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明朝皇帝的烦，明朝官员，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群体。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官员里，明朝官员可以说创造了两个之最：最苦逼的一群人，外加最嚣张的一群人。
不过如果真穿越回明朝做官员，对于这两个“之最”，也是要依时代而论的，如果穿越到明朝前期，那你基本就是最苦逼的一群人。如果穿越到明朝中后期，那你基本就是最嚣张的一群人。
明朝官员的苦逼，恰如明朝中后期海瑞的一句话：设百官如家奴。看看明朝前期，特别是朱元璋统治时代官员的生存状况，这是句实话。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平民，这种出身，对于他的治国思想的最大影响，就是牵挂百姓疾苦，制定国策的时候，尽可能的会从老百姓的视角出发，但这样一来，也带来一个跑偏的问题：在制定官僚制度的时候，也同样是从老百姓的视角出发。而对比官员的实际情况，我们却不得不说，有些事他确实跑偏了。
典型跑偏的，就是明朝官员的工资制度，在后世眼里，明朝官员的工资，算是历代封建王朝里比较低的。做到一品文官，年薪折合成人民币，大约有三十二万，在朱元璋眼里，这笔工资不算低，他在亲手编订的《酷贪俭要录》里就曾教育官员们说：不要觉得我给你开的工资低，这些工资如果你们用来养家糊口，是绝对绰绰有余的。从表面看，朱元璋的这个判断是没有错的，可是朱元璋忽略了，官员们的生活现状，与普通老百姓是不一样的。放在明朝，如果你成了一个官员，那么按照官制，出门要坐和你的官制品级相符合的轿子，否则就是违制，而轿夫的工资，也要从官员工资里出。同时，如果你得到了任命，做了地方官，到了地方人生地不熟，为了办事方便，就要请师爷，师爷的工资，也是从官员自己的工资里出，外加官员家里，一家大小数口，再算上佣人，吃喝拉撒的开支，也是从官员工资里出……如上种种，朱元璋认定那养家糊口绰绰有余的工资数额，放在官员身上，却是越发的不够用。官员的生活成本，即使过普通生活，也是在老百姓之上。这还是在明初，随着明朝社会经济的发展，物价也跟着发展，而工资的变动，显然也经常滞后。而这些，自然也是朱元璋忽略不计的。
朱元璋忽略不计的后果，就是在明朝，官员如果不设法捞点外快，日子恐怕就难过。明朝官员的一大特点是，越是有名的清官，就越是有名的穷官，典型如大名鼎鼎的海瑞，不但清廉到地球人都知道，也穷到地球人都知道。而放在明初，深恨贪污腐败的朱元璋，以严刑峻法整顿吏治，朱元璋执政的三十年，是明朝历史上惩治官员数量最多的三十年，获罪的官员中，不乏有罪大恶极，贪墨害民之徒，但也有一些官员，却是“躺着也中枪”，比如在明初的法律规定里，有一些针对官员的奇怪规定，如果地方官到任后，下乡检查工作，那放在当时，就属于扰民，要被处以刑罚。这个规定的初衷，是防止官员们借着下乡为名，敲诈勒索地方，但是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有许多地方政务，是必须要官员亲自下乡处理的，如果不许下乡，就算没培养出贪官，恐怕也会培养出一些尸位素餐的懒官。朱元璋时代，是明朝能臣尤其是擅长治民的能臣出的比较多的时代。可也是一个官员获罪比较多的时代，除了在贪污腐败以及公务上，给官员设立诸多条条框框的标准之外，甚至明朝还采用了杖责刑罚，官员们稍有过错，就会被打板子，当场被打死的都有。朱元璋时代，还发生了诸多大案，除了以整顿功臣为主要内容的胡蓝案外，也有以整肃贪污腐败为主要内容的空印案，以及整顿科举为内容的南北榜案，这些案件中获罪的，也不乏当时知名的学者和清官廉吏，在惩治了坏人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导致一些好官蒙冤。比如著名的南北榜案中，当事的科举考官刘三省，完全以公正态度取士，并没有舞弊。但最终还是被判流放罪。
