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了，我并不想唤起你们对他的不快回忆，而且，重要的是我下面的叙述。我会详细记录整个十昼夜的审判过程，我们陪审团在其中做了哪些事——这些事都涉及我个人的离奇经历。我正是希望通过这些来吸引读者，而不是那个杀人犯；我也希望读者注意这些事，而不是纽盖特监狱的案子。
我被推为陪审团主席。开庭第二日早晨，听了两个钟头证词后（我听到教堂报时的钟声了），我无意间瞄了一眼在座陪审员，却发现人数不对。我数了几遍，都数不出来。总之，人数总是多一个。
我碰了下旁边的人，低声问他：“请帮我数一下，我们有多少人？”他对此请求颇为吃惊，但还是回头数了一遍，“怎么回事？”他突然疑惑道：“我们怎么是十三个——不，不可能。不。我们是十二个人呀。”
我们又反复数了几遍，逐个数总是十二人，算总数却多出一个。
没有谁——没人——能解释其中原因。但我有一种直觉：肯定那个人来了。
陪审团被安排住在伦敦客栈。我们睡在一间大屋里，里面摆了数张单人床，每日二十四小时都有官员照顾，并监视我们以策安全。却不必隐瞒这位官员的真姓氏。他聪明、儒雅、待人体贴，在城里颇受敬重。
他生得眉目和善，还长了令人艳羡的络腮胡，说话声音洪亮温和。他就是哈克先生。
晚上，我们都上床睡了，屋里一共十三张床，哈克先生的床在门口。到第二日夜，我却没有睡意。看见哈克先生坐在床上，我便走过去，坐在旁边，请他吸鼻烟。哈克先生手刚碰到我的烟盒，就全身颤了一下，问道：“是谁？”
我便顺着他目光看去，果然看到了那个人——就是皮卡迪里大街那两人的后面一个。我便立起身，向前走了几步，又停住，回头看哈克先生。他却自己笑起来，愉快地说：“刚才我还以为看到第十三个陪审员呢，他没床位。现在我知道了，那是月光。”
我却没有如实相告，只是请他和我一起走到大屋尽头，这才看清了那人在干什么。他在其他十一人枕边各站了一会儿，而且总站在床的右侧，然后绕过床脚，走到下一个床。他似乎只是歪着头，仔细看了每个人睡熟的脸，却没注意我和我的床。我的床离哈克先生最近。他走到一个高处的窗户，月光从这里照进来——似乎腾空飞走了。
第三天早餐时，除了我和哈克先生，其他人几乎都说夜里梦见那个被害人了。
现在我可以肯定，当时走在皮卡迪里大街的两人中，后面那人就是被害人，他直接在法庭上做证向我示意。但即使如此，我依然未全部明白。
开庭第五日，原告的控诉已近尾声，有人出示了一个物证，却是一枚被害人的小肖像。这肖像本来放在他卧室里，案发时却失踪了，后来又在凶手的藏身处找到了，有人看见犯人当时正在挖掘。证人指认完毕后，肖像被呈给法官大人，然后又传给诸陪审员看。一名黑袍官员正要递给我，却突然从人群中跳出一人——正是皮卡迪里大街的后一个。他一把夺过肖像，亲手递给我。我还没看清楚那盒子里的肖像，他却低沉了嗓音，空洞洞地说道：“那时候我年轻，脸上不像现在这样没血色。”
他走到我和下一个人中间，然后又走到那个人和下一人中间，如此转了一圈，又回到我旁边。尽管如此，却没人发觉他。
每日审判结束，我们都由哈克先生隔离监护。吃饭时，我们总会议论当日诉讼情况。控方陈情第五日结束，我们才对案情有了全面了解，议论也就更加激烈、紧张和肃然。
我们中有一个教区代表——这厮简直是我见过的最傻的白痴，他总是胡搅蛮缠，否认显而易见的事实，另外两个没有骨气的教区寄生虫也在一旁附和；当下三人大放厥词，吹嘘自己已经参加过五百多起谋杀案审判了。几个蠢货只是吵吵嚷嚷，好生热闹，不觉夜幕降临。我们中已有人准备去睡了，我又看到那个被害人出现了。
他冷冷地站在三人身后，向我招手。我一走过去和他们辩论，他便立刻退下。之后，他屡屡出现，却总是不离这间方形大屋了。只要我们中有人聚头说话，他就在他们中间出现；只要他们核对笔记的结果于他不利，他就十分紧张，向我招手。
