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加强国际组织作用，完善能源安全体系。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为应对石油危机而建立的石油安全体系已经表现出与当前复杂的能源安全形势不太适应的迹象。
过去二十几年的时间里，由于复杂的政治、经济原因，造成亚洲地区的石油进口国要比欧美国家支付较高的原油价格，这种不平等的价格，即“亚洲溢价”损害了广大亚洲国家的利益。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成为主要的能源进口国，在新的国际贸易格局中，如何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能源安全保障是一个新的课题。
除此之外，目前的能源安全体系对采取措施平抑油价难以达成一致。国际能源署战略石油储备应急启用计划仅在1991年海湾战争前夕和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后启用过两次。许多国家呼吁能源安全体系应更加灵活，保障包括能源运输、市场定价在内的整个能源供应链安全。加强国际能源组织作用，完善世界能源体系刻不容缓。
其次，鼓励能源产业投资，扩大世界能源供应。在本世纪上半叶，化石燃料仍将是能源消费的主流。然而，世界能源生产及供应已经出现油气行业勘探和开采投资不足、海运及管道运输能力遭遇瓶颈、炼油能力迟滞不前等问题。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它的石油产量并没有猛增，据美国剑桥能源研究所预计，要使伊石油产量恢复到1978年日产350万桶的高峰，还需要数百亿美元的投资。伊朗石油部副部长侯塞尼安表示，到2010年伊朗的石油工业需要增加投资1500亿美元。
在召开的八国集团能源部长会议上，各国能源部长们已经提出为能源投资提供便利、建立激励机制、大力发展油气管道运输等建议。各国改善投资环境确保投资增长，加强在能源开采、运输和加工方面的投资，是当前提高能源供应量、缓解能源供应紧张形势的一项很好的措施，所以各国应加强贯彻和实施。
再次，实施能源多元化战略，积极开发可再生资源。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里使用的主要是可再生能源，只是在工业革命后化石燃料才被大量使用。
现在的核能、水能、氢能、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等比较洁净的能源在世界各地都已得到不同程度的利用。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对可再生能源的认识不断深化，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日益受到重视。实施能源多元化战略，积极开发可再生能源成为许多国家能源安全政策的核心内容。然而，受地域、时间、技术和资源多寡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上述能源在大规模推广方面还存在着一定困难。
面对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能源需求的不断增加，加快能源研究步伐、开发矿物燃料的替代能源，已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一项紧迫的任务。走能源与环境和经济发展良性循环的路子，是解决能源安全问题的最根本的出路所在。
最后，促进各国能源合作，共建全球能源安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国家间联系的日趋紧密，各国能源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脱离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能源安全而保证自身的安全。
全球能源消费国之间，尤其是发达国家与新兴消费大国之间，虽然在开发利用海外资源方面存在多方面竞争，但在维护国际市场稳定、开发新能源、节能以及环保等方面有着共同利益和广阔的合作前景。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能源生产国、运输国和消费国之间的对话，少谈一些“威胁论”，多进行交流，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国际能源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如今，我们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前景是光明的，但依然任重道远，妥善应对新的挑战、共建全球能源安全是我们的共同愿望和目标。各国之间只有达成共识，加强合作，才能为我们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才能为我们的子孙留下源源不断的能源。