在朱元璋的整个统治时代里，明朝的官员，一度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日子过的又穷又恐怖。而官员们命运的真正改变，却是从永乐皇帝朱棣开始，朱棣登基后，尽管也和朱元璋一样，造出过多起大案，但是他一项重要的举措却影响深远——依法治国。朱元璋虽然制定了《大明律》，但是真正做到完全按照大明律行事，依法判案，朱棣时代是个重要的转折，比较有代表意义的事情有两件，一是永乐六年（1408年），法司宣判一起案件，判决处死者有三百人，朱棣下令复查，结果发现其中二十人是冤枉的，从此之后，朱棣设立了明朝的死刑复核制度——五复奏。即一次死刑案的审判，要经过五轮的复查程序，最终由皇帝签字确认，叫做“勾决”。从此之后，如朱元璋时代动辄株连甚广，无数人头落地的景象，在明朝基本杜绝。另一件事没有确切的年份记载，意义却同样重大：一次明朝户部发生冒领钱粮的丑闻，朱棣闻讯大怒，下令把犯事官员全部处死，结果负责案件的刑部官员回答说：按照法律，这些官员不该判死。这话如果让朱元璋听了，恐怕说这话的刑部官员，也要陪着犯人一起死，但朱棣却没有动怒，反而自责说：你时候的对，是我一时气糊涂了，居然把法律给忘了。这件事，也从此确立了明朝历代皇帝的基本原则：法大于人。
朱棣时代，是明朝官员话语权改变的关键时期，虽然朱棣本人是个刚猛能干的帝王，但从制度上，他却为后来明朝官僚体制的演变开了先河。内阁是在他在位时首设，而地方上的巡抚，也是在他在位时候确立，明朝从中央到地方权力的再分配与整合，都是从他在位时开始，与此同时，宦官的地位也在朱棣在位时扶摇直上。在行政权力体系的改革上，朱棣确实一碗水端平。
朱棣一碗水端平的后果，就是在永乐朝以后，明朝官员的生存状况彻底改变，明初几十年的苦逼压抑开始反弹了。明宣宗朱瞻基时代，以“三杨”为首的内阁，成为了明宣宗最为倚重的大臣，他们三人组成的内阁，也成了明朝政府各部门中的核心。朱瞻基更把票拟大权交给了内阁，也就是国家的各项国事处理，是由内阁拿出意见，然后经皇帝盖章后施行。这是明朝内阁摆脱朱棣时代的秘书身份，从此总领文官集团的开始，而明朝文官集团的话语权，也就是从此时开始节节升高，从原本皇权的工具，变成皇权的制约者。这种身份的转变，在体制改变的背后，同样也有力量对比的改变，明初之所以可以实行高度专制的体制，主要由于元朝九十七年的统治，特别是元朝长期的废科举，导致科举文化遭到重创，文化阶层力量薄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明王朝，也就可以轻而易举实现皇权专制，然而明朝建立后大兴文教，极度重视教育，并以程朱理学为主要思想，明朝官办学校的范围，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最广的，入学读书的门槛也是最低的，明初的官员，除了科举考试选拔外，也有民间选拔，推荐等多种出路，来源极其驳杂，而到了明朝中期，科举出身的官员，成为明朝官员中的主流，这一类官员的特点是，一方面他们饱读圣贤书，理论水平极高，另一方面，科举的身份，使得官员们在与皇帝形成君臣关系的同时，其官员之间，也可以依据师生以及同榜，形成以科举关系为基础的政治派别，文官集团内部之间的紧密度大大加强，对于皇权的对抗力，也同样大大增强。另外重要的一点，还是恰如海瑞那句话“置百官如家奴”，比起宋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来”，明朝从开国起，就对官员表现出一种极强的防范意识，无论朱元璋的严刑峻法，还是厂卫的设立，最初的针对对象，都主要是各级官员。君臣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对立，当文官集团的力量逐渐强大，从明朝早期被压制的处境中成长起来后，对于皇权，强大起来的文官集团，自然而然也就会产生抵触。因此与皇权争夺话语权，就成为之后明朝君臣之前经演不衰的剧本。
