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何，我的心里一阵惊喜。谁想拿出来一看，却是柳树上掉下的一个小汗虫。这让我很失望。
记得小时候，老师在课堂上讲共产主义，老师讲得很投入。按理说，我听得也应该很投入。可是我投入不了。因为虱子正在向我发起进攻。根据当时身上的感受，我想至少有一个连的兵力。就在我伺机对敌人进行反攻的时候。老师叫起了我。老师问我什么叫共产主义。我说，虱子……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全班学生就笑了起来——包括现在正和我在马路上很抒情地散步的这位同学兰，那时说不定我正在偷偷地爱着她——我才知自己说失了口。我当时想，什么叫共产主义？身上没有虱子就是共产主义。让我感动的是，老师并没有批评我。大概是因为在虱子的问题上，我们有着共同的立场，算得上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可以说是同仇敌忾。为此，我感动得差点流下热泪。那时，我想，难道兰身上就没有虱子？经过反复侦察，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当我终于发现兰在上课时也偷偷地反击虱子时，我简直兴奋得就要哭起来。我在心里不止一万遍地说，兰身上也有虱子。这个重大发现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仿佛我们一下子成了一家人，用阶级论的观点来说，我们是属于同一个阶级了，这样我们就有结成统一战线的基础，我们可以形成不可战胜的同盟军。只不过兰反击虱子的动作要比我们优雅得多——甚至可以说是优美的，女孩子就是怪，就连抓虱子都是那么可爱——而且，在反击完之后，往往用拢一下头发等动作收尾，巧妙地将动作的实质掩饰过去。更多的时候，兰是强忍着。我的心里是多么的疼啊。如果虱子是一个日本鬼子，我真愿意上去和他拼一个死活，可是虱子却在兰的身上。我就在心里一遍遍地声讨。声讨之中，我竟然忘记了我身上的虱子正在向我大举进攻。
由于长期受虱子的欺凌，我们常常睡不好一个囫囵觉。也许正因为如此。那些虱子停止进攻的间隙，就弥足珍贵。它让我们深刻地感到酣眠是多么美好。现在，已经没有了虱子的侵袭，倒觉得失去了睡觉的味道，甚至对睡觉一片陌生。是的，当止痛片发明之后，人类忍受痛的疼能力也降低了。
一位在扶贫办工作的同志给我说，上面验收扶贫成果，可是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错综复杂，根本无法做到客观公正。我说，这不难。你下去根本用不着翻缸倒柜，你只要让主人将衫子脱下来一看就知道了。如果你在上面还能够逮住虱子，那就说明还没有脱贫。否则，说明已经脱贫了。朋友说，这倒是个好办法。
算起来告别虱子已经多年了。应该说，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因为从通常意义上，是否告别虱子决定了一个人是否真正脱贫。
没有了虱子的年代，似乎少了一种滋味。突然觉得自己一下子贫穷了许多，也小气了许多。小时候，虽然饱受虱子的侵扰，现在想来却有一种胸怀在里面。然而，当身上真的有那么一批虱子出现的时候，你是否仍然能够表现出一种绅士风度？也许，这就是人吧。
秋风
秋天的凉天峡如同一坛经年老酒，尚未开饮，已让你飘飘若仙，好长时间，你都不能自持，你才发现，立足未稳，它已抢先将你的眼睛醉去。秋天的凉天峡又像一位母亲，散发着一种熟透之后的安详，一种沧桑之后的宁静，一种最后的美丽。什么都不要干，就那么静静地站着，体会那种让你喘不过气来的静。你将重新回到母体之中，回到那种不妨被世事弄丢了的心灵睡姿之中。不由得你将生出一种把自己交出去的冲动，就像一个跑得太累太累的小伙子想将自己交给睡眠，甚至长眠。
