拘格套。
我国历代散文极为发达，早期的散文多为著述文，为论述其学说所写的文章。因而早期的散文是实用的学术性文章，而非唯美唯情的文章。在前人的分类中，往往采经、史、子、集的分类法。而经、史、子三部的文章，在我国散文中也占了重要的地位。集部的作品与今人的文学较为接近，于是经、史、子部的散文，是以知性为主的散文，集部的散文是感性较强的散文。
我国散文产生极早，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开始便是商代的卜筮文字。商代约在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其中只是片言只字的卜辞，还够不上成篇的文章。商周以后，文字的运用日广，人们用来记言记事，于是文籍繁生。而到周代，各种文体均已完备。
春秋时孔子开私人讲学的风气，整理六经以教弟子。后人尊孔，将他所整理的书籍称为“经”书。其实孔子是整理虞、夏、商、周历代先贤文献，构成了文化的传统，建立了儒家的学说思想。
孔子的言行记载在《论语》中，由朴质的纪言发展为复杂的论辩，由简朴的散文衍变为横纵批驳的散文。由《论语》到《孟子》，春秋时代的散文是一章一节；到繁复的战国时代，散文已可成篇。《论语》中的论“仁”和《孟子》中的取“义”思想，便成儒家思想的主要精粹所在。
其他如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是礼的行使和理论的阐明，在于明人伦、辨亲疏，以定人与人的关系。而史官所记的《春秋》，有三传的阐述，其中《左传》尤富文采，成为古文家敬奉的古文典范。
在先秦诸子和两汉诸子中，要籍繁多。就文学的观点来看散文的发展，周秦两汉诸子的散文各能表现一家之言。
从春秋时代《道德经》五千言，发展到《庄子》的寓言，也是由简朴的散文演为复杂华彩的散文。《庄子》的寓言扩及自然界的各种事物；但《韩非子》的寓言则多落实在人事上，写人间发生的小故事；《荀子》的散文喜欢引据资料，列举事类以证明其理论。
两汉诸子，如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刘向的《新序》，都以“新”论为号召，其实都是儒生的主张。其他如董仲舒主张恢复儒家思想，而有《春秋繁露》，桓宽主张富国之道，而有《盐铁论》；刘安主张虚无之道，而有《淮南子》；王充为破除汉人拘泥于阴阳五行迷信的风气，而有《论衡》。这些论述的散文，均重于说理议论，被后世视为哲理性的散文。
在周秦两汉时代所编著的史书，大半出于史官。孔子运用鲁国的史料，表彰春秋大义而有《春秋》，其后“三传”的阐述，已在经学中述及。其他如《国语》、《战国策》等国别史，多记纵横家之言，也是后世古文家所崇奉的对象。
两汉史学散文，当称《史记》和《汉书》两部巨著。司马迁的《史记》，是二十五史的第一部。他开创了纪传体的史书，也开创了传记文学，是唐宋以来古文家奉为圭臬的作品，他也因而被推崇为古文之祖。班固著《汉书》，大致渊源于《史记》的体例，不同的是：《史记》属通史，《汉书》属断代史；而《汉书》论赞、叙事详赡，也是史书中的翘楚。班固又长于辞赋，于是被后世尊为骈文之祖。
周秦两汉的散文，多以实用为主，成部的著述多被归入经、子、史部的领域。只有一些单篇小作，才会被收入文学或集部之中。今从《昭明文选》中可看到一些篇什的作品，也多半是应用的文章。如秦李斯的《谏逐客书》，以及一些碑文。汉贾谊的《过秦论》、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孔安国的《尚书序》、邹阳的《上书吴王》，以及班固的《封燕然山铭》。这些大致为骈散互用的散文，和东汉以来渐趋于行骈的文章不同，仍存有朴质的古风。
魏晋南北朝由于绮靡文风盛行，重巧构形似之言，因此诗文的创作重形式、讲技巧、尚华藻骈辞。所谓“巧构形似之言”，见梁钟嵘的《诗品》及刘勰的《文心雕龙》，意指巧妙的构思，而能曲写其状。流风所扇，用词华丽，对称行骈，于是骈文大行。但在魏晋南北朝间，仍有人继续在创作优美的散文，而不受骈文流行的影响，也有不少的作品传诵一时，为后世所激赏。
此间脍炙人口的单篇散文，如三国魏曹丕的《典论·论文》、曹植的《与杨德祖书》、三国蜀诸葛亮的《出师表》、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李密的《陈情表》，以及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都是隽永的佳构，千古不朽的小品。
成书的散文，如北魏郦道元沿用汉桑钦的《水经》，演为我国第一部山水小品散文的《水经注》；北魏杨炫之纪宫室庙宇的《洛阳伽蓝记》；北齐颜之推述立身治家的《颜氏家训》；南朝梁刘义庆写人物轶事的《世说新语》，同时他也写志怪笔记，如《幽明录》等鬼故事。当时志怪笔记流行，如晋陶渊明有《搜神后记》、梁吴均有《续齐谐记》等。在骈文盛行的年代里，有这些清新隽永的散文出现，在当时文坛中可以算是一股清流。
六朝文章骈俪盛行，文辞华丽，并重排偶用典。至唐代格律更严，离实用文学愈远，内容华而不实。有北魏苏绰仿《尚书》的《大诰》，隋李谔、王通倡贯道济义的朴质文章，唐陈子昂倡言复古的书论，李华、萧颖士、柳冕、独孤及、元结等排斥骈俪浮华的风气，崇尚朴质复古的文章，这些人士都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
