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在文学作品中多以儿童视角端视人生，他用心体悟生活，一个简单的故事，一个不幸的结尾，渗透了生活的悲哀，但其取儿童视角，加上其写景抒情的特别，冲淡了生活中固有的缕缕悲凉之气，字里行间有一种天真的忧郁。《篱下集》中苦命的妈妈带着孩子环哥投奔妹妹家，妹妹的一句“只怪我拿不住你妹夫”便把无助的母亲在“微笑与礼貌”中赶走。其作品多是母亲的无奈、辛酸和由孩子的眼遮盖起来的社会现实，他总有办法使无助的母亲，无情的社会这一个个的悲剧在孩子的玩耍与碎语中让读者暂时忘掉。《道旁》孤独而无助的“我”，拿什么承担所有的伤害？在他用心体会生活的同时，他也在用心装饰自己的悲伤，让它美一点，再美一点的存在，用一颗同情的心关照所有无辜的生命个体。在单纯中总有一种来自外界的痛，而伤害中又恰恰体现了成长的坚韧，这是社会所遗留下的一种无法抚平的忧伤。他用儿童视角避开直述心中悲痛和社会现实的方法，含蓄中更显深刻。
汪曾祺被看作是京派的最后一位作家，其文字温暖、明媚，情感节制内敛。在《晚翠文集》中他说：“我认为作家的职责是给读者以喜悦，让读者感到活着是美的，有诗意的，生活是可欣赏的。”由此可见，其创作的审美追求颇受其师沈从文的影响。沈从文的爱存于天地运行中，与自然同在。而汪曾祺更多的在生活中，是一种闲适心态的表现，但他们都是在对生命的再认识中建构艺术，呼唤人性，希望人可以“诗意地栖居大地”。汪曾祺的代表作《受戒》中，一片芦花荡，一个明海，一个小英子，还有淡淡的栀子花香，为乡村的日常生活织出一片绚丽的色彩和阳光：
两个女儿长得跟她娘一个模子里托出来的。眼睛长得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旗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发滑滴滴的，衣服格挣挣的。
80年代的汪曾祺写着乡俗中最富生活情调的人与事，字里行间的闲适使其文章韵味悠长，或悲哀，或欢乐皆在一种古雅乐观的描写中，这是汪曾祺追求平凡人性和审美追求的结果。与其师沈从文相同，他赞赏美的一切，在他看来，“文艺应该写美，写美的事物。”他们同用艺术家的眼关注生活的美好，但沈从文更像一个诗人。汪曾祺多的是生活的达观。
大家都一直认为，京派最显著的审美精神便是对人性、人情美好的追求。美好是京派的主旨，用善和真来熏陶人性是他们的目的，让“人类诗意的栖居大地”是他们的梦想，他们用在自然和原始风俗中成长的人和发生的事来表现人民淳朴的本性、良善的心、和谐的社会。京派的冷静和敏感使他们在感受到现代人文精神的同事，不同程度地回归比较保守平和的传统审美习俗。废名用自己的隐士情怀来抵御外来的侵蚀，他独守一隅在那里描绘自己心中的世界，《菱荡》中的和谐，《竹林的故事》中的生机，皆是其对人性美，人情美的呼唤；而沈从文的写作，就是谱写美好。在《〈篱下集〉题记》里他说，曾经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写作，他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这点情绪促我来写作，不断的写作，没有厌倦，只因为我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里，表现我对于这一道德的努力。人事能够燃起我感情的太多了，我的写作就是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
“京派”作家崇尚美，认为“美首先是人的精神的美、性格的美、人性的美。”“小说应该使人在文化素养上有所提高。小说的作用是使这个世界更诗化。”京派理论家李长之也说：“文学只应求永恒不变之美。”他们在艺术的世界里追求文学的价值，试图用这美来洗涤当时人性异化的现象，反对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弊端，但也不是完全的回避现实的黑暗和大多数人的悲苦。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民族苦难的悲悯，在他们所有的创作中蕴含。一份对人情美，人性美的追求，一份对民族的希望，一份对文学的热爱，有太多不被同时代人所理解。像沈从文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里说的：“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阅读沈从文，批评“京派”文学，朴实的人生态度，美好的人情，富有自然灵气的人物，以及平淡、明净、含蓄的语言是他们的审美追求，使作品意味悠长，平淡隽永。废名、沈从文、汪曾祺都是不经意间非常讲究文法的作家，故事情节的淡化，看似松散的结构，都是独具匠心的精致和圆润。又多写生活琐事，即使有较大事件，也是大事化小，这样，对语言平淡的追求和他们想像的结合，使文章简洁、内敛、从容，意味醇厚。他们把对生活的审美态度和生命内在的积极乐观态度，灌注在自己细密而蕴藉的作品文字里，赋予文学诸多优美和深沉的东西。“荷马当年有自由的心境唱歌，我们今日无广大的心境领受。”
