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年秋季，我在家乡河北省丰南县读完了初中，考入河北省立芦台中学（今天津市宁河县一中），一九五三年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在芦中度过的三年时光，让我终身难忘。在这里，我初步确立了一生从事文学事业的志向，也打下了能够考进名牌大学的学业基础。可以说，三年芦中生活是我漫长人生之旅的准备阶段，而这个准备阶段是如此的充满迷人魅力，以至使我回忆起来就激动不已。如今，离开芦中已经五十多年了，每当乘车路过芦台车站时，我还总是情不自禁地向着北方瞭望，希望能够望见母校的身影。
那时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还很贫穷落后，生活中的一切还不能尽如人意，作为宁河县城的芦台还是个带着乡野风味的滨河小镇。而矗立于东大营旷野间的省立芦台中学，虽然尚显朴陋平庸，但在当地居民和莘莘学子眼中，她已是个雄伟壮观、颇有些现代气息和媚人风采的“庞然大物”了。因而，走进这所学校，我由衷地产生了一种幸福感、神圣感和自豪感。
从家乡的县立初级中学走进这所闻名遐迩的省立完全中学，宛若从家乡那条窄小弯曲的煤河忽然来到水势浩荡直通海河的蓟运河，眼前的世界似乎宽广了许多。
来到芦中，我最感兴趣的是藏书甚丰的图书馆，有着许多实验仪器、生物标本和显微镜的科学馆，还有摆着大钢琴的音乐教室。当然，最让人高兴的是这里有许多学识渊博、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再加上校园后面有一条常有白帆漂过的宽大的蓟运河。正是这些，这所学校成了有着强烈求知欲的学子们心之所往之地。
一所名校总是有其自身优长的，这大抵表现于教师优秀、设备精良、图书丰富、校风严谨等诸多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芦中已基本具备了这些条件。
芦中有着强大精锐的教师阵容。校长赵迈是位老教育家，他读过厦门大学和香港大学，是河北省政协委员。老师们有不少是从京津和各地聘来的，他们有的原在大学里任教，有的是在北京的著名中学里教过书。我在校时，教高中语文课的李谷贻、汤际亨老师都是老北大国文系的，是鲁迅的学生。英语老师周寿岑是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第一班毕业生，长期在北京各中学任教，年老时才回家乡芦台。另一位英语老师张简夫，原是北师大副教授。教大代数的老师是北大数学系的，教立体几何的老师毕业于清华，教化学的曹岳鹏老师刚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物理老师王化茂不久去了北京师专，生物老师王鉴举教完了我们的课就去了河北农学院（今河北农大）任教。
使我受益最多的是李谷贻、周寿岑、曹岳鹏等几位老师。
李谷贻老师是从北京来的，他的家住在北京。他学养深厚，思想观念又很新。他讲课时，时常联系当前的文艺实际。他是北京大众文艺研究会会员，很注意研究民间文艺。他对我说：“你喜欢文学，应注意学习群众语言，要搜集、研究民歌、民谣和谚语。”听了他的话，我便开始搜集民谣、谚语。我从家乡搜集的表现旧社会妇女苦难生活的民谣《篷子车》，就发表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办的《民间文艺集刊》第二辑上。
周寿岑老师那时已年过花甲。他讲课很是严谨，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考试能得上七十多分就很不容易了。他选用的教材是上海出版的一种英语读本，内容较艰深，课文中有英国作家的随笔、论说文，也有高尔基等人的短篇小说。当时我班兴起了一股英语热，我们住宿的同学早晨起来就背生词，朗读课文，还捡了粉笔头到教室黑板上去书写。我买了一本英文小说《莫特先生在法国》（Mr Mott in France），在课余时间翻着英汉词典来读，有不懂的地方就去问周老师。记得为了一个Lip-stick，查遍词典不得其解，周老师抱着一本又大又厚的《韦氏大词典》，说这是最权威的词典，告诉我这个词是“口红”。他的教学使我受益匪浅，考大学时我的英语也得了较高的分数，并且养成了爱好英语的习惯。
曹岳鹏老师大学毕业就到芦中来了，一来就担任我们的化学课老师。我的化学课成绩平平，但他同我的关系却很好。也许他也喜爱文学，因而很能同我说得来。临近高考时，在选择报考志愿时，我曾一度动摇不定，他找到我，劝我报考文学专业，我这才下了决心，报考北大中文系。我到北大后，他曾乘去京之便，专程到北大去看我。
王鉴举老师给高一上生物课，他在我们班上建立了动物、植物、昆虫三个研究小组。我自幼喜欢研究昆虫，就参加了昆虫研究小组，常常拿着捕虫网到野外去捕捉蝴蝶、蜻蜓、甲虫等，回来到科学馆里制作标本。一次，王老师在学校附近看到了一匹死在田间的马，便把死马弄了来。他指导同学们解剖了马，精心制作了一副马骨骼标本。他亲自动手操作，同学们给他打下手。用了很多课余时间，终于完成。标本陈列在科学馆里，这是我们生物课的一项成绩。我还常常在星期日，在蓟运河边观看水中的游鱼，观察到一种小小的河蟹成群爬上河岸，静静地憩息在松软的沙滩上，待到人走近，它们就迅疾地遁入沙中。我对观察、研究这些自然现象很有兴趣。