低粮价时代已经终结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类生存的基础，然而，从2007年开始，全球粮食储量降到近20年的最低点，小麦、糙米、大豆和玉米期货都处于多年来最高点。海地因食品价格飙升引发骚乱。全球飙升的食品价格，导致布基纳法索、喀麦隆、埃及、印度尼西亚、象牙海岸、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和塞内加尔都先后发生骚乱或暴乱。因此，粮食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它向人类发出了警告。
人类尚未摆脱“高油价”的困扰，又面临着“高粮价”的挑战，双重压力使人们的生存面临着威胁。对人类来说，汽油贵了，可以少开车或不开车，而肚子总挨饿却是致命的。
世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分析说，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穷人购买食品的费用占收入的比例最高达75%，食品价格上涨对贫困人口的生活构成沉重打击。高涨的粮价正使一些贫困国家面临饥饿威胁，并可能导致一些国家陷入社会动荡。
在粮食危机爆发前，各个国家将发展重点放在工业和科技上，认为粮食是成本最低的基本消费，这种观念促使人们不重视粮食业的发展。粮食危机爆发后，促使粮价突飞猛进地增长，从而告别了低粮价时代。各个国家纷纷意识到，粮食问题正与次贷危机交织在一起，成为各国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
在现今粮食问题里，谷物类产品取代大豆的领军地位连续上扬，成为推动粮价上涨的新领袖。玉米、大米等谷物类产品价格的攀升甚至使得各国在国际贸易领域重新加重保护主义措施。
国际粮农组织发布的大米价格总指数显示，自2008年1月以来，国际大米价格暴涨约20%。例如，2008年3月，高品质泰国100%B级大米的报价为每吨546美元，比2月份增长了13%，比2007年3月则提高了68%。我国2008年1至2月的粮食进出口数据也表明，农产品贸易领域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农业部数据显示，2008年1至2月我国农产品虽然进出口双增长，但是进口增幅远大于出口增幅，农产品贸易由上年同期11.5亿美元的顺差变为20.6亿美元的逆差；出口额为63.0亿美元，同比增长7.4%；进口额为83.6亿美元，同比增长77.4%。谷物方面，总体仍维持净出口格局，但净出口量快速下降。在稻谷产品的进出口贸易中，大米的进出口占绝大部分，具体比重分别是出口占99.7%，进口占97.5%。
在新纪元期货公司组织的2008农产品报告会上，专家提出，国际粮价已经成为新的焦点。泰国大米价格达到近20年最高，世界小麦库存量达到30年的新低，玉米价格也创历史新高，这些都意味着十年来的粮食低廉的时代已经结束。根据联合国记录估算，全球干旱、美元贬值、投资转移到初级产品，以及农田改种油料作物等因素共同导致了这次粮食危机。但人口增长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兴起，使得粮食危机有可能持续很长时间。
在芝加哥期货市场上，2009～2010年生产周期的粮食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相当，长期还有走强趋势。这种现象表明，在经历一年多的上涨之后，涨价的预期又蔓延到了一年以后。
在涨价预期的控制下，粮食出口国出现了惜售现象。2007年，阿根廷政府将大豆出口税从27．5％提高到35％，小麦的出口税从20％提高到28％。印度尼西亚的棕榈油出口关税从1％左右提高到了6．5％。而粮食进口国则开始鼓励进口。在遭遇了2007年的洪涝灾害之后，俄罗斯降低了农产品进口关税，并开始对部分进口实施补贴。
粮价一涨，世界上的低收入家庭首先感到恐慌。在墨西哥和印度，因无钱购买粮食的贫困饥民爆发了骚乱，而在阿根廷和印尼，骚动针对的是出口税率上升。总之，粮食涨价引发的骚乱成了许多国家政府最头疼的事。在巴基斯坦和埃及，政府对大饼的生产和销售进行了严格的监管，防止商人就地涨价。
粮食涨价持续到何时才能终止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问题，关于此问题，国际粮食研究所进行了讨论和分析，他们认为，供需缺口最大的玉米有望在2010年以后达到供需平衡。但是粮食价格不会因此下落，最好的可能是保持高位运行，但多数研究人员认为，10年之内，谷物价格至少还要在现在的水平上上涨10％，涨幅最高可能达到20％。因此，有关专家作出这样的预测：随着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大关，低油价时代已经结束了。下一个结束的，也许就是低粮价时代。
很多人不约而同地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是什么原因促使粮价剧增呢？令人困惑的是，在粮食价格暴涨的2007年，全球农产品生产并没有突发性下降，而是保持着平稳的增长趋势。除了大豆面积受玉米面积扩大影响而出现下降外，2007年全球玉米、小麦和稻谷生产分别比2006年增长了9．4％、2．0％和1．2％。
全球粮食储备量在2007年也没有突发性下降。全球粮食储备量虽然在2000～2004年逐渐下降，但2004年以来全球粮食储备量下降幅度不大或基本稳定。
随着亚洲居民收入增加，世界对粮食的需求量正在加大，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导致价格暴涨。那么，前所未有的涨价是如何形成的呢？
