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则掌故还告诉我们，乐善好施是商路上的机缘。为富不仁，那是没参透富贵多在天命上。大凡参透者，当有“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奇迹出现。
富商借牛
从前，有一个富商目不识字，却最喜欢摇头摆尾，自附风雅。有一次，富商正在堂屋里陪客，有人送进来一张借柬，向富翁借一条水牛去耕田。
富商拆开借柬，口中念念有词地看了一遍，随后对借客点点头说：“知道了，你小待片刻，等一下我亲自来好了。”旁边的人听了，都捂着嘴暗暗好笑。
这则掌故是挖苦没文化的商人的。21世纪的商人也应当有点知识。像这样的人，即便有时能蒙混过去，但总也有露马脚的时候。“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智）也”，应该说这才是一个商人真正聪明应守的信条。
不过，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商人不是大学教授，商人必须要有自己特殊的知识结构，否则那还不如去搞学计算了，商场毕竟不是书本那么简单。那么，作为一个商人，需要哪些知识结构才算合理呢？企业家不应是一个专家，应该是一个杂家。企业家的知识结构是什么，一句话：“外行听起来很内行，内行听起来不外行”，做到这些，其知识结构就够了。
掌柜王盛林
山西榆次常家天亨玉掌柜王盛林（汝阳人），在东家发生破产还债需抽回天亨玉资本时，向其“相与”大盛魁借银三四万两，让东家将资本利润全部抽走，天亨玉毫无资本，全赖借款支撑，改组为天亨永远，照常营业，未发生倒闭，全凭了王盛林的人格信用。1929年大盛魁危机时，王掌柜派人送去万块银元，同事们坚决拒绝，认为此款无法归还，王正色道：“假如20年前没有大盛魁的维持，天亨玉早完了，哪里还有天亨永远呢？”
这则掌故，是说山西商人笃信“和气生财”，重视与社会各方的和谐，尤其在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常竞争，又保持相互支持和关照。在晋商中，相互指友好的同行为“相与”，凡是“相与”，必须善始善终，同舟共济。
他们不乱交友，只有经过了解，认为可以共事，才与之银钱来往，否则婉言谢绝。既是“相与”，必竭力维持，即使无利可图，也不中途绝交。
与时俱进
山西省太谷县广升药店的前身是广盛药铺，约创办于明代嘉靖年间。
广盛药铺原是到太谷县行医的某大夫开办，后被当地地主社氏所侵吞。清朝嘉庆年间，改组，新增姚聚等人人股，药店遂更名为广升（聚记）药店。广升药店出售的自制中成药龟龄集和定坤丹。
这两种药原来都是宫廷药品。据说龟龄集是明代方士向嘉靖皇帝朱厚熄进献的一种长生不老药，后由方士陶仲文的义子太谷县陶某将配方抄出，又经太谷药铺修改定名为“龟龄集”，从此流传于世。当然，说此药能长生不老纯属方士骗人。但此药确有增进人体新陈代谢，调整各部机能，加强血液循环，滋阳补肾作用，尤对年老体虚者疗效良好。定坤丹是专治妇女经血不调的中成药。清朝宫女一般是15岁入宫，25岁才能出宫婚配。长期的宫禁生活，使大多数宫女精神忧郁，体力虚弱，身患经血不调之症。乾隆四年（1739），太医院集全国名医修（《医宗金鉴》，同时拟出治疗宫女经血不调的药方，即定坤丹。但因此药方不能外传，故《医宗金鉴》未收入。后来，太谷籍监察御史孙某，因母病从太医院抄出此方。从此，定坤丹也流传于世。传说，咸丰二年（1853），太平天国派军北伐时，天王洪秀全曾命北伐军攻占山西后，要保护好生产龟龄集和定坤丹的太谷广升药店。后来，北伐军因孤军作战失败，天王关于保护好太谷广升药店的命令虽未能实行，但由此可见，广升药店出售的龟龄集和定坤丹影响之深远。
广升（聚记）药店从嘉庆年间改组后，到光绪初年是它的迅速发展时期。
当时，汉口是川广药材的集散中心，怀庆（今河南沁阳）是生地、山药等药材的主要产区，广州是中西药品的进出岸。广升（聚记）药店先后在汉口、怀庆、祁州（今河北安国）、禹州（今河南禹县）、广州等地设立了分店。