在芦中，我读了大量中国和世界文学名著，那多是从图书馆借阅，也有些是从同学那里借来的。教导处的林宓老师兼管图书馆，由于常常借书看，我就同他相熟了，便享受了特殊待遇，可以直接到书库里去挑选，我也就三天两头去借书。“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欧洲十九世纪的文学名著，我读了不少，读得最多的是俄罗斯的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的小说，也读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和短诗。我还读了一些文学家、科学家的传记。在图书馆，我翻到了一本法国明兴礼的《巴金的生活和创作》，还有一本外国人写的《笑之研究》是个很老的版本，似乎从没有人借阅过，我都借来读了。
在芦中，我认识了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大家不同班，却常在一起谈文学，交换读书心得，探讨写作投稿等事。那时，我常常给报刊投稿，做了《河北文艺》《河北日报》《河北农村》的通讯员。我的一篇反映飞机灭蝗新事物的短篇小说在《天津日报》副刊发表后，校长在大会上表扬了我，我就在师生中小有名气了。我得了八万元（旧币，即后来的八元）稿费，用四元买了两支口琴，一支送给了同班要好的同学鲁天钧。从此，我的作家梦做得更美妙了。
我为实现自己的作家梦而不懈地努力着。星期日，如遇集市，我常一个人到熙攘的人群中或河边码头去观察生活，在小本子上记录劳动人民生动的口语，积累写作素材。学校组织去高里区农场参观，在那里，我第一次看见苏联生产的联合收割机，觉得很是新奇，回来便写了诗。镇反运动时，一次，我们参加县里召开的公审大会，我被派到台上做记录，亲耳听到穷苦百姓血泪控诉一个杀人魔王的罪行，心有所感，便在暑假里创作了一部长篇叙事诗《血泪河》。
一九五一年读高二时，我从图书馆借到一本巴金写于一九三二年的中篇小说《砂丁》，读了这篇描写锡矿工人（被称为“砂丁”）悲惨生活的作品，我感到震惊，心痛欲裂，并产生了许多困惑：这是在什么年代、什么地方发生的事？“砂丁”们为什么任人宰割而不反抗？这样的生活是真实存在过的吗？于是，我鼓起勇气给巴金先生写了封信，提出这些疑问。记不得是怎样写的收信人地址了，反正也不存多大希望，不知他能否收到，收到后能否回信，信寄出后也就淡忘了。不意在十月的一天，见学生信插中有我的一封信，信封上印着“平明出版社缄”几个红色铅字，地址是上海汕头路八十二号。拆开信看，竟是巴金先生写来的信。巴金回答了我提出的几个问题，并说“这小说是凭自己的想象和朋友们告诉我的一些情节写成的”，“这小说是失败的作品，绝版已有四年了，想不到你却在最近见到了它”。巴金先生的信使我明白了一个原本浅显的道理：文学是源于生活，但也不回避符合生活真实的虚构。巴金先生的这封信我一直珍藏着。
在芦中毕业时，正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肇始之年，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量专业人才。那一年，高校招生人数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年。全国高校计划招生七万人，实际招生八点二万人。这个数字当然与今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那时，工科是热门，尤其是地质勘探、钢铁、石油、采矿、水利等更是热中之热，我班同学大多报考这些专业，也大部分考进了刚建立不久的所谓“北京八大学院”。我兴趣广泛，除了热衷于文学，也对生物、天文、气象、考古、音乐等怀有兴趣。我想做个文学家，也想成为生物学家、天文学家、气象学家、考古学家、作曲家。进入高三以后，大家都商量着选择报考专业，我的心里也是七上八下，一时举棋不定。我有多种爱好，偏偏不爱大家争相报考的工程技术。我只在文科和纯自然科学的专业中考虑。我给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张俊德（他原是小学教师，因发明了一种观测天象的仪器，调到天文台工作）和南京大学气象学系都写了信，询问那里的情况，他们都复了信。那几个月中，我一直动摇于报考文科和理科之间。那时报考大学不分文、理科，一律考中学学过的八门课，考生可以任意填报专业和学校。
到了临近报考时，曹岳鹏老师找我，对我说：“根据你的志趣和条件，你应该学文学，你有很好的基础，学文学对你更合适。”他以过来人的身份，向我讲述了这样的道理：选对了专业，可以学得好，事业上有成就；选不对专业，便难以学有所成。听了他的话，我便决定报考文学专业。那时是先报名，填写志愿表，然后才参加考试。我填写的第一志愿是中国语言文学系，第一学校是北京大学，第二是南京大学，第三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志愿是生物系，学校仍是这三个。结果我以第一志愿被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录取。
让人怀念的还有芦中丰富多彩的文艺生活。学校每学期都要搞几次大型文艺晚会，多是演出大型话剧。在记忆中，由老师和高三班合演的《雷雨》、高三班演出的《大榆林》、我班演出的《思想问题》《爱国者》都是很受欢迎的，我班演出的两个话剧，我都扮演了角色。周末常有歌舞晚会，也有交谊舞会。舞会主要是由老师和高年级同学参加的，同学们多是去观看。
这些往事已经离去很久了，但它们却总是能够引起我美好的回忆。
马嘶，原名马守仪，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生于河北丰南县农村，一九五七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唐山文学》主编，唐山市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