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那是谁给我捎了一句话，说铃姐在深圳的日子不好过。明婶有病。那儿是农村，一家人连吃的都没有。说话的人问我是不是叫孔云飞。我说是。我感到奇怪，还有人问起我的姓名来。那人说他是广州的，明婶是他的远房亲戚。是明婶讲了红楼的门牌号码，让他来敲我的门。那人约有四十多岁的样子，脸色不太好，但和和善善。又说，他姓宋，住在官下街100号，祖祖辈辈卖屐，卖鞋。如果有什么困难可以去找他。亲戚的亲戚也有几分亲。我说，我很好，没有什么困难。他说了几句话就走了。我不在意。家里的人都散了，亲戚的亲戚有什么用？都是陌路人。不过姓宋的叔叔很和善，他的背影很好玩：半驼着，走路往前冲。官下街100号，这好记。我想，这100号不简单，难得极了。我的门牌是44，44广州人讲就是“死死”。难怪我家死的死，散的散。我这个没人要的人，说不定什么时候真的死去。死去不要紧，我就想着阿花。
我在街上走着。衣服已经磨烂了，穿另一件也是烂的，都是又脏又烂的货色。管它脏不脏，遮住命根根就行。我的命根根有人爱，那就是阿花。有阿花爱就行。我总是边在街上荡，边想着阿花。我到葵葵小学去，那大门还紧闭着。老师不知到哪儿死了，老不开大门。人家有枪有炮去武斗，你只会划粉笔也去造什么反？粉笔也能打仗吗？也好，所有学生也和我一个样，没有学好上，到处流浪。
流浪真痛快。连续五天五夜，我从大沙头走到火车站，又从珠江大桥走到沙河大街。走到哪算那。到处喊打喊杀，我才不怕呢。我穿街过巷没人理。当然，有时被人掷石头。掷石头我不怕，我掷得比谁都准。那天，有一个比我大的家伙，在沙河大街上向我吐口水，我开始不搭理他。等到他不注意的时候，我冷不防把一口浓痰吐在他的眼睛里。等他抹完了定定神，我已走出十多步。他弯腰捡起一块石头，我也弯腰拾起一块石头。他使劲向我掷过来，我一闪，石头打在电灯柱上，像炮竹开花。我不用瞄，只使劲一掷，就打中他的命根根，只见他抱着命根根在地上打滚。我大摇大摆地复回到他的身边，大声吼道：“记住，别欺负人！你死你的吧！你的命根根断了更好……”
我也不明白，我怎么这样狠心。狠心？我的狠心没有那小胡子大只佬十分之一狠呢！
就这样，我在大街小巷走着，无牵无挂。这个城市像是破烂纸糊的一样。这墙有破大字报，那墙有烂标语。你占一栋楼为司令部，我占一个桥头堡把住去路。没完没了的打骂，争吵。造反派，拉泡尿也撞见一群。造什么反啊，白天喊打喊杀，夜晚就干见不得人的事。哼，还要到我的红砖楼去干那事呢，等着瞧吧！
我越想越气愤。回到红砖楼里，我就格外的闷。正因为这样，如果不是到了天黑时分我是不会回来的。
太无聊的时候，我就想阿花。珠海在哪个方向？我不知道。跛脚女人把阿花带走了。当初我跟着她走是不可能的，但为啥没问问她的地址呢？怕是以后都见不到阿花了。
一天，我试图着去问卖牛杂的阿伯。他每天都推着一部车子在街上走，车子上装着铁桶，桶下烧着火炭。滚烫的牛杂香喷喷的，馋死我了，可我没有钱。我站在那儿大口大口地吸着热气。阿伯的声音嘶哑，那叫声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卖牛杂罗，卖牛杂罗……”他见我吸着牛杂气，大口大口地吞着，就给我一串牛杂。我不敢接，因为我没有钱。他问我爹妈呢？我说爹劳改去了，妈跳珠江了。他问我还有谁。我没有照直说，只说有一个亲人叫风花，在珠海。珠海怎么走呀？我问他。他说珠海在海边远着呢。你一个小孩子去不得呀！他硬是把两串牛杂塞给我，说不要我的钱。我接过牛杂串给他磕头，他说，用不着磕头。磕头是旧社会的礼规，新社会不兴。
