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亦称《吕览》，由战国末期秦国相国吕不韦集门下食客共同编纂而成。是对先秦众家学说的兼采和综合，是一部具有杂家性质的典籍。
吕不韦，战国末年卫国濮阳（今属河南）人，生年不可考，卒于秦始皇十二年（前235）。曾在阳翟（今河南禹县）经商，成为“家累万金”的富商大贾。后在邯郸遇见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公子子楚，认为“奇货可居”，决定以重金资助，并游说安国君宠姬华阳夫人，立子楚为嫡嗣，而由吕不韦为傅。秦、赵交兵后，子楚随吕不韦逃归秦国。秦昭襄王死后，安国君继立为孝文王，子楚成为太子。一年后，孝文王死，子楚即位，成为庄襄王。他任用吕不韦为相国，封文信侯，食邑河南10万户。庄襄王在位三年去世，太子政立为王，时年13岁，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吕不韦执政，对东方诸国展开了攻势，速取周、赵、魏之地，设立三川、太原、东郡三郡，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内政方面，吕不韦一反过去遵法的政策，广收天下贤士，重视农业，鼓励工商，促进了秦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秦统一准备了物质条件。由于吕不韦在内政方面与秦始皇存在矛盾，秦始皇亲政的第二年，即以嫪毐叛乱为借口，免除了吕不韦的相国之职，命他回到河南封地。两年以后，秦始皇又唯恐吕不韦作乱，将他全家迁居蜀地。秦始皇十二年（前235），吕不韦在去蜀的途中忧惧自杀。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充满变革和动荡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启蒙时期。新旧势力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和各派政治势力的学者或思想家，都试图按照本阶级、本阶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人文的万事万物做出合理的解释。他们纷纷提出自己的思想和主张，相互攻难论辩，在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吕氏春秋》是这一时期杂家的代表著作。
秦国地处西方，与中原各国相比，文化相对落后，曾被视为夷狄之邦。战国末期，养士成为一种社会风气，魏信陵君、赵平原君、齐孟尝君、楚春申君四公子都以礼贤下士相标榜，门下食客达几千人。“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也招纳宾客3000人，并使人人著录所闻，于秦王政八年（前239年）左右编纂成书，名为《吕氏春秋》。据说书成之后，吕不韦颇为得意，“以为备天地万物之事”，并把书陈列于咸阳的市场，扬言谁能增删一字，便赏赐千金。
《吕氏春秋》是先秦典籍中唯一可以考知确切写作年代的著作。据该书《序意》记载：吕门学者向吕不韦请示十二纪的有关问题，“维秦八年，岁在裙滩”。高诱注曰：八年，秦始皇即位八年也。由此可以推知，该书成书当在公元前239年左右。有学者则认为《序意》中秦八年（始皇六年）的说法并不确切，他们根据《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一语，认为十二纪确成于始皇六年。此时正是吕不韦权大势强之时，四年后便被罢官，而八览和六论则成于始皇十年，即吕不韦迁蜀之后。
《吕氏春秋》全书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3部分，今传本内容的编次，有学者推测为唐人所编定。所谓“十二纪”，就是把一年分为春、夏、秋、冬四季，每季又分为3个月，分别以孟、仲、季相命名。十二纪每纪15篇，共计60篇；八览每览有论文8篇，只有《有始》缺1篇，共计63篇；六论每论6篇，共计36篇，加上十二纪末的《序意》1篇，全书共20卷，计160篇。
关于《吕氏春秋》中纪、览、论的排列顺序，历来有两种说法：一是根据《史记》中《吕不韦列传》和《十二诸侯年表》的记载，认为览在前，次为论，最后是纪。另一种说法是根据东汉高诱所注《吕氏春秋》及序，纪在前，次为览，最后为论。从全书的思想和内容分析，现存的十二纪在前的排列更为符合该书古本的原貌。
第一部分为“十二纪”。按照阴阳五行说阐释天子在一年中不同时期的应知应做之事，是作者政治思想的体现，构成了全书的核心和贯穿始终的纲领。其中春季三纪因春季是万物生发的季节，大都以养生为基本内容，属道家之言；夏季三纪中大部分与音乐教育有关；秋季三纪中，多兵家之言，是有关战争或与战争有联系的论述；冬季三纪主要提倡忠信、廉洁、节葬等。
第二部分为“八览”。以《有始》为先，从开天辟地说起，总摄八览，《孝行》记做人之道，《慎大》记治国之道，《先识》探讨如何认识辨别事物，《审分》阐述执虚静、徇名实之理，《审应》反对淫辞诡辩，《离俗》探讨如何用民，《恃君》探讨如何为君。各篇内容连贯，系统严密。陈奇猷先生根据八览与邹衍五德终始之言相比较，认为这一部分系阴阳家言。八览内容贯通，排列整齐，对于进一步了解全书思想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部分为“六论”。每论各篇之间联系并不十分密切，属杂篇性质。大致看来，《开春论》主要探讨君主的用人之术，《慎行论》主要辨明是非利害，《贵直论》阐述君主当务求直臣贤士，《不肖论》主要讲君主应当去不肖以治国，《似顺论》强调百官之职不可不慎，《士容》前二篇论人君之道，后四篇则属农家之言。
值得一提的是，《季冬纪》的末篇《序意》，应是《吕氏春秋》的后序。按照古人著书的体例，序文应在全书的末尾，而今却置于十二纪之后，八览、六论之前，这可能是由于《序意》残缺，只留下有关十二纪的文字的缘故，因而后人将其移至此处。
关于《吕氏春秋》中所包含的先秦各家思想，清代学者汪中在《述学补遗·吕氏春秋序》中指出：《劝学》、《尊师》、《诬徒》、《善学》四篇，皆教之旨，与《学记》表里；《大乐》、《侈乐》、《适音》、《古乐》、《善乐》、《音律》、《音初》、《制乐》皆论乐……凡此诸篇，则六艺之遗文也；十二纪发明明堂礼，则明堂阴阳之学也；《贵生》、《情欲》、《尽数》、《审分》、《君守》五篇，尚清静之术，则道家者流也；《荡兵》、《振乱》、《禁塞》、《钚宠》、《论威》、《简选》、《决胜》、《爱土》八篇皆论兵，则兵权谋、形势二家也；《上农》、《任地》、《辨土》三篇皆农桑树艺之事，则农家者流也。其有抵牾者，《振乱》、《禁塞》、《大乐》三篇以墨子《非攻》、《救守》及《非乐》为过，而《当染》篇全取墨子，《应言》篇司马喜事，则深墨之学。
由于《吕氏春秋》刻意追求形式的统一，各章节之间有割裂、重复的现象存在。尽管如此，该书体例完整，编纂有序，眉目清晰，在先秦典籍中堪称首创，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一部具有相当规模和统一结构的私人学术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