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氏(陆九渊)但称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辅以朱子(朱熹)铢积寸累功夫，则下梢全无把握，故国藩治军，摒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细处致力，虽坐是不克大有功效，然为钝拙计，则犹守约之方也”。
在实践中，曾国藩凡事都从全局、大处考虑，而小处的具体步骤又有条不紊，极有章法。他一生中都坚持早起，每日必读数页书，坚持写家书、批文稿，以勤俭自戒，从不敢违背。正是这种务实和坚持，才使他大业有成。
他在用兵治军上也是如此。
1858年，他教导刚刚从军不久的弟弟曾国荃说：“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所谓脚踏实地、克勤小物，就是说从小处、实处做起。曾国藩治军，不仅一切营制、规则、将领选拔任用都亲自决定，就是训练他也一手抓起。凡事亲历亲为，认真严谨。
曾国藩对军中细事无不关心，地形勘察令主将要亲自进行，不能依靠道听途说。对武器军械，他更是关心备致，对规格都作了明确规定，如规定矛杆用的竹子必须是“老而坚者”，桐木必须是“小树圆身，大树锯开者不可用。”邹寿璋因办事很仔细，曾国藩就委派他专门负责军械，而他自己也毫不放松，凡事都要亲自检查。有一次做的矛杆不合格，他立即下令重做。曾国藩还亲自研究炮子的打造，他发现用熟铁要比生铁好，便改用熟铁，解决了炮子“经药辄散”的问题，而且使射程增加了一里多。
曾国藩这种脚踏实地，从小处、实处着手的做法，保证了事情能按计划、有步骤地向既定目标发展，从而积少成多，由易而难，为最后的成功创造了条件。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用一功，实脚踏实地，不敢一毫欺人。”欺人等于自欺，这是成功者都明白的道理。
在曾国藩眼里，志向大却不够朴实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视事太易”，把做一件小事看得很容易，不屑去做，反而贪难求大。实际上这种做法恰恰违背了做事的规律。再大的事，也要从小处做起，再难的事，也要从简单处做起，从实际情况入手，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反观现实中很多自作聪明的人，他们好大喜功，不切实际，结果很难收场。相比之下，真正的聪明在于内心的实在，在于行动的切实有效。
6.以诚心换真心，事事上心
“做人先做事，做事先取诚。”对人对事多一分诚心，就多了一分成功的可能。
很多人都有同感：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要做到知心实在是太难了。
以诚相待，可以得人心。此学问简单的很，但对有些人来说，难于上青天。
曾国藩把人心诚伪作为人的基本品格来认识，认为只有诚实的人才能和他交往，才能有信誉可言。此为其一生必备的交际学问。
曾国藩认为，天地之所以运行不息，国家之所以存在建立，圣贵的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都是因为一个“诚”字。若世上人人欺人，人人被人所欺，世必乱。
人必须虚怀若谷，心地坦荡，毫无私心，然后才能真实无妄。所谓实，就是不欺骗。人之所以欺骗他人，必定是心中怀着私物。心中别有私心，不敢告人，必然编造谎言骗人。若心中不着私物，又何必欺骗人呢?
诚，就是不欺骗；不欺骗，就是心中无私；心中无私，就是至虚(虚怀若谷)。因此，天下之至诚，就是天下无私，天下才称之为天下。现实中，与人交往之初若未能得人心，不要着急，尽可以继续以诚待人，多做交流，久而久之，大家自然能了解你的心意。真话不妨多说，但是不可以攻击他人的隐私，尤其不能背后诋毁他人的短处。言多必失，是指在没有思维过滤下做出了错误举动。
曾国藩说：“我们应该永远诚心待人，虚心处世。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变初衷，终有顺理成章的那一天。虚心、踏实，终有为大家所理解的那一天。真正有诚之人必是心怀坦荡之人，是不会因为流言而改变自己初衷的人”。
用兵久则骄惰自生，骄惰则未有不失败的。“勤”字可以医治怠惰，“慎”字可以医治骄傲，在这两个字前，还须有一“诚”字作为根本。一定要将此认识透彻，坚持到底。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军人天生是直爽的，文人的心多曲，多不坦白。商人多算计说计谋，不同的人需要改进的地方也不同。文人必须完全除去歪曲私心，事事推心置腹，军人也要在为人行事时多考虑别人的感受。商人要参透只有真心为顾客着想才会获得成功的道理，这是说的交往中的诚实。以诚为本，以“勤”字、“慎”字为用，可以避免大灾大败。
自古以来，“信”字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并不一定明显违背条约，或者放弃承诺才算是失信；即便是纤细之事，谈笑之间，也必须真心实意办理或说出。心中对他只有七分，外表不必假装十分。既然已经通和讲好，那就要凡事公平合理，不使远方的人吃亏，这就是恩信。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狐假虎威，更不装腔作势。面临危险有不屈不挠的气节，面对不义之财有不沾染的廉洁，这就是威信。这两种做法，可以在无形之中消除祸患。
“诚”是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概念，被认为是天地万物存在的依据，同时也是人的道德修养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曾国藩主张“诚”，而且身体力行。
咸丰三年正月，他发出自己出办团练后，第三封给湖南“公正绅耆”的公开信，信中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唯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父君。”“不要钱，不怕死”，是他的“血诚”的重要内容。后来，他失败于靖港，在向朝廷的请罪折中信誓旦旦地说，虽然遭受挫折，仍当“竭尽血诚，一力经理”。曾国藩一生正是秉着这股“血诚”