而明朝文官集团的强大话语权，除了明朝经济文化的发展，造成的文官集团实力上涨外，另一个原因，却是朱元璋早期建立高度集权体制时，不小心为后世帝王挖的一个坑——建立明朝特色的言官制度。明朝文官的嚣张，给后世的一个重要印象，就是以御史和给事中为代表的言官们的嚣张，他们的话语权之大，对皇权的对抗力之强，简直到了放在其他朝代难以想象的地步。而这个现象，最初也是朱元璋建立专制体制时的必要手段。朱元璋建立的专制体制，在皇权之下的各级官僚机构，有两个特点，一是分权，即有权力的部门被拆分，谁也不能独立专权，二是互相监督，在部门之间互相制约的前提下，又完善监察机构，强化御史权力，监督行政权，同时又新设给事中，用来监督六部。即使是朱元璋政治极度高压的统治时代，明朝以都察院和给事中为代表的言官们，也是少有敢和朱元璋顶牛的，朱元璋时代最著名的两个直臣韩宜可和周观政，都是言官身份出身，这群人官阶小，权力却大，可以逮谁骂谁，和官阶高的多的行政官员之间，恰好相互制约。按照朱元璋的设想，这帮以骂人找茬为职业的家伙，应该成为保卫皇权最好的保镖。
然而真执行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的作用却完全走了样，早期的御史们还算认真，大多以揭发不法去弹劾贪官为职业，然而诸多的原因，却令明朝的言官制度，失去了他原本的效用，首先是言官的考评制度，评价一个言官工作成绩的标尺有两个，一个是看他骂谁，他骂的人越牛，就说明骂人的人越牛，二是看他骂的事，他骂的事越雷，骂人的家伙，出名也就越快。所以本着这两条标准，明朝言官们骂的人越来越牛，骂的事也五花八门，终于有一天，当整个文官集团话语权越来越强的时候，言官们的眼眶，也变得越来越高，骂大学士和尚书，都变得不够过瘾，骂皇帝才是真本事。于是，明朝中后期的历代皇帝，基本都没少挨骂。被骂的事，有就事论事的，但被乱骂的也同样多。
而明朝科举制度的演进发展，也影响了言官制度的变迁，明朝的言官，主要来自科举的参与者，负责科举录取的，主要都是文官集团中的首脑人物，如果科举中榜并成为言官，也就很自然的和文官集团的首脑们，建立了相应的师生关系，成了相互利用的盟友，明朝官场中的重要派系关系——师生关系，也就这么建立起来了。如此一来，原本以监督官员的名义设立的言官制度，这样一下子变成了文官集团自己的枪，比如文官集团的大佬们要搞政治斗争，就需要其亲信的文官开路，明朝重臣之间的相互攻击，一开始基本都不是重臣们自己上阵，都是麾下的亲信言官们打头阵。而更让皇帝们抓狂的是，如果碰上文官集团和皇帝顶牛，第一个给文官集团出来当炮灰打头阵的，依然还是言官们。言官制度，这个明王朝最初设立，用来制约文官集团的新体系，反过头来，却成了文官集团对抗皇权的一杆枪，这恐怕是开国者朱元璋没想到的。
而也正是这个原因，使我们仔细审视明朝历史的时候，就可以理解明朝言官们一些匪夷所思的行为了，他们并不怕皇帝治罪，甚至皇帝越生气，治他们的罪越重，他们就越高兴，因为一个人一旦成为言官，那么他的人生追求也就确定，就是要靠骂人来搏出位，被骂的人哪怕是皇帝，他地位越高，反应越激烈，自己距离梦想也就越近。同时他们骂人的理由，也因此越来越雷人，相当多的人，不但宽于律己严格待人，而且是为骂而骂，有时候简直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其实骂谁，骂人家什么，对于言官们来说，并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他是为什么骂，更是为谁骂，按照官场俗话讲，就是屁股决定脑袋。
