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做什么事情，没有坚定的信念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遇到闲难，或急躁或退缩或希望它凭空消失，都是不现实的。只有持之以恒、坚忍不拔地进取，才能克服危难取得事业的成功。
1.志有定法，脱于俗流
天生为凡人，怎能脱流俗?每个人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只要忠于自己的理想和选择，就获得了脱离世俗的心志。
志向，与其说是奋斗的目标，不如说是生存的意义。
立志是一个人成事之根本。任何人欲成就大事业，就必须要先立志。孔子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诸葛亮讲“志当存高远”。曾国藩的同僚胡林翼说：“人生决不该随俗浮沉，生无益于当时，死无闻于后世。
惟其如此，我们应自立自强，努力做众人所不敢为、不能为的事情，上以报国，下以振家，不负此昂藏七尺之躯。”他所以说得好，是因为他说得全面、朴实，我们人人都可以做到。当然说得和曾国藩最为接近的是王阳明，他主张在学习和奋斗之前要先立志，不立志就好比种了植物不培根、不浇水，只能是徒劳无功而已。这种观点与曾国藩主张的以志为本是一个道理。
立志是一个慎重又多思的过程。曾国藩曾为立志心神不宁：“自从去年12月如日后，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
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本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曾国藩不仅为无志而忧，更为有志而叹：“人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有大抱负，才有大动力、大毅力、大魄力，也才会有大境界。所谓大抱负不是好大喜功，不是好高骛远，而是放眼天下，志在四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谓大魄力也不是有勇无谋地一味付出，而是危难时刻的果断与冷静，谨慎与精明。可以说，想确立远大的志向就要先学会放下小的情怀。过多地咀嚼一己之悲欢，就看不到脚下的土地、身边的世界，也意识不到自己对天下的责任，当然不会产生大的气象和作为。
曾国藩在20岁以前，虽然跟随父亲勤奋读书，但并没有大的志向。道光十年(1830年)，其父曾麟书将其送到衡阳汪觉庵先生处学习。一年后，又回到本县涟滨书院肄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曾国藩眼界大开，助长了他锐意进取的精神。为痛下决心，他毅然将原字伯涵改为涤生，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涤”
就是“涤其旧污之染”，“生”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寓意自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出淤泥而重生。
他给自己定下的座右铭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这也是曾国藩传于后世的最经典名旬。
早年的曾国藩就经常自比于李斯、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有朝一日自己也成为像他们一样的名相，千古流芳。随着其学识的增加，思想的逐渐成熟，他对其志向的思考更加深入和具体。
曾国藩认为立志必须有步骤，但光有志向还不够，更需要“勤”、“俭”、“明”、“孝”、“信”等素质予以辅助，几方共同作用才能够达成志向。
“勤”是曾国藩本人谈得最多，体会最深的品质之一。它与曾国藩的“力行”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说，“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无论居家、为官、治军，皆以“勤”字为本。自古以来，当政之人皆以“勤政爱民”为训；为官之人只有勤于做事才能造福于一方百姓。曾国藩也深知这一点，他不仅率先，而且还勉励部下做到“身勤”、“手勤”、“口勤”、“心勤”，所以说，“勤”的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
“俭”。鉴于明清统治阶级的奢侈腐败导致的社会危机，曾国藩主张戒奢崇俭。他认为，这样既可以减少应酬开支，又可达到“俭以养德”的效果。他说：
“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息则难望有成。”这一点对于现代的年轻人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明”既可指办事能力，又可指道德修养。曾国藩说：“大抵莅事以‘明’字为第一义。……凡高明者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颇不易。若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由此可见，心明眼亮，办事明快，有效率、有水平是实现志向的必备素质。
