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陶就是这样，喜爱沉默。她高兴起来，什么都忘了。一张粉团团的脸儿，稚气地笑着，并不言语。她常常一个人静静地待在一边，细长的眼睛稍稍眯缝着，久久地遥望天边。她在追寻着什么？她在探求着什么？她在迎接着什么？这时候那张粉团团的脸就变得十分严正，十分深沉，似乎还流露出几分怒气。开始，同班战友们不了解她的习性，嘀嘀咕咕议论她说：“就像是谁借了她米还了糠。”
谈起“九四一”的行动，小陶妈妈问连长：
“现在领导上怎么说，是不是已经定了总机班全体到前边去？”
连长说：“问题不大。”
女电话兵一起嚷叫起来：“什么叫问题不大，定就是定了，没定就是没定。”
“反正我们心里有数，让去也要去，不让去也要去。”
“要上就是全班上去，少了一个也不干。”
母亲笑了，说：“你们先别吹，要不是我这个军属大妈替你们说话，准不准许你们上去还真是难说哩。”
前天，九四一部队的几位领导同志到省城去参加作战会议，抽空去看望了陶坷的妈妈曾方同志。谈到对女子总机班，通信部门有几种方案。第一种是让她们全体上去锻炼锻炼。第二种是全不上去。第三种是挑选几个身体好的去，其余有几个干部子女，体质较差，就留守了。
曾方问：“照第三种方案，留守的人里是不是包括陶坷在内？”
回答说小陶是其中之一。又向她解释说，这并不是专门照顾干部子女。反正后方需要留人守总机的，连里的猪也得有人看，谁体力差就留下谁。
曾方说：“现在的事情就是这样，不准请客，照样请，说不是请客，是加菜。不准走后门，照样走，说不是后门，是前门儿。该有什么手续办下来了，该有什么图章盖上去了。不让陶坷她们到前边去，还怕找不出几条现成的理由？”
这么一说，大家都笑起来。
曾方又说：“我看第一种考虑是正确的，后两种方案恐怕欠妥当。当然，部队的事用不着征求我的意见。不过我也有一点发言权的，至少我那一个不能留下来。我们为什么要送孩子到部队上，就是为的让她们穿起军服，神气活现地去照相，四寸六寸去放大吗？现在要打仗了，把这一个战士拉下来，让另一个战士顶上去，想都不应该这样想的。哪一个战士不是人生父母养的！真的这样，等欢迎部队凯旋归来的时候，我心里会是什么滋味？你们得站在我的地位，替我想一想吵！”
这位老同志态度是那么诚恳，她的意见无疑是对的。“九四一”的几个干部都说，有必要确定一条原则，干部子女原来在什么位置上，作战期间还应当在什么位置上，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后方调动。
三
等过了若干年，向后辈儿孙们讲起这些事情来，你会感到很难使他们完全理解。
小陶妈妈不愿意住招待所，在连里住下了。严莉告诉小陶，晚班不用上机，陪妈妈睡，和妈妈说说话。等屋里只剩了母女二人，曾方才有时间上下打量着小陶。拉住了女儿的手，问长问短。小陶一边搭话，不好意思地抽回了手，女儿大了。
妈妈说：“我原讲是来看看你，现在是送你上前方了。”
“我本来想打个电话，让你别来了。还是想见妈妈，就没有打。”
“要是姥姥能和我一起来送你，你就该高兴了。她上了年纪，怕路上不方便，我没有让她来。”妈妈似乎是带了一些妒意说：“陶坷！你承认不承认，你喜欢我，不及喜欢姥姥的三分之一。”
“妈！瞧你，又来这一套了。”
在妈妈和妈妈的妈妈之间，很难说小陶跟谁更亲近。她在外祖母身边比在母亲身边的时间还要长些，无形中对外祖母更熟些，这是事实。
