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11月，丁宝臣创办《正宗爱国报》，办报7年，行销北方数省。《正宗爱国报》是清末民初出现的综合性日报，是近代回族人最早创办的报纸。它出版近7年，达2363期，是近代中国影响最大，办刊时间最长的报刊之一。
《正宗爱国报》是第一张视角向下，贴近百姓、贴近社会，站在贫苦人立场上说话的报纸。该报以唤起人们“合四万万人为一心”，“让黄脸面，黑头发”的中国各族人民以“痛痒相关，爱国如命，保卫中华”为宗旨，并将“尚实”“提倡公益”“劝学”“劝工”等四件事，列为办报的重要内容。
1913年，面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正宗爱国报》加强了揭露时弊、抨击袁世凯政权腐朽和日趋不得人心状况的力度。丁宝臣清醒地认识到，新上台的封建军阀较腐朽的清朝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深切痛心于辛亥革命后大权旁落于这么一帮穷兵黩武者手中。他在报纸上愤慨地指出：“中国的弊政，罄竹难书。总坏根子，就在这帮做官的身上……明明是一群官强盗，卖国殃民，可就是不准百姓说话，有敢说真话的，立刻就动野蛮严制，管教你家败人亡，百姓忍气含冤，积怨亦非一日。”
1913年7月26日，《正宗爱国报》刊出一篇关于警察、士兵与议员生活及相应工资对比的“时评”，并深刻、无情地揭露了军阀部队抢劫、扣发军饷等丑闻，被袁世凯找到借口，7月28日被责令停刊。8月1日，丁宝臣被逮捕，罪名是“惑乱军心，收受乱党资助”，8月19日晨，丁宝臣被杀害，该报亦就此终刊，造成了中国近代新闻史上著名的“癸丑报灾”事件。
（二）丁竹园与《竹园白话报》
丁竹园是丁宝臣的哥哥，在为北京、天津等地各报撰写文章时，充分认识到了报纸的作用。他认为报纸是强国之利器，是社会之前导，是人民之口舌。1907年，丁竹园为了广开风气，增益民智，唤醒民众，在天津创办了《竹园白话报》，1908年10月，改名为《天津竹园报》，1910年停刊。《竹园白话报》以“广开风气，增益民智”为宗旨，抨击时弊，抑恶扬善，充满为民请命和爱国家爱民族情感的时评、论说以及寓言故事等佳作，文章采用白话文的形式，通俗易懂，面向普通民众，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大大鼓舞了中国文化界、新闻界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丁竹园也以极大的热情为革命胜利欢呼，认为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我中华民国……正是个民主共和的时代，正是人民平等、自由享幸福的时代”。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主义、共和思想的宣传活动中，满心期望着革命后能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但是，革命后的现实令丁竹园非常失望，他开始在报纸上发表许多文章抨击当局：中国人民得到的不是独立，而是列强的欺凌、侵略、蚕食和鲸吞；不是民主，而是袁世凯的专制独裁；不是统一富强，而是大小军阀的争权夺利，鱼肉人民。所谓的民国，只是一块空招牌，人民群众仍然过着极端贫困、毫无自由民主的生活。丁竹园甚至悲愤地写道：“据我看，此次革命的所流的血，就算是白流了。说到国利民福，是丝毫未见。”
（三）张子歧与《醒时白话报》
河北通州常营回族人张子歧，1906年到营口经商，鉴于营口文化落后、教育不发达的状况，遂决定开办清真学堂。他受到当时民主改良思想的影响，创办了文摘报刊《醒时汇报》，主要转载北京报纸新闻，宣扬新政，主张白话文。由于报纸上的文章抨击时政，当地政府及上层权贵不断施压，不得不停刊。1908年，他移居沈阳，在铁萃恒阿訇的帮助下，以“改良社会，开通民智，提倡教育，振兴实业”为宗旨，于1909年1月20日正式创办《醒时白话报》。这张报纸与《正宗爱国报》《竹园白话报》，堪称清末民初回回三大白话报，在政治上、文化上起了进步作用。以后，《醒时白话报》改名为《醒时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政治环境恶化，这张报纸为维持生计，慢慢背离了原来的办报宗旨。1934年，过了七十大寿的张子歧将《醒时报》交其子、媳办理，竟沦为日本的宣传工具。著名学者李松茂在《回族伊斯兰教研究》中评价张子歧说，他70岁后专事宗教活动，受人撺弄去东京朝见了日本天皇，归国后积郁成疾，1938年去世。纵观其一生，早年和晚年确有污点，但其一生大部分活动中仍应予以肯定。
