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首先写信给湖北的胡林翼和罗泽南，请求罗泽南率部重回江西救援，以解他及驻江西湘军的坐困之危。同胡林翼函商，则是打算将彭玉麟调到江西来充内湖水师统领。胡林翼知道彭玉麟与杨载福矛盾甚深，尽管经过他的苦心调解，双方仍不能尽释前嫌，也正愁如何安置他们，所以便非常痛快地同意了曾国藩的要求。彭玉麟于1856年初才赶到江西南康。
但湘军在江西樟树镇很快遭到太平军袭击而大败。樟树镇位于吉安与南昌之间，是赣南重镇和南昌南路的重要屏障。1856年2月，周风山见石达开率部来攻，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全部营盘竟在一天之内丢失无遗，大量的官兵和勇丁溃向南昌。
曾国藩闻讯，惊骇不已，从南康乘坐一艘小舟，急速赶到南昌收拾残局。
他过去曾立下一条规矩，凡是溃散的勇丁，一律不准重新招募入营，但这一次他看太平军来势凶猛，而自己手下又再无可战之军，回湖南重新招募更是远水不解近渴，最后只得违背定制，将溃勇重新招集起来编组成军。然而，他仍决定将统领革职，另委黄虎臣和毕金科为统领。
在这个时候，曾国藩一面写奏折请求咸丰帝同意将从自己身边调走的罗泽南、刘蓉的那支能征善战之师重新调回江西，但却遭到了咸丰帝的拒绝。
同时还一面分别写信给胡林翼和罗泽南，希望他们能够了解他的处境救他于危难。
罗泽南、胡林翼都各有各的理由不能相助。且不久，罗泽南战死，太平军在江西节节进军，曾国藩更是困难重重。当年五月，曾国华等从武昌出发，经湖北威宁、蒲圻、崇阳入江西义宁，于八月抵达瑞州城下。同时，曾国藩的另一个弟弟曾国荃也在骆秉章和左宗棠等人的授意之下，募勇2000人，配以樟树镇败将周凤山回湖南所募勇2000人，合计共4000人组成一军，由湖南东攻江西吉安，称之为吉字营。
这样，到1856年9月，湖南、湖北两省先后组织了三支部队共计一万三千余人援赣。这些湘军部队的到来，使奄奄一息的曾国藩又抓住了几根救命稻草。正在此时，曾国藩发现太平军从江西战场上大量撤出，不久便知道天京发生内讧。
曾国藩依靠求救、自救、天赐良机终于使自己渡过了灾难。事后，为了在危急时刻不至于仰仗别人，曾国藩致力部队训练，他要亲手将湘军缔造成一支有胆有技、能征善战的队伍。经过艰苦的训练，湘军素质迅速提高，逐渐成为一支士气旺盛、能征善战的队伍，而曾国藩本人，也由一个儒生逐渐成长为一名军事家和“训练之才。”
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启示：一是在艰难时刻一定不要失去信心，徒然的抱怨是无用的；二是在困难时刻最重要的是要寻求解决困难的途径、办法，哪些是自己能办的，哪些是需借助他人的，在此前提下去努力经营，才可有成。
4.坚强不屈是成功基本
人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遇到困难就退缩必然一事无成，想达到目的，就要有排除万难、坚强不屈的精神。
“强行者有志”、“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都是在说，骨子里坚强勇敢的人是有志向懂自强的人，这也是人们共同追求的一种理想人格。这种人格表现在事业上，被称为豪杰，表现在为人风范上，被称为君子。
曾国藩是一位封建官僚，历来被称为顽固、反动的封建地主阶级代表。然而正是因为他受过纯正的传统文化洗礼，所以在他身上，确实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某些精神。虽然他的成就远不能与古代圣贤相媲美，但在人格修为方面也曾被誉为“圣相”，足见其出众。曾国藩以书生身份成为名将，由文而武，亦文亦武，所谓“出将入相”，正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最高目标。
儒家理想中的人格，主要以“温、良、恭、俭、让”为特征，塑造出来的人物是“文质彬彬”的君子，尽管它包含了一些积极的因素，但总的来说，缺少一种豪迈劲头。于是，儒家又提出了第二个层次的人格模式作为补充，即豪杰人格。
所谓豪杰，是一种杰出、俊伟的人格形象，是大智大勇之人。力勇过人谓之豪，德智非凡谓之杰。与君子形象相比，这种人以天下为己任，敢做敢为，带有雄壮、伟岸的色彩，曾国藩就是最好的代言人。总体上说，豪杰人格具有下列特点：
(一)“义”字当先。礼多为旧制，而义者宜也，宜于时宜于势，崇义比守礼更符合时代的发展。豪杰之士有着极强的原则性和正义感，不受礼节的拘束，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是从。豪杰之士不会用古板态度面对制度和规矩，而是坚持更高意义的信，信于心，信于义。
(二)大仁大义，个性十足。豪杰比君子更注重人格的独立与尊严，不把服从作为美德。豪杰只以义为贵，只服从于义，就是富贵、权势都不足以动摇他的意志，改变他的行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又是豪杰维护的最高价值，绝不容许有任何侵犯。由于相信义的力量，豪杰有着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只要坚信自己拥有义、符合义，虽有千万人反对、阻挠，豪杰也能勇往直前，这表明豪杰具有极强的信心。
(三)钢铁意志。豪杰之士有着刚毅的意志、宽广的胸怀和凛然的正气。
因为他们具有远大的志向和恢宏的气魄，以志率气，故能“持其志，无暴其气”，一种广大、刚强、正义凛然的精神。因而，豪杰之士有极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从不妄自菲薄，自暴自弃。