当然并非所有的言官都这样，明朝历代，也出现了不少铁肩担道义，以家国大事为己任的优秀言官。然而言官的兴衰，其风气的正邪，却与整个明王朝的走向息息相关，在明王朝处于上升势头，生机勃勃的时代，言官中总会涌现出不少正面的代表，以其刚正的品格和一心为公的精神得到后人的敬重。当明王朝处于转折时期，危机四伏的时候，明王朝也会涌现出许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言官们，即使灾难深重，却依旧义无反顾，甚至以身殉道。然而，当明王朝的言官们，一个个都只为私利打算，表面慷慨激昂的外表下，却打着自己的肮脏目的，那么这个王朝，也就真到了没救的时候了。
而说到言官们可能怀有的“肮脏目的”，其中之一，便是中国历代封建官场的老剧本——党争。尽管党争非明朝独家产物，历朝历代都有，然而明朝文官集团强大的话语权，以及其君臣之间的特殊关系，也使得明朝的党争，变得异常的复杂。而这，也是假如我们穿越到明朝做大臣时，需要格外正视的问题：有理想固然重要，然而站稳脚跟却同样重要，在明朝官场站稳脚跟的前提，就是要在党争中站队位置。
要在党争中站对位置，首先，也是需要了解明朝党争的演变，尤其是文官集团党争的演变。
明朝文官集团的党争，在明王朝的不同时期，也是热闹程度不同的。明朝的最早一场党争，当属朱元璋时代，以李善长为代表的淮西派，与以刘伯温为代表的浙东派之争，但这场争斗的结果，却是两家全完蛋，先是刘伯温被淮西派害死，浙东派失势，接着淮西派更惨，被朱元璋发起胡蓝大案，来了个连窝端，捎带着连丞相制度也被取消了。接着朱元璋大权独揽，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建立，明朝的党争，也就一度销声匿迹：朱元璋又狠又猛，外加百官本身就职权有限，当然也就没得争。之后的朱棣时代，也曾围绕着立太子问题，发生过以太子朱高炽为首的太子党，与以皇子朱高煦为首的功臣党之间的争斗。但这一类的争斗，持续时间都很难太长，参与争斗的派系，其自身的成员结构，也非常松散脆弱。何况这些争斗的参与者，并非完全来自文官集团，不但有大量文官集团之外的要人卷入，有时候还往往是文官集团抱团，和其他派系争斗。这时期的明朝，科举制度初立，文官集团自身的力量还在成长中，外加话语权也不强，当然争不起来。
明朝文官集团内部的党争，起于明朝中期，第一场真正意义的文官党争，却还是拜了土木堡之变所赐，在明英宗沦为俘虏到放归期间，即位的景泰帝，也动了废黜明英宗的儿子，另立自己儿子做太子的主意，此举立刻在朝堂上掀起轩然大波，文官集团也立刻分化，支持废立太子的官员分成两派，相互攻击多年，这场争斗，最终以明英宗复辟告结束，在明英宗复辟登基的八年里，得到重用的官员，大多都是在之前争斗中，反对废除太子的，而遭到贬罢的官员，却大多都是主张废黜太子的。
而从这场短暂的文官集团党争中，却也可以看出明朝文官党争的几个必要条件，一是党争必然发生在文官集团地位较高，甚至压倒宦官集团的前提下，没有外敌的时候，文官集团内部，必然会互相掐的厉害。二是党争的派系划分，主要是以内阁重臣为首领，每一个党争的首领，都有一张以师生关系，同年关系，老乡关系三种关系为主要方式的关系网。而这两个条件，也是我们如果穿越回明朝，又不幸卷入党争后，需要充分利用的两大条件。
