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忠说：“对中国来说，像刚刚说的刺激经济，是暂时稳住，但没有解决中国根本问题。中国是出口依赖型经济，比日本、韩国都要更依赖于出口。所以在出口不好的情况下，经济再恢复增长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现在政府砸钱，能维持的话，实际上也是有限的。如果真正调动内需，是要调动中国家庭内需。我们说刺激消费说了十几年了，刺激消费，但消费在经济当中的比例一直下降，这一直是一个口号，没有具体行动。中国消费不足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家庭财富水平比较低、收入水平比较低。很多人认为中国人消费不足，是因为不敢消费。其实中国老百姓不消费最重要的原因是没钱，不解决这个问题，刺激消费是很难的，中国的财富主要在政府的手里。一个市场经济里面，财富在家庭手里，消费好，劳动力市场好，工资也好，继续更进一步的财富积累，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如果财富积累都在政府手里，是不支持消费的。我们这么依赖出口，主要是这个引起的。这个不解决，中国经济要恢复高增长是非常困难的。现在很多人认为世界经济危机很快就要过了，我们就好了，一切回到昨天，这个梦我想就别做了，昨天不会回来的，你得另做打算。”
投资人对中国股市的发展可以期待，但也要反思谢国忠的忠告，期待中国股市一切“回到昨天，这个梦就别做了，昨天不会回来的，你得另做打算”。
中小企业融资难亟待改善
中国的中小企业就像中国的农民工一样，处在政策的边沿、金融银行业的视野之外，无法走进政府官员们注意力。然而中国的中小企业像野草一样疯狂地生长着，在极其艰难环境下创造了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近六成，吸纳了中国80%的劳动力就业。
终于，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市场的疲软，造成了中国大量的中小企业倒闭，失业人数大增。正是政府考虑如何安排庞大的失业人口的时候，政府终于认识到了中国中小企业存在的意义。中小企业开始走进了中央政府的视线里，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对中国企业来说这是多么可悲的理由。但可喜的是中小企业将会有一个宽松的公平的发展空间。
在2009年的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参加浙江省的讨论时说，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是提供就业岗位的主渠道。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离不开民营经济和民间资本的重要作用。国家出台的一揽子保增长的措施能不能见到实效，真正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关键看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得如何，看带动社会资金和民间资金投入多少。要进一步提高对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的认识，消除观念上的偏见和歧视。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能繁荣经济、解决就业的都要大力支持。要进一步破除各种体制障碍，切实扩大市场准入，特别要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使非公有制经济真正享有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民营企业要深化改革，大胆创新，勇于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提高市场竞争力，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从政治角度，温家宝总理的这段论述，对于占中国企业总数99%的中小企业来说将会在融资和政策层面得到一个公平宽松的发展平台和环境。这是中小企业家们梦寐以求的喜事。
而这之前中国中小企业所面临的困难，特别是在信贷融资渠道面临的艰难是很难想象的。
在货币紧缩环境中，为保持最佳盈利水平，银行必然转变信贷偏好。由于上市公司、企业集团、大型企业、重点项目的信贷资金风险较低，而且往往派生大量的中间业务，因而他们往往会成为各商业银行优先放款的目标。相反，中小企业由于项目较小、企业发展前景充满不确定性等原因，在竞争中必然处于劣势，银行信贷“保大放小”的做法成为必然，中小企业资金链面临严峻考验。
货币信贷总量的下降将导致企业资金缺口难以弥补，中小企业本来分享的信贷份额就较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压缩贷款将对中小企业融资产生较大的边际影响，中小企业融资的步伐更加沉重。目前，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普遍上浮30%～40%，个别的接近高达80%。同时不少银行还要求企业存单质押，使国有银行综合融资率达到了11.65%，股份制银行综合融资率达到了15.4%。如果是担保贷款，加上担保机构平均2到3个百分点的担保费率，中小企业承担的融资成本更高。
而造成中小企业融资不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缺乏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资本市场。中小企业成长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需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吸收资金以充实自己的力量，而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的股权交易则成为其必然选择。
