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命前不静的夜晚山雨欲来
1911年，是中国农历辛亥年。这一年的10月10日，爆发了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引领着中国迈进了一个王朝更迭的时期。革命党人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将推翻清王朝的战火燃遍神州大地。
武昌起义的前夜，山雨欲来，中国大地上各种思潮涌动，起伏着难以抑制的大波大浪。
这一年，孙中山奔波在海外筹款的路上。河口起义失败后，起义经费十分紧缺，面临着严重的财力不支，影响到了国内起义的正常推进。革命党领袖之一的黄兴，出生入死，顾全革命大局，调节革命党内部矛盾，表现出了一个革命领导人的优秀品质，获得了革命党人的理解和支持。可以说，同盟会确定的“孙黄领导体制”，正是在河口起义之后才得到真正的体现。
孙中山和同盟会吸取了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又着手于1911年春天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孙中山与黄兴在这次起义发动之前，进行了细致准备，他们筹款购械、组织联络，号召各方力量。
为了广州起义能够取得成功，同盟会在香港设立了统筹部，黄兴出任总指挥。统筹部成立后，革命党人陆续进入广州开始活动。4月8日，广东省城内外及各省革命力量联络就绪，黄兴与统筹部决定于4月13日向清政府发难，攻打清政府两广总督署衙。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起革命党人自杀式的暗杀发生了。这起暗杀使革命党人与清政府都表现得措手不及。
这位义士名叫温生才，他暗杀的对象是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温生才是广东梅县人，14岁时被人骗到南洋荷属殖民地种植烟草，3年后又被转卖到马来西亚锡矿做劳工。后来，他历经坎坷回到国内。平日里，温生才为人慷慨，表现出仗义疏财的男子气概。1911年初，温生才发现，革命党人在广州的多次失败都与水师提督李准有关，于是就萌生了刺杀李准的念头。
3月10日，清政府的官吏都在城外观看飞机表演，李准等广东大员也要前往。接到消息的温生才，手持一杆快枪，独自一人悄悄埋伏在李准要经过的一家茶楼里，伺机行刺。
当天薄暮时分，有一大队清兵前呼后拥一顶轿子而来。温生才判断，里面坐的应该就是李准。于是，他突然冲到轿子跟前，没等清兵反应过来，掀开帘子，向轿内连发数枪，轿内之人当场毙命，不幸的是，温生才没能脱身，被清兵就地擒拿。后来他才知道，被自己杀死的人并不是水师提督李准，而是广州将军孚琦。孚琦是军机大臣荣禄的堂侄，是慈禧太后的亲族。孚琦之死，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大震动。
两天后，温生才被押赴刑场，英勇就义。
这场暗杀事件的意外与突然，让广东政府和革命党人都始料未及，然而，这场暗杀却对后来的起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温生才行刺孚琦，打草惊蛇，致使广东当局风声鹤唳，加强了军事戒备，他们严防死守，同时在城内大肆排查革命党人。
二、小东营清真寺拉开革命序幕
广东督署衙门对于革命党人，已然有了很高的警惕。革命党人如何隐秘地发动广州黄花岗起义，成为黄兴与其他革命党领袖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这时候，黄兴选择了小东营清真寺。
那么广州的小东营清真寺，又是一座怎样的清真寺呢？
广州越华路5号，有一座叫小东营的清真寺，寺院置身于闹市之中，独占一处幽静之地。小东营清真寺规模并不大，占地面积只0.9亩，大殿建筑面积153平方米，礼拜大殿建筑形式为中国宫殿式结构。
若要探究小东营清真寺的历史，还需追溯至明代成化年间。那时两广的民族矛盾异常尖锐，两广总督韩雍出于军事需要，从南京调派大量军队到广州，其中包括当时驻扎在南京的1000多名由回民组成的军队。这些回回军来广州后，分设大东、小东、西营、竹筒四营，俗称“回回营”，分别驻防在广州城内外。今天的小东营街就是昔日小东营的旧址，并由此而得名。
这些回民军人及其后裔从此定居广州，这条街也成了他们的聚居地之一。他们在聚居之地分别修建了濠畔寺、南胜寺、东营寺三座清真寺，与怀圣寺、清真先贤古墓并称为广州五大穆斯林圣地。东营寺建于明代，距今约有500年历史。
明清交替时，在广州回族聚居区域，有一位回族人叫羽凤琪，历史上称之为“忠烈伟丈夫”，因为他率明朝官兵顽强抵抗清兵，直至广州城陷，仍拒不撤退，最后与两名回族军官同时殉难。后来，他们3人被广州回族称为“教门三忠”，并被传为佳话。
清廷为此对广州的回族人恨之入骨，对幸存的回民残酷压迫，导致此后的100多年，广州回族人数锐减，各个清真寺内的明代伊斯兰教文物被清扫得几乎荡然无存。
虽然东营寺内历史遗迹曾受到过很大的破坏，但仍有不可忽略的历史价值。在如今的小东营寺旁边，坐落着一所名叫越华路小学的学校。据1948年的《月华》刊载：“东营寺教长马季显阿訇，设寺内经文小学一处，有学生20余名。而这间经文小学就是现在广州越华路小学的前身。由此可见，小东营清真寺还曾对广州的教育事业作出过贡献。”