有一点要记住，直到开庭第五天，被害人肖像出示时，我从没在法庭上见过那人。现在已进入辩方诉讼阶段，到此为止，案情出现了三个变化。且先说前两个。此人现在频繁出没于法庭上，却不再对我说话了，而是对当时的发言人说话。比如，被害人咽喉处有一道平直的刀伤。辩方发言说，被害人可能是自己割断喉咙的；这时，那人就出来了，站在发言人胳臂旁，露出那道狰狞的刀伤（以前也露着），一时用左手，一时用右手，在咽喉处比画，极力对发言人证明，他自己的手是不可能弄出这种刀伤的。再如，有个女证人说，这个凶犯为人慈善。那人便出来，站在她面前，直勾勾地看着她，张着手臂，伸手指着那个面目凶恶的犯人。
再说第三个变化。三个之中，这个印象最深。我并不想借此得出什么结论，只求准确地描述。每次这人靠近对方时，尽管对方察觉不到，却必然会发出一阵战栗，面色不安。似乎有一条法律明文约束我，使我守口如瓶，他却在无形中悄然对他们施加影响。
辩方律师陈词说，被害人极有可能是自杀，那人便站在他面前，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开裂的喉管，样子很可怖，那个有名的律师就开始结巴，雄辩口才一时全无，只是用手帕擦着额头，脸色苍白至极。那女证人看着他时，眼睛也随他所指落在被告人脸上，充满疑惑和困窘。
我不妨再举两例说明。开庭第八天，下午例行有几分钟休息时间。
休息完后，我回到法庭，等待其他陪审员归位。我坐在那里四周打量，以为那人不在。刚看到走廊上，却见他向前倾着身体，靠在一位很体面的妇人身上，似乎想看清法官是否回席。那妇人突然尖叫一声，昏倒在地，被人抬了出去。本次审判的主持法官是个受人敬重、贤明的人，却不料也和妇人一样，直到案子结束，才恢复常态。他手拿卷宗，开始对本案总结陈词，那受害人却从法官入口处进来，径直走到大法官身后，从他肩上探过头去，急切地要看他正在翻看的记录。法官骤然色变，突然停住了手，全身战栗，结结巴巴说道：“对不起，诸位，请稍等片刻。空气污浊，我有些受不住。”然后要了一杯水喝完，才缓过神来。
这十天审判实在单调又漫长，有六天时间，同样的法官坐在长凳上，同样的被告站在被告席上，同样的律师坐在桌案边，同样语调的问答萦绕屋梁不绝于耳，同样的引座员进进出出，乃至法官写字的声音也一样。每天同一时间亮起同样的灯；白天有雾时，那些巨大的窗户外，同样雾气沉沉；下雨时落一样的雨滴；狱卒和犯人踩着同样的锯木末，留下同样的脚印；同一把钥匙打开和锁上同一扇门——我感觉我已经做了很久陪审团主席了，外面皮卡迪里大街上的繁华恍若隔世，而那个被害人却一直萦绕不去，片刻不曾消失。但有一点不能遗漏，实际上，我从未见到被害人看一眼那个凶手。我想了一遍又一遍，“为何他不看呢？”但他始终未看一眼。
而且，自从有人出示他的肖像后，他也没再看过我，直到审判结束前几分钟。那时已是晚上九时五十三分，陪审员开始退席讨论。那三个教区蠢蛋却让讨论麻烦不断，我们不得不两次回到法庭，请求大法官重读笔记的某些段落。我们九人都对之毫无疑问，我相信，法庭上其他人也不会有疑虑吧；但是，那三人却故意捣乱，扯住一个问题纠缠不休。
最终，我们占了上风。到十二时二十分，陪审团重回法庭。
那被害人正站在陪审席对面。我刚坐定，他就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他似乎很满意，手里拿着一大块灰色面纱，举过头顶轻轻挥舞。他好像第一次把胳臂举过头顶。我们做了“有罪”的裁定。再看时，只见那面纱落下来，消失了，他站的地方空空如也。
按惯例，在判决死刑前，法官会问犯人还有何话说，他咕哝了两句。第二天，报纸头条却报道说是“几句含糊、混乱、听不清楚的话，很明显，他是在抱怨此次审判的不公，因为陪审团主席蓄意反对他”。
实际上，他这番饱受争议的原话如此：“我的主啊，那陪审团主席走进陪审席时，我就知道一切已成定局。我的主啊，我知道他不会饶过我，因为，在我被捕那晚，他曾走到我床边，叫醒我，然后将一条绳子勒在我脖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