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世纷杂的现代社会，不要苛求纯粹。无论是忠诚还是合作，都是在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的。但是忠诚者从不是指“愚忠”，所以聪明的忠诚者既能保自身安全，又能做到为某个领袖人物、某项值得骄傲的事业而付出最大的努力。
能在适当的时候放弃一些东西，而换取更有意义和价值的存在，这就是新时代意义下的忠诚。
1.赤诚之心，器成远大
一个人只有认清自己的心，才会’知道什么是最值得去做的，什么样的状态是该感到满意的。
一个人没有实力也没有条件的时候，知足常乐很容易，但有实力、有条件的时候，还能够严守此道的就很不容易了。
太平军起义爆发，起义军入湘后，曾国藩在家乡训练地方团练，组织湘军镇压起义军。研究经学并胸怀大志的王闾运久闻曾国藩大名，决定写信将自己总结的一套经世安邦之策告诉他。王闿运认为《春秋》主旨在于拨乱反正，治经要经世致用，他的致用是将经与术结合起来。他想用纵横之术辅助识时务之人成帝王之业，谁能在乱世拨乱反正、成大事业，即辅助谁，但又要看准时局变动的趋向，静观事态发展，未到合适的时机要蛰伏隐退，时机到来再大展才能。
王闿运认为，能成就大事业的人，既要有满腹经纶，又要有居静不动的修养，为人可进可退。进时，用儒学、儒教使处乱达到升平，推致太平；退时，用老庄的学问禅悟人生，去掉忿怨，怡然自乐。他据此多次给曾国藩上书，引起了曾国藩的重视。在曾国藩率军与太平军作战期间，王闾运多次来到曾国藩驻地，反复劝说曾国藩与太平军“连横”反清。曾国藩虽对王闾运以礼相待，但对王闿运的意见很少采纳，因为自己根本没有称王为帝的野心。
1855年，王闿运劝曾国藩独立，遭曾国藩严辞拒绝。1860年，他又一次来到曾府，极力鼓动曾国藩独立出来，曾国藩只是听着，不发表任何见解，后来用食指蘸杯中茶汁在茶几上涂抹几下，过了一会儿，曾国藩起立更衣，王闿运便站起窃视几上，只看见一个隐隐约约的“妄”字。只此一字就足见其“忠君”之心。
其实，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的下属、将领即有劝进之说。安庆攻克后，湘军将领想举行盛大的宴会表示祝贺，遭曾国藩拒绝，只准他们写对联庆贺，李元度提笔写下“王侯五种，帝王有真”。曾国藩一见，当堂撕毁，并厉声斥责李元度，即便如此，其他将领所写的对联仍然不合曾国藩的心意，后来“曾门四子”之一的张裕钊来安庆，向曾国藩呈献一联，联说：天子预开麟阁待，相公新破蔡州还。
曾国藩一见此联，连声叫好，即传示诸将佐。
曾国藩北上剿捻之际，王闾运再次来到曾府，曾国藩心中虽极高兴见他，但想起王闿运前两次“劝进”，心里还是有所戒备。不想王闾运这次前来与前次判若两人，只与曾国藩讨论学问，不论及其他。他对曾国藩说：“公之文，从韩愈以追西汉，逆而难，若自诸葛、魏武帝以入东汉，则顺而易。”曾国藩开始时听得津津有味，但越听越不对劲，到后来曾国藩还是听出了王闽运的弦外之音。原来王闾运还让他做曹操。曾国藩不急不躁，故作不知，王闽运见劝谏无效，只得悻悻而归。
三次纵横计不成，王闾运对曾国藩看法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后来王闿运一直抑郁不得志，写下了“纵横计不受，空留高咏满江山”诗句，可见王闿
运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
曾国藩寿诞之日，好友胡林翼来贺，赠联一幅，联说：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曾国藩一见此联满心欢喜，不想胡林翼告别留一小条在茶几上，I=．面写着：“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一见惊惧万分，旋即将条撕得粉碎。
左宗棠也曾有一联，联上写道：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左宗棠写好这一联稿，请人转交胡林翼，再呈给曾国藩。曾国藩一见，将下联的‘‘似”字用朱笔改为“未”字，原封送还胡，胡见曾的修改，遂在笺未大批八个字日：“一似一未，我何词费!”曾国藩劝石达开降清，石达开便点醒他，说他是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独立?曾国藩默然无语。
由此可见，曾国藩身为清朝的中兴大臣，手握兵权，有做皇帝的条件而不做皇帝，这与他处事的态度是分不开的。在曾国藩的心目之中，决无“华夏之防’’的种族观念，他只有“地位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的“君，天也”，当然这是偏狭的传统守旧思想，他努力地“效劳朝廷，忠君报清”，只是为了争取异族皇帝赐给他高官厚爵及地位而已。
1864年，湘军攻克天京，此时湘军的政治力量与军事力量达到鼎盛，湘军的极盛将曾国藩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十多年来湘军将士南征北战，辛苦奔忙，都应有个好的归宿，当时很多将领都想拥立曾国藩做皇帝，借此享受荣华富贵，而且咸丰皇帝临死时有遗言“克复金陵者王”。实际上，曾国藩攻克金陵后，仅仅得了个一等侯。历史就是如此，羽翼丰满时，常常预示着一个新的朝代的开始。
据说曾国藩率军攻克天京后，太平天国灭亡。进入一片狼藉的石头城后，有一天晚上大约十一点钟左右，曾国藩亲审李秀成后，将领们齐聚大厅想见曾国藩，欲劝他称帝，但曾国藩堵上了众人的嘴，可见湘军的确曾有过拥立曾国藩做皇帝的想法。在专制王朝，这种非常之举是成则为王，败则诛九族的。曾国藩明知众将的来意，也不说出来，只用十四字联语作答，做到了不违敬、不点破且明意，由此可见他的智慧、谨慎与忠诚。曾国藩放弃称帝的机会，是怕被后人套上乱臣贼子之名，从而辱没了曾家的名声，自己前半生的修行也会随之毁于一旦。