（四）刘孟扬与《兴民报》《白话晚报》《白话晨报》《天津午报》
回族人刘孟扬，是刘清扬的哥哥，是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先驱者之一。他是清末秀才，主张改良。1902年任天津《大公报》第二任主笔，1905年任《商报》主笔。
1909年，刘孟扬创办《兴民报》，1911年4月，创办《白话晚报》，同年12月，创办《白话晨报》，1916年9月，创办《天津午报》。刘孟扬大力提倡白话文，为文学和文字的改良运动呐喊助威。他利用报纸激烈抨击袁世凯的复辟行径，鞭挞社会不良现象。五四运动后，他开始从政，热心于公益事业，曾任天津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回教联合会会长等职。
（五）刘霏岚与《评报》《时报》
刘霏岚是天津实业家、新闻出版家。他经营中西制药药厂、育仁堂药店、泰兴银号、同和福化学染料厂、天宝戏院等实业，1923年，创办《评报》，自任社长，不久增办《时报》，这两份报纸发行量最高时达四五万份之多。1934年，因不满国民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发表题为《蒋中正中而不正，不能扶正；张学良学而不良，不如从良》的评论，遭南京政府查封。复刊后改名《平报》。1937年，天津沦陷后自动停办。
（六）刘髯公与《新天津报》《新天津晓报》《新天津晚报》《新天津画报》《新人月刊》《文艺报》
1924年，回族人刘髯公与段松坡、薛月楼等合办《新天津报》，刘髯公担任社长并撰写社论。由于报纸经常抨击时政，日发行量达万份。1928年增办《新天津晓报》《新天津晚报》《新天津画报》（周刊）、《新人月刊》《文艺报》（三日刊）等。1937年，《新天津报》因发表抗日社论，刘髯公创办的所有报纸被迫停刊。
（七）《月华》点亮一个民族的文化热情
由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不平衡等原因，回族报刊在兴起之初，仅局限于东部文化较发达城市中的一些回族知识分子阶层，特别是杂志，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开始深入到回族聚居的西北地区，出现了《月华》等著名的期刊。
《月华》是我国回族伊斯兰教史上办刊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学术刊物。
1929年春，在南京国民政府高层任职的回族将军马福祥，全力支持成达师范从济南迁到北平办学。同年9月，马福祥来到北平，在北平报子胡同的家中，专程与唐柯三、孙燕翼、马少云等人讨论成达师范迁移到北平之后的复课与招生事宜。
此时的回族将军马福祥，被蒋介石倚为边事顾问，为国内各巨头之间的分歧与争执南北奔波，平日里公务繁忙，但却为本民族的教育事业而甘愿献力，并倾注心血。
当他们谈论到回族文化教育发展问题时，马福祥向唐柯三、马松亭等人提出创办一份精品杂志的想法。马福祥认为：“欲求吾国回教振兴，首宜提倡教民知识，知识提高，则种种事也自然头头是道，易于着手。且陕甘西北一带，为吾国回民根据地。而教民知识落伍，较内地尤甚。非有以启迪之，不足谋整个回民的进步。欲达此旨，定要发行定期刊物，以沟通文化，开通风气。”
马福祥说干就干，他带头捐款捐物筹办杂志，在众人的邀请下，将军还为即将诞生的这本杂志取名叫《月华》，意为“穆斯林之光照耀中华”。
很快，《月华》杂志就得以出版发行。《月华》办刊宗旨为：“发挥回教适合现代潮流之精义，介绍世界各地回民之消息，增进中国回民之知识与地位，解释回教新旧派别之误会，发展中国回民之国家观念，提倡中国回民之教育及生计。”
《月华》第一、二卷为四个版面的八开报纸，自第二卷起改为旬刊，每10天出版一期。自创刊后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回民的普遍欢迎，至第七卷时发行量过万份。《月华》创办后，马福祥在经费上给予大力支持，每期捐款100~200大洋，直到他归真为止。
《月华》杂志还刊发过一大批包括蒋介石、戴传贤等人在内的汉族作者的文章。编辑部全体同仁努力办刊，曾使这份杂志实现了数万份的发行量，一时誉满京华。
