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吉桑望望娜梅琴措，又对郎扎这支等待冲锋的队伍环顾了一下。不慌不忙朝天举起枪。
应着枪响，四周爆发出一阵凛人的喊声：
“不准动！举起手来！……”
埋伏在森林中的山匪们没想到自己倒反中了埋伏。他们仓皇地迎接跃马冲来的骑兵们，林中一片片空地上，同时展开了战斗。只听人吼马嘶和枪声混响在一起，只见枯树乱藤之间人影窜动，刀光闪闪。
一名山匪举刀向多吉桑扑来，他来不及射击，便抡起步枪打去，山匪被劈头打倒，而多吉桑的枪把也折断了。他顺势抓过了死者的藏刀，但背后又扑来一条大汉，趁他不及转身挥刀劈来，幸好曹进赶到，用手枪结果了这家伙的性命。
娜梅琴措隐身在一株枯树背后，不知所以地在观看这场厮杀。郎扎躲藏在同一株树干的另一面，他射倒了几个未及提防的骑兵之后，便跳上了马。他俯身挟起娜梅琴措意欲逃走，但发现多吉桑立马拦在面前。他立刻像丢掉一个包袱似的，把外甥女儿丢到马下，遂抽出了刀。多吉桑右臂吃了一刀，血染红了蓝道汗衣。但他没有顾及。终于，他的一尺多长的藏刀，刺穿了敌手的前胸。郎扎从鞍上倒下去，一只脚还未脱出镫圈，便被他的战马拖拉着窜入丛林。
匪群溃乱了，骑兵们四处追赶着他们。男女工作队员们，也投入了战斗，伏在地上向逃窜到草原上的匪徒们射击。却路丹珠得到了一显身手的机会，他连发连中，好几个匪徒应声栽下马去。接着，望见一个女人纵马向河湾奔驰，他端起了枪，但没有发射，因为他望见多吉桑紧紧追赶在背后。
娜梅琴措低低俯在马上，逃过木桥，上了山道。多吉桑紧紧追赶着。他们一前一后，奔跑在险峻的崖头小路上，仿佛是两只巨鸟，擦着壁陡的岩石飞了过去。忽然，娜梅琴措的马嘶叫着直立了起来，高高的断崖下，只见河水滚滚，路绝了。当她意欲拨马转回的当儿，多吉桑已下马站在面前，她也跳下马，他们相互以逼人的、可怕的目光注视着对方。娜梅琴措见对方从怀中取出了一把雪亮的匕首，忿然道：
“做什么，你这个没有阿妈的野种！你要做什么？”
多吉桑冷笑道：“谁敢说我没有阿妈。瞧！你只消问问这把刀就知道，我有阿妈，她是阿訇鲁鲁土司庄院上的家奴，临死的时候，这把刀还贴在她胸口。”
娜梅琴措怔了一下，恍然说：“啊！原来你是……这么说，就为了那个下贱的背水婆娘，你要算20多年以前的账。”
“不！那笔账你爹娘老子已经还过了。”
“那，我不明白，你这是为了什么？为了谁？”
“为了千千万万下贱的背水婆娘。”
娜梅琴措发出一阵极端轻蔑的、失常的笑声。在这笑声中，多吉桑背手持刀，逼近了她。而她却侧着头，若无其事地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事。多吉桑注视到娜梅琴措胸前那闪闪发光的白玉项圈，眼前立刻现出从前他亲手把这项圈为她戴在脖颈上的情景。随即，他粗野地将那项圈拉断，摔在脚下，并厌恶地啐了一口，尔后，霍地转过身，把匕首举过了头顶。娜梅琴措突然尖叫道：
“等等！你不配！你不配杀我！我自己会死！你这家奴养的，你不配！”
多吉桑暴怒了，然而，他终于把举起的匕首收下来，说：“好啊！我正不愿意把手弄脏呢！那就请快点吧！你已经耽搁我很大工夫了。”说着，退后几步，傲然地把身体背转了过去。
娜梅琴措斜视着多吉桑的背影，咬牙切齿说：“我恨你们！”接着，她陡然摔开遮在眼前的、散乱的长发，仰天发出一声凄厉的、歇斯底里的尖叫，用裙子蒙住脸，僵硬地从崖头倒了下去。
陡崖。石头冲撞着石头，浮土卷带着浮土，越来越多地向下崩塌、倾泻，直到跌人山涧，在滚滚的急流中淹没。
二五
画外歌声：
大河流呵！流呵！
滚滚奔流永不息。
这不是天降的雨雪，
也不是深山的泉水，
这是我们前辈人的眼泪。
大河呵！大河！
请把我们奴隶的屈辱冲刷干净，
请把我们苦难的厄运连根儿带去。