“孝”。曾国藩说：“盖君子之孝，尤重于立身，内之型家式乡，外之报国惠民。凡吾行事足以令人钦仰者，皆吾所以敬吾亲也。凡吾德意足生人感恋者；皆吾所以爱吾亲也。推此以求，则尊显之道事业无穷。”他认为只有立身、立志，方能更好地行孝，孝在这里不是狭义的尊老，而是广义的惠民、亲人，不只是父母，而是天下所有值得敬佩和尊重的长辈，有一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意味。他把尽孝与立志巧妙地结合起来，所以他能有比别人都豁达的心胸，事业有成也就不足为奇了。
“信”。曾国藩认为，“失信”为清朝官吏无为堕落的根源。为了挽救其堕落，纠正封建士大夫奸滑、浮伪的恶劣作风，他以“诚信”相标榜。他说：
“信，即诚实也。一言不欺，一事不假，行之既下，人皆信之。”
曾国藩指出的这几个方面，正在于他个人的精神修养。曾国藩认为，精神的修养全是内心所要做的功夫。
所谓治心之道，皆属于精神修为。由古至今，凡有所成者无一不注重精神所得。只为做事而做事，与为志向而谋事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而只有达成志向的同时也能获得精神丰收，才是不流于俗之志。
2.以身作则，严于律己
一个统帅、领导别人的人，首先要不断地完善自己。最好的收心方法就是成为众人的榜样。
为人处事讲求原则，高标准、高要求、高效率，但能做到对人的过错不计较和苛责，这样的领导则少之又少，曾国藩算是一个。
曾国藩处理“秦淮灯舫”一事，充分说明了他的居官原则。
秦淮河是古都南京的古迹名胜，也是游船画舫的积聚地。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秦淮河一带受到战争的洗劫，日渐萧条凄凉。战争结束，秦淮河畔出现了昔日的画舫，恢复了繁荣景象。
六安郡的太守涂廉访，思想保守，对这种情形看不顺眼，便通令各县严厉禁止秦淮河的画舫灯船，并把此事的处理结果禀报了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曾国藩对涂廉访说：“听说淮河灯船，尚寥落如星辰。我多年前曾过此处，只见千万船只来往如梭，笙歌之声彻夜不绝，实在是太平年代的一大乐事啊!”涂廉访听后，甚是别扭。
没几天，曾国藩约各位官员共游秦淮河，并设宴款待太守涂廉访。席问，曾国藩风趣地对大家说：“30年前，我是心向游弋而不敢游弋，30年后，我是心不想游弋而不禁别人游弋。”停了一会儿，他又说道：“30年后的今天，我身为两江总督，处理政事不能凭一己之好恶，一定要为金陵百姓恢复一个源远流长、大家喜爱的游乐场所，并重建一个人文荟萃、河山锦绣的江南名城。”
曾国藩对秦淮灯舫所抱的开放态度，对幕僚中的官员启发很大，最受教育的还是太守涂廉访。他撤销了原来的禁令，并采取积极措施，修复鸡鸣寺、莫愁湖、胜棋楼、扫叶楼，恢复了六朝旧迹，使龙盘虎踞的石头城再放异彩。
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的举措，在金陵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时，各地商贩云集秦淮河畔，富商大贾携眷游玩，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选择贤人委以重任，听其言而察其理。这两句话是曾国藩自认很难做到的。但他仍旧尽力而为，在选任用人上尽量做到宽容。
他在给好友的信中写道：“今年我在省里，在下辖的武职官员中特别赏识塔齐布这个人，实在是因为军营目前的风气不好，官兵们遇事退缩，行为虚浮，漫不经心，无所作为，骄纵涣散，如同撮合起来的泥沙不能当饭吃，令人又是叹气又是痛恨。获得一个像塔齐布这样热血澎湃、立志杀敌的人实在很难，因此我才倍加器重，屡加赞许。除此之外，我也缺乏可以信赖的心腹。
至于那些不受我肯定的人，则是人人对之斥骂唾弃。有些人想要混淆黑白，颠倒善恶，将大才、小才各种人才混为一谈，那么依着我这不够宽大的胸怀，对此实在不能容忍。造成今天整个社会的动乱，只因为人们混淆是非，万事漠不关心，才使得志士贤人灰心丧气，偷奸耍滑之徒得意洋洋。”
大凡居官为宦的人，仕途坷坎不平，身败名裂的不在少数，有的人甚至稀里糊涂就被免职罢官了。曾国藩总结古代高官失位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是四个方面：昏、傲、贪、诈。曾国藩家书中提到了四败：“昏惰任下的人败、傲狠妄为的人败、贪鄙无忌的人败、反复多诈的人败。”曾国藩认为要居官有成，就必须戒此四败。欲不昏惰任职，必须做到“明”，尤其是知人之明。只有知人之明，才能做到人尽其才；只有人尽其才，才能事业兴旺。曾国藩能文能武，在军中他可以预言谁可以为营官，谁可以为大帅，正如某人后来的表现验证了他的预言。如他保举塔齐布说：“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问罪。”后来，塔齐布果然屡建战功，后战死沙场。
曾国藩做事讲求原则，要求也很严格，但不管是多急多大的事情都能冷静。客观地对待，不以一时的情绪做事。他认为陈国瑞率军驻扎济宁，力量单薄，便把部将刘铭传派到济宁，驻守济宁城北的长沟集。陈国瑞性情暴虐，向来看不惯湘军，看到刘铭传军配备着先进的洋枪很是妒忌，于是产生了抢夺的念头。但他的方式过于激进，又杀人又抢夺，激怒了刘铭传，刘铭传把陈国瑞的士兵全部打死，还将他软禁。回去以后，陈国瑞恶人先告状，向曾国藩控告刘铭传，刘铭传也不示弱，两人就争吵起来。曾国藩对于陈国瑞的蛮横早有所闻，火并事件以后，对陈国瑞屠杀自己部下的行为十分不满，但在向皇帝的呈禀中，他仍客观地详述了陈国瑞的功与过，使陈国瑞受到了适宜的制裁。这样，陈国瑞不得不向曾国藩认错，并服从曾国藩的调遣。