我们现在讲，对某些事情不必说长道短，留给后代去作出评价好了。这是可以的。不过，等过了若干年，向后辈儿孙们讲起这些事情来，你会感到很难使他们完全理解。不知要以几位数字计算的那么多于部，阴阳头一剃，成了“牛鬼蛇神”。有的人还可以说是让抓住了几条什么。曾方是毕业于太行山抗日中学的一个农家女，历史清白无瑕。她既没有在高呼口号的时候精神不集中，喊错一了什么话，又没有在旧报纸上随意写画，不提防墨水渗过去，弄脏了背面的照片。可是，查出了她丈夫1959年在病故前不久曾经攻击过“小土群”，和彭德怀的言论很相似。丈夫死了，便宜了他，妻子不能再白白放过去。于是曾方进了“牛棚”。随后被转送监狱进行劳改，一改就是8年——整整是抗日战争所耗用的时间。以后放出来又挂了3年——够进行一次解放战争的。曾方有思想准备，进“牛棚”前写了信给母亲，请老人来把7岁的外孙女儿接到农村去了。
小陶初次见到姥姥有些害怕。城里的孩子，没有接触过农村装束的老年妇女，她看着姥姥很像小人书上的“狼婆婆”。现在妈妈顾不得她了，不跟“狼婆婆”走，到哪里去呢！
公社起先不知道情况，以后外调回来，立即宣布撤销了这位老人贫协委员的资格，让她交代和女儿女婿的关系。外孙女儿原来是有临时口粮的，也宣布取消。
取消口粮，姥姥倒也没有当一回事。就是不取消，反正也别想能拿回一粒粮食来。公社通知说，因为2年大旱，田里无收，返销粮也早完了，今冬的问题由社员自行解决。外出找生活，可以给出证明。连年旱灾害苦了群众，同时也搭救了另外一些人。这样，可以顺手把造成大面积饥荒的罪过完全推给老天爷，他们则仍然可以心安理得，也仍然悟不出一个极为简单的道理——革命高调不能当饭吃。
一天，姥姥用白布口袋装了一个饭盒，一双筷子，拿给陶坷，打发她和队里一些半大孩子一同出门。小外孙女儿愣住了，迷惑不解地望着老人，她问：
“姥姥！我们现在不是在新社会吗？”
一个似懂事不懂事的孩子，她还没有学会掩饰自己的内心活动，她天真地向外祖母提出了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换了别人，也许根本不回答孩子这样的问题，只是喝叫她不要胡说。姥姥觉得应该对外孙女把话讲清楚，尽管这话是很难讲清楚的。老人顺理着外孙女儿的头发说：
“孩子！姥姥怎么跟你讲呢？要说我们不是新社会，不对！要说新社会就是如今这样子的，也不对。新也罢，旧也罢，肚子饿得咕噜咕噜那种滋味是一样的。这就得要你挺着些了，姥姥就是这么挺过来的。这也有好处，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作没饭吃。那年你烧破了衣服，你妈骂你说：‘再这么胡闹，没有你的饭吃。’你说：‘没饭吃我吃包子。’孩子！不过你也不用总那么愁眉苦脸的，该高兴还是高兴。眼面前的事情，你全当是闹着玩的，不是当真的。不怕的，这阵子风就要刮过去了。你去吧，姥姥等着你回来。你们沿着铁路走，听见火车响，早点靠边等等。”
陶坷和一群小伙伴们上路了，结成了一支长长的队伍。树枝上的小鸟唧唧啾啾欢乐地叫着。它们看见，和它们很熟识的这群孩子，沿着铁路只管往前去，越走越远了……
孩子们来到一个疗养地，看见一所庭院的铁栏杆里边，有一位白头发的解放军坐在躺椅上晒太阳。这是一位将军，不过当地人只知道他是一个养病的老头。其实，将军本来没有多大的病，林彪把持军委期间，不明不白地叫他靠边疗养。林彪完了，他可以出去工作了。不想，住疗养院几年，真地住出了几样要紧的病来，只好仍然留在这里。将军无可抱怨，在他这一茬穿军装的“老家伙”里，他算是够幸运的了。
陶坷隔着栏杆，远远向将军伸出一支干瘦的小手。这样的事将军经过得多了，他知道这小姑娘要什么。他一面在衣袋里翻找零钱和粮票，一面问小姑娘叫什么，哪里人。小姑娘低着头，始终不说话。将军又问她：