(四)历史责任感强烈。豪杰之士以义为生命的价值所在，自觉地坚定不移地实践义，比君子具有更加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这种人格形象，自觉地把救世利民、行仁义于天下作为自己神圣的使命，越是危难之世，越显英雄本色。因而，豪杰不相信任何救世主，把救世救民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为了完成这一崇高的历史使命，豪杰之士不畏任何艰难险阻，把一切挫折、困顿都看作是对自己意志的磨炼。认为只有吃大苦、耐大劳，才能立大志、成大业。
总之，豪杰人格是一种英雄气象。君子注重内在的修养，豪杰则侧重外向的济世利民，把自己的志向与国家民族利益相结合，对“匹夫有责”有自己的一番理解。所以说，豪杰比君子具有更加强烈的感召力，许多对社会的发展、文化的进步作出卓越贡献的杰出人物，心中对自己的定位都是如此。
以曾国藩为例，虽然本质上他只是一个书生，出身传统，也没有盖世武功，但他内在的志向却并不软弱。他选择了内外双修的成功路径，从自身修养出发，端正人生态度，持身以正，处世以方，同时以扶危救困为旨归，由正己而正人，由治国而治天下。因此在他身上，同时体现了圣人人格和英雄人格两种特征，趋于完美所以有“完人”之称。
我们通常所说的“坚强不屈”，首先在于刚强。刚强并不是表现在待人接物的那种执拗、固守原则，而是指克服人性的弱点，使自己能够自立起来。
这正好是对立于人性软弱、贪婪的方面，能做到这一点就是自胜。I刍胜者，心胜，心胜为万事成功的保障。
《老子》中说：“自胜者强”，即指此意。惟有自胜，才能超凡脱俗，不随波逐流，甘于沉默，惟有自胜，才能立志高远，坚定信念，争取成功。由此推之，“强’字乃成就大事的第一关。曾国藩用总结性的口吻说道：“古来英杰，非有一种刚强之气，万不能成大事也。”从其语气中就可读出，刚强是成大事的关键所在和必备条件，不可缺少，也是他推崇并实践的精神。
曾国藩的刚强体现在他一生的行事处世上。他严于律己，以圣人为目标，以豪杰为榜样，不甘颓废自弃，克服了许多人性的弱点。豪杰人格的四个特征，在他身上都得到了突出体现。他不仅以“强”字自律，还一直谆谆告诫兄弟子女。长子曾纪泽性格较柔，曾国藩多次训诫，并给他取字名刚，加以警示。咸丰十年(1860年)十一月，他在家书中写道，泽儿“天分甚高，但少刚劲之气，须用一番苦工夫，切莫把天分自弃了。”同治六年(1867年)他专门给曾纪泽写信，教给了他一套变柔为刚的方法：
尔禀气太清，清则易柔。惟志趣高坚，则可变柔为刚，清则易刻，惟襟怀闲远，则可化刻为厚。余字汝日劫刚，恐其稍涉柔弱也。这里，曾国藩主张让儿子立高志。他认为因为志趣高，所以不昧于流俗，不甘于颓废；因为志向远，所以不为个人私欲所困，不局限于个人些许荣辱毁誉，而是着眼于大局，有拯民救世之责任心，有身系天下之使命感。有了高远的志向就自然拥有了刚毅的气质，有了勇往直前的勇气。
“强”字体现在曾国藩的性格上，就是倔强。他在给郭嵩焘的诗中说：
“至情宜倔强，吾道有篱藩。”这里所说的倔强与那种固执己见的牛脾气完全不同，它又称为“强毅”。曾国藩对此进行了细致的解释，他说：不辞劳苦，不畏艰难，“而强之勤劳不倦，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换句话说，就是强制自己事事勤劳，敢于迎难而上，持之以恒，就是“强毅”，也即“刚强”。
曾国藩之所以能在各方面都取得重大成就，也得益于自己的秉性。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就是这个道理。
人生的道路是极其艰苦、坎坷不平的，要想成就一番事业，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要冲破这些障碍，就要靠一股敢于排除万难的精神。不论是古人还是现代人，都应该懂得这个道理，不然天下恐怕就没有能做成做好的事情了。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千年未遇的大转折时代，要达到自己救国安民、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困难更大，需要牺牲的东西也更多。曾国藩自己很清楚这个道理。他认为，以往的圣人豪杰之所以能够完成自己的志向，都是排除了万难之后的结果。正所谓“圣贤之所以为圣，佛家之所以为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就是这个道理。
一个人要立身于世，创业于世，一定要具有“阳刚之气”。曾国藩分析道：“盖人禀阳刚之气最厚者，其达于事理必有不可掩之伟论，其见于仪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风。”因此，“未有无阳刚之气而能大有立于世者。”曾国藩相比于同时代的许多人来说，可算是事机颇顺，无论科考中举仕途升迁，都没有经过太多波折。但他在成就大业的路途中仍然遭到过无数磨难，仅陷入绝境、濒于自杀的情况就有数次，而军事败绩、遭谗被陷、众人猜疑的情况，更是不胜枚举。后来他总结说，平生长进，全在遭受折辱之时，这时候志向会更明确，意志也会更坚决。人终有所成之后都会感叹：坚强不屈是成功之根本。
5.持之以恒，奋发进取
俗话说：“坚持就是胜利。”这是一种坚强的信念。
