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所有的穿越者来说，穿越到明朝，有两类角色都是万分向往的，一类，便是高高在上的帝王，特别是那些熟悉明史，见惯了明朝皇帝做派的朋友。诸多史料中，对于明朝大多数皇帝的评价，往往喜欢用“怠政”“昏庸”等定语一概而论。而明朝皇帝们的某些行为，也着实不争气，比如说有做了俘虏的（明英宗），有沉迷于军事，一生追求叛逆享乐的（明武宗），也有执着炼丹修道，渴望长身不老的（明世宗），更有三十年不上朝，创下中国封建历史皇帝旷工记录的（明神宗），更有不理朝政，醉心于木匠活，甚至堪称中国古代最心灵手巧木匠皇帝的（明熹宗），以至于有后人说，明朝的绝大多数皇帝，都属于投错胎类型的，如果投胎干别的，在所属行业里，基本都能干到劳模级别，但偏偏投胎做了皇帝，也就只能做到昏君级别，这样的评价，加上这样多貌似不争气的行为，也令许多后人往往怒其不争，恨不得穿越回去，替他好好当一回明君。另一类，就是纵横捭阖的名臣了，被许多人看做昏君辈出的明王朝，不容否认，也是一个名臣辈出的时代，从明初到明末，无论国家局势处于怎样的情形下，无论这一个时代留给后世的评价是正面还是反面，总有一些流光溢彩的名臣，以他们光辉而传奇的人生，留给后世无尽的慨叹与回味，其在史料记录中的精彩表演，也令后人心向往之，倘若身临其境，自然要体验一把。
而明朝的君臣关系，也是后人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明朝不缺乏忠臣，但是明朝的君臣之间的亲疏冷热，却比历朝历代都值得玩味——既是上下级，很多时候却更像仇人。史不绝书的事实是，几乎大多数明朝皇帝在位的时候，与其属下的大臣，总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对立。无论做任何事情，都充满巨大的反对声。每一任皇帝，在其整个的执政生涯里，都几乎生活在大臣的批评声甚至后人的非议里。毫不夸张的说，明朝的皇帝，可以说是活着的时候挨骂最多的皇帝，而明朝骂皇帝的大臣数量，因为骂皇帝而遭到处罚的大臣数量，都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最多的。之前唐朝各朝，那些被后人津津乐道的所谓“直臣”，放在明朝，更可以说是一抓一大把。君臣之间，几乎一辈子就是这么别扭着，每一代皇帝执政时期，那散发在朝堂上的巨大火药味，即使几个世纪以后，翻阅史料的后人们，依然可以清晰的闻到。
而如此的情形，对于所有的穿越者来说，也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无论穿越回去做名臣，还是做皇帝，都要解决一个问题：怎样良好的处理君臣关系。具体说来，如果穿越成为一个皇帝，你将怎样面对你的大臣。如果穿越成为一个大臣，你又将怎样面对你的皇帝。虽然穿越到每个朝代，成为皇帝或者大臣，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但毫不夸张的说，放在明朝，这却是最难解决的问题。
在后人眼里，做皇帝往往是比较爽的，爽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穿越到明朝做皇帝，有多爽不好说，但一定是比较烦的。