“你怎么不在家好好上学搞生产，自己跑出来？”
“我有证明。”小姑娘终于开口了。
小姑娘掏出皱皱巴巴的一张纸：将军接过来看，上面写着：
兹有我队社员陶坷（女）因事外出，望沿途有关单位放行为荷。此致文化大革命战斗敬礼……
一两行字，将军反复在读。从二万五千里长征到抗美援朝，几次战争都在这位老战士身上留下了纪念。他抖抖索索看着那封证明信，心里在说：我这是为的什么？就为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二十多年以后，还照样让我们的孩子“因事外出”吗？两行热泪扑扑答答掉在信纸上。
陶坷忙收回了信，她像在哄小孩似地对军人说：
“解放军爷爷！您别这样，您别这样。我姥姥说了，全当这是在闹着玩的，不是当真的。”
小姑娘安慰白发将军的话，实在让他受不了。已经有些人开始围过来，想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热闹的事。将军觉得他就要痛哭失声，双手掩面，连忙离开了。他忘记了把零钱和粮票拿给小姑娘。
说到陶坷在姥姥家度过的几年艰难生活，妈妈又心酸起来。她原以为把小女儿送到乡下去会好一些，不想让孩子吃了更大的苦头。用一句严谨的话说，是让孩子受到了更大的锻炼。曾方为了排遣自己的伤感，她洗了脸，随后以愉快的语调对女儿说：
“算你们运气，人家也当兵，一茬一茬的复员了，都没有赶上打仗，偏偏让你们这一茬的赶上了。”
“我们班已经向上送了3次决心书，政治部还把我们的决心书摘了一段登在简报上了。”小陶自豪地说。
母亲笑笑说：“决心书有写得好的，有写得一般的。不过，上简报是一回事，上了战场又是一回事。”
“那倒是。”小陶同意说。
“陶坷，你们弄没弄懂，为什么一定要打这一仗？你在姥姥家经历过那样的几年生活，你更应当懂得，我们不能再丧失时间，不能再没有一个平静的建设环境了，只讲这一点，这一仗就非打好不可。”
陶坷庄严地向母亲点点头。
曾方从旅行袋里取出一个纸包，对女儿说：“现在报上讨论干部子女应不应该继承父母的遗产。你爸爸给你的遗产全在这儿，我给你带来了。”
小陶打开纸包，是一副草绿色粗布绑腿。
这副绑腿是爸爸在八路军一二九师时发的，妈妈一直保存着。造反派抄家，抄出了爸爸和妈妈许多来往书信，用绑腿捆着拿走了。那些书信要归档，剩回了这副绑腿。
“这是爸爸留给我们的纪念，我怕弄坏了，还是妈妈保存着吧。”女儿说。
“你到前方去，打在腿上，这才是实际的纪念哩。”母亲又说：“你怕还没有学过怎么打法吧，来！你看着。”
曾方踩着床边，把裤脚裹紧，开始熟练地打起绑带。每绕一圈，或正或反打一个褶儿，小腿外侧打出一排“人”字儿。妈妈讲解说：
“我打的这是单‘人’字，还有打双‘人’字的。有人喜欢打花，有人不加花儿，各有所爱。要领是脚脖上可以紧些，到了腿肚松紧要适当。松了往下吐噜，太紧走起来腿疼。”
曾方兴致勃勃地讲解着，已经打好了绑腿。顺手扎上了小陶的皮带，在屋里来回走了几转给女儿看。小陶惊奇地发现，妈妈一下变了一个人。一对细长细长的眼睛，那么明亮，脸上焕发出青春的光采。胸脯挺起来，腰身自然地扭动着，那步伐姿态是别人学不来的。曾经在哪里看见过妈妈这样子的？是在照相册上。那是一个漂亮的女八路，短短的头发在军帽下边蓬松着。皮带一扎，鲜明地勾勒出了苗条的身材，绑腿打得那样规整自然。看上去既有着严正的军人风度，又充分保留了女性的魅力。
陶坷欣赏着妈妈，上前抱住妈妈说：“妈！你怎么还是像照片上那样好看。”
母亲推开小陶说：“滚一边去，没有见过你这样的，拿自己亲娘老子开心。”
