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涵由于家贫，没钱上学，就跟父亲学习文化知识。马德涵自幼勤于读书，爱好诗词、书画，因常与劳苦大众交往，再加上父亲的教育，马德涵从小就养成了刚正不阿、不畏强暴的性格。少年时代，他在武备学校读书。
1892年，为了使自己有所作为，马德涵跟随自己的妹夫白云鹤，一起到四川谋职，寻求仕途上的发展。1894年，马德涵加入反清组织哥老会。同年，他考进四川陆军军官学校。1902年，马德涵先后从四川陆军军官学校和四川高级美术学校首届毕业，军校毕业即任混协旅教官。1906年，同盟会成都分会成立，在军学两界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大量发展会员，马德涵在成都加入了同盟会。
当时的马德涵，接触到一些进步人士，读了一些进步书籍，倾心革命。辛亥革命前，他在成都附近的一个小县担任把总职务，一直到辛亥革命爆发。
1911年，清政府为了借用外债，签订了出卖路权的合同，打着“全国铁路收归国有”的幌子，实际上把铁路权卖给了美、英、法、德四国，对此全国人民纷纷反对。在这场波澜壮阔的保路斗争中，四川百姓积极响应，热情高涨，规模宏大。
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后，马德涵当即投身于这场运动之中。1911年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宣告成立，马德涵出任交涉部副部长，与保路会领袖之一的罗纶一起工作。他们一起参加游行、喊口号、发传单、组织演讲，揭露清政府的罪恶，为四川保路同志会做了大量的工作。
当时，四川、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工商界、教育界和各界爱国人士，同四川保路同志会会员和群众，一方面在四川总督府举行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另一方面，各界人士还派出代表到北京进行请愿活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四川到处都是支持保路救国斗争的人们。然而，清政府不但不支持民众的爱国行动，还血腥镇压请愿代表。
“流血争路、路亡流血、路存国存、保路救国”，是回族人马德涵与罗纶等人所确定的战斗纲领。在斗争最为激烈、残酷的时候，马德涵遭到了清廷的追捕，但他没有退缩，反而还写下血书，表示坚决要将保路运动进行到底。
保路运动发生之前，马德涵就与罗纶、张澜等汉族文士交情颇深。他们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从而成为莫逆之交，在反帝和爱国主义的思想上，大家更是自觉地汇聚在一起，为四川保路运动贡献力量，形成了回汉是一家的真实写照。
四川的保路运动发生后，马德涵也在回族群众中积极呼吁，希望四川回族能够行动起来。他还在四川第一高、初两学校，向师生演讲斗争的意义和必要性及重要性。随后，师生们一致拥护马德涵带领大家投入到保路斗争中去。这些四川的少年学子，心潮澎湃，积极配合四川保路同志会，誓将保路救国运动进行到底。
由于四川保路斗争深得民心，得到全国各界人士包括清政府一些高级官员的支持，丧权辱国的出卖路权合同迟迟不能生效。此时保路组织日益壮大，斗争也一天天推向高潮。接替王人文出任四川总督的赵尔丰，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在正义的社会舆论压力下，清政府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段，一方面收回铁路国有的命令，一方面暗地急调湖北端方军队，配合赵尔丰军队变本加厉地想扑灭四川保路斗争的火焰。
1911年9月7日夜，四川总督赵尔丰派出清兵，秘密逮捕了罗纶、浦殿俊、张澜、马德涵等保路同志会领袖，还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次日，成都数万百姓潮水一般涌向总督衙门前，要求赵尔丰释放保路同志会的领袖。
