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革新派和反对派虽然有些冲突，倒也并未出现水火不容的地步。甚至有革新派官员主动谋求和反对派缓和冲突的迹象。神宗末年，变法派的重要人物蔡确就宽宏大度地对待了反对变法的吴充之子吴安持。吴安持曾控告蔡确之弟蔡硕，说他贪污，坚决要把他双规了。
蔡硕马上反击，说吴安持纯是诬陷。事情查明后，是吴安持因为一些前事，对蔡确怀恨在心，想借这件事整治蔡确。对于吴安持，按理本应严惩，蔡确却为其说话，请求宋神宗对其特赦。而结果也确被从轻发落了。
元丰七年，司马光耗费心力编撰的《资治通鉴》最终完成，这本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至后周显德六年，凡一千三百多年，以年为经，以国为纬，共二百九十四卷，的确称得上是一部巨书。此书其实并非是司马光一人完成，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也出力不少，只不过功劳全被司马光占了。
成书后，司马光立即进呈给神宗阅览。神宗看后，也是大加称赞，说这是本伟大的划时代的著作。变法派人物蒲宗孟不以为然，上书说这书其实不咋的，司马光老把人往坏处说，结果蒲宗孟碰了个钉子，被宋神宗把官给他卸了。
之后不久，宋神宗的身体开始垮掉。元丰年间的战败、天灾，搅扰得本来就多事的社会更不安宁，神宗的心头也笼罩着一层拨不开的迷雾。这种心情对宋神宗的身体是致命的，他虽然只有三十几岁，但却俨然已经走到了人生之路的尽头。
元丰八年春天，宋神宗熬不住了，黯然辞世。神宗在位十八年，改元两次，死时仅三十七岁。神宗死后，他最大的儿子赵煦继承帝位，这就是宋哲宗。神宗去世的时候，司马光还在洛阳编书，消息传来，不知他是悲痛还是欣喜，总之，他坐在“独乐园”的小石台上，久久地凝视着东方，好像要从中看出点什么秘密来一样。其实司马光在洛阳，虽然表面在野，每天跟一帮哥们逛风景，心里面却时刻在盯着首都的方向，随时准备再回中央大展拳脚以及给变法派踹些黑脚。
新继位的宋哲宗未满十岁，政事均交由高太后来处理。这高太后，是在宋太宗时期就以武功起家的高琼的后人，自幼就和宋英宗一起生活在宫中，经常同她接触的，除了那些内侍，就是那些在变法过程中受到抑制的皇亲国戚。
所以她对变法一直不感冒，尤其对王安石不感冒，所以她跟反对派是走得比较近的，而在反对派中，她又独独最看好司马光。现在，她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说话了。正巧，司马光上书说准备回京奔丧，高太后巴不得，两人一拍即合，相约在首都见个面，吃个饭。
很久没回京城了，德高望重的司马光重新踏上首都的土地时，立即引起了轰动，人们争相围观，都想一睹这位大人物的风采。奔丧之后，司马光马上跟高太后见了个面，这意味着，新的历史时期快要开始了。
谈话后不久，高太后即通报媒体：司马光复活，宰相，是司马光的。接着，就是蔡确被罢相，司马光正式走马上任，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司马光一反王安石任相以来的做法，废止新法，把过去曾经反对过新法，或是遭受过变法派打击的官僚士大夫们大量吸收进中央政府。特别是对御史台这个部门，司马光专门任用刘挚、王岩叟等一批死硬反对派，让他们逮着变法派人士就死命弹劾。从此历史进入到了“元祐更化”时期。
面对司马光的武断，蔡确及一些其他支持新法的官员，不顾巨大的政治风险，据理力争，力图挽回，坚决为新法抗争。结果，大家伙哪争得过高太后和司马光，蔡确也成为反对派争相攻击的对象。
《宋史》将蔡确放入《奸臣传》中，意思是王安石见蔡确有些政治才能，就推荐他担任了考核武官的职位。而蔡确在任上善耍阴谋诡计，当他看到宋神宗对王安石不满时，不顾知遇之恩弹劾王安石，这点跟吕惠卿差不多。
