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每天吃了早饭，必然要去一趟钟山。钟山上有座宝公塔，他的爱子王雱的祠堂就建在塔院内。王安石常去那儿怀念爱子。一次扫完墓，王安石下决心将宋神宗赐给他的田产捐给寺庙，为王雱积些“功德”。他甚至还一度相信“转世”之说，因为这个，有人就想借这个攀攀老相国。
兴化县尉胡滋的老婆就曾四处放话，说自己怀孕时梦见了神仙，神仙给他说他生的儿子就是王雱转世。王安石听说后，非常欢喜，听说胡滋要带着老婆孩子过江宁，顾不上自己年老多病，天天守在江边等候他们。看到胡滋两口子后，王安石吁寒问暖的，十分亲切，又抱着孩子失声痛哭。
后来又邀请他们住到自己家里，胡滋趁机给王安石说自己在官场上被人陷害，王安石利用自己的关系，很快就帮胡滋摆脱了困境，还让他升了官。这时，王安石提出收养孩子，胡滋老婆见要官目的达到后，又不答应了。王安石无法强求，只好又把孩子还给了他们。
后来，王安石又将半山园捐出来作为寺院。如果在钟山上走累了，王安石就会在定林寺休息，直到天黑了才回去。
和当时的大儒张载、程颢不同。张、程二人是反佛道的，王安石却在实践着佛道。他对当时社会上那种反佛的浪潮很是不以为然。他认为，读孔孟之书的人中出了不少小人，而在佛家中却出了很多高洁之士。这个社会的不纯洁绝不在于佛道，而在于士大夫们沉没在利欲之中，不能自拔。因此，王安石喜欢佛道之士。
其实王安石年轻时就接触过佛道，与很多大德高僧打过交道。他与蒋山觉海禅师的交情就很深。觉海和尚外表木讷而内隐慧珠，年轻时就与王安石成了好友，义若兄弟。王安石做到宰相的高位后，觉海为了回避结交权贵之嫌，故意疏远了王安石。直到王安石辞官归隐，两人才又和好如初，清谈终日。
王安石在因母亲去世丁忧期间，开始潜心于经书，与赞元禅师交游密切，亲如兄弟。王安石曾向赞元请教禅宗宗旨，但赞元不回答，王安石再三追问，赞元才说，你要获得般若智慧，有三大障碍，但也有入禅道的一种资质。王安石说，那就请你详细说说。
赞元说，你志向远大，意趣广泛，世俗缘分又深，胸有大志，以天下为己任。如怀经天纬地之志不能充分发挥，那么心里就不平，以不平之心，持经世济民之志，又怎能达到一念万年的旷寂境界呢？这是障碍一，其次你性格急燥，容易发怒，这是二，再是你崇尚学问，而对佛家的道不甚了了，这是三。但你像行脚头陀那样甘于淡泊，对于名利象脱发般的漫不经意，这是你的向佛基础，只要你以后多读经书，以教乘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就可以了。看来，赞元禅师的分析还是十分中肯的。
王安石最喜欢读的佛书是《维摩诘经》和《楞严经》。维摩诘曾与文殊菩萨一起共论佛法，认为解脱是不一定要出家的，只要在心灵上修行就可以。维摩诘这一观点，正符合王安石不用落发为僧，在家信奉佛教的需要，所以他对《维摩诘经》表现出特别的喜好。
对《楞严经》，王安石同样特别喜欢。王安石的大女儿挺有文采，出嫁后给他寄来一首诗，以表达对远方亲人的思念。王安石接到诗后，给大女儿寄去一本自己的《楞严新释》，劝她用佛法作解脱，从中领悟诸缘如梦、不可执著之理。最能体现王安石学佛成果的，其实莫过于这本《楞严新释》，可惜这书和好多王安石的著作一样，没有流传下来，成为了佛学上的一个重大损失。