纵观明朝历代党争，凡是文官集团内斗得热闹的争斗，基本都诞生在这两个基本条件下，明朝从中期以后几场著名的党争，一是明朝嘉靖年间的大礼仪之争，二是明朝嘉靖至隆庆年间的首辅之争，三就是明朝万历年间，东林党与齐楚浙三党以及之后的阉党相继发生的争斗。这三场党争，都是发生在明朝文官集团力量扶摇直上，压倒宦官集团的时期里。相比之下，宦官权力与文官权力并重的明孝宗时代没有党争，重用宦官的明武宗时代没有党争。
而一旦介入到党争里，又是新入行的官员，想要两头不得罪，独善其身，通常都是很难的。而党争的胜负，也同样无法以短期的力量来判定。往往看似力量强大的一方，最后却极有可能是失败者，明朝嘉靖年间的几场重要党争，都是以弱小方的胜利而告终，先是大礼仪之争，靠支持嘉靖皇帝而得到宠信的张璁，桂萼等重臣，在朝廷里属于弱小派，他们的对手，是历经三朝，位高权重的内阁首辅杨廷和，以及其常年朝堂经营而拉起的党羽，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张璁桂萼取代了杨廷和，成为文官集团的首脑，原本喧嚣一时的杨廷和，被迫告老还乡，他的儿子杨慎，更获罪被发配云南数十年。险些客死他乡。在明武宗时代影响力巨大，统领整个文官集团的杨廷和一系，就此彻底瓦解。然而得胜的张璁，很快又和新崛起的夏言一派发生矛盾，这时候的张璁，取代杨廷和成为内阁首辅，也成了权势滔天的一方，然而结果却是，看似无权无势的夏言，最终取代了张璁，成为文官集团的新领袖，可夏言嚣张了没多久，又碰上了大器晚成的严嵩，同样是夏言占尽优势，官位高且政绩卓越，却最终败给了严嵩，而且败的更惨，杨廷和最惨不过告老还乡，张璁最惨不过罢官回家，夏言却连保命的机会都没有，被严嵩罗织罪名杀害。
除了争斗的胜负难测外，即使争斗胜利了，参与党争的官员。也需要时刻保持警惕性，因为今天的朋友，有可能在一场党争结束后，就变成你的敌人，并成为下一场党争的胜利者，还是那上面这一系列争斗来说，面对杨廷和，张璁和夏言是朋友，然而杨廷和走了，夏言就成了张璁的敌人，面对张璁，夏言和严嵩是朋友，然而当张璁罢官后，俩人又接着水火不容。夏言本人，也死在了严嵩这位老友兼对手手里。
而胜负难测的党争，其实最终决定胜负的原因，不在于争斗双方在战场上的各类手段，相反却是功夫在诗外——取得皇帝的支持。在明朝最高权力的铁三角里，高高在上的皇帝，既是党争的仲裁者，也是党争胜负的最终决定者。明朝有别于唐宋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明朝中期越演越烈的党争，对于明朝发展的影响，明朝的皇帝不必像唐朝皇帝面对牛李党争时那般苦恼的慨叹“去党争难”，也不必像北宋的皇帝那样，面对王安石变法引发的新旧党之争，一次次见证推倒重来的悲剧。明朝皇帝看党争，完全可以抱着看戏的态度：明朝三角形体系的政治构架决定，不管党争的双方怎么争，既挑战不了最高皇权的威权，其整个争斗的走向，其实也都是在皇权的控制下，在一场党争开始后，明朝皇帝可以耗费大部分时间，仔细观察双方的争斗，并从中作出一个抉择——这场争斗的胜利者，未必是在争斗本身表现最好的，相反应该是对皇权最没有威胁，且最能干活的。当皇帝做出抉择后，就会在党争中做出判定，判定的结果，就是党争的胜负。
所以从明朝中后期开始，一场场看似力量悬殊的党争，最后大都以弱小战胜强大而告终，原因正在于此。也正是因为这时候的明朝皇权，对于党争有着充足的掌控能力，也使明朝的党争，出现了有别于唐宋的另一个现象：唐朝牛李党争的结果，就是唐朝的国家大政，要么按照牛党说的办，要么按照李党说的办，国家反复折返跑。北宋新旧党争，更是穷折腾，新党上台了就变法，旧党上台了就恢复祖制，用人方面更是抽风般的换，新党上台了罢旧党的人，旧党上台了就罢新党的人，来回穷折腾，最后国家都折腾没了。相比之下，明朝从嘉靖至隆庆年间的党争，却是中国封建史上相对理性的——只争派系，国家大事上却不折腾。比如张璁和杨廷和党争，虽然杨廷和最终败北，但胜利的张璁，在国家经济建设上，却继承了杨廷和经济改革的思想，完成了杨廷和未完成的政治目标。