但赵尔丰杀人立威，竟下令清兵当场枪杀请愿群众30余人，制造了“成都血案”。当天，同盟会会员用木片制成“水电报”，投入锦江，把这不幸的消息传到了各地。成都附近10余州县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在同盟会会员和哥老会首领的率领下，四面围攻省城，各州县同志军一呼百应。全川各族人民浴血奋战，反清斗争势如燎原。
1911年9月25日，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王天杰领导荣县独立，建立了辛亥革命时期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此时，风浪迭起的四川保路运动，已经到了武装对抗的阶段。
为了镇压革命，防止事态扩大，清政府火速派遣湖北新军三十一标、三十二标一营进入四川平定局面。湖广总督也调将增兵，在四川与湖北交界的隘口设置关卡。实际上，此时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力量处于分散状态，驻守武昌的清兵也表现出了兵力上的明显空虚。
鄂军出动，武昌空虚。这时全国革命党人正加紧活动，一场更大的革命风暴一触即发。
五、武昌首义回族英杰誓向前
1911年10月10日，入夜。
暗夜沉沉的武昌城炮声隆隆，火光烈焰染红长江两岸。着装不一的革命党人以及起义的部队、当地的百姓纷纷拥向长江岸边。
江面上，一艘靠岸的船上高高扬起一面旗帜。红旗上赫然写着三个字“孙武到”！
大旗迎风拂动，革命党人热烈欢呼，起义新军的高喊声，淹没了城内零星的枪弹声、厮杀声。
“孙武”是何人呢？湖北大部新军入川，革命党人武昌起义已经基本准备就绪。这时候，大家发现缺少一个有权威的人来凝聚和领导起义。武昌的蒋翊武与共进会参谋长孙葆任秘密协商，蒋翊武说，群龙无首不行，于是他让孙葆任更名为孙武，对外讲孙武是孙中山（孙文）先生之弟。两人协定后，当即拍板就这么干。
他们在新军中展开了介绍：孙文先生人品如何，功绩如何，其弟弟孙武与他的关系又如何密切。一时间，人们都知道了孙武是遥奉孙中山之命在武昌闹革命的。
人们在私下里纷纷耳语着：孙文在海外购买了大量的武器装备，派遣弟弟孙武来武昌发动起义。
敬仰孙中山的人，一时间都来到了孙武的麾下。人们表示愿意听从指挥，共干一番大事业。许多新军、青年学生都纷纷参加同盟会。湖北15000名新军中，居然有三分之一的人加入了同盟会。
孙武等人在武昌加紧了起义的进度，他们积极与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主要成员黄兴等人联系，报告即将展开的武昌起义。9月30日，一头雾水的黄兴请人转告孙中山，让孙中山抓紧在海外筹款，以响应四川。对于湖北的革命计划，黄兴对此还不是特别地清楚，不敢妄断。
10月7日，得知武昌起义即将爆发的黄兴，在急匆匆动身前往武昌前，托人转告孙中山详情，让其紧急筹款。10月8日，在旧金山的孙中山得知了武昌地区即将起义的消息。
10月9日，武昌革命党发生了意外。当天，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制造炸弹，不慎发生了爆炸。俄国巡抚闻声赶来搜查，不幸的是，刚刚准备起义的旗帜、文告、印件、名册等被搜去，起义计划因而泄露。蒋翊武、孙武等人仓促下达命令：通知革命党人当晚12点，以鸣炮为信号，举行起义。
下午时分，革命党人将子弹秘密拉运分送到新军各营地。当运送子弹的车辆经过工程第八营门口时，被清兵的探子发现。清兵尾随追赶而来，负责押送子弹的杨宏胜以炸弹阻挡，后被拘捕。很快，刘复基、彭楚藩等人相继被捕……
一时间，湖广总督下令关闭城门，按照名册在城内缉捕革命党人。当晚7点多，武昌城内黄土坡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的一个排长巡夜时，发现自己的两个士兵有“越轨”行为。于是，这个排长就叫人把这两个士兵捆绑了起来。
这两个被抓的士兵，分别是熊秉坤、金兆龙，金兆龙对着士兵大喊着：“同志们，反吧！”一旁的士兵们打死了那个效命朝廷的排长。金兆龙鸣笛集合了40多个士兵，冲出营房，直取楚望台军械局。
这是一声早响了4个多小时的枪声。