《月华》凝聚了一大批有着忧患意识、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回族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剧烈变革，要求改革、提倡教育的新思想成为时代大潮的历史背景下，在回族要求振兴民族的背景下，他们积极鼓励、宣传和倡导着维新思想与教育普及思想。
七、回族资产阶级的民族宗教观
兴办教育，创立团体，开办报刊，以此为核心的回族新文化运动思潮，对于回族社会而言，在当时是直接而有效的。
回族中的资产阶级先进分子，业已有了新的觉醒。他们的视野扩大了，思想活跃了，开始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去体味当时的那个时代。回族新文化运动，打破了那个时代回族人沉闷的风气，对于民族和宗教问题的思考、态度，有了鲜明的变化，产生了国家大于一切的认知和理念。
第一，他们开始更多地为国家的前途、命运考量。从1840年起，清军阵营里的回族官兵，以不同的形式，在反抗外敌侵略的斗争中，前赴后继。辛亥革命前后，回族鲜明地提出爱国与保国，并为之忠实践行。这一转变，应该是辛亥革命时期觉醒中的回族资产阶级先进分子的丰功伟绩。比如，集体加入同盟会的36名留学日本的回族学子，四川保路运动中成都回民的战斗精神，都是这种强烈爱国主义觉悟的原动力。
在他们身上体现着一代回族人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回族先进分子始终把宗教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丁竹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地理解了国家和宗教的关系，因此他能处处想到国家。当时，《民意报》曾刊载了一篇有损伊斯兰教尊严的信函，天津的宗教界人士非常气愤，提议要砸报馆，或登报辩驳，均被丁竹园一一劝止。他认为，民国初建，国家百废待兴，万不可因为本民族的一点事情伤了与兄弟民族的和气，影响到国家利益。多伤一回感情，即多留一处痕迹，对于全国大局都会产生很恶劣的影响。他还在报上公开提出自己的立场和观点：“鄙人虽奉清真教，然身为中国民，即当为中国谈治安，应以爱国为己任。”
值得一提的是，丁竹园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写的《五十年后之中国》一文中指出：“以后不论满汉，务必要化除界限……能够同心合力地振兴中国，全是好国民，不结团体自顾自，终归是一同当苦力。”毫无疑问，丁竹园的这一观点是进步的，能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处来看待问题。
丁竹园在《今日不可谈宗教》一文中主张，“把宗教搁在一边，先谈振兴国家”，特别是他“保国即是保教，爱国即是爱身”的呼告，突破了民族、宗教的局限，把爱国保国的思想放在了首位，这一思想影响到全国回族有识之士，成为20世纪回族仁人志士爱国主义的最强呐喊，成为后来回族人信奉的座右铭。
第二，他们突破了民族和宗教的界限，探求实现各民族团结之路。辛亥革命时期回族资产阶级先进分子明确提出，必须化除回汉畛域，并强调不同的宗教应该各行其是，不要因为民族或宗教的不同而产生不和。他们认为，清代后期所谓的“回乱”，都是不懂宗教的地方官员操之过急所致；他们还在本民族内部寻找自身的原因，认为有时候也因为个别不良阿訇言论过激，而导致事态扩大。他们认为，同为中国人信仰的各宗教，应该“各信各教，各享各自由，井水不犯河水”，“何苦无故地结冤仇呢”。显然，化除畛域，各信各教，提倡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应该在爱国的旗帜下“各行其是”“并行不悖，谁也不要排斥谁”，也不要互相歧视，受到了当时宗教界的普遍支持。这是当时回族资产阶级先进分子在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的政治环境中所采取的一种讲团结、求谅解的现实态度。
第三，他们认为民族振兴需从宗教改良开始。辛亥革命前后，回族资产阶级先进分子在对待本民族的宗教信仰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要实现民族的振兴，就必须要改良宗教，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不改良就不能跟上已经发展变化了的形势，不改良就会被时代淘汰。这是当时回族资产阶级先进分子在对待民族、宗教问题上的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