如果以明朝的历代皇帝变迁来论，皇帝最说了算的时代，当算在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大明后，为整个明朝设计的，是一个堪称自汉朝以来专制程度最高的政治体制。首先是取消了中国有千年传统的宰相制度，六部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按照朱元璋自己的话说，就是皇帝既要坐朝，又要理政，从此政令通畅，上通下达。于此同时，在汉唐时代呼风唤雨的宦官集团，到了明朝也惨遭废武功，明朝宦官机构庞杂，部门之间相互掣肘牵制，同时朱元璋在宫门立铁牌，严禁宦官干政。而地方藩镇割据的隐患，也被朱元璋剪除，地方行政权力一分为三，各省处理民事有布政使，处理司法工作有按察司，处理军事战事有指挥使，这就是明朝特色的地方“三司”制度，三司不相统属，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而最容易直接造成叛乱的兵权问题，也被朱元璋肢解。明朝的军队，实行的是卫所制度，也就是国家划拨土地给军队屯田，军队自己种地养活自己，既不花国家钱粮，国家更能通过控制土地的方式，牢牢控制住士兵的饭碗。同时在士兵的统属上，明朝的“国防部”兵部，掌握着任命军官以及调动军队的权力，但是并不拥有对军队的直接管辖权。而明朝的军事机关五军都督府，拥有对军队的管辖权，但是却不具备人事权和调度权，这样双方相互牵制，谁也无法独立控制军队，只能老老实实对皇帝负责。这一番体制妙处多多，取消了宰相制度，前朝宰相专权欺负皇帝的事情不可能上演。而设立三司制度，前朝藩镇割据乃至脱离中央的事情也不可能上演，禁止宦官干政，前朝宦官专权甚至操纵皇帝废立的事情同样不可能上演。而肢解了军队指挥权与管辖权，前朝权臣专兵，叛乱中央的事情更不可能上演。如此一来，所有可能的实权部门，权力都被朱元璋一拆再拆，整个官僚体制相互制约掣肘，谁也不能独大，所有的实权官员，都只能老老实实对皇帝负责，谁也不能越过皇帝自行其是，也就谁都不能威胁到老朱家的家天下。
这套官僚体制在明初设立后，明朝高度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特点就这样确定下来。做为高高在上的皇帝，可以说是大权独揽，自然是想干什么干什么。但真正做上了皇帝菜会发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日子，其实是不好过的，因为所有的人都只对皇帝负责，结果就是皇帝很忙。就好比是现代社会里，一个人早晨起来刚睁开眼睛，甚至还在睡梦中，电话就开始想个不停，每天有成千上百个电话打进来，都要向你请示工作，且不说工作怎么处理，就是听汇报的频率，就能把人听到头大。这套专制体系下的明朝皇帝，就是这么忙。如此的忙法，除了个别工作狂外，绝大多数的皇帝都是要头大的。
明朝的前几代皇帝，特别是开国皇帝朱元璋，以及永乐皇帝朱棣，都是这样的工作狂。高度专制下，他们的工作量也是惊人的。比如亲手设计了这套体系的朱元璋，他在这套体系下的工作方式，几乎可以用疯狂来形容。按照《明实录》里朱元璋自己的话说，他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直到日头偏西的时候才回宫，而且就是睡觉的时候，他也经常失眠，经常思考国事的时候，猛地就醒了，醒了就披衣起床，把白天需要处理的国事写下来，上班后一件一件的落实。甚至吃饭的时候，猛然想起什么事情，也随手找个纸条写下来，然后贴在自己的衣服上，相当多的时候，当朱元璋召见大臣的时候，大臣会惊讶的发现，他的衣服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纸条，全是国家大事。至于朱元璋日常上班的工作强度，《明实录》里曾经做了这样的统计：朱元璋曾经在连续八天里，处理各种奏折一千六百件。每一本奏折他都认真批阅，而且还总结主要内容，从一千六百件奏折里，一共提炼总结出三千二百件所言之事。