同时，自制销售的丸散膏丹也发展到10多种，如治霍乱的“麝雄丸”、治时疫的“玉枢丹”等均负盛名，销售颇佳。至于龟龄集、定坤丹则更是该店生财的灵丹妙药，尽管这两种药当时产量较低，龟龄集年产仅500瓶，定坤丹年产仅300盒，但因价格奇昂，每瓶（盒）平均需银2两左右，使该店收益不小。
光绪十一年（1885），申化带领七家股东退出，另组成广升（远记）药店，或称广升远药店。广升远首任经理申守常，精明强干，药店在他的主持下发展很快。雄厚的资本是经商的物质基础，申氏首先设法广为吸收游资，扩充药店资本。接着，积极向外扩展，开设分店，如在营口、济南、重庆、烟台等地也都设立了分店。此外，积极扩大龟龄集、定坤丹的销售市场，使这两种药的销售地区由原来的山西、河北、河南、广东等地，又扩大到东北、西南各省和南洋一带。有人估计，广升远从成立到1930丰，盈利在70万银两以上。
这则掌故告诉我们，在商道上要与时俱进。
清代的广升药业尚且有这样积极开放的思想，今天的商人就更要具备了，因为在当今世界，企业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虽有风险，但更多的是机遇，只有积极开放，才能尽快改变落后面貌，迎头赶上。
史量才与席子佩反目为仇
《申报》是上海最早的一份报纸，1872年由英国人美查集资创办，席子眉任华经理（买办）。席病故后，由其弟席子佩继任。以后美查回国，将《申报》全部让与席子佩接办。
席子佩接办《申报》后，因经营不善，成绩平平，渐露倦意。1913年，在“南社”友人聚会上，流露出欲让渡股权之意。时史量才亦在座，他欲在新闻界有所抱负，遂与席子佩磋商。经多次协议，双方订立转让合同，载明转让代价12万元，分三期付清，每年各付4万元。
史量才接办《申报》，系集资合股性质，史自任董事长，席子佩留任经理职，并受邀参股。席感激史对己推崇倚重，尽力辅佐，将历年办报之得失娓娓相告。史量才锐意创新，适逢时会，业务蒸蒸日上。但时日一久，渐露矛盾。在史接手后第三年，席子佩屡以经济拮据为由，要史量才预支《申报》转让款项，每次百千元不等。史颇厌之，有时照付，有时拒绝。史量才为彻底整顿报社内务，亟谋将席逐去。因此，席遇事与史商议时，史俨然以董事长身份，冷面相向，以致席子佩虽为经理，而事事感到掣肘，渐渐不堪忍受，遂提出辞呈，一走了之。
此正中史量才下怀，席子佩大骂其过河拆桥，忘恩负义，耿耿于怀，伺机报复。席退出时，既未分到盈余红利，又未结清薪资账目。不久，即以股东名义，以清算盈余，退还股款为词，重金聘请意籍律师穆安素撰状向会审公廨起诉。纠讼三年，方才结案。史量才被判向席子佩赔偿24．5万两，当庭交保。席子佩既出了气，又得了钱，仍不心甘，筹划进一步打击史量才。1918年，以史所赔偿巨款为资本，创办《新申报》。出版前夕，席子佩不惜血本大搞宣传，宴请新闻界，并在席间批评《申报》，指责史量才。席对《新申报》取材、编辑等各方面亦是煞费苦心，事必躬亲。然时出版业竞争激烈，新报刊立足不易。席子佩枉费心机，挤垮《申报》目的未能达到，反而入不敷出，难以维持，只能再次出让他人了。
这个掌故给人的教训是商机可得不可失。失去了再想与别人对着干，只能是自找苦吃。
同时，这则掌故告诉我们，一个人要潇洒从商，坦然为贾，不要轻言合作。有知识、有眼界、有对策，能以己之长，陷彼之短之人认识到，一个人的力量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必须有赖于那些愿意与人合作、愿意与其他人保持团结关系的人。经商者多有此心，所以，你必须防范那种借合作而踩在自己的肩膀上，以求站得更高，走得更远的人。
《申报》和《新闻报》的龙虎斗
《申报》和《新闻报》，是旧上海影响最大的两家报纸。《申报》创刊于1872年，《新闻报分创刊于1893年，比《申报》资历短21年。但《新闻报》不甘示弱，一问世就与《申报》展开激烈角逐，欲后来居上。