后来，蔡确为了谋求高官，又制造了多起冤狱，结果很多大臣都看不起他，而他却自以为本事非常了得。关于宋史的记载，其实是很有偏颇的，王安石变法之后，很多官修史书者都抱着不赞同变法的态度来修史，因此对于变法派的人物大加贬损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管蔡确这个人怎样，在跟司马光的斗争中他最后是完全占据了下风。处理结果是蔡确被贬出朝廷，出知陈州。后来又被贬到岭南。
蔡确被贬，反对派开始翻过身来大加诋毁革新派，神宗末期那种和谐的局面不见了。当政的反对派曾将司马光、范纯仁和韩维并称为“三贤”，而将蔡确、章惇和韩缜斥为“三奸”。他们把王安石和蔡确的亲党名单张榜公布，以示惩戒。同时，再次重贬章惇、韩缜等人，几乎给变法派来了个毁灭性的打击。
司马光更改王安石之法，在晚年也变得偏激起来，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一意孤行，这让他也很累。人累了，结果可想而知。当上宰相一年多以后，司马光就死了，死在了工作岗位上，如果放到现在，那肯定是人民的好干部的典型。
只可惜那时候，人们树立典型的模式还不强，媒体也没有拿出来大肆宣传。不过，司马光逝世的影响还是有的，高太后为他辍朝发丧，百姓为他罢市致奠，得到的礼遇几十年来都没出现过。
挺着的章惇
王安石罢相后，神宗的内阁中王珪、蔡确先后被任为宰辅大臣。尤其是王珪，深得宋神宗信任。王珪其实没什么本事，人称其为“三旨相公”，就是取圣旨，领圣旨，得圣旨，一个只会和稀泥的人。不过这样的人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谁都不得罪，在什么漩涡中都能稳如泰山，也难怪王珪出任宰执大臣前后竟达十六年之久，在人事变更比翻书还快的宋神宗时代，这真是一个奇迹。
王珪之后，北宋中央政府中的革新派已经所剩无几，熬到最后的就只有章惇了。
宋哲宗继位后，曾以章惇为相，章惇以其历来的勇往直前的风格，坚持王安石的变法，并敢于在高太后面前极力争辩，这让高太后和司马光都感觉很不爽。
高太后力挺司马光后，司马光为相。他对王安石的所有变法，不加任何甄别，全盘予以否定。他所作出的一个笼统的结论就是，新法都是要不得的，不废不足以兴国。而这其中，最迫切的又是推翻免役法恢复差役旧法。在元祐元年，司马光先后上了两道奏书《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札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对于司马光的做法，章惇心里很不是滋味。你不满意新法也就算了，你总不能一竿子全给打完吧，法庭取证还要讲人证物证呢，你这全按个人喜好办事算什么政府官员。章惇的倔强劲一上来，同样没几个人挡得住，针对司马光的奏疏，章惇很快上了另一封奏书，逐条逐条予以驳斥。
这次章惇引经据典，说得非常到位，连当时一些顽固的反对派分子也大叫章惇说的是对的，除了司马光这种顽固中的顽固。但是，章惇找到了理由，却没找到靠山。现在皇帝不管事，司马光有高太后撑着，他就横得起来。所以尽管章惇说得口沫横飞，振振有词，司马光还是不动声色地把他给解决了，连副宰相的位置也给弄没了。
关于这件事，后来南宋的理学大师朱熹，虽然是一个完全的保守派人士，一个对王安石和变法都恣意鄙薄的人，在回味这段历史公案时，也认为司马光做得太不地道了。他对他的学生说：“司马光对役法的议论一点不到位，前后自相矛盾，章惇找到他的毛病，一一辩驳，敲点出来。章惇虽然傲慢无礼，但说的却是对的。”
反对司马光这么轻率就废止免役法的，不光是章惇。反对派内部也有人不认可，苏轼苏辙就是。在熙宁年间，免役法刚推出时，他们是坚决要反对的。而这一次司马光要废除免役法时，他们又差不多成为了免役法的坚定支持者了。