明朝奏折的格式，一份奏折如果要单独成章，至少要有一千字，也就是说，朱元璋八天里，总共看了至少一百六十万字，平均到每天少说二十万字，而且这不是蜻蜓点水般的速度浏览，而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认真推敲，总结思考，并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其工作强度，好比今天一个高考生，每天要做总篇幅多达二十万字的阅读理解题，而且必须保证，每一道题都不能出错，所有的答卷，必须百分百正确。何况考生做错了题，最严重的后果只不过扣几分，朱元璋如果批错了奏折，后果会更严重，按照朱元璋自己的话说，一念之差，耽误的就可能是万千黎明苍生，所以百官言事中的每一句话，他都要慎之又慎的查看。
相比于朱元璋的工作狂特点，明朝历代皇帝中最接近他的，当属他的儿子——永乐皇帝朱棣。比起朱元璋来，朱棣的工作方式，有了明确的时间表——每天早晨四更起床，吃过早餐后，要先在上朝之前，抓紧要把当天准备处理的国事，预先在脑子里过一遍。然后开始早朝，按照《大明会典》的记录，明朝的早朝开始时间，相当于今天的凌晨五点钟，起个大早的朱棣，在早朝结束之后，就要着手处理国事，批阅各类奏章，他每天批阅奏章，往往都要到深夜，经常要到凌晨才睡。这样算来，每天他的睡眠时间，也就只有不到六个小时。而且朱棣规定，一旦有紧急军国大事，哪怕自己在熟睡，也要立刻把他叫醒。否则就要论罪。这样的折腾，也让朱棣深感其苦。朱棣最后一次北征蒙古草原的时候，路上设宴款待群臣，席间颇为感慨的说：我自登上皇位以来，每天兢兢业业，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而皇帝的辛苦，也是做了皇帝之后才深有体会啊。
即使是明朝第一工作狂朱元璋，对于这番辛苦，其实也是深有体会的。各类史料记录比较多的朱元璋一个趣事，就是一位叫茹太苏的大臣给他上奏折，奏折写了万字，到第五千字的时候才切入正题。气的朱元璋命人把他一顿暴打。事后朱元璋宽慰茹太苏，并向他诉苦说：你以为我愿意打你啊，你五百字就能说清楚的事情，非要写个上万字，我做皇帝容易吗？要整天看你这种奏折我哪受得了啊！
连朱元璋都有受不了的时候，其他的皇帝自不用说。到了朱棣执政时期，就设立了“文渊阁”，开始协助皇帝处理国事，文渊阁里的官员，就是五品大学士，之后，这个原本以皇帝秘书身份设立的新机构，地位日益扶摇直上，成了明朝实际意义的“宰相”。而随着明朝这一内阁制度的确立，为了强化皇权，从明宣宗朱瞻基开始，又逐步加强宦官的权力，也就造就了后人津津乐道的明朝“宦官专权”现象。从此，文官的内阁权力，宦官的权力，以及两者之上的皇权，就成了明朝最高皇帝的铁三角。而早期朱元璋苦心创立的专制体系，因此也有了新的效用。在内阁制度以及宦官司礼监制度日益成熟的情况下，原本分权的明朝行政体系，从此有了更好的整合，这个原先离了皇权就玩不转的体制，在司礼监加内阁的双轨制操控下，可以实现有条不紊的运转。如此一来，明朝的皇帝就轻松下来了，要给国家大事拿出处理意见，不必再像朱元璋时代一样，天不亮就起床批奏折，只需要授意内阁草拟处理意见就好，要同意处理意见，只要司礼监盖章，即所谓的批红就好。做皇帝的，只需要听汇报点个头，国家就能正常运转下去。史料上总津津乐道，明朝某某皇帝多少年不上朝云云，然而不容争议的事实是，即使是几十年不上朝的皇帝，依然可以有效的掌控群臣，并且实现朝局的正常运转，其制度上的根由正在于此。明朝这套高度专制，皇权极其强化的体制，随着之后历代帝王的修正，在表面不更改“祖制”的幌子下，只在关键部位做出精到的调整，最终改变了其原本的意义：原本是想让皇帝变得很忙，结果却让皇帝变得很闲。
然而，如果你穿越到明朝中期，变成一个闲下来的明朝皇帝，这日子，恐怕比忙起来也好过不到哪去，因为明朝皇帝如果闲下来，也一样会感到很烦的。
很烦的原因，就是新形势遇到了新问题。