特别是1899年汪汉溪出任《新闻报》总经理后，更是雄心勃勃，大有在上海报界独占鳌头之势，于是两报之争愈演愈烈。
《申报》重视军政要闻的评述，深得政界垂青；《新闻报》则标新立异，专事报道商贾行情，赢得商界声望。《申报》建造新馆舍以增排场气派，购进新式印报机以提高印刷质量，加快出报速度；《新闻报》则自设外电收报房，选用上等纸张印报，以加速新闻时效，美化报纸形象。
《申报》为多栏广告发行《星期增刊》，奉送《宣传新闻》；《新闻报》为吸引客户，则赠阅《本埠新闻》，小说中夹登广告。同时，两家报纸还争登一些光怪陆离、乃至夹杂色情的广告，以招徕客户。为了争抢读者和利润，两家报纸花样迭出，明争暗斗，好不热闹。当时两家报纸凡提及报名时，《申报》必称“申新两报”，而《新闻报》则定日：“新申两报”，谁都想做“龙头老大”，这种顺序成了两报的金科玉律，几十年无一例外。
经过一番较量，至1929年，《新闻报》日销15万份，打破了《申报》日销14万份的最高纪录，在发行量上渐占上风。这可急坏了《申报》主人史量才。史量才常想，如能将《新闻报》纳人自己控制之下，则可在上海乃至全国成立报界“托拉斯”，那时自己才算得上是中国报界的“龙头老大”。如今《新闻报》发行量跃居《申报》之上，使得史量才如芒刺背，兼并《新闻报》的决心日坚。不久，史量才终于找到了好机会。
同年7月，《新闻报》老板福开森所依赖的北洋政府早被国民政府所取代。老谋深算的福开森，鉴于国民党的新闻政策，认为外人在华办报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打算把手中持有的股票全部抛出，拎着现款打道回府。当时《新闻报》号称股份有限公司，共2000股，每股定额10元，福开森持有1300股，充其量不过13000元。华籍董事700股，其中汪汉溪父子也有不足1/5的股权。汪汉溪死后，股权归其子汪伯奇、汪仲韦。
福开森作此打算，按理应当先与汪氏兄弟及华籍董事提出股权移让的问题，但此时“北四行”代理人暗中与福开森联系，愿以20万元的高价成交。福开森见有利可图，便瞒着汪氏兄弟和全馆人员，与“北四行”达成协议。据说，在股权移转的过程中，还有一幕“戏中戏”，连福开森本人都被蒙在鼓里。原来，北四行不过是出面人，实际承受这些股权者，乃是《申报》老板史量才。史好不容易碰到福开森逃避资金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便采取“移花接木”的手段，把福开森在《新闻报》65％的股票吸收过来。为了避免引起反对，史暂时隐身幕后，要等木已成舟，才正式出场。
一天，福开森突然不到报馆来了。有一个自称为新股东全权代表的董显光，意气昂扬地走进来，占领了福开森所居的监督室，并发号施令，凡百元以上的支票须由出纳课呈送他本人核准签字后，方能生效。直到这时，全馆人员方知《新闻报》易主，无不为之骇然。于是，《新闻报》全体人员在汪氏兄弟的带领下，爆发了一场抵制史量才并吞《新闻报》运动，报馆各层楼贴满了“反对报界托拉斯”的标语，一时颇有声势，连沪上闻人虞洽卿等人也来调停。
史量才起初对《新闻报》的反弹置之不理，可是有一天《申报》总主笔陈冷血对史说：“你这样坚持下去，恐怕要两败俱伤，危及根本。”原来，政府当局早想包办舆论，巴不得申、新两报斗得精疲力竭，好趁机劫收。
史听陈言，如梦方醒，慌忙退兵。他宣称退出300股，使之拥有的《新闻报》股票不超过50％，今后也不干涉《新闻报》的经营方针和内部事务，报馆一切事务仍由汪氏兄弟全权负责。至此，史量才收买《新闻报》的风波，才渐告平息。事后，史信守诺言，直至遇刺身亡，连《新闻报》的大门都不曾踏进一步。两报依旧对垒如初。
商人，要有见好就收的头脑。否则，将有赔了夫人又折兵之忧。这则掌故同时告诉我们，不要奢求自己永远站在商业之巅。而且，据史载，史量才是连蒋介石都不买账的人，最终被害。可见一个人孤芳自赏，恃才傲物，不能够很好地协调利用好身边的人际关系，那么你就注定会是个失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