曾国藩不仅对部下要求严格，而且能够做到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他提倡节俭就由自身做起。做官的人，几乎没有不爱钱的，而曾国藩对钱就没有兴趣。曾国藩的日常生活极其俭朴，即使是女儿出嫁的大事，也才给压箱银子二百两，说到做到，未多放一两。儿子曾纪泽新婚，曾国藩谆谆告诫儿子，要求新妇亲自下厨做饭，并学习绩麻织纺之事。曾国藩一生廉洁自律、生活俭朴，官至一品总督，家庭生活与普通家庭无异。曾国藩30岁生日时，添制了一件青缎马褂，平日并不穿着，只有遇到庆贺或者新年时才穿一次，所以，那件衣服始终显得很新。
曾国藩做京官十多年，尽职尽责，鞠躬尽瘁。他在给父亲的家书中写道：
“对于衙门里的各种事务，现在都已经很熟悉，同事都很佩服我。和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我处理得很好。既然我现在在礼部衙门，就应当为国家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不敢苛求什么，也不敢懈怠，为国家尽心尽力地服务，才是我最大的心愿”。虽然这只是普通的家书，但是却反映了他严以律己的作风。
身为一家之长，一国重臣，对国家，他始终忠心耿耿，尽忠职守；对部下，他赏罚分明，管教有方；对子女，他教学相长，调理有方。曾国藩为人处事始终有自己的原则，因此，曾国藩不像历史上某些权臣，虽然权倾一时，但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既是名人就必有非议，功过是非自有定论。作为后世的人，要学会忆史思己，取长补短，这才是正确的学习观念。
3.靠自己渡难关
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在危难之际当然可以请求别人的帮助。
但是，无论何时，主动权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
俗话说：靠人不如靠己。危难来临之时，唯一可以依靠的人就是自己。
如果寄希望于别人，后果极其危险。越是危机的时候，侥幸心理越是要不得的。
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在危难之际当然可以请求别人的帮助。但是，无论何时，主动权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经过血的教训，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的重要性。
1862年5月，曾国藩率军在天京城南门外的雨花台扎下营寨。曾国荃和他的心腹大将李臣典、刘连捷、朱洪章等在太平天国的叛将韦俊的带领下，察看了这座江南名城。天京城高池深，城围辽远，想要轻取这座城池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没有轻举妄动，而是一面督促湘军在雨花台一带修筑工事，做长期战争准备，一面派人投书，催促各路人马尽快会师城下。然而，曾国荃等了多日也不见别路人马到来。李续宜和鲍超都因各种原因难达天京，这时，可指望的援军只有多隆阿一路。
曾国藩接到雨花台寄来的加急求救文书，命多隆阿迅速南下。多隆阿接信后，开始还有所行动，攻陷庐州，准备南下，但突然按兵不动，拒赴合围天京之约。曾国藩再三恳请赴援，多不为所动。这时，有一股四川农民起义军入陕。多隆阿与湖广总督官文密约，再奏令多隆阿本人率队入陕，皇帝居然准奏，多隆阿借以不赴天京之援。事实上，多隆阿心里不服曾国藩，根本无心相助。
曾国藩因为没有援兵而有些乱了阵脚，派人飞马送信给官文，仍请将去之不远的多隆阿追回。然而官文明知天京城下急需多隆阿赴援，却置曾氏兄弟的求援于不顾，使曾国荃的雨花台之师成了孤军。通过这件事，曾国藩似乎发现了人性的弱点，也印证了他早已提出的危急之时不能靠别人的道理。
人心到底如何，只有在发生了事情的时候才能看得清楚。
曾国藩在1862年9月13日《致沅弟季弟》信中说：“都将军派四个营的兵来助守，自然可喜，但也未必靠得住。凡在危急时刻，只有自己靠得住，而别人都不可靠。靠别人防守，恐怕临战时会先乱；靠别人战斗，恐怕会猛进而速退。幸亏这四个营人数不多，或许不致扰乱弟弟你那里的全局。否则，这部分军队另有一种风气、另一种号令，恐怕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弟弟要珍惜小心地使用这支队伍，把尺度拿捏好。去年春天，弟弟没要陈大富一军，又不留成大吉一军，我很喜欢弟弟的见识”。
经过这次惊险之后，曾国藩认为，危急之际不要靠别人，专靠自己才是稳招。
成丰五年(1855年)，自从罗泽南等离开江西以后，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堪忧。在这种危急时刻，曾国藩认为首先要“自救”。在内湖水师缺乏一位得力的统领，几位营官也都是平庸之才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让李元度兼辖水师事。
曾国藩不断地给李元度写信，教他如何带勇、如何列阵打仗。信函中，需要注意的事项一一列出，反复叮咛。但写了这些，曾国藩仍然不放心。他想起上年写的《水师得胜歌》在军中影响很好，既通俗又实用，便再花几天的工夫，写出了一首《陆军得胜歌》。歌中讲到了湘军陆师在扎营、打仗、行军、法纪、装备和训练等6个方面所应注意的事项。
尽管曾国藩如此苦口婆心，但李元度仍然不能将他的陆师部队训练成能战敢战之师。曾国藩寝食难安，预感很不好。在陆师方面，湘军在江西的两支主力的统领周风山和李元度也都不很出色。曾国藩花在他们身上的心血很多，但还是不放心。因此，曾国藩在自救的同时，不得不求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