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坷、吴小涓、杨艳，跟我去架线。肖群秀、路曼守机，注意机线装设，搞好固定。今晚的口令是‘山茶’，回令是‘海棠’，执行吧！”
严莉、陶坷各负责架一条线，5分钟以内都架通了。杨艳和吴小涓两人负责首长的一条线，遇到了麻烦。她们正往前走，闻到一股臭味，是从来没有闻到过的一种特别的气味。天快亮了，可以模模糊糊看见，小路上横的竖的倒着3具越军的尸体。肚子膨胀起老大，周围是一摊黑血。不要说见到死人，平时看见一只死老鼠她们也怕，肉唧唧的，让人头发根儿发乍。她们向旁边试探，想找地方绕过去。在刺藤草棵里钻进钻出，帽子挂掉了，脸也划破了，无论如何也钻不过去。想到自己架的是首长专用线，登时觉得一身都在冒汗，再耽搁不得了。只好横了心，还是由原路过去。吴小涓望着几具尸体问杨艳：
“你怕不怕？”
杨艳说：“要是3个活的，我倒不怕。”
吴小涓说：“要真是死的，总还好办。我怕他们是装死，等我们到了跟前，一下坐起来了。”
“那倒没有什么，他们流了那么多血，就是活着也剩不下多少力气了。不等他坐起来，拿手榴弹在脑袋上敲他几下。”
“好！我们分个工。看着不对，我上去按住他们，你用手榴弹猛砸，不要让抱住了我们的腿。”
她们相互为对方壮了胆，从3具尸体上跨步过去了。至于3个越军是不是有过要坐起来的意思，她们不清楚。她们沉着地迈过了最后一具尸体，撒腿就跑，没有再回头去看。
突然是哪里一声喝：“口令！”
两个女电话兵冷不防的，一紧张，早把口令忘得一干二净。对方不见回答，哗的一下冲锋枪上了膛。
吴小涓连忙说：“别打，别打，是我们。”
“什么你们我们，口令！”
“干嘛那么凶，你听不出我们是总机班的！”杨艳厉害起来了。
隐蔽在树丛里的哨兵压低声音笑了。哨兵一指，原来已经来到了首长的掩蔽部门口。
她们撩开门上的雨布钻进去。掩蔽部里点了几支蜡烛，还是昏昏暗暗的。几位首长正跪在地铺上，查看拼起来的作战地图。小涓和杨艳把单机摆在一个压缩饼干箱子上，手脚麻利地接好了线。一摇，通了。
1号首长见两个女电话兵淋得全身透湿，脸上被荆刺划破，一道道的渗出血来，忙取过毛巾递给她们，疼爱地说：
“看把脸划成什么样子了，轻轻擦一擦。等以后结了痂，千万不要用手去抠，等它自己掉。抠破了痂，准得落下一道印，那就不好办了。”
这是吴小涓和杨艳到前方来第一次完成架线任务，而且是为“九四一”最高指挥员架的线，她们对自己感到相当满意。两个人已经说定，将来参加文科高考，就把这次出境作战第一次执行任务作为自选的写作题目。这个题目算是选对了，很有可写的哩。
吴小涓虚岁19，是从学校应征入伍的。有些同学劝她说，“当兵热，过去了，现在正是“大学热”，何必再到部队上去绕一个大弯子呢！吴小涓终于没有能克制住想穿穿国防绿女裙服的那股“狂”劲儿。她中学功课很好，爸爸妈妈都是师范学院的教师，有得天独厚的补习条件，所以她有把握在复员后的当年考入大学。杨艳的情况不同，她在学校是全班最能死用功的一个，考试名次却往往成反比。爸爸对她的学业抓得很紧，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打，没头没脑地打。隔壁邻居都看不下去，批评他身为公安干部，抓住小偷流氓尚且讲教育，这么大的女孩子了，动不动就打，未免太不像话。他争辩说，是个小子倒可以随他去，女娃儿不严一点不行，等她耍上了男朋友，打也来不及了。杨艳没少挨揍，功课还是老样子。不过她并不悲观，和吴小涓一起补习，她相信准能上去。她们抓紧了一切属于个人可以支配的时间，还买了麦乳精，补充营养。她们希望到时候能够一举攻克复旦新闻系。
