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经过深思熟虑，本着坚持民族大义，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提出了妥善解决此事的两条对策：上策是给洋兵发点工资，然后由阿思本带回英国，并将李泰国革职，不准他再干预中国事务。所花费的银两能追回最好，追不回也没有什么，保护主权最重要。下策是将这七艘船中拨几艘给阿思本带，可以用洋兵，其余的给蔡国样统领用华兵。在曾国藩的坚决主张之下，李泰国失掉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肥缺，阿思本没有成为清朝的水师提督，结果以曾国藩的胜利宣告结束。
在关于西方列强利用通商条约掠夺中国资财，扩大经济侵略特权的问题上，曾国藩表现出了既在总体上“坚守条约”的一面，又体现了他即使条约已定，在有关问题上也应“苦争”和抗拒的一面。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英、法、俄等国逼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通关条款，曾国藩对外国商品倾销中国市场的危害性特别关注。他主张改变由大臣统辖诸多省，无暇顾及偏远地区的情况，由地方官员进行监督。
对于洋人以条约为凭恣意妄为，如在中国建造铁路、私运盐米、传教城镇乡村、残害国人之事，曾国藩都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抗争。他反复指出：“军兴以来，中国之民已痛深水火，加以三口、五口通商，长江通商，生计日蹩，小民困苦无告，迫于倒悬。今若听洋人行盐，则商贩之生路穷矣；船入内河，则大小舟船水手、舵工之生路穷矣。”当他发现洋商违例私运盐米等有违反条例规定的事情后，愤怒指责英国人，认为洋人袒护朝廷要缉拿的罪犯是违规行为，并强调此后凡于船只经过之处，“令洋船停泊候查，查出之后，令洋汉一律严惩。”对于洋商无理提出的减轻落地税，加收华商行商税银的要求，曾国藩立即照令对方“批驳不行”。随后，洋商又怂恿公使对总理衙门施加种种压力，企图逼迫撤去落地税，曾国藩一针见血地指出：外国人这样做的目的，乃是为了能“垄断独登”。因为唯利是图是洋人的本性，他建议总理衙门洞察其好，善筹对策。
1867年，当外国侵略者借修约之机，提出在中国设电报、筑铁路等要求时，曾国藩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至铁路、轮船、行盐、开栈等事，害我百姓生计，则当竭力相争。”在处理对外问题上，曾国藩始终以一个中国官吏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时刻为天下苍生着想，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职责。如果洋人争辩不休，要挟多端，他也要力争。
曾国藩坚信，即使朝廷勉强答应了洋人的要求，亿万百姓也会悲愤到极点，从而有反叛之心，这不是官员可以抑制的。所以，为官者要为百姓请命，即使与洋人决裂也不要害怕。自己是以拯救苍生为己任，并非有意挑起不和，上可对天，下可对心，心中无愧，无怨无悔。
由此可以想到只有在现实社会中、工作中据理力争，才能保证集体的利益不受损害。与人交往时应懂得退让宽容，该进则进，该退则退，明白个人与集体的联系与影响，学习大局意识，提升自我。
4.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凡事有诚，则多一分可能。诚意的力量是巨大的，可以解决坚如磐石般的疑难问题。
古语有言：“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要想雉卵变蛟龙也并非不可能，不过需要有过人的智慧和诚心。
曾国藩的志向就是希望自己成为圣贤之人。他能一直坚持潜心做学问，也具备了坚韧不屈的性格，为人有信，待人有诚，治军有方。
梁启超这样评价曾国藩：
“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干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艰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只这一段就基本概括了曾国藩的不平凡之处，令人看来颇为震撼。接着他又写道：“曾文正者，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也，而吾则愈更是而崇拜其人。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彼唯以天性之极纯厚也，故虽行破坏可也；惟以修行之极严谨也，故虽用权变可也。故其言曰：‘扎硬寨，打死仗。’日：‘多条理，少大言。’曰：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彼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也；彼其能率历群贤以共图事业之成，有所以孚于人且善导人者在也。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对曾国藩严以律己、心怀大志的品性更加肯定和赞扬。有这么多的赞美之词，对曾国藩而言也属于正常，他的确是一个有志气、有才气的“完人”。接下来梁启超又对曾国藩带兵之奇发出感叹，他写道“直至咸丰十年，任江督，驻祁门，而苏常新陷，徽州继之，园左右八百里皆贼地。或劝移营江西，以保饷源；或劝迁麾，以通粮路；文正乃曰：‘吾去此寸步无死所。’及同治元年，合围金陵之际，疾疫忽行，上自芜湖，下迄上湖，无营不病。杨(岳斌)、曾(国荃)、鲍(超)诸统将，皆呻吟床蓐。堞无守望之兵，厨无炊之卒，而苦守力战，阅四十六日乃得拔事后自言此数月中心胆俱碎。观其与邵位西书云：
‘军事非权不威，非势不行。弟处无权无势之位，常冒争权争势之嫌。年年依人，顽钝寡效。’与刘霞仙书云：‘虹贯荆卿之心，而见者以为淫气；碧化苌宏之血，而览者以为顽石。古今同概，我岂伊珠?屈原之所以一沉而万世不复者，良有以也。’又复郭筠仙书云：‘国藩昔在湖南江西，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然造端过大，以不顾生死自命，宁当更问毁誉?以拙进而以巧退，以忠义劝人而以苟且自全，即魂魄犹有余羞。’盖当时所处之困难，如此其甚也。功成业定之后，论者以为乘时际会，天独厚之；而岂知其停辛拧苦，铢积寸累，百折不回，而始有今日也?”
