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以当时两人的权术和处境而论，晁错深得景帝信任，也非常忠于景帝。为了景帝的尊严，他不惜多次更改法令。自恃大权在手的晁错，不听左右劝谏，就是其父亲劝他，也改变不了他的初衷，使他父亲感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为免受千刀万剐之刑而自杀。晁错本人因为是维护“天子之尊”，所以才不怕别人“口语多怨”。但他厚黑学的修为还不到家，做事优柔寡断，缺乏应变才能。有景帝的信任和重用，晁错自以为有恃无恐，孰料他的政敌竟然使用比他更高明的手段，将其所害。
袁盎的厚黑学修为远超过晁错，不仅比晁错更会见风使舵，而且中伤人总能抓住要害。
比如在汉文帝时，袁盎还不过是刚入仕的郎中，在文帝身边为侍从。这时维侯周勃因平定诸吕，拥立文帝，志骄意满，而文帝也因周勃功高，礼之甚恭。袁盎便借机向文帝进言道：“你觉得丞相(周勃)这人怎么样?”文帝对周勃正怀感激眷恋之情，便回答道：“社稷忠臣。”袁盎又说：“丞相只是所谓的功臣，但并不是社稷忠臣。社稷忠臣是主在他也在，主亡他也亡。吕后时，诸吕当政，丞相当时为太尉，握有兵柄，但却无动于衷。吕后死后，大臣一起共诛诸吕，太尉出兵成功，虽然立功不少，但也体现出他不是社稷忠臣。丞相现在每每跟你说话，都显得很骄狂，而陛下反而谦让他，臣主失礼，我以为陛下对他还是要小心为是。”自此以后，周勃的处境就不妙了，不得不辞相就侯位。然而在周勃被人诬告而抓进狱中时，袁盎则力保周勃无罪，这就又使周勃感激他。一石双鸟，上下均不遭怨。
还有一次，袁盎安排汉文帝宠幸的慎夫人入座，他按照惯例把慎夫人的座位安排在皇后之下，慎夫人生气，不肯坐，文帝也因此而恼怒，竟不入位，带慎夫人回后宫。袁盎因此而进言说：“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岂可与同坐!且陛下宠幸她，厚待她，如果让她坐在皇后之上，正是大祸临头呀。”这番话不但使文帝转怒为喜，也使慎夫人心服，另赐袁盎黄金五十斤。
由此可见袁盎处事能抓住要害，对当时的政治斗争看得也很清楚，晁错当然不是他的对手。
晁错与袁盎结怨，现大权在手，自然要想办法制袁盎于死地。他派遣官吏调查得知，袁盎曾私自接受吴王刘濞的钱财，并向景帝报告，景帝下诏免除了袁盎的官职，将其贬为庶人，袁盎因此对晁错怀恨在心。
晁错和景帝平时就有削藩的想法，一次抓住楚王刘成过错予以“削藩”。楚王被削之后，晁错便搜罗赵王过失，把赵国的常山郡也给削了去。然后又查出胶西王刘印私自卖官鬻爵，也削去了六县。晁错看到诸王没有什么抵制性的反应，觉得削藩可行，就建议汉景帝向硬骨头吴王刘濞下手。
吴王刘濞听说楚、赵、胶西王均被削夺封地，唯恐自己也要遭到同样的下场，便联络胶西王刘印、楚王刘成、赵王刘遂及胶东、淄州、济南六国一起造反。
景帝一听到叛乱的警报，立即召集群臣商议。晁错平乱心切，居然不合时宜地提出要景帝御驾亲征。景帝问道：“我若亲自出证，谁来留守都城呢?”