牛杂太香了。我敢说世界上最香的是这两串牛杂，吃在嘴里又柔软又可口，吞下肚暖和暖和，留在嘴里的香味直往鼻孔和喉管里钻。
“孩子。同我卖牛杂好吗？你推车子。”阿伯说，“想吃牛杂你就吃，勤力点，多卖点，给你买件衣服。我心里一热，好感激他不嫌弃我。我说我给你推车子，和你一起卖牛杂。阿伯收留我是有他的苦处的。阿伯是官下街人，没儿没女，老伴瘫在家里，穷得丁当响。我到他家的时候，伯母躺在床上动不得。阿伯把车子放在一边，就扶她起床解手，喂她粥水。我连忙为伯母抹汗。他俩住在很窄的地方——一个楼梯底的房间里。天天听着人家上落的脚步声。伯母虽然动不得，但心地好。她倚在床上把往日收藏的衣服翻了又翻，最后找出一套灰色外套。她发现少了两粒钮，便叫阿伯在床头柜上翻出两粒钮来。
她戴着老花眼镜钉好了钮。她问阿伯，这孩子叫什么名字。阿伯说不知道。我说：“伯母，我叫孔云飞。”
“好孩子，你过来，这衣服合你的身子，快换去，那又破又烂又脏的衣服怎么能穿呢？”
“我穿惯了，不要换。”我说。
“你不是要跟阿伯卖牛杂吗？穿又脏又破的衣服会把人吓跑的。谁还敢买牛杂呢？”伯母说着咧嘴笑了。
“这衣服是谁的？”我问。
“孩子，你不用问了，就穿着吧！”伯母说着低下头去很伤心的样子。我不敢再问什么。
牛杂好吃，熬煮不容易。每天凌晨五点，阿伯就去屠宰场把牛肠牛肚买回来，洗了又洗，涮了又涮，直到全去了异物异味，然后放在锅里煮上几个小时，调放了萝卜、八角和一些别的什么香料。再倒进铁桶，装在车子上。
我会烘炭，翘着屁股吹红了炭火，再添上一些炭，就推出去街上卖。阿伯说十一点多推到街上好卖。往日孩子刚放学，都来买一串，一桶牛杂剪着串着，就没有了。两角钱一串，十串两元，百串二十元。装满一桶剪串起来少说也有两百串，一天下来也有好几十元钱。老俩口就靠这牛杂过日子。
推了几天车，吃了几天牛杂，我觉得腻了。推车子老在一条街上跑，单调极了。天天吃牛杂，闻到这味道就想呕。我敢说，世界上最难吃的是牛杂了。不过我坚持着卖了半年牛杂。
夏日里的一天中午，趁阿伯不在，伯母睡着了，我悄悄离开他们。我穿着那套灰色外套走了。至今我还不知道，为啥伯母说起这套外套就伤心。世间的伤心事多得很，我不想去寻根问底。
我悄悄地离开牛杂伯后，就到处游逛。
阿伯和伯母好是好，但我觉得天天卖牛杂，天天吃牛杂，的确最腻人，一点意思都没有。阿伯说这样自食其力好。不偷、不诈、不骗、不抢，靠自己的力气过日子才是正道。
他说归他说，我走我的。广州那么大，你怕我会饿死么？
一日，爷爷托一个陌生人到红砖楼来找我。这人自我介绍，说他也是雷州半岛人，和我爷爷是亲戚，相邻二里路。他在广州做海鲜生意，爷爷托他带口信来。爷爷要告诉我的是：刘鹤哥跟他学了几套武术，手脚挺灵活，很有点小名气了。哥哥已经长大，已被在珠海居住的表舅父接去了。说刘鹤哥哥可以成为表舅父家中一员。过些日子，刘鹤哥哥可以在表舅父领导的一间机械厂里当学徒。我听了真为哥哥高兴。
来人说：爷爷老了，想让我回到他的身边。我说我不回去。我在红砖楼里等爸爸回来。这以前我已同爷爷说过了。
来人说了句安慰的话，就走了。
刘鹤哥哥到珠海去要入工厂，真是天大的喜事。可是我无法见到他。他一定长得很帅，又识功夫，真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