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师友们一再推荐《大年》，在读作品之前，先仔细阅读了序跋与代前言。由于我阅读的趣味更多地倾向西方文学，特别喜欢西方作品中的悲剧情怀，思考生与死以及宿命的文学命题，有时自然就会有一种个人化的期待。这样的期待和比较，总觉得郭文斌的作品生活气息很浓，但缺少一种内在真正深厚的悲剧意蕴。尽量调整自己的阅读心态，进入文本。《大年》以贫困作为叙事的生活基础，我想是因为郭文斌生在西吉，故“写实性”地记录那片乡土的生活。与废名相比较，两人均追求“禅”，禅宗崇尚平淡的人生态度，使废名总能以恬淡的心境把握人生、观照世界，描绘出自然的灵性和生活的宁静。而郭文斌面对生存的艰难却用禅的境界观照人的内在精神以及他们生存的悲欢哀伤。此外，语言上，都追求随意和自然，各自也包含一些自己故乡的方言，但废名的作品具有一种诗化小说的灵韵，正如王维的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郭文斌的小说却更多的具有西部乡土色彩。郭文斌的作品也具有散文化的抒情韵致，但善于捕捉并突出个人化的瞬间情感。另外，通过少年视角展开叙述也是两位作家的共同点，特别通过少年视角对性意识萌动的蒙眬描写。这在郭文斌更为突出，如上篇中的《雨水》《门》等作品中写得就非常直接而显豁。在废名的作品里因为诗化的意境和内在感觉的跳跃性描写，表现得比较含蓄一些。郭文斌善于借用儿童的眼睛揭示成人世界，介入当下的生活，是一种肯定的入世的生活态度和批评的审美追求。废名采用童年的视角，着重点在写出孩子们的成长过程，写他们的自然感觉和内心生活。《桥》中写小林和琴子他们，由此而写出自然淳朴的田园风光，其间表现出一种“出世”的倾向。又因为诗意和注重内在的类似意识流的描写，废名整体的抒情风格就比较晦涩。有时候也感觉到，郭文斌作品内隐的“道”比“禅”多，特别集子后面的文章，譬如《水随天去》，像卡夫卡的《城堡》，能真正体会并进入《大年》也是不容易的。
杨丽：说起悲剧性，我倒认为郭文斌的作品并不是缺少一种内在的悲剧意蕴，只是他不像西方作家那样直白地表达，而是通过作品中的人物的言行命运含蓄甚至带有一些乡土的羞涩来表达生活中人的悲哀与伤痛。如《忧伤的钥匙》是生命闪耀的含泪微笑，是唯美的情怀用眼光割伤心灵的伤痛。还有他的《小城故事》，是对现代人灵魂失落和内心生活失重的写实，彰显了现代生活里人的偶然与无聊，这是人类生命的悲哀。若不细读作品，是很难体味他作品蕴含的对人生、人性悲哀的审视与观照。
马宏福：我觉得“道”与“禅”，在某个层面上与文学是相通的。周作人在为《竹林的故事》作的《序》里说：“文学不是实录，乃是一个梦：梦并不是醒生活的复写，然而离开了醒生活梦也就没有了材料，无论所做的是反应的或是满愿的梦。”道、禅、文学都离不开“醒生活”。从材料走向梦，最终给人以美好的东西。用沈从文的批评话语来说：“用平静的心，感受一切大千世界的动静，从为平常眼睛所疏忽处看出动静的美，用略见矜持的情感去接近这一切。”
李生滨：正如马宏福提到的，沈从文在《论冯文炳》里批评冯氏时指出：“作者所显示的神奇，是静中的动，与平凡的人性的美。”崔文静也提到，“作者的作品，是充满了一切农村寂静的美。……不但那农村少女动人清朗的笑声，那聪明的姿态，小小的一条河，一株孤零零地长在菜园的葵树，我们可以从作品中接近，就是那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气味的乡村空气，也是仿佛把书拿来就可以嗅出的。”在追求平淡和自然方面，废名的趣味与苦雨斋主人很接近，但小说的这种清新与深挚，可能与周作人的枯涩多少有些不同。“道”与“禅”是郭文斌创作内在努力的方向。存在与生存是人类追问自己的永远话题，人活着就要寻找自己活着的根据和念想，而每一个人生存的背后仍然是深厚的传统文化。乡土情结也是每一个诗人作家创作中最为幽深的历史文化积淀。
王之文：对于李老师刚才的观点，我深表认同。当代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大多受到外国作家尤其是西方作家的影响。读他们谈文论艺的文字，往往会提到托尔斯泰、卡夫卡、伍尔芙、福克纳、马尔克斯等等，我也不是说反对从西方文艺中吸取艺术素养和表现手法，还有现代人文思想，但我认为，一个高度成熟并最终要成大器的作家，不可能完全放弃本民族文化的深厚传统。当然，这种立足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应该是一种批评的选择和学习。与当代大多数青年作家不同的是，郭文斌在向外国作家学习的同时，更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他对儒、释、道等中国传统经典的熟谙使其作品闪现出别样的光彩。人文精神方面非常深厚的东西，有些作家竭力从西方作家那儿追问，而郭文斌在对传统的审视中却领悟得更多。这种坚守与回归也得到了语言和叙述的创新。正因深植于传统和乡土，郭文斌的作品比同时代其他一些作家的故事叙述和欲望写作要耐看一些。