事实上，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在为自己建造人生的归宿。今天任何一个不负责任的举动，都会成为曰后成功路上的荆棘。因此，做事应该把眼光放长远，对自己要有清醒的认识。
2.忠诚体国，以为天下
只忠于个人利益的人，即使有远大的抱负。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想成大事就必须忠于国家，忠于社会的整体利益。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不计小利。国家、民族、社会、自我相互影响，不可分割。所以，不做自私自利之事，不逆大局之势，待人以诚，为国有忠是为人之根本。
曾国藩就是一个心怀天下之志的人，他在京都任职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之时。曾国藩所担忧的是在外患有“英夷”，在内有太平天国，在灾情则有黄河决口。由此可见他对时务的关心。
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都已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准备的学问拿出来应用。他眼光长远，凡事皆有准备，所以书生带兵还能报捷，绝非是幸运可以解释的。我们只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是如何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地关心时务，如何地虚心研究，便可知他的成功有多么的来之不易了。
曾国藩身为臣子，恪尽职责，忠君体国，这一点从国家危难之际时得到了体现。
诺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二十六日，咸丰皇帝即位。他继位以后的时局颇为艰难，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农民起义正在广西地区酝酿成熟，时刻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政权。为挽回人心，渡过难关，咸丰颁诏求言。许多朝臣应诏陈言，直谏流弊，这其中就有曾国藩，他当时掌理全国庶政的六部中除了户部之外五部的侍郎，因此他洞悉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民生疾苦与军事外交。目睹时局危急，政风颓靡，他就先后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
第一道是《应诏陈言疏》，内容大致是推荐用才之法、督官之道。在用才上建议在官员中树立学习风气，提高自身修养；考察官员时推荐“奏折”形式，以方便直谏，陈述忠言。他还对官员的腐败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朝廷正值用人之际，应该设立完善的举荐制度，广纳天下英才。虽然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奏折评价很高，但此折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
曾国藩上的其余各疏，对于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等等切要的问题，也都能详细指出受病之因及治理之方，足可看出他对当时的利弊都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他还提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加强武备的具体措施，他认为国家的忧患大致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家可用的后备资源不足；一个是军队精干力量的匮乏。
面对财用不足，应从根本上杜绝不必要的开支，其中节饷就是一项。他列举了各地军队的种种腐败状况后，认为：医者在治疗痈病时，会割掉患者的腐肉使其生出新肉来。军队中能力差、体质弱的士兵，也应该适量的优胜劣汰，再加以强化训练。这就好比忍痛割腐长新，否则是无法改变武缶废弛的现状的。其后，他又大量列举了“兵贵精而不贵多”的道理。
在这些奏疏之中，最具有重要性的，还是他在咸丰元年四月间所上的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率直指出如要转变政治风气，培养有用人才‘，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这一道奏疏，不但足以体现曾国藩忠君爱国及有作为、有担当的耿直风格，也对他此后的平乱事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曾国藩认为皇帝有三点应该去注意的地方：第一样“圣德”是“敬慎”。
他批评咸丰皇帝苛于小节，疏于大计，对发往广西的人员安排不当。这对于当时自上而下的避重就轻，以求容悦取宠的作风是一种无情的棒喝。
皇帝的第二样“圣德”是“好古”。皇帝于“百忙之中，养修精神阅览古籍；游艺之末亦法前贤，此好古之美德也。辨别不仔细，其弊徒尚文饰，亦不可不预防”。他直言咸丰皇帝徒尚虚文，不求实际。对咸丰皇帝求疏纳言的行为产生了质疑，认为其虽提倡奏疏，但是在实际批阅时多为敷衍。
第三项是“圣德”。谓皇帝“娱神淡远，恭己自怡，旷然若有天下而不与焉者，此广大之美德也。然辨之不精，亦恐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尤不可以不妨。”认为咸丰皇帝应该言行一致，不应该只口头提倡公正开明，实际上却拒纳忠言，这是一种骄矜之气很不足取。