山民们纷纷停下耕作，牧民们也纷纷在羊群中停下步来，向行进的骑兵们招手，向走过草原的工作队招手。
多吉桑在工作队的行列中，精神焕发庄重，却路丹珠和儿子并马走着，同样地精神焕发庄重。
二六
大鹰的身影，从草原上掠过；霞空中，一群矫健的鹰展翅飞翔。
○
西线轶事
Xi xian yi shi
西线轶事本篇作于1979年，发表在《人民文学））1980年1月号。获本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头奖。
一
有线电连由于多了6名女电话兵，显得格外有生气，无形中强化了连队的生活基调。
一讲要缩减部队编制，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女同志们。如果人们到九四一部队去，了解一下有线通信连女子总机班的情况，就会感觉到，把穿裙服的看作是天然的“缩减”对像，这种看法至少是过于狭隘了。
九四一部队女子总机班一共是6名战士，人们称为六姐妹。作为连队里一个正正规规的建制班，她们完全适应了从早到晚整齐划一的紧张生活。适应了随时随地面对各种严格的要求，适应了多少条成文不成文的纪律规定。当然，要把家庭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习惯统一到领章帽徽下面来，要把平均年龄20岁的一群女孩子的心收拢来，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女兵班刚刚编起来那段时间，没有让连里干部少伤脑筋。比如说，其中有几个总是嘴不闲着，坐在床上吃葵花子，从窗户里吐皮儿出去。男兵送了她们一个外号，叫“五香嘴儿”。给人起外号是一种不良倾向，连里批评了他们。不过，自从叫出了这个外号，女兵班窗户里再没有葵花子皮儿飞出来了。又比如另一位女战士，在幼儿园就是个爱哭出了名的。老师说她眼窝太浅，存不住泪水。现在穿上了正2号女军服，还是照常爱哭。芝麻大的一点事儿，绝对用不着哭的，她可以大哭一场。一次，正要出发去野外训练，她忽然抹起眼泪来了。为了什么事情？天晓得。连长见她没完没了的哭，在她面前放了一个小板凳说：“你坐下慢慢哭，哭够了我们再去训练。”她倒不哭了，仰起头，站到队列里去了。可见泪水要存是存得住的，不在乎眼窝是深是浅。
照部队规定，当战士的是不准谈“个人问题”的。这一条历来很明确，没有任何含糊的余地。干部常在队前讲话说：
“有空余时间，你宁肯去看看蚂蚁搬家，也别往那一方面去动心思。动也白动。”
令行禁止，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服兵役的年龄，正是怀着大胆的幻想，而又战战兢兢开始去探索“个人问题”的年龄。如同鸡雏儿要冲破蛋壳，天数足了，怎么能阻止得了呢？总机班就曾经有人想要试试，能不能在严守秘密的前提下，比别人先走一步。指导员在全连同志面前严厉批评了这件事。他只讲是“个别同志”，没有点出名字来。这位“个别同志”在知青点的时候，和一位男同学一起担任看守甘蔗田的任务。他们搭了一个很高很高的草棚，坐在上边向四外了望。甘蔗林仿佛是一片波涛汹涌的湖水，那草棚正如一只随波逐流的小船。那些日子里，给她留下了多少值得回味的记忆呵！片片断断的，正像是一节节熟透的甘蔗。她应征入伍了，约定了要常写信。谁知对方来信太勤，她觉得不大好，让他不要总用一种信封。落款地址也要变换着，让人看见不是一个人写来的。这一下弄巧成拙，信封和寄信地址虽然变换不定，可是信上的邮戳始终没有变。指导员找她谈话了，说个人之间通信是宪法保护的，别人无权过问。问题是信件的内容超没有超出一般范围，这就全靠自觉了。组织上没有把有关规定讲清楚，那是组织的责任。三令五申讲了，偏偏还要违反，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此后，那种神秘的书信就完全断绝了。这件事情，给了女兵班全体战士一个明确的警告，她们私下里议论说：