晁错说：“臣愿意留守都城。陛下应该出兵荣阳，堵住叛兵，徐僮一带，不妨暂时放弃，令他们自生骄气，自减锐气，然后一鼓作气把他们平定。”景帝听后，未加理睬，忽然想起文帝临死前告诉他的一句话：“天下有变，可用周亚夫为大将。”便命周亚夫为大尉，领兵出征。周亚夫并无推辞，领命而去。
吴、楚等诸侯王发动叛乱。由于袁盎曾是吴王的相国，晁错便乘机想置袁盎于死地，他对丞史说：“袁盎接受了吴王不少钱财，专门为他们辩护，说他们不会造反。现在，吴、楚都已经造起反来，还有什么可说的?应该把袁盎抓来审问，察知他的阴谋。”
丞史却说：“吴、楚当初还没有造反时，要是处置袁盎，或许还能阻止他们造反。现在都已经反了，再去处置袁盎已经没什么用处了。再说，袁盎好歹也是个大夫，不见得会有什么阴谋。”把晁错给挡了回去。
晁错正在犹豫不决时，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袁盎。袁盎心里很紧张，心想：好你个晁错，你一次又一次地和我过不去，现在又要加害于我，我也不能坐以待毙。他连夜找到受景帝眷爱的外戚窦婴，商量这件事该怎么办?窦婴曾位列三公，是朝中重臣。不久前因为吴、楚之事被免官在家，他对晁错早就恨之人骨。现在袁盎找上门来，他便如此这般地给袁盎谋划了一番。
吴、楚七国起兵不久，吴王刘濞发现公开反叛竟不得人心，就提出了一个具有欺骗煽动性的口号，叫“诛晁错，清君侧”。意思是说皇帝本无过错，只是用错了大臣。七国起兵并非叛乱，不过是为了清除皇帝身边的奸佞大臣。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坚决主张“削藩”
的晁错。
窦婴虽说已免官闲居在家，但地位和影响还在，现在见时机成熟，便向景帝说：“袁盎有平乱的妙策。”由于袁盎当时身为庶人，不能晋见皇帝，只有通过窦婴这一门路。景帝一听袁盎有平叛妙策，正是雪中送炭，立即召见了他。当时，晁错也在场，向皇帝汇报调拨粮饷的事。袁盎上朝一看不觉一惊，原来晁错也在。
景帝见到袁盎就迫不及待地问道：“吴、楚七国造反，你有什么好办法平定叛乱呢?”
袁盎显出不怎么在意的样子，而是随口答道：“陛下尽管放心，不必挂虑。”
然而，景帝却有点儿着急，又追问道：“吴王倚山铸钱，煮海为盐，诱招天下豪杰，若不计出万全，怎肯轻易罢兵，怎能说不必挂虑呢?”
袁盎抓住景帝的心理，并不谈及实质性问题，而是进一步促发他的好奇心，说：“吴国只有铜盐，并无豪杰，不过是一群无赖子弟，亡命之徒，乌合之众，如此一哄为乱，实在不必担忧。”
景帝真地着急了，说道：“你来难道就是跟我说这些没用的话吗?”袁盎这才说：“臣有一计，可使叛乱迅速平息，只是不能让外人听到。”
景帝这才真正打起精神来，连忙屏退了周围的人，但晁错还在。然而，袁盎十分清楚，如果当着晁错的面说出自己的计划，晁错必定会为自己辩解，景帝肯定下不了决心，到那时，不仅杀不了晁错，自己肯定也会被晁错所杀。所以，他才一步步地把景帝的情绪调动起来，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人。他又说道：“我的计‘策是除了皇上以外，任何人都不能听的。”说完这话，袁盎的心都吊了起来，如果此时景帝认为晁错不必回避，又逼着自己说出计策，那自己就是死路一条了。好在沉吟片刻之后，皇上终于对晁错说：“你先避一避罢!”