明朝这套政治制度的变动，对于皇权来说，是改变一种统治方式，从早期的事必躬亲，变成中后期的垂拱而治。皇帝的角色变了，大臣们的角色也同样变，原先在这个官僚体制中，各类的权力都被朱元璋拆分开来，而在这套变动过程中，本来拆分的权力，也又重新组合起来。比如原本分散的六部权力，被统一整合到内阁负责，而地方上原本分散的“三司”权力，被统一整合给各省的巡抚，以及负责多个省公务的总督负责。权力组合的结果，使得相关大臣的权限加大，连带着话语权加大，办公固然方便了，但和皇帝顶牛，也自然变得方便了。于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明朝大臣和皇帝顶牛的事，也就越发的多了起来。
所以从明朝中期开始，历代皇帝越发感到，他们说了算的事情，正变得越来越少。尤其是土木堡之变以后，几乎历代明朝皇帝在位，都会发生一些著名的“顶牛”事件。景泰皇帝在立太子问题上和群臣冲突，甚至在几次争吵之后无奈，只得通过向群臣行贿的方式，来取得大臣们的支持。皇帝向大臣行贿，这事在之前的朝代里只发生过一次，也就是宋真宗为了到泰山封禅，给宰相王旦行贿，然而景泰帝的行贿对象，却是包括内阁以及六部在内的一群人。到了明宪宗成化皇帝在位开始，群臣给皇帝顶牛，又多了新招数，经常是为了争论一件事，闹得大臣们以集体辞职相威胁。比较典型的事，就是西厂提督太监汪直引发众怒，大臣商辂率领文臣进谏，以集体辞职为武器，迫使明宪宗罢免汪直并裁撤西厂，虽然这场争斗，还是以汪直复职西厂复设，以及商辂黯然罢官而告终，但随着文官集团话语权的壮大，集体辞职这一招，在之后明朝历代皇帝在位时，都被大臣们屡试不爽。比如明孝宗朱祐樘在位的时候，大学士刘健等人率领群臣进谏，以集体辞职劝说明孝宗赦免两京之狱中的获罪言官，并严惩涉案宦官。明武宗朱厚照时期，发生过两次著名的内阁集体辞职事件，一次是刘健，谢迁，李东阳三位阁臣，率领六部九卿集体辞职，劝说明武宗驱逐宦官八虎。另一次是明武宗在位晚期，常年外出巡游，并率兵在应州与蒙古鞑靼部血战，结果以梁储，蒋冕等阁臣为首的百官，以集体辞职劝说明武宗回京理政。而到了明神宗万历皇帝在位的时期，发生了著名的“争国本”案，集体辞职这招，更从官员顶牛皇帝的杀招，变成司空见惯的常用招数，当时围绕着立太子问题，坚持立皇长子的群臣，与坚持立皇三子的明神宗，展开了二十年的顶牛，期间每当双方关系剑拔弩张的时刻，特别是诸多官员因为直言进谏遭罚时，总会闹出重臣们集体辞职以示抗议的一幕，诸多重臣也因此挂冠而去。而苦受顶牛之苦的明神宗本人，更演出了三十年不上朝的雷人之举。
话语权越来越多的大臣们，在皇帝面前，也变得越发的不听话。相比于顶牛，这些显然让皇帝们更烦。
明朝官员的不听话，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批评多，经常性的批评皇帝。二是管的宽，他们批评皇帝的内容，从国家大事到个人私生活，那是无所不包，有时候甚至经常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明孝宗朱祐樘在位的时候，一次参加经筵，不小心打了个哈欠，结果接着有言官进言，说皇上您打哈欠，这是对经筵的不尊重。如果说这还算国家大事，那么隆庆年间的詹仰庇却更雷，一次他偶然从太监处听说，皇帝好像许久没有宠幸皇后了，这本来是人家两口子之间的私事，结果詹仰庇灵感大发，上奏奇文一篇，要求皇帝要多宠幸皇后，皇帝皇后夫妻恩爱，才是国家的福气，一番怪论，闹得隆庆皇帝哭笑不得。甚至有时候，官员批评皇帝，不但不问青红皂白，而且是不顾事实，完全凭借道听途说甚至臆测。这种事典型倒霉的，依然还有隆庆皇帝，一次隆庆皇帝偶尔没有上早朝，接着御史蔡汝贤就上奏说，皇上您这几天生病，我听说您最近纵欲过度，夜夜宠幸美人，您这样可不行啊。如此奏折，把隆庆皇帝委屈的不行，以至于直接下诏书反驳说：你以为我生病是因为好色吗？