两个女电话兵军帽在树丛里挂丢了，还是向首长行了举手礼，欢欢喜喜退出了掩蔽部。出门不远，听见一号首长在电话上说：
“喂！你是有线连连长吗？怎么搞的，指挥所离你们没有几步路，整整26分钟才把线架来。以后这样不行，要你们这些电话兵干什么吃的！”
小涓和杨艳失神地往回走去。她们心里又是委屈，又是丧气，感到负疚难过，悄悄流泪了。她们开始体会到，在战场上，一切都是用最严格的尺度来衡量的，不讲任何宽容，不作降格以求。对于女战士们也如此，并无不同。
五
尘土飞扬中，一张白净的面孔现出了坦然愉快的笑容。那笑容是让人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拂晓时分，九四一部队继续开进。这条路上还有几个部队同时往前去，步兵、坦克兵、自行火炮、辎重车队、民工担架队，交错在一起。发生了堵塞，互不相让，彼此威胁说，要把对方的车子顶下山沟去。交通哨戴着红袖箍，前后奔走，哪里有问题急忙去解决。新战士们以为，打仗本来就应当是这样红火热闹的，不知道是地理条件所限，没有第二条路，只好都挤着一条公路用。离前沿越来越近了，可以清楚地听得见枪声。道路堵塞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九四一部队干脆提前下了车，急行军赶上去。
行军速度很猛，总机班六姐妹一个个走得歪歪倒倒的了。虽然经过严格轻装，除了穿在身上的，吃进肚里的，个人的东西几乎全都“轻”下去了，平均负荷还在30斤以上，压得够呛。加之发的防刺鞋又是男式的，太大，像是穿了一对箩筐，脚都打泡了。六姐妹没有一个掉队，也没有一个愿意接受男同志的“互助”。
走得最狼狈的要算路曼了，主要是遇上她来例假。她每次来，肚子疼几天，像大病一场。昨天夜里，她想到只有身上的一条军裤，怕睡着以后弄脏了穿不出去，就脱下长裤，裹着雨衣睡下。想是受了风寒，一下子发起烧来。肖群秀摸她脸，滚烫滚烫，本来要报告班长的，路曼不让她讲。
“你讲了，以后不和你好啦！”路曼威胁说。
“可你这么硬撑怎么行呐。”小肖着急地说。
“你和班长讲了，还不是她悄悄替我值机。你看不出，班长也来了。”
小肖只好替路曼打着掩护。
路曼家乡在山区，能用上这种软绵绵的经过了消毒的卫生纸，觉得够好的了。可是连续几小时急行军，腿磨得受不了，迈出一步，都得拿出点决心来。
部队到达了位置，谢天谢地！女电话兵们全副武装就地一歪，觉得再也爬不起来了。连长却不得不以毫无同情心的语气命令她们起来，立即开设电话站。
总机刚开不久，1号首长从前沿部队要回电话来：
“喂！总机班，找你们连长讲话。怎么搞的，我和指挥部刚通两句话，线就没有了。要你们这些电话兵干什么吃的！”
一查，原来通往指挥部的线，有一段是明放在公路上的，被坦克轧得一节一节的。有的地方被民工队的骡马和着青草嚼烂了，粘在一起，成了饼饼。连里决定这条线改为高架。是路曼、肖群秀架的这条线，还是由她们来完成这项任务。