有一头牛，躺在那里静静反刍。
有一只马，站在那里静静回味。
蹄声如歌，往事若兰，一切将如闲云淡出。正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将目光再深一些，你又会觉得云缠雾绕之中的凉天峡全然一个隐者，要说遁者更确切些，你禁不住要问，他们到底因何而隐？没有人回答你。你的眼前分明是个高人，藏在深处，带着微笑，窺着我们。对其经历和秘密的猜想成了那一刻你放不下的心事。把雪顶在头上，把云养在腰间，把彩着在身上，有谁，能够如此潇洒？
如果我们从远眺中看到的是凉天峡的安详之美，成熟之美，那么，我们走进松林，则看到她的集体的美，向上的美，平行的美。寻觅了这么多年，不想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美学大师。
柳已青过，枫已红过，凉天峡将最后的一班岗交给松，让它搭着猎猎黄旗，等待她的最后一批儿女归来。
看，凉天峡的游子正在匆匆归来。他们回家的脚步是多么急啊。这些在外面疯了整整一个春夏的孩子，被秋天唤回家。因为在故乡，真是去也安详，来也安详。现在，他们正在回家，一边行走，一边准备着一个美梦。
秋天的凉天峡纯是一腔相思。相思把她的脸都憋红了。
这哪里是什么红叶，这分明是一片片向季节吻别的朱唇。
陪伴松针的是雪，是一阵阵在阳光中奔跑的雪。不，那不是雪，那分明是爱情的马蹄声。在这场奔跑的爱情里，一身红装的松在临风而望。
松啊，你的这身红装到底是为谁而披？
还有毯子一样铺在地上的松针。面对这些相拥而眠的花针，你只能想到思念，一种燃烧过的思念，你会听到相思的脚步声。
把目光收回来吧，不然眼睛一定会受伤。
秋天的凉天峡美得惊心动魄，美得万马奔腾。
没有人，也不能有人，即使一个人也是污染。
这个秋天，我的心中只剩下一个对凉天峡的赞叹。什么是世外，凉天峡就是世外。这个秋天，我被凉天峡的秋色清洗。清洗后的你会觉得，有种什么东西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流动。
有时，你又会觉得凉天峡是一个关于色彩的神话，是造物主设在这里的一个色彩的牧场，你会觉得造物主把世界上的所有彩神都赶到这里放牧，浪漫的彩神把色彩盒乱扔一气，扔得到处都是，扔成一座座山，扔成一个斑斓的仓库。置身其中，你会觉得一个个彩神在你的身边飞舞，有无数的色彩的精灵在你的呼吸中出出进进。
当然，造就了这个色彩王国的是凉天峡的树，那种散漫得一派仙风道骨的树。
面对凉天峡，面对凉天峡的树，我的心像鸽子一样纷飞。
凉天峡没有污垢，就连那些散发着腐败气息的枯藤老树苍苔，也只能让你感到一种腐败之美。青苔像岁月一样爬满树，水像传说一样流淌在山涧。苔生于石，让你觉得石头是活的，让你能够感觉到它在呼吸，在絮叨，如果不是逝去的爱情，就是革命家史。
桦树林的秋天是叶子的秋天。遍地落叶让你感到一种巨大的覆盖之美。
在这里，你会看到自桦枕着叶子睡觉，做着雪一样的美梦。
叶子落在路上，就有了路的姿态。踩在落叶上，你会感到一种莫名的温暖，这种温暖给人一种迷失之感，让你心生化雪的感觉。
叶子叶子，你是跑了怎样一程路，竟然累成这样？
你的心上也落了一层叶子。
叶子悠闲地落着，无数的手指似的将这无边无际的静拨了一下。带着阳光，倦意，让你感到一种落之美好。
落叶啊，你如此步履匆匆，到底是被谁追赶——风？还是季节？抑或是自己？
难道，这就是树的卸妆吗？