曾方侧过身，在窗户玻璃上看到了一张忧伤苍老的面容，看到了那染霜的鬓发。如果来谈论，一场迫害夺去了我们许多女同志的美丽俊俏，未免不够严肃。多少人被夺去了生命，还说谁的容颜外貌。不过，有多少人在骤然之间变得那么苍老不堪了，一头青丝在短短几天之内，以至是在一夜之间化为霜雪。这也是对10年浩劫所作的忠实的记录之一。可以平反昭雪，可以恢复名誉，但是人们外形上留下的这种明显的印记是无法改变的了，正如内心受到的创伤很难平复一样。
晚上，小陶和妈妈挤在一张小床上睡。床边帮了一条长板凳。吹熄灯号很久了，母亲还在讲话，小陶熬不住了，迷迷糊糊地搭着腔，翻个身睡着了。曾方在昏暗中望着女儿侧身睡卧的姿态。圆圆的肩头从绿棉被下露出来，臀部高高隆起，小时候瘦得两条腿像麻秆儿，正长个儿的那些年一直缺营养，不想几年来发育得这么好。母亲疼爱地望着女儿，她将怎样去迎接战火纷飞的考验呢？
“红河！红河！过红河了！”小陶在睡梦中欢乐地呼喊起来。
母亲笑了，这孩子够性急的，刚合上眼，已经跨过了红河天险。
四
在战场上，一切都是用最严格的尺度来衡量的，不讲任何宽容，不作降格以求。
红河发源于云南省崇山峻岭间，在中国境内叫作元江。红河从老街地方进入越南，流经越南北方腹地，向东南入海。
九四一部队在老街附近渡舟桥，跨过了红河。几天以前，兄弟部队过河开辟了战场，现在他们可以驱车向前开进了。
越南北部边境，和我们的滇南河口一线，都属于亚热带山岳丛林地带，自然环境本来是没有多大差别的。河口地区是我国橡胶产地之一，三叶树环绕山丘，一行行，一层层，郁郁葱葱。胶林深处，可以望见国营农场的楼房，红瓦白墙，烟囱耸立。米轨小火车沿着溪流隆隆驰过，留下一缕烟云。这遥远的边疆，向战土们展示了它的富饶美丽。一过红河，就是另一番风光了。六姐妹挤在电话车窗口留意观察着，她们明显地感到，已经置身于异国的土地。
虽是旧历正月，到中午颇有点盛夏的味道。电话车闷热得要命，几个人吐了，愉快的笑声停止了。不一会儿，浓雾漫卷过来，热风里带着雨丝，灰蒙蒙的。十多米以外，听见汽车响，却看不见。班长严莉查了地图，说此地是黄连山山脉。山脊又高又陡，有的地方突然形成断裂，下边是乱石嶙峋的深渊。公路两旁覆盖了灌木竹林，茅草刺藤相互盘绕，密不透风。女电话兵们不免有些犯愁了，要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执行架线任务，从哪里下手呢？
傍晚，部队接到命令，原地宿营待命。一路上没有下车的机会，现在停下来了，战士们都就地在解手，并不避讳。弄得总机班的女兵一直不敢抬起头来，她们小声地骂道：
“这些家伙，没脸没皮的！”
她们很快就知道了，男同志们挨骂实在是冤枉。这里公路的内侧是悬崖，外侧是深谷，要上上不去，要下下不得，窄窄的一条路，到处是人，谁也躲不开谁。女电话兵们团团打转，只好去问连长，要上厕所怎么办。连长笑一下，就把脸背转过去，不再看她们，这就是给她们的一种切实的答复了。严莉叫两三个人在电话车旁遮挡着，大家轮流上了厕所。谁也没有意料到，到前线来遇上的第一个困难竟是这样一个问题。
有线电通信连保持着行军序列，原地宿营了。女兵班夹在男同志当中，在公路上占据了几公尺地段。雨淅淅沥沥下着，她们盖着防雨布，鞋也不脱，枕着背囊和衣睡下。谁能睡得着呢？不知哪个部队还在往前去。她们感觉到，那急促的脚步，总像是踩着了自己的头发。
通信科一位参谋来传达首长命令，要求迅速架设下属各部队线路。连里决定开用电话车总机，指挥机关内部线路由总机班负责架通。
总机班的女战士们，忘记了震耳欲聋的炮声，在听候班长严莉下达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