她们两个一路把线改架在竹子上，或是挂在岩石上，让骡马够不着。来到公路边，敌人正从对面山上向公路射击。来势很凶，又是轻重机枪，又是八二迫击炮、四○火箭筒、反坦克榴弹，又是高射机枪打平射。抗美战争期间中国援助的武器全都用上了。由于武器弹药充足，构成了越军作战的一个显著特点。他们把武器弹药分散藏在各处，这里打一阵，顶不住了，空着手就跑，枪啊炮的全不要了。换一个地方，就地又有现成的，抄起来就打。早上我们部队搜索过去，这股敌人化军为民，隐藏到丛林里去了。现在又冒出来，居高临下封锁了公路。我们的后续部队和担架民工，被压制在公路排水沟里不能动。路曼和小肖焦急万分，想尽快改架好这条线，保障指挥，狠狠教训一下敌人，不能由着他们狂。不凑巧的是近处没有高大的树木，无法把电话线高架跨过公路。好不容易发现一棵木棉树可以利用，正要过去，隐蔽在茅草中的部队喊她们趴下，说木棉树那里太暴露，去不得。她们俩只管猫着腰跑过去了。
如果有悬线杆，事情很简单，把线挑到树权上就行了。如果带了脚扣和护腰带，要上树也好办。她们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这就难了。女兵班没有学过四肢攀登，连里把这个项目给取消了。她们试了几次，怎么也爬不上去，又搭人梯，路曼蹲下，让小肖踩着她的肩膀上去。一个人站在肩上，本来不算什么，谁知路曼身子软得像面条，忽忽悠悠刚要起来，又缩下去了。只见她脸上直冒虚汗。肖群秀这才想起来，路曼有特殊情况。
换了小肖蹲下，让路曼上去。按规定要求，高架线路必须在4米以上。她们搭的两节人梯，高度达不到。小肖拚命向上踮脚尖，差着老高的一截，踮脚尖顶什么用呢。
隐蔽在路边草棵里的一个战士，跳起来扑向木棉树。他很不礼貌地拍拍小肖的腿，叫她分开腿站好。战士弯下腰，让小肖骑在他脖子上，他猛地挺身站立起来。现在变成了三节人梯，高度足够了。
敌人发现了他们，机枪拼命向这边扫射，殷红殷红的木棉花纷纷扬扬落下来。小肖觉得下边战士身子忽然一抖，差点倒下去，随后又稳住了。路曼忙把电话线在树枝上绕了两圈，打了一个双环结，欢快地叫道：
“好啦！”
两个女电话兵下了地才看到，这个战士高高大大的，身材很匀称，像个跳高运动员。皮肤那样白净，两道浓密的眉毛黑黢黢的。
“同志！你太好了，帮了我们大忙。”电话兵表示感激。
“用不着你们表扬，表扬不过是两句空话。”战士大胆地望着两个姑娘说。
“那，我们应当怎么感谢你呢？”
“也不需要感谢，我只要求赔偿损失。”
战士扯起他的军服给她们看。军服下摆穿了几个洞，军用水壶的背带也被子弹打断了，断头处燎得黑黑的。路曼和小肖明白了，刚才她们觉得他一抖索，要倒下去，原来是这位战士险些被打中。他没有作声，也没有躲闪，一直等她们把线架好了。
“怎么样？伤着没有？”路曼、小肖顿时紧张起来。
“我觉得腰上烫了一下，一摸，没事儿，是吓唬我的。”
肖群秀拿过军用水壶，放出了富余的一节背带，把两个断头一并，打了一个丁字结，交还给了战士。那结儿打得又牢靠又好看，电话兵受过这种专门训练的。彼此问起来才晓得，原来这个战士也是“九四一”的，在营里当步话机员。路曼亲热地说：
“弄了半天，还是同行。只不过我们是有线儿的，你是无线儿的。”
步话机员说：“怎么敢和你们相提并论呢，你们是‘九四一’的中枢神经，我是神经末梢。好了，回去请代问总机班各位同志好。”
“你认识我们班谁吗？”
步话机员支吾了一下，随后说：“认识不认识，问候一下总得罪不了人吧。”
“怎么替你问好呢？我们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就说一名‘无线’战士，向‘有线的’战友们致以亲切的问候。”
