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流，自从汉字出现以后，流传最早的儒家典籍，就是《易》、《书》、《诗》、《礼》、《春秋》。到了战国以后，才被称为经。六经最早见于《庄子》的《天运》篇。
自唐以后，经并不限于五经、六经，而有七经、十经、十三经诸多不同的名称。刘勰在《文心雕龙》篇曰：“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这种说法，固然是尊孔之风大盛。一般儒者对于经书的观念，认为经书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修己安人的典籍，那是不容否认的。因此，要认识中国文化，修炼崇高品德，必须从读经书开始。现就经字的含义、经书的范围、要义、价值与流传，加以简要论述。
“经”字的含义，古人的说法殊多不同，如班固《白虎通》载：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言不变之常经也。刘熙《释名·典艺》篇载：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
其实“经”字的本义，是“织布的纵丝”，所以许慎《说文解字》说“经，织从丝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载：织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常经。由是可见，《说文解字》以织纵丝为经，是经字的本义，而班固、刘熙以经字当做“常”字、“径”字讲，那已经是引申、假借的意义。至于儒家最早的《易》、《书》、《诗》、《礼》、《春秋》之书，因为一些儒者认为这些书是记载天道人事常理的书，所以称之为经书。
经书是古代最早的书籍，自孔子用以教门下弟子以后，始渐渐引起世人重视。不过，秦以前经学的流传，由于时代较早，已经不易探寻其源流。但就一般的史料观之，孔门传经之儒，当首推子夏。到了战国之际，继承子夏的传经之儒是荀子。战国传经之儒，以荀子之功最大。
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由于采纳李斯的建议，焚禁《诗》、《书》之令。经籍罹此灾厄，散佚殆尽。汉惠帝四年，乃明令废除挟书之禁。于是传经之儒又纷纷继出，经学遂兴盛于西汉。西汉传经之儒，以申培、伏生、董仲舒诸人最为著名。他们所传的经书，都是“今文”。同时，他们先后也都立于学官。在文帝时，申培、韩婴以《诗》为博士；景帝时，辕固生也以《诗》为博士，董仲舒、胡母生则以治《公羊春秋》为博士。后来到了武帝建元五年时，五经博士就普遍设立。元、成二帝时，十四博士也立于学官，经学于是进入全盛的时代。
西汉哀、平之世，刘歆在秘府中发现“古文”书写的经，于是经书有“今文”、“古文”的派别：凡是用西汉时通行的文字隶书写的，叫做“今文”；凡是用秦汉以前通行的文字古篆写的，叫做“古文”。经书书写时所用的字体既然不同，文字、篇数多少自然也有差别。因此，经学家各持所据的经本，各守门户之见，形成争执对抗的两派。
今古文两派的纷争，肇始于刘歆。首先起来攻讦今文经缺失的是刘歆，当时他虽然遭遇到大司空师丹的毁谤，使其自求外放而出为河内太守，终使古文经不得立于学官。但从此以后，今古文就形成对峙的时代。今文家斥古文家为“颠倒五经，变乱师法”，古文家斥今文家为“专己守残，党同妒真”。双方各守门户，不相上下。东汉古文经学家甚多，有郑众、杜林、桓谭、贾逵、马融等人，而今文经学家却寥寥无几，只有李育、何休数人而已，可见东汉是古文经学的全盛时代。东汉的经学异于西汉者，不仅表现在今古文盛衰的一端，而且西汉的经师文尚简朴，其研究群经注重大义；东汉的经师文多泛滥，其研究群经注重训诂，此乃两汉经学最大的不同。至若今古文的派别，到了东汉末年的郑玄，他的群经注解，却兼采今古文之说。今古文的派别，到了郑玄就已经开始混合。
魏晋的经学以王朗、王肃、何晏、王弼诸人最为著名。王朗是王肃的父亲，他师事杨赐。杨氏世世传今文欧阳《尚书》，王肃受其父学影响，兼通今古文字。他所作的《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和王朗作的《易传》，都因为他的女儿嫁给了司马昭。借着帝王的势力，而立于学官。从此以后，经学今古文的争论，也就销声匿迹了。
西晋虽然崇尚王学，但王、郑仍然成为纷争的局面。有申王驳郑的，也有主郑驳王的。晋代经学的纷争，只有郑、王两派之争，不复有今古文之争。至于魏晋人的注经书籍，最著名者有这样五部：王弼的《周易注》、何晏的《语集解》、杜预的《左传集解》、范宁的《谷梁传集解》、郭璞的《尔雅注》。
经学流传到南北朝，又成为分立的局面。这一时期的经学，有南学、北学之分。北学的《易》、《书》、《诗》、《礼》、《左传》，都宗郑氏；而南学宗郑玄者，仅《礼》一经。当时注经的学者，北方有刘献之的《三礼大义》、徐遵明的《春秋义章》等，南方有崔灵恩的《三礼义宗》、沈文阿的《论语义疏》等。但这些著作今已亡失，只有皇侃的《论语义疏》，皇侃、熊安生的《礼记义疏》流传于世。今观南北朝的经学，确是汉人注经、唐人疏注二者之间的桥梁。其承前启后之功，当不可没。
唐代是文学鼎盛的时代，文学的贡献除韩愈、柳宗元的古文之外，骈文、诗、传奇小说亦颇有成就。至于经学，最著名的著作是陆德明的《经典释文》、颜师古的《五经定本》，其次是孔颖达等人所撰的《五经正义》。朱子认为《五经疏》中《周礼》最好，《诗》、《礼记》次之，《书》、《易》为下，他的评价颇为得当。
宋代的学术，文学以词最为兴盛。诗与文，只不过承继唐人的余风而已。至于宋人的治经，因为疑经的缘故，往往任意删改经传，如欧阳修的《毛诗本义》，不守《毛传》；王安石的《新经义》，改变旧说；苏辙的《诗集传》，不信《诗序》；朱熹的《诗集传》，不用《毛诗序》而另立新义。此外，经学开辟新径的著作有苏轼的《易传》、《书传》，刘敞的《春秋权衡》，叶梦得的《春秋传》，蔡沈的《书集传》等书。宋代的学风，其重心在理学而不在经学。自南宋至明，经学日趋衰落。
到了明代，除王阳明派的理学外，治经者多株守元人之书，其于宋儒之书亦少研究。经学流传到明朝，进入了一个最衰微的时期。清代经学又日趋兴盛。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三人是清代学术代表的人物，他们抱持“汉宋兼采”的主张，对清代经学的影响至巨。清人经学之鼎盛，不但非唐宋元明所可及，亦超越两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