章惇下台，吕惠卿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司马光大加打压变法派，有的人差不多没了人身自由。在建州的吕惠卿就说，我在这里九年，连一口冷水都不敢喝，生怕生了病，被那些好事之徒诬蔑。
与老吕的悲观不同，章惇虽因为反对司马光下台，但心中那股变法的心思却没有改变过。几年后，高太后死了，司马光也入土了，宋哲宗长大了，也不想再被人左右了，他也开始有了那种富国强兵的萌动，为了这个想法，放眼天下，他找到了章惇。
宋哲宗看中章惇，是因为这些年，章惇在南方的确搞出了些成绩。煕宁五年，保马法刚刚推行以后，王安石调章惇察访荆湖北路，章惇就开始着手治理南北江地区。这个地方以梅山为代表，山林遍布，交通不畅，高速公路到二十一世纪都不好修，所以在北宋，这里一直没有通商通邮通航。
更重要的是，这里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那时候这地方的少数民族在史书中称峒蛮，他们根本不像现在这么友好，根本就不把王法放在眼里，基本上是想当然地做事，朝廷能力有限，也不怎么管得着，弄到后来也就只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们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吧。表面上是如此，但作为华夏地区的最高首长，哪个皇帝不想把这些少数民族收拾得服服帖帖的呢，只可惜，能收拾这些少数民族的牛人太少了。
章惇到了这地方以后，先派人招抚各峒蛮。谁知派去这人是个色鬼，看见峒蛮漂亮姑娘就强抢强要，弄得民怨沸腾，当地首领田元猛受不了这个窝囊气，就把这人给毙了。章惇听到这消息后大怒，就想以毒攻毒，当他把这个消息上报到中央以后，王安石很不赞同，回信告诉他说，峒蛮有点野蛮，作事别冲动。章惇没听大佬的话，三路并进，非常威猛，打得峒蛮没了脾气，只得退守梅山。
章惇本来要一鼓作气把这些蛮人都给收拾了的，但副手蔡烨却不同意，上报了神宗。神宗胆儿小，怕事情闹大了引起连锁反应，倾向于用比较柔的蔡烨代替章惇。只有王安石为章惇大力争取，神宗辩驳不过王安石，最终批准章惇可以继续行动。
经过这事后，章惇的用兵态度有了转变，不再一味强攻，而是改用起统一战线技术来，通过当地的佛教高僧搭桥牵线，和平解决了这一争端。在和当地峒蛮首领的谈判中，章惇指出，以后不再动用武力，而由朝廷发给他们水牛锄头，教他们养蚕种水稻，帮助他们修路，让他们致富。
这些条款很受峒蛮们欢迎，以前经济发展不起来，就是没有路啊，路修好了，山货能运出去那还不发了。所以，峒蛮们主动给章惇让路，你来治理吧，我们没话说。当时有人写过一首诗“千古英雄汉天子，桑麻今已遍标题。”就是称赞章惇的。
在南方呆了那么久，要回京了，章惇还是想好好干一场的，也想好好报复一下那些反对派。他是新法仅存的硕果，不雄起一回，怎对得起跟着王安石辛辛苦苦搞了那么久的变法和自己这些年遭受的委屈呢。
章惇在回京的路途中，路过山阳（今江苏淮安），遇见极富才华的陈瓘。章惇早就听说陈瓘大名，特意请他登舟同行，虚心地问他一些治国之道。陈瓘说，治国其实就跟我们在江面上划船差不多，如果把力气只使在一方，不管是左还是右，都会划得很艰难。知道了这个道理，治国就很简单了，船划得好，也会国泰民安的。
陈瓘敏锐地洞察到了当时的政治局势，知道哲宗把国事抓在自己手里以后，中央的政治风向也会有大的改变。陈瓘这话也相当于是在暗示章惇，这次回朝，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维护政局的稳定，不要生出不必要的政治是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