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任何宗教都不能因循守旧，一成不变。他们信奉伊斯兰教，但同时也热切地希望伊斯兰教的一些规定、制度等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化。这是因为，时代变化了，社会进步了，回族人与外界的接触和交往也越来越频繁。回族人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要兴办各种实业，只要“不悖教中重大的规矩就行了”，不必斤斤计较，自缚手脚，限制太严。
提出宗教改良需从发展民族经济入手。回族资产阶级先进分子当时所提出的宗教改良，主要还不是从宗教本身去着手，而是主张必须从谋求回族经济文化发展的根本上去着手。
辛亥革命前的一段时间，各地回民的境遇每况愈下，乞讨的愈来愈多。回族中的有识之士对此极为关心，他们认为回族贫困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一些人对宗教的片面了解并受此束缚太严，念书的人太少，念经的人又太多。所以，他们一再强调必须发展回族的经济文化。
一时间，多少思想喷涌而出。所有的精辟见解在这一刻都呈现在人们眼前。
八、“回商群体”给力新文化运动
经济是基础，没有钱什么事情也不好办。回族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不论办报纸、办刊物，或者是创建社团、创办新式学校，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
回族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候，传统宗教权威的阿訇阶层，也利用自己的宗教造诣、在回族群众中的影响，以及他们的特殊地位，积极活动于回族新文化运动的前沿。他们成长于特别的年代，成为新旧转换的一代；他们不仅以研究经典为己任，更以参与社会而知名，学习新知识的同时传授新知识，培养经汉两通的回族人才，与各地回族群众接触，与官方广泛联系，通过回族政界要员和商人来推动这场文化运动。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回族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在发达的东部城市，回族经济跨入了现代工业经济领域，涌现了不少财力雄厚的企业家。他们是穆子光、哈少夫、马晋卿、马仁圃、马伯声、金子云等，回族新文化运动走向民间的社会实践正是得力于他们的大力支持。不论是成达师范的建立、中国回教俱进会的成立，还是上海清真董事会的成立、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的建立，都得益于他们的帮助。
哈少夫（1856~1934年），江苏南京人，金石书画收藏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穆斯林知名人士。他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研读过一些伊斯兰经籍，并热心伊斯兰教公益事业。1900年和1905年，曾两次出资扩建上海福佑路清真寺，于1909年创立上海清真董事会，并担任总协董（即副会长）。为了提高回民的文化素质，1905年，哈少夫等人创办了务本科学堂，并在1909年对其进行整顿，集资按照国民教育制度的办学方式，把务本科学堂更名为上海清真两等小学堂（1909~1929年），这是上海回民子弟第一所完全小学。他与哈德成阿訇在1925年发起组织当时国内最大的伊斯兰教学术文化团体——中国回教会，并任干事。1929年，同达浦生阿訇等发起成立伊斯兰进德会，在“办学兴教”方面竭尽全力，先后创办了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和敦化小学，并积极扩建重修上海多处清真寺。除了捐献个人资产外，他还奔走募捐集资，为培养穆斯林人才和弘扬伊斯兰教作出了贡献。
金子云（1869~1937年），江苏南京人，著名的回族商界代表人物，也是一位坚定而热忱的宗教慈善家。经营珠玉翡翠业，青年时曾经营过皮货和土洋杂货等。他积极参与伊斯兰教事务，多次捐助修建清真寺。1925年，他在经济上全力支持由哈德成阿訇等人发起创建上海伊斯兰教学术文化团体活动。其后又帮助中国回教会创办了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为中国培养了出色的穆斯林人才。