杨丽：喜欢郭文斌的作品，但我读《大年》，却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是结尾略嫌突兀，就如命名作品集的短篇《大年》，故事还没说完就结束了。另外有些作品，感觉其文字和构思多少缺乏艺术的含蓄和圆润，废名作品越写越冲淡而自然，越写越有艺术性。如《桥》，回荡着《红楼梦》的影子，那种中国人生存的日常情景和深藏的悲剧意味，读来让人十分感动。而郭文斌作品则不然。若与废名的含蓄相比，郭文斌作品的叙述特色或许可用“裸露”一词来形容。尤其是从《空信封》到《大年》里的爱情描写，作者以空灵飘逸的文字写了一个个心灵“断桥”的故事，揭示给我们的也是一个个爱情的伤口。
李生滨：你对郭文斌的作品用“裸露”一词批评，抓住了存在的某种问题，但真正客观切实地评论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是比较困难的。我们一定要慎重并要有所依据。在现今的风气下，人们呼唤一种真正的批评氛围，但实质上很难达到。和南方作家相比，西部文学，包括西海固作家，洋溢着一种人文精神的淳朴、厚重之美，人性、人情之美，这也是当前文学界和批评家看好西部作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崔文静：老师，我们讨论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在这里讨论文学对于现实的观照、对于世界的追问，想象着如何去审视我们的生活，渴望着人性的美好，甚至是想象着文学拯救人类的灵魂。可文学的象牙塔之外的人们呢？我们所做的对我们具体的生活、对所有的人究竟有什么意义？
柳娅妮：人，谁也不比谁好。然而，一个民族要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和人文精神的承传，一个人总要追求自己的内心和活着的美好。
李生滨：文学所蕴含的东西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进入我们。人可以通过文学提高自己，从而受人尊重以促进人生。文学也可疗伤，心灵在这里能得到慰藉和激励，寻觅艺术人生的理想状态，想象并追求人性的自由。中国人大都知道林黛玉和薛宝钗吧，黛是诗人，钗就比较世俗一些，男人一般会选择薛宝钗做妻子，而惦念的永远是林黛玉。你可以把黛理解成文学的、诗的，没这种东西我们也照样生活下去，但人却会越来越平庸甚至堕落。人文精神是人类共同的信念和最后的精神家园。真正人性的生活不能没有文学和艺术。
张滟宁：我还是谈谈个人的阅读感悟吧。看郭文斌的作品不多，废名的作品我读得稍多。刚开始读废名的作品时，自己并不能很快地进入，而是耐着性子，慢慢读。因为他笔下的小说并不是故事情节的跌宕，而是美好性情的流露，可是，我们有时很难“跟”上作者那独有的情绪，所以长期以来也就有了废名的作品并不好读这样的印象。感觉废名的作品是从心里流出来的，而郭文斌的作品多了一些叙述的技巧。废名的作品充满乐趣，自然真切，譬如《竹林的故事》《阿妹》。他作品内在的品质不是柔和而是一种韧性的精神，充满理想的低调的崇高，空幻，有彼岸的感觉。作品的精神、气质是内在的，统一的，沉于生活，但没有死死地紧贴生活。本来是一些普通的生活场景表现出的却是一种隽永、空灵的感觉或者说意境。
李生滨：你的感悟很不错！
马宏福：所以我认为，真正有独特品格的文学作品除了文笔的独异，还体现了不同作家的不同性情，也是各自不同的生存方式的表达。文章是作者真性情的流露，按照周作人先生的话来讲，废名是诗人，虽然做着小说。所以说他的小说比较独特，语言上不仅有很大的跳跃性，而且极度简洁，又有着含蓄的古典趣味。而郭文斌的文字也是比较有特点的，也是略具诗性的语言，给人以干净、清亮的感觉。废、郭的文字都具有散文化的抒情意味。可以这样说，废名的文字是一轮在高空的月亮，天很蓝，那意味情绪像月中的月桂树淡淡的姿影；郭文斌的文字则是一盏油灯，放在一所黑屋子里，在照亮人心的幽暗中给人伤痛而亲切的感觉。