嘉靖晚期至万历早期的党争更是如此，那些年明朝官场很热闹，先是徐阶击败了严嵩，接着高拱轰走了徐阶，最后张居正挤走了高拱，但不论谁来谁走，这几代政治家，却不约而同的推广实行一件事：农业税改革，变收实物税为货币税。严嵩当政的时候，这事开始在一些地方试点。徐阶当政的时候，这事开始在江南试点，高拱当政的时候，这事开始全国推广，张居正当政的时候，这事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成为中国之后到清末的基本税收模式——一条鞭法。这种只废人不废事的党争模式，比之前的朝代更加理性。
然而明朝党争的这种理性，却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下：国家对于党争，乃至对文官集团，都有控制力。这种控制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有有效的制度，能够对党争进行约束和控制，二是参与争斗的政治派系，都是出自文官集团体制内部。然而这两个条件，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张居正死后万历亲政，因痛恨张居正专权，随即清算张居正，捎带废黜了张居正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考成法。这个法令虽然有漏洞，但他是对官员们行为的重要约束，没有了约束的官员，也就少了一个枷锁。接着万历因为废立太子的问题，开始消极怠政，创下三十年不上朝的新纪录，他的消极，让官员们变得更积极，控制力的减弱，也使官员们开始以各种名目结党。偏偏与此同时，明朝阳明心学大兴，自由思想活跃。民间结社行为盛行，起于民间的东林党，很快进入了明朝官僚体系中，并引发了与齐楚浙等党派的斗争，而万历的消极，更令明朝党争，从此失去了皇权的控制制约，带来的结果就是，原本理性的党争，到明末的时候，反而进入了无序状态，无论东林党还是后来的阉党，在得志之后，对于对手都是既废人又废事。末代皇帝崇祯帝虽然清算阉党，但是当时明朝烂透了的朝局，已经无法收拾，党争败坏下的官场风气，导致官员对于崇祯的要求阳奉阴违，整个官僚体制最终失去了活力。明朝灭亡的时候，煤山上吊的崇祯说了两句话：一句是诸臣误我，另一句是文官皆可杀。那时候的明朝，文官体系早已烂透，就算没有李自成，恐怕也是撑不了多久了。
所以如果穿越回明朝做官员，想要达到匡扶社稷的伟业的话，明末显然不是一个好去处，明末最大的悲哀，既不是内外交困的作战，也不是天灾人祸的肆虐，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个官僚体制，已经无法给有志之士一个实现理想的平台，明末并不缺人才，就拿剿农民军来说，卢象升，孙传庭，甚至被俘的洪承畴都是大才，然而他们三个人在晚明的仕途上，遭遇到的最大挑战，通常不是敌人，相反却是自己人，卢象升曾经多次击败农民军，甚至被农民军叫做卢阎王，然而因为他反对议和，因此遭到崇祯信用的亲信杨嗣昌陷害，最终被迫带着五千老弱残兵，去进犯的清军血战巨鹿，兵败阵亡。孙传庭更惨，明末的农民军领袖里，高迎祥是他活捉的，李自成是被他打败的，然而由于不善巴结逢迎，他在每次打完胜仗后，都免不了遭到猜忌陷害。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战，是1644年在陕西潼关阻击李自成，当时劣势兵力的他只要守住潼关，就能牵制李自成，为明王朝反击赢得时间，这不止是他唯一得胜的机会，也是整个明王朝最后一次挽救生机的机会，然而刚愎自用的崇祯帝，却在这个时刻死催他进兵，结果被迫进兵的孙传庭全军覆没，明王朝也自食其果，最终被李自成灭亡。