来与太平军和捻军战斗的，可以说他用行动为“血诚”做出了生动的诠释。
他说：“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他简直把“朴诚”当作医治满清王朝政治病的一付“良药”，只可惜朝廷早已经病入膏盲，无可救药了。
所以，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须有一“诚”字，也处处以“血诚”来要求自己的下属。例如，他说：带兵打仗的人，第一要会治理军队，第二不能怕死，第三不贪图名利，第四要能吃苦。接着他说：大多忠义双全有血性的人，这四点都具备。没有血性的人，看似具备了，实际上一无所有。
总之，“血诚”是曾国藩修身、求才、治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是他借以团结一批封建文人、巩固官位的精神力量，也是他企图“复礼”实行“礼治”的重要保证和理想途径。这正是魏征所说的“君子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的意思。
无论修身做人还是治家治军，曾国藩所信奉的只有一个“诚”字。正所谓“诚心千金难换”，当别人拿出一片真诚的时候，要感动的接受。千万不可伤其心，要明白事可改而心难换。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义务为别人无偿付出，不论是日常生活还是职场、商场，都是这个道理。有诚有义者必有所获，懂得珍惜他们的人亦同。
7.国有危难，适时舍身
棘手困难的面前，要为全局考虑而采取息事宁人的方式处理事情，也要舍得牺牲自我成全大我。
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赴京陛见，调任直隶总督。一路上，他目睹大江南北及京嵌之地疮痍一片，大清朝已是风雨飘摇。
接到去津门查办教案的谕旨之时，曾国藩正在病假之中。曾国藩这次病得很重，右眼已盲，左眼唯余微弱视力，又得了眩晕症，几乎无法办公。他自觉日薄西山，朝不虑夕，甚至将寿木都运到了保定。他接旨之后深感教案难办，怕办不好使一生努力化为灰烬。
临行前，他给他二子纪泽、纪鸿留下遗嘱数条，书中强调此事绝难措手，或一去无以再返，但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违效命之初誓。同时向他们交待后事，谆谆瞩托“以勤俭持德，以孝友持道。长逝后灵柩返南，谢绝一切，概不许收礼。所留奏稿、古文，绝不许刊刻流布等。”
留书之后，曾国藩率领赵烈文、薛福成、吴汝纶几个幕僚和少许兵士，冒着七月酷暑，带病登程。
当曾国藩要来津审案之际，天津的官员、士绅多把他看作是敢于反对“洋教”的官员，大家都还记得他于咸丰四年所作《讨粤匪檄》中有反对洋教、护卫儒道之论。所以，在行至天津城门前，早有众多官员、士绅及百姓，包括与案件有涉的人前来迎接，并拦轿鸣冤。曾国藩见大众对他犹如旱苗盼得甘雨，便下轿倾听。官绅们你言我语，把洋教士及教民如何欺压中国百姓，如何虐杀中国幼童，如何枪击中国官员等情况又叙述一遍。这些情况，曾国藩在离开保定前多已了解。还有人跪拜轿前，称颂曾国藩《讨粤匪檄》中痛斥洋教，捍卫中国儒道的英明，说天津士子的反洋教活动便是遵循檄文之大义，以旁挟之举人、圣人之道的体现，求曾国藩明察士民爱国卫道的苦心。
从自己的心理出发，曾国藩对洋教无任何好感。天主教自明末传入，康熙年间兴盛。但因该教与中国的传统习俗发生冲突，一些传教士又参与雍正、乾隆的宫廷斗争，便被严禁。而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吃了败仗，朝廷才被迫允许洋教来中国活动。
英、法、美、俄诸国，它们的军事力量远比中国强大，绝不能轻易与之开战。上谕明文令他“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让他“持乎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绝不是让他得罪各国，更不能把关系搞僵引起国际争端和武力冲突。既然不能违背朝廷旨意而得罪洋人，那么如何面对舆论的压力，如何向天津官绅、士民交待，就使他更加为难。他从《邸报》上看到朝内外对天津教案异常重视，舆记攻击崇厚卖国媚外，恭亲王奕诉、内阁学士宋晋、翰林院侍读学士袁保恒，内阁中书李如松等人向朝廷上奏折，说天津反洋教是义举，对洋人应采取强硬态度，要求皇帝下旨讨伐洋人洋教、惩罚媚外的崇厚等官员，这些虽然都是空谈，但对早已怒不可遏的广大群众却极易起到煽动作用。
现在，舆论认为崇厚卖国，而以为曾国藩会替天津人出口气，所以对他抱着希望，等着他来为受害的百姓说话，因而并未发生大的行动。一旦他有违众意，大家希望破灭，究竟会出现何等结果，他心中的确无数。如果天津大众不服他的处置，教案不仅处理不了，可能还会继续扩大事态，后果不堪设想。
曾国藩回顾道光以来清廷“办洋务”的历史，无论是主战的林则徐还是主和的穆彰阿，到头来都没有好下场。仗打败了，皇帝把责任推给林则徐，而国人斥骂《南京条约》屈辱卖国，皇帝又把卖国的罪名推给主张讲和签约的穆彰阿。他意识到自己要重新扮演穆彰阿的角色，替清政府去顶卖国贼的罪名。他的预料果然成了现实：当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公布后，国人不骂慈禧太后，却单骂曾国藩，他成了天下人眼中的千古罪人。一代中兴名臣就这样成为了别人嘴里的“卖国贼”。他在社会舆论的猛烈攻击下，完全处于遭受唾骂、有口难辩的困境，但他却不置一词。
但他明知而不惧，反映了他愿为大清朝担负一切罪名的勇气。这与他对末世之官应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的认识是相通的。
由此可见，在某些情况下，当面临棘手困难的时候，为了全局的考虑而采取息事宁人的方式处理事情，是要以牺牲自我作为代价的。而曾国藩是把名誉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人，所以摒弃了声名以顾大局，无愧于“公忠体国”。
若是那些轻名重利之流，则未必可以像曾国藩那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