然而，枪声就是命令。工程第八营的枪声响起后，武昌起义爆发，各处新军陆续响应。1911年10月10日夜里的武昌城，天翻地覆。
武昌，敲响了清王朝统治的丧钟。
武昌起义门，本名叫中和门，后为纪念武昌起义而更名为起义门。起义门城楼的边上，就是起义门清真寺，起义门与清真寺，这两座建筑物近乎比肩而立。
起义门周边区域，是武汉最大的回族聚居地，革命党人进攻起义门时，城外的回民积极响应，他们运输弹药，搭架云梯，襄助革命党人攻入武昌起义门。其后，起义门外回民聚居地的那条小巷子，更名为起义巷，当地的清真寺被称之为起义门清真寺。
湖北回族，在武昌起义的酝酿、发动、支援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比如马骥云、沙金海、马刚侯、马祖全、邹森青等一批有功之士，他们都曾是清朝新军中回族同盟会会员和革命志士。这些革命志士筹划、组织并踊跃参加了这场起义，为武昌起义的成功建立了功勋。
马骥云（1883~1952年）回族，原名马少青，河南固始人。为生活所迫的他，少年时代慨然从军，武昌起义前是湖北新军第八镇十五协二十九标士兵。特殊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他激进的思想和超然的胆识。
1906年3月，刘静庵、曹亚伯、张难先等在武昌成立日知会，经常组织演讲，鼓吹革命，同时向军学两界散发《猛回头》《警世钟》《革命军》《民报》等进步书刊。马骥云经常到日知会聆听刘静庵的演讲，不久就加入日知会。同年，马骥云在汉口加入同盟会，为湖北早期同盟会会员之一。当时，同盟会会员刘道一在湖南发动会党起义，日知会欲密谋在湖北响应，因泄密，官府查封日知会，刘静庵、张难先等9人被捕。不久，马骥云与陈人杰等人在新军中组建了振武尊心社，继续开展反清革命活动。
1908年，孙武在武汉建立起共进会湖北分会。1909年，马骥云结识了孙武，并参加了孙武组织的共进会。积极筹划革命活动。共进会的同志们知道，要推翻清政府，靠会党赤手空拳不行，但是建立自己的武装，又没有那么多的财力。于是想到，把新军中的人员争取过来，让敌人的实力变为革命的力量。他们把扩大共进会组织的重点放在新军方面。马骥云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共进会在新军中的骨干之一。他的住处成为革命党人的一个秘密活动地点。
1911年，国内革命形势突变，马骥云没有选择观望，而是不顾个人安危，在新军中秘密串联，宣传革命进步思想，争取新军中不断有人加入革命党。
当时，另一个重要革命团体振武学社改名为文学社，基础全在新军，各协、标、营、队都有很多士兵是文学社社员。7月22日，共进会和文学社协商组成联盟，建立总部。9月24日，两个革命团体正式联盟，革命党人在武昌胭脂巷召开共进会与文学社的联合大会，会议上，代表们商议起义计划，一起制订了起义日期、起义计划及起义后军政府的组成人员。会议成立湖北革命军指挥部，由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和共进会负责人孙武分别任总指挥和参谋长，身为军事筹备委员的回族人马骥云，被推举为起义后军政府的司勋。
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的秘密机关被破坏，清军大肆逮捕革命党人。马骥云接到情报后，当即在汉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并及时将情况通报于武昌革命党。10月10日，起义爆发，马骥云率领新军中的起义官兵，参加了进攻总督衙署和电报局的战斗，经过一番浴血厮杀，他们攻陷了总督衙署，为武昌起义争得了标志性的胜利。
攻占总督衙门后，马骥云又和蔡济民等率部参与攻占善后局、电报局的战斗。13日，汉口光复后，革命党人设立汉口军政分府，马骥云参与了汉口军政分府的领导工作。不久，在军政府内部，为制衡黎元洪和立宪派的势力，以蔡济民为首的革命党人组织了与旧势力相抗衡的决策机构——谋略处。马骥云作为革命党人的代表，参与了谋略处的工作。谋略处的成立，在当时起到了巩固新生资产阶级革命政权，保卫革命成果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