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大学不如好高中”，这句话是南开大学教授、鲁迅研究专家刘运峰先生多年前对我说的，它让我品味了许久。依我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深觉此乃至理名言。
我与运峰兄都是一九八三年考上大学的，相当于旧时科考的“同年”。但他准备高考时，白天要在工厂上班，只有利用晚上和星期天上补习班，条件自然十分艰苦，因此非常羡慕像我这样通过在重点中学上高中而考上大学的同龄人。而我与运峰兄对“好大学不如好高中”这句话另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高中阶段的学习至关重要，它对一个人学业、事业乃至整个人生的影响，甚至比大学阶段更为重要。
令人惋惜的是，我的高中岁月显得有些短促了。
一九八三年我参加高考时，正处于全国高中学制从两年改为三年的过程中。就天津来说，市直属五所重点中学——南开、一中、十六中（耀华）、新华、实验当时都已改为三年制高中，而我就学的海河中学是市属区管重点中学，虽然当时仅仅排在“市五所”后面，但却仍是两年制高中。也就是说，那一年我校毕业生是以高二学历参加高考的，而主要竞争者却是“市五所”的高三毕业生。面对这无法逃避的不公平的竞争，我们每个人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我们面临的具体困难是，时间根本不够用。像历史和地理这两门文科课程，都应该是在高二以前讲完的，但那时没有任何学校重视这样的“副科”，以我来说，这两门课基本上就是自学的。因此，到了高二，老师不得不拿出一个多学期的时间，填鸭式的从头讲这两门本来要用两三年才能讲完的课程。这样一来，真正的复习时间只剩下可怜的两三个月。我们真正应对高考的时间，也就是这两三个月。
现在回想起来，对于我和我的同学们来说，历史是多么的无情，环境是多么的残酷，战斗是多么的惨烈，结局又是多么的悲壮。时至今日，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我心里依然为此保存着一份“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般的激越情怀。
毕竟，我和我的同学们胜出了。无论是从高考分数看，还是从高校录取率和重点高校录取率看，我们考得都不比别人差，真正做到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整整一年“快马加鞭未下鞍”的老师和同学们，面对最终的结果，大多都有“惊回首，离天三尺三”的感觉。我们创造了“哀兵必胜”的新例，这样的战绩足以成为天津高考史上的一段佳话。历史所青睐的，固然是骄人的成绩；而历史更乐意记载的，是在特殊境遇下取得的骄人成绩。
尤其是我，更是一个让同学们羡慕不已、让老师们赞不绝口的胜利者；用大家的话说，是胜利者中的佼佼者。作为我校文科高考成绩第一名，我以高分被北京大学录取，成为恢复高考以来海河中学第一个考上北大的学生。还有消息说，我是一九八三年全市高二应届毕业生的“文科状元”。多少年来，朋友们见到我常常称我为“状元”，而我总是把“状元”前面应该加上的定语告诉大家——我认为“状元”每年都会产生，而这个定语则是属于我自己的，更加值得珍惜。
临考的那一年，为了给自己打气，也为了舒缓神经，我在复习的间隙最爱听贝多芬的《命运》和《英雄》。每天听，反复听，乃至很多时候边复习边听，一年下来，录放机里的音乐磁带磨坏了好几盘。高考前，更多的是听《命运》；拿到考分、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就更多地听《英雄》了。从那往后，《英雄》和《命运》的旋律始终回荡在我耳边，激发或消磨着我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
现在回想我这几十年中，高中生活，尤其是高二临考那一年的生活，是最紧张的，也是最快乐的。快乐，总是伴随着紧张；没有紧张，也就没有快乐。
好大学不如好高中，好高中要有好老师。首先要感谢的，是我高二的那几位老师。我常常自得的是，从小学到大学，我有幸遇到了很多名师。他们对我的赏识，对我的关爱，对我的哺育，使我形成了一个良好的进取心理，总是觉得身后有这么好的老师在支持着我，自己不能不好好学习，不能不学出个样儿来。那年海河中学高二文科班的教师阵容就极为强大和整齐，各科都安排了经验最丰富、素质最优秀的老师，有的老师在全市都很有名望，而且他们之间配合得也十分默契。师生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高考，走到一起来了，课上课下都很团结、融洽。
