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戊戌变法、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同时睁开双眼看世界，同时沐浴改革的春风，最终却只有日本“单飞”了。是天意的不公，还是人为的过错？天皇和官员到底给老百姓灌了什么迷魂汤，让贫下中农和工作没着落的武士们心甘情愿陪着他们风里来雨里去地搞建设呢？他们又是怎么咸鱼翻身的呢？隐约中我们似乎都看到了传统儒学与资本经济并不彼此妨碍的存在，日本人将其扩大了，中国人却如过眼云烟。历史的捶胸顿足在这一刻只能化为沉默的叙述，因为这一场逆转，既是日本的，也同样属于中国。
谁忽悠了谁
1868年，明治政府夹杂着抗衡大名和周旋列强的狂风暴雨，终于粉墨登场了。而当时明治天皇只有16岁，面对如此窘境，没吓到尿裤子就不错了，谁还敢奢望一个小屁孩儿能撑起日本未来花季的春天呢？
年方二八的明治就正值花季的青春叛逆。有时候，叛逆也属于另一种创新。明治的叛逆与执着便造就了日本的逆转，也把他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挺牛的“牛神”。之所以没称他为“牛人”，是因为他打心眼儿里根本没觉得自己是个人，而自信满满地认为自己就是天照大神下凡。
明治的第一次叛逆就是“义正辞严”地为自己找一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房子。当年，刚刚讨伐完幕府后大名们就开始热烈讨论天皇将来住哪儿的问题。本来天皇是有家的，就在关西附近，但如今国外事态比较复杂，而且外国人来日本总是先到江户“逛逛”，所以很多大名就先让天皇暂居江户，等解决完了对外问题再回去。明治不傻，知道与这些外国人周旋没个百八十年休想结束，把我放到这儿，只是想利用我天皇的声望，没门！于是明治就把这些大忽悠们召集起来开了个会，意思是说我在这儿住了快一年了，既然全日本都是我的，我也挺喜欢江户，那就在这儿落户吧，还能赶上过个新年啥的。众大臣顿时震惊了！于是大家又开始七嘴八舌地找各种借口，说江户海风大啊、旧居气候好啊之类的。明治说，没关系，要走你们走，我不走了，我年轻不怕吹。众人没辙，只能由着天皇的性子都蜗居在江户。江户也由此改名为东京。
如果说这只是明治天皇一次小小的故意任性，那么之后大刀阔斧的一系列改革便是有关胆略与叛逆的较量了。因为到了17岁（公元1868年）的明治不仅没吓到尿裤子哭鼻子，还让那些比他大好几十岁的大叔哭得死去活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明治的两个好参谋——西乡隆盛和木户孝允给他出了个主意，大意是说，天皇你要想让那些大名们肯服你，就把他们的土地都没收了，让他们没有作乱的资本，这叫“废藩”。之后把收上来的土地控制在咱们维新派的手里，官员都由咱们选派，这叫“置县”。明治觉得这个建议不错，也很符合自己的叛逆，但对此仍有疑虑，他是读过中国历史的，知道当年明朝的朱允炆对他的皇叔也进行过削藩，结果藩没削了，自己还被逼得从人间蒸发了。明治不想也落得这个下场。西乡和木户看出了天皇的担忧，就又告诉天皇咱们不着急一口气吃个大胖子，咱们先对这些大名和武士好言相劝，让他把土地交上来，然后国家给他发钱发粮，开国会了还把他叫上，再让这些大名做藩知事，就是相当于县长一职。天皇觉得可行，就照办了，这个政策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版籍奉还”。
大名们不知道其中的陷阱，以为只是新任政府的“三把火”，只要在对方兴头上假装顺从地配合一段时间就万事大吉了，所以大都把地皮以名义的形式上缴了，也就是说这些土地至少在名义上都归天皇管理，还有一些大名是实实在在地把土地送给了天皇。这些人没什么能力，对各种国内外事务也不擅处理，眼不见心不烦，干脆统统上缴，只拿工资不干事倒也乐得快活。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后天皇开始在各藩中安排耳目，甚至招兵组建亲卫队，各藩主完全没有在意，继续领着优厚的固定工资吃喝玩乐。就这样一晃三年过去了，1871年天皇突然下令废藩置县，撤除原来的藩知事，委任自己的心腹为各县长，并由中央接管财政和军政大权，把280个藩变为72个县，速度之快令人咋舌，同时让所有藩主大名移居东京接受看管。此时，各个大名全都傻眼了，不知不觉中自己已经糊里糊涂、心甘情愿地把原本手中的权力和土地都拱手送给了这个不到20岁的小毛孩。也有想反抗的，但是看看周围那些财政官员和军队官员都已不是昔日熟识的面孔之后，哭得稀里哗啦，后悔当时没有注意到明治“版籍奉还”的阴谋，但一切为时晚矣！
我是“牛神”！