清真寺旁边的三间青砖平房，这些年来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1911年4月27日，在这座并不起眼的院落里，黄兴策划并打响了辛亥年中国革命的第一枪。这里，正是著名的“黄花岗起义总指挥部”。
当时，起义总指挥黄兴亲率130多名敢死队员，聚会于小东营清真寺旁边的这三间青砖平房，这里离清政府的两广总督署不过500米。清真寺是回族穆斯林礼拜的地方，回族穆斯林每日五番拜功，来清真寺的人老少皆有，容易掩人耳目，因而，黄兴与其手下的回族革命党人权衡再三后把指挥部放在了这里。
下午5时30分，黄兴率领敢死队成员，从越华路小东营出发，攻打两广总督署。革命党人一度攻入两广总督署，两广总督张鸣歧逃走，革命党人的老对手、水师提督李准率部与革命党展开肉搏。起义军浴血奋战，与强大的广州清兵激战，后来革命党人终因兵力严重不足而溃败。在敌众我寡的战斗中，革命党人奋勇作战，先后有72名烈士英勇就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其中，就有广西籍回族、同盟会会员宋耀民。
起义失败后，黄兴负伤前往香港，喻培伦、方声洞、林觉民等被捕杀。在广州的同盟会会员，冒着生命危险，将散于各处的72具烈士遗骸殓葬于东郊黄花岗。
发生在小东营清真寺边的这次革命，史称“广州黄花岗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具有较全面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虽然失败了，但其历史意义和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黄花岗起义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清朝统治，促进了民主革命精神的进一步高涨，为民主革命事业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传播了民主自由的思想，为后来武昌首义一举成功准备了条件，也可以说是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
三、谁引发“清真同志之爱国热”
黄花岗起义后不久，四川省又发生了一起令人瞩目的历史事件。历史证明，这起事件对于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产生了最为直接的影响。
近代以来，铁路的多寡一直都是世界各国交通事业评定的标志性参照物。早在18世纪中后期，英国资本家斯蒂芬森就曾拟定在中国建设一个大型铁路网的计划。他以武汉为出发点，连接上海，继而拟定经四川、云南之后，抵达印度。因而，我们说洋人早就蓄谋从武汉修建一条进入四川的铁路。到了清朝末年，各国列强都在喋喋不休地争执着中国铁路的修筑权。洋人认为，经济的侵略远比军事侵略要好听得多。
早在1897年和1898年，英国和法国就已经取得了修筑滇缅铁路、滇越铁路的特权。然而，他们依然变本加厉，表示要投资中国，把中国的铁路贯穿四川。他们甚至不经请示当时的清政府，就已经派出人员进行勘探和研究。
铁路修筑权，关系到国家的主权和兴衰。在四川人民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声中，四川总督锡良不得不于1903年上奏朝廷，力主中国自己发展铁路事业，外国不得染指。
锡良的建议很快产生效果，深知利害关系的清政府，1904年在成都设置了“官办四川省川汉铁路总公司”，但到1905年，这个机构变更为“官绅合办川汉铁路总公司”，到了1907年，这个机构又被更名为“商办”。“商办”就意味着修路权可以被洋人取得。
顿时，整个四川一下子都被激怒了。四川人民深知危机重重，前车之鉴如印度、朝鲜，都是因为外国列强以外商投资的方式取得和控制修路权而丧失了国家在修路及其他方面的主权。
四川人民决定冲破一切艰险，自行修路救亡。
川汉铁路从汉口出发，经重庆奉节，之后抵达四川，全长1500多公里。1906年时，四川总督锡良与湖广总督张之洞会晤时，初步预算修筑铁路经费需5000万两白银，二人约定湖北与四川，各自筹款，从两地进行铁路对接。
当时的清政府，已经犹如一个垂暮的老人。有识之士推算，修筑铁路，可以巩固国家主权，又有利润可图，但时局已经不允许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来完成铁路入川的壮举。当时的清政府，赔款压力巨大，而举办“新政”更加费钱，近乎于窒息的清政府已不具备这样的实力。
川汉铁路自1906年就开始了前期的勘探等工作，1908年，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被聘为总工程师。到武昌起义爆发的时候，几万修路工人，已经完成了30多里，因桥洞未完工而未通车的铁路也有80多里。而清政府聘请的洋人总工程师，只是象征性地进行了勘探工作。
《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书》是清政府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签订的。清政府向它们借贷600万英镑，以两湖厘金盐税作为担保，允许四国可以享有借款的优先权以及展路权。一纸契约，断送了两湖境内1800里的路权，而且还把粤汉铁路、川汉铁路全部拍卖了。