到中唐韩愈、柳宗元时，提倡文以载道的古文，使文学与儒学合而为一。于是文风转变，文人洗去江左绮靡的习气，转而效韩柳的古文蔚成风气，使韩柳成为当时文坛的盟主，而散文再度跃居文坛的主流。在韩门的弟子中，有李汉、李翱、孙樵、皇甫湜、沈亚之等，但柳宗元的弟子却很少，这是因为柳宗元遭受长期的贬谪，且谪居在永州、柳州等偏远的区域。今观唐代的古文家，全部是北方人士。
唐代到清代的古文运动共有四波，而且波澜壮阔。第一波是唐代韩柳的古文运动，第二波是宋代欧阳修及其门生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的古文运动，第三波是明代前后七子，以及反对前后七子的公安派的古文运动，第四波是清代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的古文运动。
由于晚唐、五代绮靡文风又盛，骈文又兴，古文又销声匿迹，北宋初期西昆体的盛行，使绮靡文风变本加厉。这时也有柳开、穆修、孙复、尹洙等人提倡实用的古文，到欧阳修出而领导文坛，主张师经明道，尊韩愈文，于是宋代的古文运动波澜又起。欧阳修任参知政事时，乐于奖掖后进，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父子，都是经由欧阳修的拔识而立身成名的。他们在北宋文坛上，开创了平易近人的古文，使宋代古文更趋于普遍化。明人茅坤曾编选《八大先生文钞》，包括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八人的文章，后世因称“唐宋八大家”。
明代古文运动，是第三波的古文运动。从中明以后，拟古古文家崛起，有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等，以及后七子李攀龙、王世贞等所倡导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摹拟派古文。同时，有唐顺之、王慎中倡文章本色论，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推崇唐宋八大家古文以抗衡。其后又有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倡“性灵说”，认为写文章可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来书写，而且“直抒胸臆，如写家书”，以反对前后七子模拟之俗。由于三袁是湖北公安人，世称公安派。公安派的古文家，给晚明带来清真幽峭的晚明小品。除三袁外，尚有张岱、徐渭、归有光等散文家。
清代古文运动，是第四波的古文运动。清初，性灵派的古文仍在，但流于空疏，甚至杂以小说，不够雅洁。于是康熙年间，方苞编《古文义法约选》，倡古文义法，主张“言之有物，言之有序”，有物是指古文要有内容，有序是指古文要有条理、有方法。并把古文家的文统找来，推崇经史的书，并崇尚唐宋古文家及归有光的古文。古文要“雅洁”，后经刘大櫆、姚鼐的扩大，于是建立了桐城派的古文。方、刘、姚三人都是安徽桐城人，世称桐城派。姚鼐的弟子多，如梅曾亮、刘开、管同、方东树、姚莹等，均有文名。其后又有桐城派的别支阳湖恽敬、张惠言，主张骈散互用的古文，称阳湖派；湘乡曾国藩及其弟子薛福成、黎庶昌等扩大桐城派的门户，称为湘乡派。
骈文，又称四六文。由于我国文字可奇可偶，在先秦时代的文章，骈散不分，自然互用。自东汉以来，文风崇尚对称，以增加对比联想和美感，于是有俪辞骈语之作，如《周易》的“云从龙，风从虎”，《书经》的“罪疑唯轻，功疑唯重”，以及班固《两都赋》中的“风毛雨血，洒野蔽天”，口语所云：向天索价，就地还钱。都是很好的对称句。
骈文和散文的不同，骈文的基本句法，是以四字、六字为基本句，故又称四六文。散文不受句法的限制，可以自由书写。因此骈文行偶，散文行奇。骈文辞语尚绮靡华彩，散文尚自然朴质；骈文要隶事用典，散文要直接铺叙、白描直写。骈文的特色是行偶，四六句法，宜用典，重气势，有轻倩之风。
骈文受辞赋的影响，产生于东汉。辞赋用韵，排比成采，将韵脚去除，便成骈文。骈文极盛于六朝，即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均建都于金陵，文风尚华靡，故又称六朝文。魏晋时的骈文家，大半也是辞赋家，如曹丕的《典论·论文》、王粲的《登楼赋》、曹植的《洛神赋》；张载的《剑阁铭》、陆机的《文赋》，都是称著的骈文。
在清人孙德谦的《六朝丽指》中，将六朝文分为四体，即永明体、宫体、吴均体、徐庾体。永明体是指南朝齐永明年间，沈约、谢朓、王融等，用声律说以写诗文，称永明体。因此重声律的骈文，属于此体。宫体的骈文，是指梁武帝跟任昉、萧琛等竟陵八友所写的骈文。由于辞藻艳发，伤于轻靡，时号宫体。吴均体是写山水清音的骈文，如吴均的《与宋元思书》、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徐庾体是徐陵、庾信所写的骈文，也是新宫体。将描写宫廷女子的轻艳，扩大为一般咏物抒怀的内容，如徐陵的《玉台新咏序》，庾信的《春赋》、《哀江南赋》，江淹的《恨赋》、《别赋》，可为代表。