马晋卿（1880~1946年），河南信阳人，回族，上海穆斯林协兴公司创办人，主要从事珠玉首饰业和进出口贸易。平生一直热心支持伊斯兰教事业，特别是在伊斯兰教文化教育方面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财力。1926年出资4万元，购买房产用于中国回教学会开办学校。他还担任中国回教学会干事、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校董。除此之外，还将自己名下的房产租金捐赠给中国回教学会，资助成立译经社，请专门人才哈德成、伍特公等学者翻译《古兰经》，为伊斯兰教和回族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事实上，几乎所有在个人商业活动中取得成就，并在社会上有一定威望的回商，都十分重视回族穆斯林自身的文化教育事业。为期30年的回族新文化运动所涌现出的成果和人才，与那些回商代表人物所付出的努力和他们在经济上的鼎力相助不无关联：在保持传统寺院经堂教育的基础上，他们倡导并资助新型的伊斯兰教育，从而培养具有时代发展特征的伊斯兰教教职人员及穆斯林学者；资助、兴办培养穆斯林子弟的普通学校，从根本上提高回族群众的文化素质；全力帮助推动伊斯兰教典籍的出版工作，资助教职人员及穆斯林学者翻译《古兰经》等宗教经典。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就是哈德成与达浦生两位阿訇在哈少夫、金子云、马晋卿等著名回商的热心协助下创办的新式学校。
九、回族新文化运动促民族团结
回族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伴随着回族新文化运动的进程，民国贤达对于回族有了可贵的了解与认同，增进了回汉各族人民之间的友谊与情感。这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为建设今日和谐社会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历史上，民族矛盾的产生，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不了解和大压小、强凌弱造成的。只有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尊重和平等共处，才能改变陌生和误解。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认同，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友谊基础，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坚强保证。
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抵达北京后，王宽、马邻翼等人领导中国回教俱进会为孙中山先生召开欢迎会。孙中山发表即兴演讲，并号召大家“联络全国回教中人，发其爱国思想，扩充回教势力”。孙中山还说：“回族在历代所受压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亦最强。故今后宜从事于回民之唤起，使加入民族解放之革命运动。”“苟能唤起回民之觉悟，将使革命前途得一绝大之保障。”孙中山先生对于回族的理解实属不浅，他不仅对回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和民族性格给予了高度评价，还对回族参与民族解放斗争并充分发挥其作用寄予厚望。
广州郊区走马冈、桂花冈、大蛇地、小蛇地、天平架、大冈头等六冈，面积共440多亩，系回民公共墓地。民国初期，广州大振公司采取不正当手段，通过广州财政局承领后据为该公司所有。对此回民代表马云亭等人，多次与有关当局交涉，据理力争，均未获解决。后经旅港回民金逸卿等人呈报当时担任广东省长的廖仲恺，说明缘由，请其公断。廖仲恺有“黄埔慈母”的称誉，在这位开明省长的干预下，很快查明走马冈等“各处地段，确系回教公坟”。1924年，广东省长廖仲恺发布布告，宣称“据广州市政厅查明，该桂花冈系回教人民聚葬之所，应准保存为回教公有坟场。拟饬财政局将大振公司承领原案撤销，并派人员勘定界址，转饬该教会依界勒石……发给永远保存证书外，另行布告，仰回族人民一体知照”，保护了回族群众的合法权益。
1929年，著名爱国将领吉鸿昌（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就任宁夏省主席后，为化除回汉畛域做了大量工作。他坚决制止了银川、河东一带对回民的迫害，还通告全省“回民一律回家各安生业”，并“声明他在位一天，绝对负责保障回民一切合法权益和安全”。甚至，他还电请各地回民首领赴省联欢，以礼相待。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认为，抗战时期“回教教义的阐明和回教文化的发扬，对内可以消除回胞与非回教同胞间的隔阂，对外可以联合全世界三万万五千万的回教同胞为反侵略而共同奋斗。对于中国的抗战建国大业，将会有极大的帮助”。并于1940年发起组织了不分国籍、教籍，由各界人士组成的回教文化研究会，得到社会知名人士的广泛支持。郭沫若、陶行知、杨翰笙、贺绿汀、舒舍予（满族）、胡愈之、胡风、顾颉刚、洪深、宋之的等均为该会会员。