曾国藩深知此理，所以自始至终担起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责，在连年的征战生涯中，他遭受了旁人难以想像的挫折与磨难，几度九死一生，但他始终不放弃，坚持到底，最终取得了胜利。
曾国藩的成功，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坚持到底，并不断努力。其弟曾国荃开始在雨花台扎营时，曾国藩就劝说曾国荃道：“太平天国军气势犹如旺盛的火焰，现在不可对他们有什么意图。”他又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希望曾国荃明了清军所面临的险境，速速退兵。曾国荃却认为在坚固的城池下面驻兵，可以持久，因此他无论如何都不退兵。
当时整个战局对曾国藩很不利，曾国荃不听劝阻轻兵冒险前进，力量薄弱，这时湘军各营又遭到疾病的困扰，导致湘军的战斗力大大下降。一旦天京城下的湘军被太平军击溃，再想组织足够的力量形成包甲之势简直难上加难，其结果不只是前功尽弃，最重要的是曾国藩无法向朝廷交代。所以，曾国藩根本睡不着觉。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自己这两个月十分忧心战事，牙痛得也厉害了，心情更是糟糕。
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曾国藩费尽心思，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兵力，用以援助危在旦夕的雨花台大营。为了得到最为真实的消息，做出没有私毫偏差的判断，曾国藩躬身前往雨花台大营进行视察。一路上劳苦奔波，未加休息的曾国藩就急于听取曾国荃的汇报。在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原则下，曾国藩又亲自视察了雨花台的防护措施，看到曾国荃的所有防御工事都井然有序、有条不紊，脸上终于露出了喜色。4月2日，曾国藩从大胜关赶赴金柱关、龙山桥，随后由东西梁山入裕溪口小河，查看了雍家镇、运漕镇、石涧埠、无为洲，接着从神塘河出发回到了北京。短短一个月内，曾国藩不顾舟车劳顿，查阅了进兵天京的各部湘军的防御工事，他认为“曾国荃围军坚定，水陆楫睦”，决心取消撤兵的念头。曾国藩反复将双方力量进行对比，全面分析后得出湘军不能撤，撒军恐怕扰乱军心，军心动摇则胜利遥不可及的论断。
最终，曾国藩凭着自己的坚强的忍耐力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耐力是人适应周围环境的心理因素和物质因素的总和。曾国藩的战略中最忌打持久战时“势穷力竭”。他认为作战时将士们的精力、士气、整个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布局、全部的作战计划、粮饷的补充都至关重要。两军相峙中没有这些准备，根本就没有力量与对方抗衡，更谈不上取得战争的胜利。曾国藩带兵打仗并不求胜心切。
与此相比，他更注重战势的发展，认为在持久战中要让士兵充分休养，养精蓄锐，抓住时机再举兵攻打，必然会得到最后的胜利。
曾国藩在《有叵箴》里说道：“自吾识字，百历及兹，二十有八载，则：无一知。曩者所忻，阅时而鄙；故者即抛，新者旋徙。德业之不常，日为物牵，曾未问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马走。”又说：“闻日知录：
易经有日‘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日：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读之不觉愧?”曾国藩常常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反省自己，认识到有恒实是一个人事业成功的关键所在。他在日记中说道：“我几十年来因循守旧不肯下苦功学习作文，现在我己渐渐衰老，悔恨也来不及了。”
由此可见，曾国藩无论做人，还是带兵打仗，都有一种坚韧进取的精神。
不下决心则已，一旦下了决心，那么无论条件如何艰苦，前途如何险恶，他都义无反顾、不避艰难、奋进拼搏。
自咸丰三年曾国藩带兵作战，直到攻下安庆，在这段时期，他可以说天天在艰难困苦中挣扎，几度九死一生。但他坚持不懈，奋勇进取，从困境中寻找生机，终于获得成功。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屡受挫折，但愈挫愈勇，不论在什么环境中都不忘坚忍和进取，令人不得不佩服。
曾国藩的有恒和进取不仅体现在战事上，更体现在家训中。他说：“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思力索，终无所成。近日朝暮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可见年五分老少，事五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蓄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
可见，为人做事，贵在一个“恒”字，持之有恒，方能有所成就。观点虽然简单易懂，但却不是人人都能做到。
6.坚持不懈保大局
有利的形势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坚持，问题就有可能解决；放弃，就注定失败和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