先前已变更为民办的铁路，又要被清政府收为“国有”，这预示着清政府要将铁路的修筑权出卖给帝国主义。
新上任的四川代理总督王人文也大声疾呼：“此举乃是吾国之国权、路权，一俾之四国。”甚至清政府内部的立宪派也清醒地看到：清政府如此这般，等于“官卖”，遂强烈反对清政府与洋人签订的贷款协约。
1911年6月1日，清政府向四川总督王人文发出歌电，告诉其决定的川汉铁路股款处理办法：“对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如川人定要筹还现款，则必借洋债，并将以川省财政收入作抵。”此电明示，不许川省股东保本退款，而只允换发铁路股票，即政府不但收路，而且夺款。
王人文收电后，惆怅万千，他心里明白，如果布告于民，四川必定大乱。6月7日，在清政府的逼迫下，这位总督将电文公布于世。果不其然，电文公开后整个四川一片哗然。同时，清政府派人清查铁路公司各地账目，以便接收，但都被四川民众拒绝。
人们的愤怒被点燃！人们大骂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为卖国奴！
到了6月17日，成都岳府街上，数万四川百姓聚会在一起。水泄不通的街道上，铁路公司代表罗纶声泪俱下地演讲：“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我们要誓死反对！一致反抗，反抗到底！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
顿时台下的数万百姓发出了山呼海啸般的呼应。
这一天，“四川保路同志会”宣布成立，人们推举蒲殿俊为会长，罗纶为副会长，内部组织构架设有总务股、文书股、交际股、游说股。这一天，保路同志会的人又蜂拥到总督衙门前请愿，要求代奏其愿景。当时的四川总督王人文出面安抚百姓，他表示只要是关乎国计民生的事情，身为四川最高行政长官的他，都不会坐视不理。
王人文言行一致，他于当天致电内阁说：“……各团体及公司开会，到者约千余人，演说合同与国家存亡之关系，哭声动地，有伏案私泣”，“惟哀痛迫切之状，实异寻常……”
同时，王人文还率四川总督衙门相关人员，一起参奏朝廷盛宣怀丧失路权、国权，要求治以欺君误国之罪，并请将自己治以“同等之罪”，“以谢盛宣怀”。
王人文忧患时局，当月27日，他又把罗纶等2400余人签注批驳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的原件及公呈人全体姓名上奏，并附函请朝廷处分自己。王人文的做法令朝廷极度不满，几天后，朝廷就将这个不听话且办事不利的王人文革职。
王人文被革职后，清政府的卖国行径再度激起四川成都广大群众的不满：“送路权于异族，蝇营狗苟，误国祸民。”
出于满腔热忱的爱国情怀和对于卖国行径的无比义愤。在回族人士苏元泰的倡议下，为响应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行动，400多名回族群众在成都召开大会，在东鹅市清真高等小学堂组建了成都清真保路同志会。会上大家言辞激烈，人人愤慨不已，一致反对误国殃民的政府“送路权于异族”的反动政策。大家以为“吾等清真回民亦国民之一份子”，“愿极吾人心腹之诚”，与四川保路同志会“指擘之助”。在他们的号召和影响下，四川各地回族不畏清廷的残酷镇压，也相继成立清真保路同志协会20多处，积极参加各地保路运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被各界群众誉为“清真同志之爱国热”。
后来，清真保路同志会与前来镇压的清军还展开过激烈战斗，在保路运动中死难的回族烈士达10余人之多。回族青年志士有力地支持了这场声势浩大的维护国家权益的爱国运动，从而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川各界人民在保路同志会的发动下，掀起了全省的罢工、罢市、罢课以及武装斗争。同时广东、湖南、湖北各界也纷纷响应，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旅美华侨也宣称“粤路国有，誓死不从”。全国数十万人参加的保路运动逐渐发展为反对清朝腐朽统治的斗争，与当年春天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一样，成为辛亥革命的序幕曲。
四、马德涵血书立誓投身保路
四川保路运动的斗争，是波澜壮阔的，它延续到了湖南、湖北、广西、广东等省。这是一场中国人为维护国家主权而掀起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它的爆发直接引发了清王朝的覆灭。这一时期，回族人马德涵积极投入到了这场爱国斗争之中。
保路同志会首领之一的汉族人罗纶，曾担任保路会交涉部部长，而回族人马德涵则出任交涉部副部长，他们都是保路会的领导人。
马德涵，又名马德咸，回族，字向治，1868年出生于陕西西安。其父马玉坤曾经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在太平军遵王赖文光、扶王陈得才部效力并担任过他们的随军医生。陈得才起义失败后，马玉坤落籍到西安，为人医病，名声颇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