而如果穿越成一个年轻官员，又要在党争中获胜，最好的抉择，恐怕就是穿越到明穆宗在位的时代，也就是明朝隆庆（1566—1572）年间，这时期是明朝党争的又一个白热化时期，先是高拱与徐阶争权，接着又是张居正与高拱明争暗斗。看似不好混，却其实有几个好条件：首先这个时代的皇帝，明穆宗朱载垕，是一个表面愚笨，却内心精明的明白人。他懂得在党争中合理的利用局面，做出正确的判断，他在徐阶与高拱争权时候的以退为进，以及对于后来海瑞巡抚江南事件的处理，其手段都格外熟练。而对高拱非常倚重的他，和高拱之间，更是难得的君臣相知。而这个时代参与党争的几位大佬，也同样保持着君子风度，虽然斗起来你死我活，但是斗完之后，对手曾经信用的亲信，他们未必会排斥，典型如水力学家潘季驯，高拱当权的时候，他就曾因治理黄河有功而出名。而后高拱被张居正排挤，欣赏潘季驯才华的张居正，非但没有因为高拱的关系对他打压，相反继续委以重任，也正因如此，潘季驯才完成了整治黄河的伟业。同样境遇的，还有葛守礼等人，他们都曾是高拱的亲信，却一样在高拱政敌张居正大行改革期间大展拳脚。理性党争下的开明包容，促成了这个被后人称作“隆万中兴”的时代。
而和党争相对应的，就是官员在升迁路上的奋斗，也就是追求个人官职进步的过程，可以说在明朝，官员的升官考核任免程序，是比前代都严格的，虽然早期至中期的时候，还曾出现过“传奉官”，即不经组织程序就得任命，靠逢迎巴结皇帝得官者，但也只限于小官，真正位高权重的要害职务，无不要经过艰苦卓越的奋斗获得。具体到不同官职上，奋斗的流程也是不同的。
首先说统辖行政权的内阁，成为内阁大学士，对于明朝官员来说，自然是极其盼望的，尤其是“入阁”，那是官员莫大的荣耀。但要做到这一步也未必易事，明朝内阁大学士的选任，从永乐年间到中后期，也是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最早的内阁，其人员都来自皇帝直接任命，从永乐年间到宣德年间都是如此，但那时候的内阁，只是皇帝办公的秘书处，话语权极小，独立性也极差，但从宣德年间开始，内阁威权直线上升，当年那些给皇帝打杂的小秘书，早已摇身一变成百官首领，身份地位变了，内阁的话语权也要变，更新换代，也得由自己说了算了。于是从明朝正统年间起，开始实行用内阁阁臣推荐大学士人选的方式，这个改变看似微不足道，其实对明朝内阁的发展意义重大，它标志着内阁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秘书机构，相反成了权位至关重要的行政核心部门。第一个经过阁臣推荐方式进入内阁的大臣，就是明朝正统年间的内阁大学士曹鼎，而促成这个转变的人，并非是位高权重的阁臣，相反是文官清流的对头——宦官阶层。彼时位高权重的大公公王振，为了能在内阁里安插亲信，便假借内阁推荐的名义，把曹鼎等人安插进来。标志内阁权力提升的重要一步，竟然由内阁的死对头来完成。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幽默。
老阁臣推荐新阁臣的选拔方式，从正统年间以来，一直沿用到明末。这种方式不仅是内阁自身的新陈代谢往事，也是明朝官场重臣们扶持亲信，拉帮结派的方式。能进内阁的重臣，基本属于文官里的大佬级别，哪位大佬推荐的人能如愿入阁，那么他在内阁中的声威，自然更加如虎添翼。所以内阁推举大学士人选，这个简单的流程，也就经常成为阁老之间权力博弈的战场，但是对于那些大权独揽，在内阁呼风唤雨的权臣们来说，这战场就没啥挑战力了，他们想推荐谁就推荐谁，比如万历年间权倾一时的名臣张居正，他担任内阁首辅期间，如吕调阳，申时行等后来的名臣，都在他的推荐下轻轻松松入了阁。