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张大耀，知识渊博，语言幽默，不仅课讲得好，而且人缘特好，其他老师都买他的账，同学们没有一个不听他话的。他有着统揽全局的智慧和才能，是我们班高考取胜的核心人物。张老师深知我的潜力，充满热情地力挺我，真是全力以赴，不遗余力。我们毕业后他当了校领导，退休后又积极探索社会力量办学，后来又被海河中学返聘从事教学督导工作。这位天津著名的教育家，把我视为他几十年教育教学生涯中最得意的学生，这对我来说，是终生的激励和鞭策。
历史老师钱宗婕，性情温和，常常面带微笑，让同学们觉得可亲可敬，但她授课思路却非常缜密严谨，滴水不漏。我曾到西南楼爱国道钱老师家里向她请教，看到她一家三口住在筒子楼一间不大的屋子，里面甚至摆不开一个写字台，她每天只能趴在床上备课、批改作业，让我十分感动。钱老师特别希望我将来考历史系，后来我虽然上了中文系，但直到现在，从未放弃学习和研究历史，这实与钱老师的影响和期待分不开。我上大学后，钱老师还买了价格不菲的《辞源》送给我，她的关爱永远温暖着我。
年级组长兼英语老师刘旴杲，则是一位典型的“严师”。可能与他当过兵有关，他对学生的要求就像部队里军官训练士兵那样严格。他一进教室就拧着眉毛，瞪着眼睛，时常声色俱厉，不留情面，让人不敢偷懒，无法懈怠。好在同学们都明白刘老师的严格要求是为我们好，大家就都认真学习，英语成绩考得普遍较好。刘老师是天津教育界公认的应对英语高考最有经验的专家，如今虽已七旬高龄，仍宝刀不老，发挥余热，辅导学生。二○○八年，我的孩子参加高考，慕名求教于刘老师，经过一年时间一对一精心辅导，不仅考试成绩大幅提升，而且学习能力显著增强。古人说“大恩不言谢”，刘老师无私地教育、培养了我们父子两代人，这是真正的“大恩”。
此外，政治老师余伯钦、地理老师李竹青等教课都很有特色，很讲效率，使同学们受益匪浅，进步很快。一上高二，这几位老师很快就发现了我，估计他们很快也就达成一致意见，要重点培养我。在我十几年的学生生涯中，高二那一年是我与所有任课老师关系最亲密、最和谐的时期。近几年，每年我都与身体依然非常健康、思维依然非常敏捷的张大耀老师、刘旴杲老师小聚一两次，追忆往事、增进情谊，我有幸再次聆听老师的教诲，常听常新，如沐春风。
不能不提的一个人，是我的同学吴震薇小姐。刚上高二不久，她发现我的数学较弱，就提出帮我补数学，好让我考上北大。同时，她也让我帮她复习历史和地理。当时我家另有一间空闲的小屋，离她家也不远，于是我和她每天一放学就到那间小屋，一起复习。吴小姐是名门之后，气质超凡，身材高挑，皮肤白皙，脸盘漂亮，加之从小就说一口纯正的普通话，自幼就练舞蹈，又准备报考外语专业，显得洋味儿和艺术味儿十足，异常迷人。我上大学后，考上南开大学的吴小姐曾到北大看过我，我的大学室友孔庆东见过她，九十年代孔庆东在他的名篇《北大情事》中曾提到吴小姐，说她是南开大学的“校花”。高二那一年，吴小姐不仅督促我学习，而且周到地安排我的生活，我生病都是她给我吃药。有聪明而温柔的美人相伴，我的学习劲头儿就更大了。那是我有生以来最紧张的一年，也是最快乐的一年。
尽管复习那么紧张，一天时间恨不得当三天用，我也没有放弃看闲书。一是在学校里钻图书馆，在阅览室看《文史知识》等杂志。二是常去离学校不太远的烟台道古籍书店买书，几乎几天就买一本，多为普及古典文学和历史知识方面的书，回家后吴震薇小姐都用画报纸精心地给包上书皮。其他书店也常去，主要是买连环画，几十本一套的《红楼梦》和《水浒》连环画就是那时一本一本配的。三是吴震薇小姐从她父母的朋友、当时在河东区教师进修学校任教的果津生老师那里借书给我看，主要是《语文学习》《语文研究》杂志的合订本。此外，校外的董鸿韬老师、靳波同学，同班的柳昭同学等也都借过书和杂志给我看。
回顾自己的高二学习生活，大致有几点所得，可归纳为八个“不”字，愿作当今青年镜鉴：
第一是不与人比，不与人争。这是我从懂事起一直保持至今的习惯，尤其是不与身边人比，包括亲属、同学、同事和朋友。我总是想：世界这么大，历史这么长，为什么要跟身边这些人比？高二时，我就不跟同班同学比，因此，不仅我的考试成绩平时就遥遥领先，而且我的高考总分比我班第二名高出好几十分。班里比我低八十多分的同学都被南开大学录取了。如果我平时就总跟同学们比成绩，那我高考会超过他们这么多分吗？唯一一次争比，还是教历史课的钱宗婕老师让我争比的。高考前夕，钱老师对我说：迄今为止，全市高考历史科目最高分是九十四分，看你今年能不能突破九十四分。结果我的历史科目考了九十四分，虽然没有突破历年最高分，但仍是全市最高分。