王安石学佛，并不像农村那些老太太一样天天阿弥陀佛的念，只想着佛祖如何能保佑自己。王安石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一个有知识的老和尚。当曾巩讽刺王安石“用老而逃佛时”，王安石正色说，要是一个人善于读书，义理自然会来，只要所讲的内容跟我的内心相同，我就会认为他说的是对的。如果跟我内心不一样，就算他是孔子周王说的，我也不认同。至于是佛是道，何必要去计较呢。曾巩被王安石一席话说得理屈词穷，只得红着脸说：“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王安石晚年主要信奉禅宗，禅宗的思想抚平了王安石刚强执拗的个性。政治恩怨、荣辱盛衰，在佛的洗礼下，王安石很快过渡到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新阶段。这种清心寡欲的生活和心境，也让王安石的作品内容和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退休后的十年间，王安石以诗言志，以诗说禅，引禅入诗，做了大量参禅悟道的禅理诗和雅丽清绝的写景诗。
比如他的《梦》：“知世如梦无所求，无所求心普空寂。还似梦中随梦境，成就河沙梦功德。”王安石认为，世间如梦如幻，不可捉摸，因此人应该具有无所求之心。心无所求，则一念不起，清净空寂。这都是佛教的老生常谈，并无新意。然而王安石笔锋一转，指出世间既如梦幻，修行功德又何尝不是梦中之事呢？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显示出了他独立思考的精神和无所不疑的风格。这首诗既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也体现了他对佛教禅宗独到的见解。
禅宗有禅无处不在，也就是处处都能发现，时时心契合的说法，这在王安石的诗中也多有体现。他的《昆山慧聚寺次孟郊韵》“扫石出古色，洗松纳空光”；《游北山》“烟云藏古意，猿鹤弄秋声”。都以轻倩之笔写淡远之思，追求空灵超然的情感，意境风格深蕴佛门妙道，在有意无意之间，透露出了大自然无处不在的禅机。
禅宗讲究以淡泊宁静之心来对待人生的大起大落，这一点王安石也做到了。他的《游草堂寺》“只有春风似我闲”，《游钟山四首》之一“山水空流山自闲”，都表达了他对闲适生活的满足，深合禅宗要旨。
不过，幽居的生活并没有让王安石与世隔绝。与朋友相往来，也是晚年王安石生活的重要内容。在王安石晚年的交际中，只有吕嘉问是革新派成员。王安石罢相之后，吕嘉问也走到了人生低谷，两个不得志的人在患难之中，心意相通，因此多有互相坦白心迹之举。
有个叫俞秀老的，也是王安石晚年交游较密切的人物。这俞秀老是一个隐士，一生都没娶过媳妇，行为十分怪僻，但王安石与他却十分合得来。王安石与俞秀老的弟弟俞清老交情也很深厚，这俞清老为人诙谐，放荡不羁，经常做些别人难理解的事，有他在不会缺少笑料。有次俞清老起了出家的念头，王安石就想俞清老在半山寺出家，而且给他取了个法号叫紫琳。但俞清老生性放荡，当了和尚后仍然喝酒吃肉，王安石也不生气。
司马光复活
元丰年间的宋神宗，没了王安石掣肘，情绪变得躁动不安，性格也变得非常偏激。以前苏轼也发些言论，宋神宗总是温文尔雅，谦虚恭听，可这次，宋神宗忍不住了，苏轼一发飙，他即毫不犹豫地将苏轼投入了大狱，由此亦可见宋神宗态度的转变。
宋神宗这时仅有三十多岁而已，如果说他是人到晚年才变得这样偏激的也不像，其实究其根源，还在于王安石的隐退，没有这位大佬给他拿主意，他心中那根弦就绷得越来越紧，以致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毕竟他还希望变法继续下去。
宋神宗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在他的直接主持下，新法没有被反对派逆转，反而是继续得到了深化。这一时期的变法，比之熙宁时期，有两个明显的变化。