得天下易，守天下难。获得了日本所有土地的明治天皇，这个时候便开始纠结用什么军队来守天下了。也许你会觉得很纳闷，军队有什么难搞定的，征兵啊！但这个我们眼里的小事在日本人看来确是件不得了的大事，因为当时日本的军队主要为武士阶层，如果实行征兵制就意味着很多平民将进入军队，武士们认为这些百姓多半无知而且反叛性强，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觉得跟这些人在一起会掉自己的身价，所以极力反对。普通老百姓们也不想去，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去了就会饱受武士的欺凌，同时青壮年当兵之后家里的农业、商业就无人看管了，这在经济上会造成极大的损失，所以征兵并不受到日本各阶层的欢迎。
虽然如此，明治天皇依旧难改他的叛逆，在山县有朋的怂恿下，明治天皇决心开始征兵。这一次，他们却低估了平民百姓的反抗精神。1873至1874年，仅仅一年时间全国就发生了16次民众暴动，共10万余人被捕。再这么闹下去不是个办法，停止征兵也不可能，如何是好？明治天皇灵机一动，又极具创新性地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亮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在军队和学校宣传“我就是神”！于是，从1882年开始，日本政府就开始谆谆教诲人们要为天皇卖命，因为天皇是神，这是忠君爱国的表现，而且死后能进靖国神社！在这种毫无理智的蛊惑下，当军人竟冠冕堂皇地成了日本的流行风尚。
当天皇发现改革的阻力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时，他的胆儿更肥了，谋划着要开始对全体武士动手了。要知道在尊王攘夷运动中，中下级武士不仅对明治天皇忠心耿耿而且也算是为他“抛头颅、洒热血”了，现在要改革武士阶层真有点卸磨杀驴的味道。其实这些道理明治天皇都懂，也知道这么做不太厚道，但是巨大的财政赤字逼得他只能废掉武士阶层。当时政府在废藩置县的时候，给这些武士和大名发放优厚的工资，所以政府等于是在给这些没用处的“公务员”搞福利，老百姓的怨气很大，而且在脱刀令没发布之前，这些武士成天舞刀弄棒，对社会也是一群不稳定的存在。1876年，天皇决定废除俸禄制，全部改为债券制，意思就是说，现在天皇向你们借钱搞国家建设，你们的工资我先给你们打上白条，将来等国家有钱了，我一定会还的。至于你们信不信，反正我天皇是信了！接着又下一条圣旨说现在咱们国家已经进入现代社会，武士们带着刀似乎不太和谐，所以国家代为保管你们的刀具，整个日本只有警察能带武器。还有就是，你们以前的发型太落伍了，都知道日本是要竞争世界时尚大奖的，因此强令要求你们换个与时俱进的新发型，统统给我把扎着的头发披散下来。这几条圣旨可以说不仅断了武士的财源，而且降低了武士的地位，没有刀、没有钱、没有土地的武士跟平民已无异。所以从理论上讲，日本由此成为了一个形式上的自由社会。
由于转变太过突然，很多武士根本无法接受这一现实，同年便发生了“神风连之乱”，也叫“敬神党之乱”。当时熊本地区的部分领导人认为，“尊王”可以，但必须“攘夷”。如果处处都学习外国，这和日奸的所作所为又有什么两样？而且国家现在又是搞征兵又是搞改革，武士的作用跟过去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这是武士的耻辱！所以他们要替天行道。当然，这次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了，天皇的威严虽然没有遭到动摇，但是他心里清楚：这时候，必须要开始加强思想控制了。
天皇加强思想控制的办法就是兴办学校，大搞四年义务教育。明治认为全民教育跟全民征兵一样，都是加强国家政治经济力量的基础，政府不仅要让这些人学习西方文化还要懂得效忠国家。所以，当时的日本已经做好了进入近代化的准备。而反观此时的大清，却依然只看军事不看教育，直到1905年才正式废除科举考试，教育改革比日本整整晚了30年。如果仅仅是这30年的教育落后或许还不算问题，可是后来清末五大臣出国考察，赞成学习西方制度和教育，竟是为了可以让皇位永固，这就足以说明中日间思想层次的差距是晚了近百年。一个步入了现代化，一个却依旧徘徊在古代社会。
明治天皇本着他的叛逆创新精神，靠着各种改革完善，终于把权力收归回自己手里，也确立了几百年前所没有的一君万民式的威望，但我们不能说天皇从此和中国封建时代的皇帝一般权力膨胀到极限。1889年随着日本宪法的颁布，天皇的地位和政治作用有了明确的指向性，日本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天皇也不再像战国时代那样仅仅只是别人手中的傀儡和棋子，而成为了政府的一员，成为了帝国主义的一种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