柳娅妮：我偏爱《大年》集中的短篇《大年》。小说写的是西海固那个地域的亲情、人情、礼仪等文化如何以无声的方式进入孩子们的内心，在成长的过程中构成他们独特的精神世界。应该说是作者在回味自己的童年体验，是借小男孩明明和亮亮之眼、之耳、之心，来传达他成年后回顾童年生活而体会最深的人生况味。所以你能感觉到双重的叙述视角。对爱的温暖的体验是错综的，有童年视角上的体验，有成年视角（姑且这么叫吧）上的体验，父子、母子、父母之间，父母与别人间的爱。感激是能感觉到的。作者对一些物象的感觉极其独特和富有诗意，譬如灯笼，“把油灯放在里面，灯笼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家。坐在里面的油灯像是家里的一个什么人，没有他在里面时，灯笼是死的，它一到里面，灯笼就活了。……在灯笼蛋黄色的光晕里，明明发现，整个院子里也活了起来，有一种淡淡的娘的味道”。把灯笼给人的瞬间感觉展现得那么丰满美丽！
王之文：听大家的批评议论，我觉得我对郭文斌作品的认识，和大家的批评比较，有些不同的看法。事实上郭文斌的作品和废名的作品之间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他们二人虽然都从“禅”中吸取营养，但在“禅”上废名走得似乎更“孤”一点，郭文斌走得相对“开”一些。《大年》之所以被称为2005年中国短篇小说的两大收获之一，我觉得其独特性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其中的性。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对性的描写，一直以来停留在欲望和窥探的层次上，没有哪一部作品能够让人看到别开生面的性（贾平凹《废都》似的太滥，其他作家太粗，身体写作的就更低俗）。郭文斌文字中的性是节制文明的、干净有趣的，是那样的让人心生美好和向往，永远像一个秘密一样启示着人们。毫无疑问，郭文斌对其作品中的性保持着严禁而崇高的姿态，这在商业化写作成为潮流的情况下，是颇为让人感到难得的。评论家熊修雨在其评论文章《如何看待郭文斌小说中的性》（《小说评论》2005年第1期）中对郭文斌小说中关涉性的描写有充分的肯定和礼赞，认为作者对性的肯定和呼唤是对成长和生命的肯定与赞扬。《大年》作品集的编者则认为，郭文斌文字中的性不是我们旧观念中的性，而是一种开启鸿蒙的美，是被我们忽略了的成长秘密在郭文斌笔下“像阳光一样盛开”。应该说，他们对郭文斌作品之所以独特的理解都是非常正确且到位的，但我对之稍有不同的理解是，郭文斌文字中的性更多彰显的是情的美好而非性的欲望。譬如《我们心中的雪》中，“我”和杏花在对方的肚皮上书写着最长最美的画卷。这种关涉性的文字让我们读到的首先不是性，而是孩童间的那种纯真而亲密的友好和谐关系。而这正是成人世界最缺少也最需要的真诚情感。因此，在我的阅读感受里，郭文斌文字中干净文明的、涉及性的描写，应该说是对真纯的人性人情的召唤与希冀，它给人的感觉是心理上的怀恋而非生理上的冲动。那是曾经的花朵和阳光，也是生命成长中的美好和忧伤。
二是对苦难的独特认识。对于西海固的生活，郭文斌是认识比较深入的一个作家。不管“西海固文学”受不受西海固作家和外界的认可，但无人可以否认，西海固是一座文学的富矿。在若干年以前，当西海固作家都在埋怨西海固真正的文学资源被张承志“挖走”的时候，我开始认真地思考起“西海固文学”的“核”与“质”，事实上这时候已经有一个作家找到并努力开掘着这份“质”。对于“西海固文学”的本质，我思考的结果与郭文斌认识的完全一致，那就是西海固文学绝对不是苦难，也不是贫困。西海固人不是因为贫困而活着，也不是因为苦难而活着。相反，物质生活的清苦造就了他们精神的富足，那是一种乐天知命而又达观坚韧的乐观精神。这种乐观精神充斥在西海固人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每个人身上，支撑着他们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甚至一辈子。正因为郭文斌对于这种精神和生活的把握并进行了真诚的文学观照，所以的他的作品有了感人的力量。对此，我在《西海固人生精神的写照》（《作品与争鸣》2005年3期）已经有过论述，在此不再重复了。
三是作品背后的有关“禅”的思想。这是郭文斌文字和废名文字颇多接近的本源。郭文斌对“禅”的参悟颇深，这从他的文字中可以看出。郭文斌目前可能正面临着一个困惑，这种困惑废名也可能遇到过。即“表达什么”和“表达的必要与否”的问题，因为“禅”的最高境界是空明，是明月清风，你说，一个作家的内心如果空了，那你还写什么，又有什么必要去写。但我们知道，人的内心是永远都不可能真正达到“空”的境界，达到完全的明月清风。所以可能和不可能之间还有很长很险的路，郭文斌对自己的挑战和下一步突破的可能性正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