京派的代表作家有时候确实缺少直接干预现实的热情和果敢，缺少直接针砭现实的时代气息，以及构筑宏大叙事的史诗悲壮，但也正是这种缺少成就了其情感淡远弥深的完美。
四
虽然我有专文论述“京派”作家群的历史成因，但就“京派”文学和京派作家的批评确认，想再借助学者大家的研究，补充一二，这也将有助于“京派”文学审美精神的宽容理解。吴福辉《京派小说选·前言》，是最早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论文，可以说，这篇文章基本上勾定了“京派”的历史轮廓；吴文还具体列举了“京派”成员：即便持一种狭义的观点，以《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周围聚集起来的作家为主来加以认定，便有小说家：沈从文、凌叔华、废名、芦焚、林微因、萧乾、汪曾祺；散文家：沈从文、废名、何其芳、李广田、芦焚、萧乾、；诗人：冯至、卞之琳、林庚、何其芳、林徽因、孙毓堂、梁宗岱；戏剧家：李健吾；理论批评家：刘西渭（李健吾）、梁宗岱、李长之、朱光潜等。杨义等人却也将周作人等老作家和新月派人物直接划归“京派”。而刘峰杰发表于《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的《论京派批评观》一文指出：“同处一个地域，不是划分京派批评范围的唯一标准。当时亦在北京的周作人、废名、俞平伯、梁实秋，虽与朱光潜、沈从文、李健吾、李长之、梁宗岱等有基本一致处。”而“论京派批评观，应从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李长之、梁宗岱、萧乾等为代表”。这样就显然将周作人等排除在“京派”之外。而许道明著的《京派文学的世界》（出版于1994年12月）也有对这两种观点进行辨析清理的意图：“无论是周作人的标榜，还是梁实秋同鲁迅与革命文学家扪的争论，还只是京派文学孕育的前导。周作人还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京派作家，新月派和京派也不是同等概念。京派文学，诚然是有诸如周作人等几个资深作家整合的结果，但这种整合不同于‘左联’，更多的是以北平为中心的一批作家在政治和文学观念上不同程度的不自觉契合，充分的、成熟的派别性质尚未具备。”
冰心先生的“小老弟”，也可以说“京派”圈子里的“小老弟”萧乾，一生乐观活跃，也一生“调皮捣蛋”，他与“京派”玩完了，就想抽身远去，否认自己京派活跃时期的功业，追着小老头子巴金去玩。但过来人的批评指认，我们必须重视。1989年他收到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写信说：“我始终认为1933年为京派一个分界线。在那之前（也即是巴金、郑振铎、章靳以北来以前），京派是以周作人为盟主。”萧乾认为自己就是在这样的“转换期”进入这个圈子。“林徽因是当时京派的一股凝结力量。”“芦焚是30年代很重要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经常出现在三种京派的刊物上。“我认为林徽因是后期京派十分重要的角色。她又写又编又译，又鼓励大家。我甚至觉得她是京派的灵魂。”
无论是那一种界定，似乎都必须面临一个难题：如何摆放周作人等资深作家与沈从文、朱光潜等“京派”活跃骨干的地位？如果仅仅讲创作风格，问题尚不明显，一旦涉及文学思想与理论批评，则作为文坛老一辈重镇的周作人与号称“京派领衔人物”的沈从文、朱光潜等人的思想则有明显的差异分歧，由谁来统摄与代表，这恐怕是令不少学者都颇为头疼的问题。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正是沈从文、朱光潜等由周作人、胡适等人抚育起来的后辈作家充当着京派的核心力量，也正是他们通过自己的文学活动将当时北平文坛的新、老两代作家团结起来，因此无论周作人等人在当时有多大威望，也无论他们对年轻一辈有多大影响，真正构成京派的中坚与核心的，应该是这些年轻的京派作家，也正是他们即狭义上的“京派”，才能真正代表“京派”，而周作人等的“老京派”（如鲁迅所说的），他们当然也应该属于广义的“京派”，他们早已交出了文学潮流的主控权，实际上，已与核心人物若即若离了，这些曾经辉煌一时的“边缘星体”还时常被其他星体利用，成为其他文学流派的招牌与幌子，如林语堂之利用周作人鼓吹小品文即其一例。
可以说，人们在京派中所见到的流派松散性与文学个人化的自然追求，恰恰是文学本来的面目。这一切都将有助于人们对文学本质的理解。现代文学最具有美学修养的文本批评家李健吾，在批评沈从文的《边城》的时候说：“废名先生仿佛一个修士，一切是向内的；他追求一种超脱的意境，意境的本身，一种交织在文字上的思维者的美化的境界，而不是美丽本身。沈从文不是一个修士。他热情地崇拜美。在他艺术的制作里，他表现一段具体的生命，而这生命是美化了的，经过他的热情再现的。”这种美可能融化在所有京派文人的性情和京派作家的创作里。林徽因是否可以称之为京派三侠之“红佛女”，她与凌叔华不仅从女性作家的创作体现京派的风格，她们就是“京派”艺术人生的实践者，张扬的就是人性和生命的美好。也可以简单地说，人生的朴实与艺术的精致，形成京派作家共同的追求。