一是宋神宗对一些新法进行了调整，纠正了一些新法中的弊端。这其中主要是针对熙宁新法对贫民百姓盘剥太甚，引起朝野上下不满之后的调整。比如在放贷青苗钱的时候，一半留存，一半继续贷给民户，这种做法从熙宁九年开始，元丰年间继续实施。这对强行全部放贷青苗钱的高压政策，无疑有一定程度的缓解。
同时，在遇到水旱天灾时，政府赈灾所需要的粮食也能有一定程度的保证。神宗又通过调整免役法，整顿了江南、两浙的冗占役人问题。市易法上，宋神宗下令免除了贫苦行人的“免行钱”，让八千六百多位分期行人的生产生活有了保障。应该说，宋神宗这些改良都是具有正面意义的，就差没给国人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和建立保障房了。
效果也挺明显，元丰元年，神宗在景福殿建了一个私房仓库，又叫封桩库。这个私房库是不受国家财政系统管辖的，共有三十二个小仓库组成，神宗为每一个小仓库都起了一个名字，后来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下，神宗的这三十二个仓库竟然很快就填满了，后来甚至还增加了十二个仓库。
另一个方面，这个时候宋朝政府与邻居的关系持续恶化，神宗不得不将重心转移到了“强兵之术”上。元丰年间，民兵合一的“保甲法”被大规模推广，禁军也由熙宁时的五十六万多人增加到了元丰时的六十一万多人。
“保马法”也有大的发展，元丰三年春，宋神宗颁布法令说，城镇中家产达到三千贯的，乡村中家产达到五千贯的，家中都要养一匹马，家产增加一倍，增养一匹马，一户家庭最多养三匹马。这种方法，保证了国家在战时战马的供给。
变法增加了国库的收入，但宋神宗却忽略了一点，他只看到富国，却没想到要用这些钱去解决实际问题。他就像是一个守财奴，一心只想着抓钱抓钱，钱抓来了，却不知道施舍给别人。现在大宋朝就是这样，虽然国库里的钱已经够三十年用的了，但各部门间的财政困顿问题依然存在。
同样存在问题的还有军队素质。人员增加了，马匹增加了，将兵素质不增加，打仗照样是一群绵羊。这时军队中的实际情况是，因久未有战事，好多士兵连弓都拉不动，至于一些战术阵法，就更没几个人知道了。
兵器质量也同样不行，元丰元年十二月，宋神宗曾随机在兵工厂抽取了三张弓作为兵器质量的样本，结果三张弓的质量相去甚远，有一张弓甚至根本就不能用。元丰时期的宋夏战争，宋军连连失败，就是宋神宗“强兵无方”的有力证据。
关于这一点，司马光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连上几道奏章，要求废除保甲法、将兵法，重新整顿军队。但是宋神宗不听，而且很快他就尝到了自己酿下的苦果。
元丰四年，西夏统治阶级发生内讧，宋神宗认为这是灭掉西夏的最好机会。于是兵分五路，他分别从东北、西北和正北三个方向直捣西夏重镇灵州（今宁夏灵武）和兴州（今宁夏银川），统帅是太监李宪。
宋朝兴国以来，武人地位就不重，中央宁可用文人和太监治军，也不把军权大量交给武将，防的就是造成五代那种武人动不动就翻身作主的局面。防了这着，却没防到那着，文人统兵，国内武人虽不反了，但在对外作战中，宋军就熊了。
五路大军出击，神宗想给西夏来个毁灭性的打击，谁知西夏政府坚壁清野，把黄河以南的夏军主力撤到黄河以北，又出奇兵截断了宋军粮道。没饭吃的部分宋军很快在灵州城下惨败，宋军损失惨重。只是这次宋夏两军还算不上真正交锋，神宗皇帝又梦想着另寻战机，逆转致胜。