第二是有条不紊，临阵不乱。这是我的复习考试经验，也是我的生存处世原则。那时的高考，由于录取率很低，落榜后又很难进入开放程度还很低的社会，是名副其实的“一考定终身”，所以那时的考生比现在的考生所承受的压力要大得多。我们是以高二学历参加高考，我又是众望所归的“尖子生”，压力就更大。但我能在提前准备、充分复习的基础上，做到举重若轻，轻松上阵，所向披靡，收效甚好。在后来的二十多年里，我常想：那样的高考我们都经历了，还有什么事能难倒我们？
第三是不急功近利，不放弃理想。也就是将短期目标与长远打算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我看来，高考这个“龙门”不得不跳，这个天大的机遇必须充分利用好；只有利用好，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实现自己的理想。同时，我童年和少年时的很多兴趣爱好并没有因准备高考和高考成功而放弃，这些兴趣爱好在我成年后得以增容和升级，丰富着我的生活，推动着我的事业，滋养着我的况味，充实着我的梦想。
第四是家长不问，老师不管。这不等于说家长和老师不关心考生，而是确实要减少不必要的干预。当时家长和老师对我是比较宽容的，而有的同学的家长则目标过高、管教过严，结果适得其反。
我就是这样听着音乐、读着闲书、谈着恋爱，考上大学的。填写志愿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当年高校文科招生填报指南上的第一所大学的第一个系的第一个专业——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文学专业，并且如愿以偿。北大中文系文八三班，人才济济，群星闪耀，光是各省文科状元就有十几位，毕业后成为知名人士的也不在少数，用我班同学、现北大名教授孔庆东的话说，这个班在近三十年中国高教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学者们有这样的共识：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教育出现过两个黄金期——二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其中八十年代以初期和中期为最好。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正是我的高中和大学时期，我成为黄金时代的受益者。是海河中学这所好中学，让我上了北京大学这所好大学。
海河中学旧称德华中学、直隶省立女子中学、河北省立天津女子中学和天津市第一女子中学，是一所享誉中外的历史名校。它的校园是中国近代第一所高校——北洋西学堂（设立于一八九五年，曾改称北洋大学，今为天津大学）的发祥地，作为北洋西学堂的二等学堂，海河中学也就成为中国最早的公立中学。同时，海河中学也是我在天津上过的四所中小学当中至今唯一一所仍保留原校名、原校址和原师资的学校，即我在天津的唯一“母校”。因此，我对海河中学的感情是极为特殊和深厚的。二○○七年，海河中学举办德华中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活动，经张大耀老师推荐，学校领导命我撰写《海河中学百年赋》。这篇赋不仅庄重地印在纪念册的首页，而且作为纪念大会的第一个节目由天津最著名的播音艺术家关山先生在《命运交响曲》的配乐声中激情朗诵，还安排刊发在纪念日当天出版的报纸上，这是母校给我的巨大奖励和最高荣誉。
“海河滨西，大营门外，古来兴学沃土，洵为育人宝地……海河流霞，沽水汤汤，东注大海，一泻汪洋……”《海河中学百年赋》中这些发自心底的语句，既表达了我对伟大母校的深情赞美，也蕴含着我对自己美好高中时代的铭心眷恋。
罗文华，一九六五年五月生于天津，一九八三年毕业于天津海河中学，一九八七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天津日报》资深编辑，多所大学兼职教授。作家，文艺评论家，文物收藏研究专家，天津历史文化研究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