晁错无奈，只得悻悻离去。
袁盎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立即对景帝说：“陛下知道七国叛乱打出的是什么旗号吗?是‘诛晁错，清君侧’。七国书信往来，无非说高帝子弟，裂土而王，互为依附，没有想到出了个晁错，离间骨肉，挑拨是非。他们联兵西来，无非是为了诛除奸臣，复得封土。陛下如能诛杀晁错，赦免七国，赐还故土，他们必定罢兵而去。是与不是，全凭陛下一人作主。”
景帝毕竟年幼识浅，不能明辨是非。听了袁盎这番话，又想起了晁错建议御驾亲征的事，起初觉得晁错用心不良，如此看来晁错即使未与七国串通一气，也肯定是另有图谋，于是马上对袁盎说：“如果可以退兵，我哪里还在乎一个人?”于是，景帝把袁盎封为太常，让他秘密赴吴议和。
等到袁盎退出，晁错才出来。他也实在过于大意，明知袁盎诡计多端，又避着自己，所出之计肯定于自己有关。但晁错过于相信景帝，见他不说也就置之不问，只是继续陈述军事而已。岂知此时的景帝已密嘱丞相陶青、廷尉张欧等人劾奏晁错，准备把他腰斩。
一天夜里，晁错忽然听到急促的“砰、砰”敲门声。看时，原来是宫人奉诏前来，传御史晁错即刻人朝。晁错惊问何事，宫人只说不知道。晁错急忙穿上朝服，坐上官人的马车。行进途中，晁错忽然发现走西汉·骑士、将帅服饰的并非上朝的路，拨开车帘往外一看，所经之处均是闹市。正在疑惑，车子已停下，宫人喝令晁错下车听旨。晁错下车一看，正是处决犯人的东市，才知大事不好。宫人读旨未完，只读到“处以腰斩之刑”处，晁错已被斩成两段，身上仍然穿着整齐的朝服。
然后，景帝又命人宣告晁错的罪状，把他的母亲、妻子和儿女等一概拿到长安。除晁错之父已于半月前服毒而死外，余者全部处斩。
就这样，袁盎在晁错的逼迫下，抓住机会，采取比晁错更黑的招术，暗中下手，巧借景帝这把刀，除掉了自己的大仇家晁错，实在是手腕儿高超。
晁错死得确实冤枉，他完全是一场政治、军事与权谋斗争的牺牲品。晁错的悲剧是由他的性格所致，只知忠诚，却不知忠须有道；只知为国着想，却不知保身之法；锋芒太露，却不知迂回婉转；触人太多，却不知多结善缘。
如果不改其性，即便是当时不死，也决不会长久立足于汉室，因为只靠一个人一时的信任实在是不牢靠的!更为后世者提个醒，在感叹自己命运时，先看看自己的性格。
4．“都是为你好”——贾充和任恺的“好心”
官场中的敌对者，即使彼此恨之入骨，但见了面仍然要握手寒暄。有时为了达到铲除对手的目的，还要装作一片好心，在表面上极力的“赞赏”对手，大力“举荐”对手，以使对手权力架空，或使对手自投罗网。
贾充(217～282年)是魏晋时期司马氏家族的心腹。当年司马昭兄弟发动政变时，就是他指使人杀掉魏国的小皇帝曹髦。后来，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称帝以后，对他格外宠爱，授予他侍中、尚书、车骑将军等高官显位。贾充对上献媚邀宠，奉承巴结；对下拉帮结伙，对不肯服从自己之人打击陷害，朝野正直人士对他无不十分厌恶。
当时担任侍中的任恺是一个治国之才。他处理政事，有条不紊，头头是道，建树颇多，而且为人秉性忠正，以社稷为己任，深为司马炎所赏识和器重。在遇有军国要事大政时，司马炎经常同他商量。任恺对贾充这种趋炎附势的小人自是十分反感，这使贾充很是不安。因为侍中这个官职虽然不大，却是皇帝身边的近臣，可以直接向皇帝反映大臣的善恶、朝政的得失。贾充总担心任恺会在皇帝面前揭露他的真面目，便想将任恺从皇帝身边挤走。
然而司马炎对任恺十分敬重，说他的坏话必然不信，怎么能够做到既不像是攻击任恺，又能将他调离皇帝身边呢?贾充冥思苦想，终于找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推荐任恺去给太子当老师。按照历代封建朝廷的制度，太子的老师是不许过问朝政的，只能留在东宫陪太子读书，而太子司马衷又是个弱智，根本不可能接受任何教育，给他当老师肯定是劳而无功。这样一来，就既可以使任恺离开皇帝，还会使他因为教育失败而失去司马炎的信任。于是，贾充便向司马炎极力夸赞任恺如何忠贞正直，如何才学过人，是给太子当老师的最佳人选。司马炎倒是接受了这个建议，任命任恺为太子少傅，但原来所任侍中一职，依旧保持不动。贾充枉费心机却不讨好，懊恼不已。