也正是因为许多人的入阁，因此变得轻轻松松，所以引来的非议也同样多。随着内阁威权的加重，在朝廷各部门中，它更成为了众矢之的，不但许多人做梦都想进，许多双眼睛更死死的盯着，被阁臣推荐入阁的大学士，哪个都带一堆流言蜚语，官场升多大的官，背后就被人嚼多少舌根子。日久天长，这种阁臣推荐入阁的方式，也被人嚼够了舌根子。甚至被当做权臣结党营私的标志，也自然会引起皇帝的猜忌。于是为求公平公正，在阁臣推荐模式诞生后几十年，一种新的选拔模式也应运而生——廷推。
所谓廷推，就是内阁的新阁臣，要由六部中负责官员任命升迁推荐的吏部牵头，会同六部九卿以及各科道共同推举。也就是说，要通过廷推成为大学士，巴结领导是不够的，还要搞好群众关系，至少要有个好人缘。工作成绩不但要好，还要名声在外，各单位都要混个脸熟。这套推荐方式的最大特点，就是先经集体推荐，再经组织鉴定，最后通过讨论，确定出新大学士的人选来，能从这套推荐方式里杀出来的，基本都是各方面过硬的牛人。除了有能耐外，运气也很重要。因为按照《明实录》的说法，每次的廷推，都会引来当场争吵声一片，碰上脾气不好的，卷袖子动手的都有。但是仅仅能从这套推荐过程里突围出来，却未必一定能入了阁，因为廷推的最后一关，就是皇帝批准，通常都是以集体推荐的方式，确定五个候选人呈报皇帝，再由皇帝从这五个人中择优选取两个，倘若能幸运选中，入阁梦想才算实现。一般说来，能从这套廷推过程里突围出来的，通常都是明朝历史上才能卓越的名臣。明朝有文字记录的第一次廷推，发生在弘治八年（1495），那年经过一套严格的组织考察与推荐讨论，确定了五个内阁大学士候选人，弘治皇帝从中选择了两个，这两位，便是弘治皇帝三位时内阁三位重臣中的两个牛人：李东阳和谢迁。
而随着廷推制度日益固定，先前皇帝任免阁臣的模式，也有了一个专用名字：特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特简和廷推并行使用，成为明朝内阁大学士选拔的基本模式，而原本由内阁大学士举荐人选的作法，在张居正去世后就基本废止。诸上几种方式的实行，虽然都有各自不同的目的，但根子上的目的却是一样的：为大明朝选拔靠谱的能臣。可随着明朝的国事日坏，这两样看着靠谱的制度，也越发变得不靠谱，无论是皇帝自己选，还是群众讨论选，选出来的却一个不如一个，尤其是到了明朝崇祯年间，末代皇帝崇祯处于无人可用的窘境。当时崇祯灭掉了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可灭完了才发现，重新得到重用的文官集团，内部却掐的厉害。具体表现在不管谁当大学士，都是骂声一片，谁干活，总有另一帮人来拆台，搞来搞去，大臣搞掉了一大把，工作一件没干成。万般无奈的崇祯帝，不得已竟然干出雷人之举——开发出了新选拔模式，美其名曰是枚卜，说白了就是抓阄。皇帝也不指定，大臣们也别吵，谁当大学士，全靠抓阄抓出来。也就是说谁升官，全看老天爷的意思了。没想到老天爷也不给面子，崇祯当政十七年，内阁大学士换了五十个，兵部尚书换了十四个。位高权重的官员，转眼间就老母鸡变鸭，如此局面，就好比是一个人的身体，新陈代谢如果过快，那肯定要出问题。明帝国的健康，就在这样快速的新陈代谢中走向了衰败，直到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而以自尽来了解自己执政生涯的崇祯帝，直到生命最后时刻，依然对这个问题愤懑不解，他的遗言里有两段是说文官的，一句叫“诸臣误我”，一句叫“文官皆可杀。”这两句遗嘱，其实都是气话——诸臣并不是有意要耽误皇上，杀掉所有的文官，也解决不了问题，关键问题是，这个王朝晚期，官僚体系的新陈代谢出了严重问题，国家更失去了对官僚体制的合理监督控制能力，最终的无序和堕落，才是明朝灭亡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