唐以后的骈文，承六朝文的遗风。初唐四杰骈文，大率措辞绮丽，属对工整，平仄协调。如王勃的《滕王阁序》、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为天下至文。其他如唐燕国公张说、许国公苏颋，也是骈文的能手。中唐陆贽的奏议，柳宗元的谢表，晚唐李商隐的《樊南四六甲乙稿》，堪称唐代骈文的代表。
宋代西昆体盛行，藻丽辞赡，但风格不高。欧阳修、苏轼散文化的骈文，却被人激赏。如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传诵千古。
元明的律赋和八股文，使骈文的精神消失殆尽。清代骈文复起，如陈维崧、毛奇龄、汪中、王闿运、李慈铭等，堪称一代之大家。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意是指琐碎的话，与后代小说的意义不同。东汉桓谭的《新论》载：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班固《汉书·艺文志》在《诸子略》中有九流十家，最末一家便是小说家，他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因此“小说”是说“小道”的，与“大说”说“大道”不同。小说家是残丛小语，道听途说的传导者，代表民间刍荛狂夫的意见，与士大夫说仁义大道理的议论不同。
小说本也属于散文的范畴，后来小说作品愈来愈多，于是脱离散文而自立门户。我国古代小说分笔记小说、传奇小说、短篇小说、章回小说。
《汉书》所录15部小说，今仅存书目，书已亡佚。《隋书》所录25部小说，以《燕丹子》为最古，不著作者，所述与《史记》荆轲刺秦王中燕太子丹的故事相近。汉魏以来，多述神仙鬼怪的笔记小说。这些由神话传说所发展出来的趣味性短篇小品，随巫风佛道的盛行，产生鬼世界的故事，流传民间。如托名汉东方朔作的《神异经》、《十洲记》，托名班固作的《汉武帝故事》、《汉武帝内传》，托名刘歆所作的《西京杂记》，大都是魏晋人所作。
晋代干宝的《搜神记》、王嘉的《拾遗记》、张华的《博物志》、陶渊明的《搜神后记》，也是记载志怪的故事。南北朝时，王琰的《冥祥记》、颜之推的《冤魂志》，还加入佛教轮回报应的观念来传说神鬼故事。其他如吴均的《续齐谐记》，写非理性的鬼世界，堪称志怪的圣品。其中最可贵的是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写后汉至东晋的名士言行、士族生活、轶言轶事与六朝人的风流倜傥，逸趣横生，是汉魏南北朝中笔小说的珍品。
继魏晋南北朝笔记小说之后，唐人有传奇小说的兴起。传奇小说不写鬼故事而写人事，可称为我国短篇小说的开端。六朝志怪的鬼世界笔记，是非理性的“幻设语”。而唐人传奇，已是理性地写人间事的“作意”小说。唐人小说中的人物，也是多方面的。有书生，有官吏，有名门闺秀，也有妓女歌伎。写虚幻人生的，有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写爱情故事的，有元稹的《莺莺传》、白行简的《李娃传》、陈元祐的《离魂记》、蒋防的《霍小玉传》。写历史故事的，有陈鸿的《长恨歌传》、郭堤的《高力士外传》。写侠义故事的，有袁郊的《红线传》、杜光庭的《虬髯客传》。今多收集于宋李昉辑的《太平广记》中。
宋人的传奇，大抵依唐人的传奇小说旧道路而发展。较有名的，如乐史的《绿珠传》、《杨太真外传》，秦醇的《骊山记》、《赵飞燕别传》。
宋人小说最出色的不是发展志怪或传奇，而是发展白话短篇小说。世称为“话本”，也是市井小说，即说书人所用的话本。话本早在唐代已有，敦蝗出土的敦煌卷中便有少量的话本，如《韩擒虎话》、《庐山远公话》等。今人所传宋人白话短篇小说，以《京本通俗小说》为代表，其中如《碾玉观音》、《错斩崔宁》、《拗相公》、《冯玉梅团圆》等8种，代表了宋人短篇小说的面貌。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流行，有冯梦龙所采辑的“三言”，包括《警世通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以及凌濛初所采辑的《拍案惊奇》初刻本、二刻本两部。以上5种，每种均收录40篇短篇小说，共200篇。后有抱瓮老人从200篇中选出40篇，命名为《今古奇观》，尤为脍炙人口。
明清以来，流行长篇小说，其中以卷、回分隔，世人称之为章回小说。长篇小说在宋代已有，如《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便是。
在明清章回小说中，最为人所乐道的有四大部，即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和清曹雪芹的《红楼梦》。其他如清人文康的《儿女英雄传》、石玉昆的《三侠五义》、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也为世所喜爱。晚清因政治紊乱，外强环伺，于是谴责小说大兴。如刘鹗的《老残游记》、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朴的《孽海花》等，都把对时代的不满，反映在作品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