由此不难看出，曾国藩身上已经具备成大事必备的多种素质。
凡古来能成大事者，其自胜之力必甚强者也。除此之外，曾国藩的自制与有恒更是让人佩服，少时吸烟和晚起的毛病都在几经挫折后连根戒掉。之后带兵能歼敌、收复金陵，也是同样的精神。
曾文正在军，每日必填日记数条，读书数页，围棋一局；李文忠(李鸿章)在军，每日晨起必临兰亭百字，终身以为常。行之有恒实为人生品格第一大事，欲成大事者，非如此才可成势。
5.诚恳为人，以求务实
诚恳之人多讲求内心的踏实与满足，凡事实事求是，一丝不苟。
这样的人不求小利，但易得人心，这就是精明之所在。
梦想远在天边，现实却是近在咫尺。在虚幻与现实之间，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曾国藩不是伟人，由于时代的局限，他只是一位封建士大夫，在国与己的选择中更多倾向于后者。他的进德修身的延伸便是既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其明哲保身的思想依然存在。这些不是因为他的报国目标过于远大而不可行，而是因为在实现远大之前要先扫清脚边的尘埃与阻碍。曾国藩虽然以成己成物为治学的中心，但是对为人为己的区别却是很严格的。他认为，治学有为人为己两种目的。
在曾国藩所处的那个时代不乏学问广博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可以称得上是鸿儒硕士，但其中为别人做学问的人多，为自己做学问的人少。例如曾国藩在戌午年十一月的《日记》里就说：“本朝博学之家，信多鸿儒硕士，而其中为人者多，为己者少。”“学者用力，固宜于幽独中，先察为己为人之界，分别明白，然后审端致力，种桃得桃，种杏得杏。未有根本不正，而枝叶发生能自畅茂者也。”
曾国藩所说的为己，不是自私主义，而是抓住道理自己坚守，执着而不生他念，虽然功效不明显，但重在日益长进。所说的为人，就是曲就学问而阿谀世故，别人认为好的事情，自己也都认为好，没有自己的看法和主见。
虽然看似明确，而实际上每天都有损失。所以他主张做学问的人，要先求自身的自立自达，不人云亦云，为自己争取发言权。
他认为每个人都是五官俱备、百骸俱全，然而埋头治学问却为人而学者，往往不去实践圣人的做法，而总是追逐大众的喜好，疲于奔命的一生只不过是为了一些庸俗的名誉，并且还竟然为此死而不悔，这种人可称得上是最愚蠢和没有灵气的人。持有这样的观点说明曾国藩是一个不流于庸俗，而且有极强进取心的人。他如此谈科名与人生，并不是阻止自己的弟弟参加科举，而是让他们了解科场里面有许多虚幻不实的东西，人生意义大于科举，应当尽心于进德修业，努力把自己的每一天过得充实而有意义，这样才不枉此生，不辜负长辈的教诲，才对得起自己和亲人。人生真正的获得不在功名利禄，而在于自身的修为与满足。
古今胸怀宽广、踌躇满志的人很多，然而真正能建功立业、传世不朽的人却少之又少，这固然与天赋、时机有关，但也同他们的办事方法密不可分。
一些人有远大志向，却缺乏一步步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认为自己志在天下，不愿去理会“琐事”，这样只能流于空想。因为任何远大的志向都是每天努力的结果，世上没有一步登天的人。
由小而大、由弱到强的过程是成功者必经的过程。如果只向大处看，而不从必做的小事上着手，就犯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毛病。儒家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一条由小处开始向远大目标前进的路径。曾国藩正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成就大事的。
曾国藩的成功之路始于修身，考中进士后，便师从唐鉴，专宗程朱理学。
唐鉴教导他说，要精通理学先应专治一部经典，从识字明义开始，一字通则一句通，一经通则其他诸经可以旁及，这样便积少成多，逐渐长进。倭仁也是当时的理学大家，曾国藩向他学习检身功夫。倭仁的功夫就是从小处开始，每天从早起到入睡，一举一动，坐卧饮食，都严格要求，并且记下札记，以备反省。
曾国藩还特意为自己订立了一个课程表，表示“从此立课程。新换为人，毋为禽兽。”这个课程共分为：敬、静坐、早起、读书、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作字等十几个栏目，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全面规划，严格规范。
为此，他还特地印制了一批日记本，按上述十几个方面分成栏目，随时填写。这些资料部分留于后世，当现代人亲眼看到这些细致、严肃的日记时，就会认识到曾国藩的成功绝非侥幸所致，如果没有这一点一滴的努力是决然不可能的，所以说只有务实才是做事的正确态度。后来曾国藩根据自己的办事经验，总结出“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这旬名言。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