“算了，趁早别去找那个麻烦。要么等脱了军装再讲，要么穿上了皮鞋再考虑。”
脱了军装再讲，显然是说等到复员以后。穿上了皮鞋再考虑，这个话恐怕外界的人就不明白了。部队规定，战士只准穿胶鞋、布鞋、塑料凉鞋，提升了干部才准穿皮鞋。这就是说，在没有取得穿皮鞋的自由之前，“个人问题”只能是明智地放到一边去。
九四一部队医院和业余文艺宣传队，也都有一部分女兵。因为工作上无法分开，男女同志之问接触很平常。连队里就不是这样了。工作、训练、学习、课外活动，女兵班总是自成格局，几乎和其它班排没有什么联系。尽管如此，男兵们随时都意识到了6名女电话兵的存在。明显的是他们很注重服装整洁，再热的天，不打赤膊。还有些细微的情形，表面上不大容易察觉。编到这个连里来的兵，活泼的更见活泼，庄重的越发要显示自己的庄重。有线电连和无线电连赛篮球，本来实力差着一大截，可是运动员们一个比一个要强，总是全场人盯人，一拼到底。拼下来看，输也输不了几分。他们倒不是一定要和无线电连争个高低，明知是拼不赢人家的。主要是谁也不甘心在本连留下一种过于窝囊的印像。总之可以这样说，有线电连由于多了6名女电话兵，显得格外有生气，无形中强化了连队生活的基调。像是电话线路上加了“增音”，音量扩大了好多倍。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女兵班在全连都算是靠前的。理论考核不用讲，电工学、电话学，难不住这6名高中生。内务卫生是女同志的擅长，队列也满像一回事的。劳动种菜又不比男兵差劲，在知青点打下了底子，两大桶粪，挑起来颤颤悠悠的在田埂上走。就说训练吧，500米的放收线，不敢说速度上能和男兵打平手，可是论起收线的均匀、紧密、垂直和平整，女兵班要更符合教范的要求。军区召开的有线电全程协作经验交流大会，邀请女子总机班作过表演的。不过，假如你和有线连的男同志谈论起女兵班来，他们往往是笑一笑，颇有点不便评论的样子。说自己心服口服，他们不乐意，说不服气吧，多不合适，只好笑笑。还是有个别嘴快的，忍不住说：
“女同志嘛！电话上声音绵绵的，口齿又清楚，谁不欢迎。等打起仗来再看吧！”
二
我们为什么要送孩子到部队上，就为的让他们穿起军服，神气活现地去照相，四寸、六寸去放大吗？
1979年2月17日凌晨，对越南的自卫还击作战打响了。九四一部队也奉命完成了一级战备，随时可以开赴前线。
中国政府公开向世界宣布，这次还击从时间到作战地域都是有限的，中国无意占领越南一寸土地。一次惩罚性的有限战争，不过是在古往今来战争史的长河中，归入一支小小的细流。但这是一次震动了世界的，具有一定程度的现代化的战争。在中越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乐谱上，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不过，两国军队在面对面的严重时刻，只能是借用对方的语言，大吼“缴枪不杀”！
女子总机班听到了“透露社”的消息，说上级已经决定不让她们上前线去。大家急了，吵吵嚷嚷要去问连长，凭什么不让去。班长严莉不主张去问。她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谁正式宣布，说不让去，是小道透露出来的。连里要问，怎么会知道不让你们去的呢？倒不好回答。不管他的，反正女兵班向党支部送了决心书，先抓紧轻装准备。万一真是那么决定的，到时候再去闹也不迟。这个意见得到了一致的赞同，都说，还是班长有主意。