秋天的红桦如同一个香销玉殒的风尘女子。带着邋遢残红，衣着不整，有种落魄的美丽和潦倒的性感。置身其中，你仿佛能够闻到她身上散发出的青春气息，能够听到她们当年的欢声笑语，能够看到她们夺人心魄的艳媚。这种残余的美丽和性感传染给空气，让你觉得季节因为经不起伤感而奔逃。
从凉天峡回来，躺在床上，脑海里还是那片秋色。渐渐地，所有的色彩被记忆抽象为一种黄，那种梦一样的黄，黄得不能再黄的黄，母亲唤儿归来的那种黄，父亲送女出嫁的那种黄。你会觉得那是谁把阳光堆积在那里，甚至可以说它就是阳光本身。
你第一次理解了橘，原来它是中年的颜色。
起来，起来赶路
到处写着“一级防火，吸烟罚款”，当年那场大火怎么就没有防住？抑或压根就没有防？吸烟罚款，那么放炮呢？当年怎么就没有人在这里立上防火牌？或者是立了，八国联军就压根没有看见？
远远看去，遗址如同一个打碎了的酒杯，一只破弃的绣鞋，一个惊破的梦，一口捅开的陷阱，又如一条河滩。这些乱七八糟的石头，该是哪条河遗弃的呢？别的石头都被岁月冲洗得又光又滑，为什么独有这些石头两百年后还这样棱角分明，锋利得触目惊心？
面对这些横七竖八、相与枕藉的石头，我问一位朋友，什么人到这里最伤心？他说工匠和工匠的子孙。我点了点头。且不说这庞大沉重的石头是怎么运到这里来的，单说这石头上细密精美的雕花，它该是多少工匠一斧一斧一凿一凿刻出的啊。
恍惚间，我觉得这惆怅的雕花，这些即使粉粹也不败落的雕花，就是工匠的血泪、青春、日子和父母妻儿的泪眼。
夕阳落在残破的石门上，映着当年的繁华和堂皇，有点无精打采，昏昏欲睡。
我闭上眼睛，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从远古而来。香烟缭绕、鼓乐齐鸣、柔歌曼舞……
一阵凉风吹过，这些音像随之而去。睁开眼睛，面前还是这堆残石，如同一口口棺材，说不清其中装着什么，留下些什么，又如一具具尸骨，谁的尸骨呢？
一个女孩驻足沉思，似乎在问：在规则的北京城里，为何独有这些石头散堆在这里？是无人收拾？是它们太沉重了，收拾不起？还是觉得这些木乃伊太忧伤了，不敢触碰？
石头缝隙中荒草凄凄，果皮纸盒罐头瓶杂居其中，使人无法言说地难过，又好笑。一群小学生在这里追逐嬉闹，叽叽喳喳的声音使它们又还原为平常和普通。
多少情人频举相机，留下一季又一季的芳容倩影，留下无尽的甜蜜记忆。一个小伙子让女友笑笑，女友就笑笑；再笑笑，就再笑笑。姑娘让小伙子拨拨额角的一缕头发，小伙子就拨拨；再拨拨，就再拨拨。他们不愿意在这人生的旅途上留下丝毫的马虎和败笔。我不由得想，给这圆明园设计遗像的那位大师是不是太马虎了？这个败笔该让后人如何修改？
友人也要为我留张影，我选择了一个残破的香炉做背景，却不知该拿出什么表情。友人叫我笑笑，我就笑笑，不料那笑就成为一个无法更正的遗憾。香炉在照片上活似一个摆渡的船，我是一个过客。
英国朋友的相机不停地咔嚓咔嚓，不知为何我觉得那玩艺儿那么像武器，我好象能够听见震耳的枪炮声。
该走了，不然就赶不上车了，朋友催促说。
是的，还要赶路，该走了。
再回首，夕阳中的圆明园遗址又像一位睡着了的老人，是那么的宁静，我不禁在心里轻轻说：
起来，起来赶路。
本土如乳
那时我大概是七岁左右。一天，家里来了一个陌生人。父亲说是老庄上的。我问在什么地方。父亲说是“南里”。我又问“南里”是什么地方，父亲说“南里”就是我们南边的一个地方。我问这个人是我们的什么人。父亲说算起来应该是我的堂哥。那时的我好像有点胆小，不能很正面地打量堂哥。将一些零碎的感觉拼起来，觉得堂哥在一些什么地方和我们“北里”人有所不同。现在想来，这种不同正是所谓的文化吧。