2005年秋初稿2006年冬修改于学林园
从废名到《大年》：文学的审美与批评
主持：李生滨
参加讨论：王之文杨丽王芸崔文静张滟宁马宏福柳娅妮
讨论时间：2005年11月13日、11月27日
李生滨：我首先要提醒大家，文学的批评与阅读应该有一种热情！不论是学术的讨论还是个人的爱好。郭文斌短篇小说精选集《大年》的出版发行是当代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收获，也是宁夏文坛最新的亮点，值得我们关注。
郭文斌《大年》里的主要作品在期刊杂志上发表的时候，就引起了一些批评和争鸣。2005年5月《大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后，6月30日《小说选刊》牵头，在京的部分文艺工作者、批评家和宁夏部分文化单位在北京举办了作品研讨会。同时，郭文斌的创作作为当代文学新的力量以及对西部文学的丰富方面，也引起了南京高校的部分教授博士为代表的学院派的批评关注。废名（1901～1967）是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创作中有独立精神并独树一帜的作家，对后来的“京派”作家有很大的影响。有人在批评郭文斌的小说创作时说，郭的美学风貌与废名和京派最后一个作家汪曾祺颇为接近。《大年》的编者说：“徜徉在他的文字里，相信谁都会惊叹：生命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而周作人在《<桃园>跋》里写道：“废名君小说中的人物，不论老的少的，村的俏的，都在一种空气中行动，好像在黄昏天气，这时朦胧暮色之中一切生物无生物都消失在里面，都觉得互相亲近，互相和解。”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解读现代作家废名的乡土抒情的描写，进入《大年》的批评细读。
崔文静：读了许多南方作家的“城市文学”作品，很少接触本土作家的作品。读过《大年》这本集子，使我获得了别样的感受。郭文斌的文风与废名确有相似之处。废名的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仅是独树一帜的，而且有自己独特的诗化追求，所以许多人认为他的作品晦涩难懂，奇谲怪异。其实他的作品并不是用来“看”的，而是需要我们细细地去“品”，用心地去感悟的。正如沈从文所说：“作者的作品，是充满了一切农村寂静的美。差不多每篇都可以看得到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农民，在一个我们所生长的乡村，如我们同样生活过来的活到那地上。”在郭文斌的《大年》中，我同样体味到了一种乡土抒情的亲切和深挚；《剪刀》尤其让人感怀，生活极其贫困的家庭中却充盈着满满的、浓浓的爱；《呼吸》中人与动物的和谐共存、惺惺相惜，是对人性美的礼赞。诚然，郭文斌的创作与废名还是有距离的，但他的作品在当代文坛确实也呈现出了独特的美学风貌。
李生滨：作家的所有作品不可能都在同一个水准上，每个作家只有在大量的创作中才能产生其优秀的代表性作品。郭文斌的作品和废名作品当然有距离。废名崇尚传统，追求诗意的田园生活。郭文斌接受的是五四之后的现代白话教育！他是从写作进入人文精神的思考和探索，虽然也是回归传统和注重一种接近禅的感悟，但更贴近他所熟悉的乡土和当下生活。
文学批评就应该站在自己的立场批评文本，体味魅力所在，也指出不足和粗陋所在。郭文斌是宁夏青年作家中除石舒清之外又一位有自己独特创作风格的作家，他小说的美学风格与废名颇为接近。两人的创作都具有浓郁的乡土情怀，废名写南方小镇和乡村生活；郭文斌写西部偏远农村，那里人们的生活相对比较艰难。两人都喜欢通过儿童视角展开叙述，特别是表现“性”的最初意识的萌动。当然，废名写得含蓄蒙眬；郭文斌写得比较直接。另外，两人在各自所处时代的文学整体氛围里都有别样的表现。20年代漂游都市的一些年轻作家的乡土小说在农村衰败的景象里描写故乡风情和人事，废名却追求乡村生活的安静淳朴，里面有生活的艰辛，但主要表现人们安于现状，隐忍而乐观的生活，崇尚自然和谐。郭文斌小说吟唱艰难生活中的乐观精神，在日常的叙述里很细微地批评人的生存努力中难以避免的沉沦、自私、卑鄙等等。只有细致的感悟，方能捕捉到生活中的朴实和美好，虽然不无苦涩和艰辛，但叙述是诗意而美好的。两人作品中的人物往往在遭受伤害时却表现出人性难以磨灭的力量和品质。两人都直面人和人的普通生活，但不执意去揭示人物的悲剧，在这种不揭示的质朴描写中让读者去品味人物的不幸与隐忍、乐观与淳朴，或者坚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