第二，缺乏有效的融资工具。中小企业的情况很复杂，不是一刀切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中小企业既需要有针对现金流动的贷款，也需要有一些针对人的贷款，我们的金融机构必须有一些新的工具，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
第三，缺乏必要的金融中介机构。许多中小企业并没有足够的自有资本进行抵押贷款，担保性放款是解决这些企业资金不足的有效途径。但从目前的情况看，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这种担保服务的担保机构不多，即便有的地区建立了这种机构，也因担保资金来源等方面的问题而难以正常运作。
第四，有些金融部门管理人员没有意识到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性。自国家实施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以来，国有商业银行普遍加强了集中调控力度，贷款重点投向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和大型企业，对基层行处分配的贷款规模较小，尤其是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县级支行，基本上没有贷款权限。中小企业的发展和融资活动也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从中小企业发展现状来看，自身素质较差，符合贷款条件少，使他们难以获得金融机构的信赖。相当数量的中小企业结构严重雷同，低档产品多，技术含量低，缺乏市场前景，使金融部门不敢提供资金支持。有些中小企业在改制过程中，恶意逃避银行债务也加剧了银行的恐贷心理。加大政策性投入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如何解决中小企业的信贷融资困难，首要的就是从体制入手，进行分析制定和改变相应的支持中小企业灵活融资的政策。
在现行的金融体系中，国有商业银行贷款给国有大中型企业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而贷款片面地向少数大型企业集团倾斜，加上过分严格地控制中小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活动，是导致中小企业和新兴企业缺少融资渠道的根本所在。也有中小企业自身的原因，多数中小企业在发展初期盲目追求短期利益，而不注重资本积累，其简陋的条件和太低的信誉，令银行和机构投资者望而却步。
另外，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但大多是针对中小高科技企业，而更多非高科技企业依然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中小高科技企业在得到政府支持的同时，也得到了国内外风险投资的青睐，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几年里，中小高科技企业面临的融资难问题将得到有效缓解，而大多数中小企业的融资状况将难以改变。
由此看来要想彻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必须依靠切实有效的政府支持和一定比例的资金投入。比如在各级政府设立“中小企业投资基金”，该基金可以政府投入为主，适当吸纳部分民间资本，再依据当地的条件及实际情况，在不同时期确立不同的重点，全方位地帮助中小企业进行由小到大的蜕变。
对于中小企业信贷融资难的状况，在温家宝总理的讲话之后，各相关部门开始针对这一问题集中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十一五”期间，中国将组织实施“中小企业成长工程”。中小企业成长工程的主要内容包括：
——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引导和鼓励各金融机构开发适宜中小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鼓励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到境内外上市。规范和发展产权交易市场，支持中小投资公司设立和发展。
——培育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重点围绕信用担保、投资融资、创业辅导、技术支持、信息服务等领域，培育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加强培训。整合社会资源，开展多层次、多类别的专业培训和继续教育，切实提高中小企业素质。
——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引导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继续组织实施“国家中小企业信息化推进工程”，推动20万户中小企业联网。
——推动中小企业产业、产品和组织结构调整。积极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各类所有制的中小企业。
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各级中小企业管理部门落实六项措施，缓解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现状。
1．帮助中小企业开拓市场。通知要求，要引导和帮助中小企业以潜在的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发新产品、组织生产经营和技术改造，主动开拓和占领国内外市场。
2．要以办好“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和“APEC技术交流展览会”为契机，多渠道、多层次、多样化组织和推动各类中小企业产品展览展销活动。