我真的是干工作累的。比起隆庆皇帝来，他的儿子明神宗朱翊钧更委屈，那时候朱翊钧三十年不上朝，到了临终的时候，还专门把内阁首辅方从哲叫到宫里来，方从哲本来以为皇帝叫他是来托孤，没想到明神宗当着方从哲的面卷起胳膊展示说：你看看我的胳膊都浮肿了，这全是干工作累的，外面那些大臣们，整天上奏折胡说，说我在宫里不务正业，你可要为我证明啊。一番话当场把方从哲雷翻，还没等方从哲回过神来，明神宗又接着对身边太监说：我每天是怎样辛勤工作的，你一定要如实说给方大人听。而比起这两条来，第三条却更让皇帝们抓狂，就是官员权力越来越大，放在明初的时候，官员生活那叫一个苦逼，那时候朱元璋大权独揽且律令严苛，官员们稍微犯错就会被严惩，甚至每天上朝，如果能平安回来，有些官员家还会照灯结彩格外热闹——庆祝自家老爷又多活了一天。而从明朝中后期以后，官员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大，特别是皇帝说话，有时候也是可以不听的，比如皇帝想用钱，发文到户部去，户部如果觉得这笔钱不该用，就可以不拨钱，并且把皇帝的诏书原封不动退回，这叫封驳。不但用钱可以问题可以封驳，其他问题上也能封驳，甚至皇帝认爹的问题，明世宗在位早期，发生了著名的大礼仪之争，起因是以外地藩王身份即位的明世宗，拒绝按照皇室法统，认已故的明孝宗为爹，反而要坚持追封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帝号，引发群臣不满，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大臣坚决对抗，明世宗下的诏书，大臣们不照办。一场礼仪之争，把明世宗折腾的叫苦连天。
这种越来越烦的情况，明朝历代皇帝都不会等闲视之，因此即使是再荒废朝政的明朝皇帝，在位期间都在这个问题上开动脑筋，用各种办法强化皇权，最通用的办法，就是强化宦官权力，用以对抗话语权越来越大的群臣，这招从明宣宗执政时代就开始用，他在位的时候设立司礼监，给予司礼监批红权，使宦官集团在朱棣时代有了特务权后，又多了行政权，之后的时期里，明朝宦官地位的提升，其实是和明朝文官集团地位的提升同步的。而每一代帝王，也都有一些自己的办法，明宪宗除了增加特务机关，加强对群臣的监控外，也注意放开言路，言官批评他的奏折很多，他虽然多不接受，但处罚言官却很少。而明世宗朱厚熜在位时期，由于他之前的明武宗时代，宦官威权过重，他登基后开始限制宦官权力，提高文官集团地位，重用内阁。每一任皇帝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方法各有不同，但其实道理都是一样，当明朝皇帝，文官，宦官这个权力三角体系确立后，其权力的分布，就变得好像一只天平，皇权在中间，文官和宦官各自占两边，在明朝做个好皇帝，其实也就要求做到一条，要保持文官集团和宦官集团之间的权力平衡，整个明朝中后期，所有执政成就最好的时代，都做到了这个平衡。典型如著名的“张居正改革十年”，尽管当时的明神宗还是个小孩子，但是担任辅政大臣的张居正，与担任宦官集团首脑的冯保，既是相互利用的伙伴，却在权力上也相互制约，张居正有辅政大权，然而却无厂卫大权，同时他的辅政权，也需要得到来自宫廷内部，尤其是明神宗与李太后的支持，因此必须要倚重冯保，冯保虽然是宦官首脑，但行政方面，同样要倚重张居正，这种相互的倚重，成就了张居正大刀阔斧的改革，有了著名的“万历中兴”。
由此可见，如果穿越成一位明朝皇帝，那么在大多数时代里，做好皇帝的首要标准，其实就是一句俗话：在宦官和文官之间，要一碗水端平。这话说来容易，具体到实际上，做起来可就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