对于贾充的这种“好心”，任恺自是洞若观火，他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法炮制，用“好心”回敬贾充的“好心”。恰巧此时西北少数民族袭扰边境，司马炎十分着急，决定派人前去平乱。任恺便说：“这是重任，应当派一名有威望、有地位、有智谋的朝廷重臣前去镇抚。”司马炎问：“那么爱卿看谁可担当此任?”任恺于是就满含忠诚甚至带有一点“敬”意的说：“贾充!”司马炎果然同意了。这样一来，贾充的同伙全都慌了神儿，麻了爪儿。贾充一走，他们失去了后台，在朝廷可就没地位了，贾充自然更是不愿意离开朝廷。就在赴任之前，在夕阳亭举行的饯别宴会上，他们还在商量对策。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贾充同皇帝联姻，将他的那个又黑又丑的女儿贾南风许配给又呆又傻的白痴太子司马衷。这样，任恺的计谋不仅未能实现，反而给西晋王朝留下了一个祸根。
任恺的这番算计让本就对他心怀恨意的贾充怒火更盛，可谓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时贾充的同伙给他出主意说：“让任恺去干选拔官吏的差使吧，这件事情工作繁重，需要经常去全国各地巡视，就不可能留在皇帝身边了。而且所选之人，三教九流，龙鱼混杂，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想挑他的毛病也容易得很。”于是贾充故伎重演，又一次在司马炎面前称赞任恺如何如何地公正无私，如何如何地知人善任，为朝廷选拔官吏之事由他主持最为合适。这一回司马炎觉得贾充说得有理，相信了，便任命任恺为吏部尚书。
不可否认，任恺当吏部尚书是再合适不过了，可接近皇帝的机会也少了。
从此，贾充便整天在司马炎身边伺机诽谤，造谣诬陷，终于使任恺失去了司马炎的信任，辞掉了他的官职。
在封建官场游戏中，有一条重要的游戏规则，就是即使两个人对彼此恨之入骨，甚至将对方扒皮抽筋都不能解恨，但是当俩人见了面还是要像好朋友一样握手寒暄，喜笑颜开；在第三者面前还要“好心”的说对方好话。这不能说是一种虚伪，这是一种生存的必要手段。就像贾充、任恺一样，虽然都欲将对方除之而后快，但是在皇帝面前还是会“好心”的表演一番。
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我们不会像贾充、任恺一样使用卑鄙手段，陷害对方，但是有时候这些表面文章在处事中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很多时候会不可避免的和自己不喜欢的人打交道，不管多不情愿，我们还是会笑脸相迎，这不仅是一种礼貌，一种修养，也是一种为人处事的法则。
5.踢开绊脚石——杨骏不择手段除异己
封建官场中，那些奸臣贼子为了给自己的仕途扫清障碍，为了能独掌大权，只手遮天，在对待“敌人”时往往是不择手段的。明的不行来暗的，正的不行来邪的，狠下心来要把对方搞垮。
晋武帝的第一个皇后叫杨艳，是杨骏(?～291年)的亲侄女，历史上著名的白痴皇帝司马衷就是杨艳所生。自古红颜多薄命，资质美丽的杨艳在37岁时便死了。她临死时担心已被立为太子的白痴儿子被废黜便留下遗愿，希望晋武帝迎娶她的堂妹，也即杨骏的女儿杨芷为妻。她提出这个要求的目的，是希望武帝娶杨芷后，册立为皇后，她的儿子司马衷就有了一个保护人，不致被废黜。武帝出于对爱妻的宠爱便答应了她的要求。杨艳死后，晋武帝娶杨骏的女儿杨芷为皇后，杨骏也便一跃成了国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