3．推动中小企业结构调整，加快产业升级。通知要求，各地中小企业管理部门要大力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开展资本运营，利用境内外资本市场实施并购重组，进行产业链整合，提高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4．管理创新，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通知要求，要引导企业突出战略、营销、财务、风险和质量管理，千方百计增收节支，降低成本，靠管理求效益。
5．创造良好的政策和市场环境，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通知要求，要主动配合有关部门，加大对企业负担的专项治理力度，取消不合理的行政性收费项目。要结合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引导企业强化信用意识，健全信用制度，建立信用自律机制。
6．全力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千方百计保持社会就业形势稳定。通知要求除了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必须淘汰关闭退出的企业外，要千方百计减少企业停产、关闭和破产情况发生，千方百计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尽量不裁员、少裁员。
中国的中小企业的春天已经来了，虽然在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这个冬夜之后。冬去春来百花齐争艳。
理清“重投资轻消费”的根源
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我们一味强调“高积累低消费”。没办法，在当时一穷二白的状况下，我们只能“先生产后生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们的“家底”逐渐厚实起来，国家应当注重投资与消费的协调。
可是，在近些年来中国经济的成长过程中，投资的拉动作用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据了解，我国GDP消费率最高年份出现在1981年，当时的消费率曾经达到67.5%，2003年却下降到不到57%，而最新的数据是55.4%，20多年间下降了1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发达国家GDP消费率一般为70%～75%。比较之下，中国的消费率普遍比发达国家低15～20％左右。
现在看来，前段时间中央在扩大投资规模上着实下了一番功夫。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要求，今后一段时间内国家将从10个方面入手，安排4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项目。除此之外，一些地方政府也在搞自己的刺激经济计划，不仅有省一级的振兴经济计划，也有地市一级的振兴经济计划，甚至还有县一级的振兴经济计划。某种程度讲，这些“地方版”的振兴经济计划抑或成为各地追加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代名词。迄今为止，全国各地出台的“地方版”振兴经济计划就需要大约18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当然也有说15万亿元和20万亿元等其他各种各样版本的。
很明显，无论是中央的4万亿元人民币经济振兴计划，还是各地的“地方版”经济振兴计划，主要意图还是通过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来“保增长”。虽然也会有一部分投资“溢出”到消费领域，如在没有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假设之下，参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民工工资就算是从投资领域向消费领域的一种“溢出”，但靠这种办法来刺激消费要绕很大的弯子，周期较长，规模也相对有限。
在“扩内需”方面，政府之所以重投资而轻消费，无非是仅从直接回报来考虑问题。投资能够带来收益，即使无法带来现金收益，至少盖的房，修的路，搭的桥都摆在那里，看得见，摸得着。相反，要让政府部门拿出钱来刺激消费，等于政府“白给”老百姓钱。这种惠民措施却是看不到，摸不着，无法体现地方官员的政绩。以官本位为特征的地方政府就不可能有积极性。
造成扩大内需重投资轻消费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贫富差距太大。85%的财富掌握在15%的人手中，而85%的人只占有15%的财富。特别是县和县以下非农业人口，本身没有什么产业，很多人每个月挣200元都很困难。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战略给今天带来的后遗症：贫富差距过大，没有购买力和有效需求，消费启动不了，地方政府就只能把重点放在投资方面来拉动内需。
要启动内需，清除重投资轻消费的根源，就要从两个层面分析并着手解决：
第一是消费倾向问题。
一谈刺激消费，都会谈及社会保障，涉及的就是改变消费倾向的问题。有人提议说将中国家庭消费倾向提升到和美国家庭消费倾向一样的水平，这样消费不就起来了吗？这种建议不无道理，但是中国老百姓的社会福利跟不上，医疗、教育、养老、就业等等费用不仅高且都要老百姓自己掏腰包，老百姓本身收入低，承担这样高的生活后顾压力，老百姓也只能平时省吃俭用尽量多多储蓄。老百姓是不敢消费而不是不愿消费。另外，现在对中国家庭消费数据的统计是有问题的。如果把住房开支（包括购买住房本身）也泛泛地算作是家庭的某种消费的话，中国的消费倾向在过去四年中一直是在猛烈上升的，现在这一消费倾向上升的余地已经不是很大了。可见，消费倾向并不是大问题，老百姓并不是不花钱，只是把钱都花在了买房子上。积蓄都花光了，再怎么刺激，也拿不出钱来消费。
第二是国民收入分配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