在探索原因的过程中，多数人将粮食涨价与涨价不止的石油相联系。因为石油涨价正是引发1970年代和1990年代粮食涨价的主要原因。石油涨价使得机械化农业的生产和运输成本骤升。同时，石油制品，比如化肥，也跟着涨价，会进一步推高农产品的价格。
从1980年代中期到2004年，国际原油价格一直保持在每桶20～40美元的水平。2006年以来，原油价格突然快速上涨，达到目前每桶110美元左右的水平。糟糕的是，这次石油涨价不同以往。它不仅仅是提高了农产品的成本，而像是推倒了多米诺骨牌，后续效应比油价本身带来的问题更严重。
拉动油价上涨的一个因素是亚洲新兴市场高速发展的经济。1990年代中期，全球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不到3％，现在已经超过了5％。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贡献最明显。前者的年增长率连续多年超过10％，后者也维持在10％左右。新兴市场的增长部门集中在加工制造业，每时每刻都需要石油。
亚洲的工业化进程是历史性的。18世纪以来，大多数亚洲国家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跨入现代国家行列的机遇如此触手可及。这一进程的成败关系到数十亿人口的福利，因此，对石油的需求只会继续增加。未来的亚洲，从事农业的人口将越来越少，石油越来越贵，粮食生产的成本越来越高——粮食价格也一样。
石油价格飞涨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生活方式构成了威胁。美国和欧盟都在积极开发新兴能源，以缓解油价的压力，其中，生物能源被寄予了厚望。将玉米或者甜菜转变成乙醇或生物柴油的技术已经很成熟，生物能源行业生产规模日渐扩大。这缓解了能源方面的压力，因此受到政府的鼓励，但是却与亚洲工业化的后果殊途同归，造成了粮食涨价。
生物能源技术最重要的效应是将能源市场和粮食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石油不再只是通过加大生产和运输成本带动粮价。石油涨价将直接带动生物能源涨价，由此加大市场对作为能源原料的玉米的需求，带动玉米价格上涨。由于种植玉米的利润更高，越来越多的土地种上了玉米，导致小麦和大豆种植面积缩小，价格也开始上涨。
这条传递涨价的链条如此清晰，使粮食专家认识到，只要今天的世界对石油的需求居高不下，只要石油的价格一直上涨，世界粮价就将进入一条上升的快车道。能源是比粮食大得多的市场，前者的一点风吹草动都将在脆弱的粮食市场掀起轩然大波。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相隔遥远的庄稼地和农民正统统被纳入到一个全球范围的粮食市场中去。美国艾奥瓦州的农场主规划新一年的玉米种植面积的时候，他们的决定将影响巴西马托格罗索州的大豆种植园主的心情，关系到亚马逊热带雨林是否要面临过度开发的命运。一个南澳大利亚农民收看天气预报的时候得知，太平洋上气候异常，澳大利亚有可能遭遇新的旱灾。他来到自家的麦田里，感到忧心忡忡。这种忧心会一直沿着和太平洋暖湿气流相反的方向，登陆东南亚和非洲，在开罗和泰国的农民中心中激起涟漪，并且让菲律宾的饭店老板减少米饭的供应。后者也许并不知道澳大利亚的确切方位，但那里的坏天气却和他们的家庭收入息息相关——这就是全球化。
但到目前为止，中国似乎还是一个例外。在国际粮食价格急剧上涨的时候，2007年底，中国开始控制以至禁止粮食出口，并且向市场投入了大量国家储备粮，平抑粮价的上涨势头。中国居民的“米袋子”一直保持着充足的供应，价格也相当平稳。
平抑粮价的措施已经使中国国内粮价在过去几个月逐渐背离国际价格。到2008年2月，国际市场上的小麦价格已经接近国内小麦价格的两倍；国际米价也渐渐超过国内大米，到2月两者差价达20%以上；玉米也出现类似的变动趋势。
中国对待粮食危机的措施使中国面临着这样一个选择：要么越来越艰难地继续隔离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将涨价拒之门外；要么，跟上涨价的潮流，另觅应对之策。
“2008年的粮食危机暴露了粮食供应链上的种种缺陷。任何新政的推行，都必须着眼于如何长久的根治农民的贫穷问题。”的确，诚如英国《经济学人》社论所言：“农业问题的严峻性不容置疑。粮价普遍低廉的好日子已一去不返。如果政策适当，而且运气不错的话，全球可能会达到新的平衡。不可避免的是，转型的过程总需要经历阵痛，并耗费巨大。但是改变已迫在眉睫。各国政府应当寻找缓解转型阵痛的方法，而不是迫使这个过程停止。”
美元贬值，粮食价涨
纵观历史，全球曾发生过好几次粮食危机，但是如2007年一般的全球性价格上涨，却极为少见。2007年12月，芝加哥小麦、玉米和大豆月均期货价格分别达到每吨336.9美元、166.8美元和423.1美元。
伴随着粮食危机的是美元大幅贬值。自2002年以来，美元已经贬值超过30％，2007年，美国次级房贷危机爆发后，又进一步加速了美元贬值。
而在世界主要农产品出口国中，除了美国外，欧元、澳元、巴西雷亚尔等货币都非常坚挺，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以美元结算的农产品价格上升。除了农产品以外，2007年国际所有大宗商品市场几乎都出现全面上涨情形。生物燃料的发展，更是打通了石油和粮食之间的价格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