元丰五年，神宗得报西夏准备反击，大喜过望，让沈括和种谔草拟作战计划。本来这种谔，就是《水浒传》那个“老种经略相公”，一直在跟西夏玩游戏，能力还是有的，如果让他来，未必不能反败为胜，可惜在神宗的安排下，他却做了沈括的副手。神宗又让徐禧和太监李舜举去前线，全权主持作战事宜。得，又来几个坏事的。
结果由徐禧作主，几个书呆子作出了一个荒唐透顶的计划，意思是在离银州城不远的永乐埭另筑新城，说的是新城比旧城更能控制险要。神宗也是个不知兵的主，很快批准了徐禧、沈括的主张，虽然种谔全力反对，但神宗就是不鸟他。
徐禧与沈括打仗不行，筑城却是把好手，俩人用了二十四万多人，从延州出发，只用了十四天时间就筑成了新城，取名永乐城。筑城过程中，西夏军队探视，徐禧兴高采烈地摆出POSE，让他们参观，以示对夏军的蔑视。
不久，夏人倾国来攻永乐。大将高永亨委婉地提醒徐禧，让他放弃永乐，保存实力。本来是个好建议，徐禧却认为高永亨在扰乱军心，把高永亨铐了起来，几乎要将其处斩。高永亨的哥哥高永能又建议，趁夏军刚来，出城迎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迂腐无能的徐禧又否定了这一提议，还搬出儒家典籍来说教，即“君子不鼓不成列”，意思是说大宋朝的军队要彰显大宋威仪，怎么可以随意出战呢。
夏军的精锐骑兵称为“铁鹞子”，这时开始强渡无定河，有人建议徐禧该攻了，徐禧还是不听。直到夏军都过来了，徐禧才举旗发动攻击。当时作战最勇猛的还是种谔，以一当百，只是夏军人数太多，根本敌不过，只好退回永乐城中。回城之路上，宋军乱得也可以，“将校寇伟、李师古、高世才、夏俨、程博古及使臣十馀辈、士卒八百余人尽没。”
宋军回城后，三十万夏军即将永乐城围了个水泄不通。永乐城刚筑，水源短缺，只靠近一个无定河，又让夏军夺了。没粮食都没有没水惨，这一堵，宋军有半数都渴死了，剩下的人也只得喝马粪汁解渴。
神宗得知永乐城被围，惊异失措，诏令李宪、沈括率军往援。如果宋军能够统一指挥，或许还能上演奇迹。结果却是宋军各自为政，到处被夏军打得落花流水，士兵役夫二十余万人战死，只有数千人逃回，永乐城也给夏军抢去，徐禧等主将也在永乐城中战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永乐城之战。此役之后，宋军在对西夏的战略意义上，真正从攻势转为了守势。
战败的消息传到开封城中时，宋神宗正在城郊主持完典礼回城的路上，听到这个消息，浑如五雷轰顶一般，瘫软在轿中，冷汗浸衣，浑身发抖。从人们赶忙把神宗抬进宫，交由御医诊治。这个消息对宋神宗的打击相当巨大，回宫后就一直在生病，连续三月未能上朝。
病好以后，宋神宗想起了司马光。在元丰五年将要颁行新官制的时候，宋神宗就想任用司马光，但这个提议却遭到了蔡确和王珪的反对。他们都不希望神宗起用旧人，神宗说不过两位大臣，只好留着司马光继续在洛阳编《通鉴》。
不过神宗却并没有放弃对司马光的重视。元丰七年在一次宴会上，神宗突然感觉身体不适，不久前打西夏没打赢，国库也弄得一空，这些打击均让他感到体力不支，开始思考接班人的问题。因此他对辅官说，让司马光、吕公著给太子当老师。把未来的天子交给司马光，足可以见神宗对司马光的信任和尊重。
提起司马光，也可以看出神宗在变法问题上的改变。在对西夏的战役中遭受惨败以后，神宗就一直在扪心自问，为什么有那么多大臣不顾个人生死反对变法，为什么励精图治数十年还是没有实现“富国强兵”的效果？
这会儿，司马光的出现还是让一些朝中不满，他们纷纷阻挠，当然最主要的是怕司马光被重用以后，自己的位置就不保了。为了不让大臣们闹出更多的事情，神宗只好又把司马光放在一边，不过他还是起用了一些反对派的人物，如范纯仁、李常两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