吃过晚饭，父亲让我们兄妹去睡。我们却被堂哥带来的新鲜甚至神秘吸引着，迟迟不肯去睡。以致最后父亲只好将我们赶到另一个屋里。这就更加增加了我们的好奇。接着我们就看见父亲和伯父在另一个屋子里紧张地商量着什么。再接着父亲就将家里仅有的一袋子麦子一分为二，装在另一个袋子里。然后整个家里就笼罩了一种战争的味道。堂哥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走的。背上是父亲分出来的半袋子麦子。父亲的这一决断给我们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没有到下一个月就已经无米下锅。姐姐不免埋怨父亲几句。父亲说，你总不能看着老庄上人全被饿死吧。姐说我们也离饿死不远了。父亲就搧了姐一耳光。父亲认为姐说了不吉利的话。父亲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也不让姐对生活失去信心。对于怎样保证几个儿女不被饿死，事实上父亲心里也一定没底。
但是我们毕竟活下来了。
后来的日子里，堂哥再也很少到家里来。甚至奶奶去世家里打了电报也没有来。我们兄妹就常常抱怨父亲当初不应该将麦子给堂哥。我不知道父亲是否对当初的决定感到后悔，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开始动摇。因为平时不放过任何说教机会的父亲这次却保持了很深的沉默。
改变了我们对“南里”人看法的是一九九二年那场淫雨。老家的庄稼颗粒未收。整个村子都处在一种巨大的惶恐之中，我们家也不例外。谁想就在这时，“南里”的堂哥却运上来了一手扶麦子。堂哥同时送来的还有一个消息，那就是另一个在“南里”很有权力的堂哥问我愿意不愿意到“南里”工作。让我意外的是父亲对这个消息非常感兴趣。因为父亲一直想着将来有机会能够回到“南里”。这时，既然我能够代替他回去或者说为他打个前站，他老人家当然再高兴不过。我就跟着堂哥去了一趟“南里”。
所谓的“南里”其实就是秦安县。
我被安排在一个机关当秘书。起初我觉得这要比我在“北里”教书好多了，但是不久我又回来了。这倒不是我对机关的秘书工作干不惯，而是有一种“气”接不上。到“南里”不几天后，我就觉得呼吸困难，烦躁不安。
奇怪的是一回到“北里”，这种症状就消失了。父亲说，他刚到“北里”时也是这样，过一些时间就会好的。我却再也不想去了。我又回到了那所乡下中学教我的书。我想，这也许就是所谓的本土吧。
忧伤的驿站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一想起节日，心就被忧伤渍透。而年尤甚。欢乐，如一颗杏子，被跟在童年之后的成熟一棍子打落了。
也许是季节到了换班时间，显得心不在焉；也许是岁月太劳累了，再也迈不动脚步；抑或是光阴被梭子打肿了双手、磨溃了双脚。反正，一种抵挡不住的倦意和恍惚排山倒海而来。
之于成人。
一个驿站就在眼前，先进去再说，管他身后路长路短。
那个驿站，就叫做年。
谁也说不清楚年的酒旗已经晃荡了多久。
那是一面多么温情的酒旗。年像好女人一样迎接着所有疲惫的心灵，抚慰着所有受伤的日子；为远旅归来的游子打上一盆洗脚水，递上一把热毛巾；将征人的兵戈剑戟悬之高阁，将跋涉者往年亏欠的梦泡在糖和酒里，让梦做得比长面还长，比饺子还圆，比窗花还美丽，比爆竹还清脆，比祝福还温暖……
我敢说，所有从路上归来的人，一迈进年的门槛，投入年的怀抱，都会泪流满面。
年说，有钱没钱你回来；
年说，得意失意你回来；
年说，水路旱路你回来。
年是一双守望在故乡风口的娘的泪眼；
年是一尾祖母一进腊月就守候在老家河岸的老船；
年是所有盼归的心！
活着的老父等着为儿女掸去身上的征尘；死去的祖母等着听孙子讲述三百六十六个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