其它班排都去理发，一律推了光头，为的是头部受伤便于救治。女兵班有的人主张照男兵办理，也推光头。有人觉得那样未免太出洋相。原来她们多数留的是两个小鬏鬏，用猴皮筋扎着，一晃脑袋，像两把刷子在肩膀上摩挲着。她们上街，每人花了两角钱，变了一个样子回来，都剪成了“运动头”。以后早上起来，岔开五指梳拢几下就完事，连猴皮筋也用不着了。
连排长们到各班检查轻装情况。女兵班轻装很彻底，干部都表示满意。连长是结了婚的人，知道的多些，他清了清嗓子，郑重其事地向女兵班指出：
“该轻的轻，该带的还是要带。像纸呀什么的，可以多带一点，要用的时候没有，到哪儿找去！小镜子那些，能不带就不带了。”
干部们一走，六姐妹高兴得一个个拍着手跳。既然这么认真地检查了她们的轻装情况，说明不让女兵班上前方的话，纯粹是谣言。
很快就要上火线了，总机班的女战士在想些什么呢？她们先是在自己心里搁着，交谈起来才知道，原来大家想的全都一样。用一个字说，死！至于各人将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完成一死，谁都没有作过具体的设想。只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谁都不想还可以活着回来。人们也许觉得这是不是太丧气了。在部队里，谁也不会笑话谁的。大家都没有打过仗，没有打过仗的人，往往首先肯定的就是自己要牺牲。虽然如此，她们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神情都是那么自然，语调是那么平静，随随便便，连说带笑的。
班里有几个人，家在本省，她们要求挂个电话，对妈妈讲一声。虽说已经是一名军人了，有话还是找妈妈，而不是找爸爸讲。她们很自觉，电话不长，大致是这样的：
“喂！妈！我们要外出执行任务了。”
“噢！我已经想到了，看报上的动向，知道部队可能要出去。你们哪天出发呢？”
“不知道，在等命令。”
“好！到前边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一定要保证电话畅通，不要像在家里，胆小害怕可要不得，那么多首长和同志，又不是你一个人。你能立功更好，怕不是每个人都有那种机会的。至少你可不能让我和你爸爸脸上挂不住。你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
“到时候你得机灵点，听着炮弹的响声。人家说，从头上飞过去的炮弹，和冲着你落下来的，响声不一样……”
“妈！你别啰嗦，不能老占着线。”
“你等等，还有……”
妈妈的声音开始发颤，耳机里传来极力克制着的抽泣。随后，一点声音也听不到了，显然是妈妈把送话器捂起来了。
“喂，喂！妈妈！你看你，你还有什么话说没有，没有就挂了吧！”
“好吧，我和你爸不能去送你了。等完成任务回来，赶忙先来个信。”
和妈妈通过了话，几个人一交换情况，禁不住笑了。这几位妈妈岗位不同，互不相识，却像是用了一份统一的电话稿，她们的话几乎一句也不差。几位妈妈无一例外，都在电话上哭出了声。要不怎么是妈妈呢？
只有陶坷没有给妈妈挂“长途”。小陶的妈妈劳动改造8年，把身体彻底改造垮了，放出来直接就进了医院。最近刚刚出院，还在全休，说定了这一两天到部队来看望女儿。所以小陶用不着打电话了。
第二天，小陶的母亲果然来了，她带来一大包麻辣胡豆，这是女儿最喜欢吃的。来队亲属带的吃食，向来都是当众公开的，谁赶上有谁的份儿。总机班的姑娘们一起围上去，抓一把麻辣胡豆吃着，和母亲说呀笑的。小陶不作声，在一边待着。指导员对母亲说：
“你看，好像这一大群都是你的亲生女儿，只有小陶是一个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