曾国藩洋洋洒洒痛陈咸丰皇帝的错误，这并非专制皇帝所乐意听闻的。
况且在积威之下，大多数人为保求功名，也决不肯将逆耳之言向皇帝陈述，以免不测。曾国藩上此奏疏确要担一定风险。
曾国藩曾向别人提起过，自己写这些直言之初就已经知道多少会冒犯圣怒，但自己早已经不在乎得失与祸福了。这一切都是出于知识分子对封建国家的一片赤诚，甘愿冒此风险。他认为现在朝廷里人才不振，人人都一味地阿谀奉承，不讲实话，想遏制住这种风气就要纳有志之士，广开言路。
据说咸丰皇帝在初次见到此疏时，确曾大为震怒，将原疏掷之地，并欲将曾国藩重加惩治。幸赖军机大学士祁隽藻一再疏解，咸丰皇帝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终于被曾国藩忠君爱国的本意所感动，不仅不予加罪，且降旨褒奖曾国藩之敢言，命兼署刑部侍郎。
虽然咸丰皇帝最终还是褒奖了曾国藩，但是曾国藩心里明白，圣怒还是被自己点燃了。因此他对专政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事后为人处事更加严谨了。
一个月后，他在其奏折中表示：“臣材本疏庸，识尤浅陋，无朱云之廉正，徒学其狂；及汲黯之忠诚，但师其憨。”表白其似有悔恨之心情。
除此之外，曾氏的忠心还表现在他所写的家书、日记中。他写在家书里的报国之愿大意为：我现在身居高位，想忠诚为国，为国家社稷而鞠躬尽瘁，所以不会阿谀奉承来换取皇帝的喜欢，这样做会让祖宗蒙羞的，也会辜负长辈的教诲与希望。其在平定太平天国期间，将之变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和“置生死祸福于度外”的思想。他在家书中讲道：“天下纷纷，沅弟断不久安，与其将来事变相迫，仓促出山，不如此次仰体圣意，假满即出。余十五之信，四分劝行，六分劝藏，细思仍是未妥。不如兄弟尽力王事，各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终不失为上策。”
曾国藩忠诚体国除去其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责任感之外，还有其见识之原因。他对“忠”、“勤”二字的理解尤为深刻，他认为开国创业之初，大多能人所创的丰功伟业都是顺势之举，人事的作用相对较小。到了建设国家、发展国家的时候，天命和人事大致是一半对一半。若以人事和命运抗争，只能以“忠”、“勤”二字当先。乱世之中，多是虚伪奸佞的小人，只有绝对忠心的人才能克制他们。当人们越来越懒惰的时候，只有勤劳的人才能够出类拔萃。忠心的人不一定要有什么过人的才智，尽心竭力就可以了；勤劳的人也不必有过人的精神，尽力而为就可以了。
由以上可看出，曾氏忠诚体国，始于其志，定于其识，成于其行，贯穿于其为官之生涯中。在和平年代，现代人又如何才能效仿古人做到有“忠”
有“勤”呢?就先从自己的每一天开始吧。
3.集体利益，据理力争
人生在世，要学会在不违背集体利益指向的同时，实现自身价值。在纷争面前不卑不亢，据理力争，得应得之份，出应出之力。
人的行为除了要和自己的思想一致外，更应该符合时局的要求。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够正确的保护自己，发展自己。
曾国藩是清朝的重臣，由于所处的地位，他不可能跟普通人一样面对的只是日常的琐屑小事，他每天要处理的政务，常常涉及到国家外交等方面的大事。
在和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曾国藩积累了自己的外交经验。他提出“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主张，这就形成了他在处理问题上既有坚持抗争的一面，又有妥协退让的另一面。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国内的农民起义运动尚未镇压下去，清朝政府本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向洋人摇尾乞怜，“中外和好”的局面开始形成。曾国藩不想一直受制于洋人，更不想见到自己国家的主权一直受到侵害。
但如果要抵抗外国侵略者，以图富国强兵，起码要一二十年的时间。但是任务艰巨，如果不采取积极措施，恐怕就没有自立自强的日子了。为了争取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在总结前面的经验教训之后，他特别强调维持和遵守不平等条约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他想以合约的内容对洋人进行限制，为自己的发展争取时间。不过他还是低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
在中国出钱购买外国船只，由英国人负责组织舰队的问题上，曾国藩以为小事上的不予计较可以换来暂时的相安无事，以便自己抓紧时机变强些。
所以在1861年8月，曾国藩向朝廷上了一个奏疏，要求购置外国船炮，用精锐武器装备水师，并由清军将领主办此事。他特别提出：必须“操纵自如，指挥由我”。然而，代办购置船炮事务的英国人李泰国妄图以英国海军大尉阿思本为舰队司令，舰上全用英国人，阴谋使这支中国购买的舰队成为外国人控制的侵华工具。曾国藩闻知此事勃然大怒，他认为这是卖国求荣。他明确提出；“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势；华人本身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他认为这种引狼入室的做法万万使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