民国时期由于回族人民较为正确地处理了宗教、民族、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国民意识、爱国热情大为增强。加之回族自身注重了对伊斯兰教、回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对外加强了对伊斯兰教教义的阐明和回族历史文化的宣传，消除了回汉民族之间的某些误解和隔阂，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交往和了解，促进了以汉族社会贤达为代表的回汉民族友好关系的发展。
综上所述，在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里，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大变革中，回族中的精英阶层，顺应历史潮流，成为这一新文化运动的呐喊者和实践者。无论是宗教职业者、知识分子，还是政界、商界著名人士，他们有理想，有抱负，并有着政治热情，身上洋溢着新气息。他们改良宗教，推陈出新；倡导新式教育，培育人才，振兴民族；创设团体组织，凝聚人心；创办民族报刊，开启民智；出国留学，加强文化交流；辩证地把爱国与爱教统一起来，投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这场文化运动作出了贡献。
回族的新文化运动以其自身鲜明的特点载入史册。
一是在复兴民族宗教传统上的创新。表现为它以宗教维新思想为先导，形成了以改革求变、救亡图存、振兴民族、弘扬伊斯兰教为主题的新的伊斯兰教文化体系。
二是教育模式和社会团体的创新。回族新文化运动以发展教育为主要载体，体现为在传统经堂教育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开创了近现代回族新式教育的学校化模式。在传统的清真寺功能的基础上形成了跨区域的、具有新的管理理念与制度的现代社团组织。
三是形成新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在以往的回族传统理念的基础上，形成了“保国即保教，爱国即爱身”的民族、宗教、国家一体的现代民族国家理念。
显然，近代回族新文化运动的勃然兴起，密切了一个少数民族与祖国的血肉联系，形成了一个少数民族对于国家的历史担当和时代责任。
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回民在中国历代所受之压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亦最强，故今后逐宜从事于回民的唤起，使其加入民族解放之革命运动。回教以历代勇敢而不怕牺牲著称于世，使能唤起回民之觉醒，将使革命的前途得一绝大之保障……总而言之，中国的民族运动非有穆斯林同胞之参加，难得最后之成功，打倒帝国主义之工作，非有穆斯林之整个结合，亦势难完成也。
智育缺乏，其总因也……今特牺牲一己，约诸同志，拟建总教院（不曰会，避其名也）于首善，为全部代表，以自团结，且与国家相维系，凡利群而为生计者，悉心擘画，将欲教之思想界放大光明，此其引火线。即欲国民之进化力独步竿头，此为中心点。有不战，战必胜，智育之所以无敌（合教言智，而德育自该非偏重也）。非然者，国民利益吾既未沾，教人束缚吾又具被，值物竞炎炎之秋，两失天择因缘，逼拶不已，将优者吸收于他界，劣者非作打落地狱之奴隶，必入无余涅而灭度之，大地无何位置，世史无何表记，岂云杞人忧天，难忘精禽填海。长夜漫漫，同人鼾睡，耿耿中心，渺渺予怀，安得不大声疾呼而唤醒之，暮鼓晨钟以警觉之，有志其成乎？二十世纪后，食吾赐者应常留纪念于千古也。但兹事体大，匪夷所思，款需钜万，专在腋集，教中人，教中人，其亦有联袂而起，聊助一臂者乎？吾窃祝我友之有学识而有热诚者，愿与共图之……
（1）主要参考张巨龄先生在《中国穆斯林》1995年第1期上刊发的《著名伊斯兰学者张子文》一文。
（1）组织适合本教之报社，刊发日报或周报；（2）倡设男女小学校即艺徒学校；（3）倡办男女工艺厂，力谋生计改良之法；（4）依会员之志愿及能力，组织法政讲习所或假期讲演社；（5）翻译上乘经典附以说明，使教旨灿烂于世界；（6）调查同教户口及生活习惯状态，以为一切规划之籍手；（7）提倡俭德，凡衣、食、居，及嫁娶、丧祭、岁时宴集，概崇节俭，以期力挽浮俗；（8）编辑白话论说，分送各处掌教，请其于礼拜聚集时明白讲演，以期输入国家思想、世界常识；（9）提倡回文学堂兼授汉文及其他必要之学科等。
回族的第一份白话文报纸——《正宗爱国报》
辛亥革命后，全国掀起了兴办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热潮。具有爱国之心的回族实业家纷纷投入到这股浪潮之中，回族实业报国的理想，开始一步步走向现实。
那时，回族中虽然没有出现多少商贾大家，但却形成了民族普遍性的商业行为。
这一时期，回族商业经济呈现出新的发展和特点。回族的政治地位也日趋上升，民族意识日益增强，民族精神更加凝聚，呈现出一种锐不可当的民族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