“还是告诉我们你的名字吧！”
“告诉你们有什么意思，反正你们也不会给我写信的。”
两个女电话兵没想到对方会这样说话，不由得脸红了。接着格格格地笑起来，没有回答是不是会给他写信。
指挥部调上来一个坦克中队，打掉了山半腰敌人的火力点。公路恢复通行了，长长的车队不停地向前流动起来。路曼、小肖站在路边，看见那个没有留下姓名的步话机员，高高地坐在一辆弹药车上。弹药车是严禁抽烟的，他抽着烟。她们高声地向步话机员打招呼：“喂！再见，再见！”
“得啦！再见面怕你们就认不出我是哪一个了。”
两个女电话兵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随后明白过来，这是他在说笑之间为自己作出的一个不祥的预言。汽车开出好远了，步话机员还扭回头来望着她们。尘土飞扬中，一张白净的面孔现出坦然愉快的笑容，那笑容是让人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六
不能因为第一次飞翔遇到了乌云风暴，从此就怀疑没有蓝天彩霞。
我们应当正视现实，不必以海市蜃楼里的绿洲，去覆盖地上的沙漠。
几天以后，这位步话机员为自己所作的预言竟成了事实。
九四一部队基地指挥所，设了伤员和烈士遗体转送处。烈士遗体要在这里进行登记，清洗过了，换过新军服，然后上汽车送回国。转送处人员不多，主要是九四一部队文艺宣传队的女同志担任这项工作。总机距离这儿不远，女电话兵们下了机也常来帮助照料伤员，清洗烈士遗体。
这天，陶坷、路曼、小肖几个人又到转送处来了。见刚抬下来一位烈士，他的担架上放着一个军用水壶。水壶背带是断过的，打了一个电话兵们所熟悉的丁字结。路曼和小肖一惊。烈士的脸几乎整个缠着绷带，无法辨认。跟担架的一个小战士，失神地蹲在旁边。
“这个水壶，是他的吗？”路曼问小战士，见他点点头。又问：
“他是不是当步话机员的？”
“怎么，你认识我们步话机员？”小战士反问说。
路曼和小肖抚弄着水壶背带，好久不言语。随后她们向小战士问起这位烈士姓名。
“他叫刘毛妹！”小战士回答说。
听到这个名字，站在后面的陶坷禁不住倒吸一口气，几乎叫出声来。大家连忙让开，陶坷扑上去，凑近脸去看，极力要在这张缠满了绷带的面孔上，辨认出她所熟悉的某些特征来。
陶坷和刘毛妹从小住一个院，相互看着长大的。在户口本上，刘毛妹登记的并不是这样一个十足女性的名字。因为生得白净，头发鬈鬈的，又是那么文静，活活像个小姑娘，院里的人都喜欢喊他“毛妹”，喊来喊去成了正式的名字了。同院还住了几个干部，几家的孩子都很要好，连小人书都是一起商定了买的，交换来看，决不会买了重样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小陶和妈妈到原先住过的院子里去看，住户们全都不认识。一群孩子用惊疑的目光瞪着他们，问他们找谁，母女俩没说话，回身走了。
以后打听到，毛妹的爸爸刘伯伯死得很惨。让他烧锅炉，他从几十米高的烟囱上跳下来，五脏俱裂。刘伯伯搞过白区工作，在国民党监狱里表现得很英勇，是党组织想办法营救出来的，如今他们硬要打他是叛徒。其实，刘伯伯的问题，只要他自己能撑下来，也就没事了。问题出在毛妹的妈妈苏阿姨身上，苏阿姨不但不安慰刘伯伯，鼓励他坚持斗争，她还以毛妹两兄弟的名义写标语贴出来，表示坚决和“大叛徒”划清界限。非刑拷打可以忍受，骨肉亲人加给的打击和侮辱，是难以忍受的。不是这样，或许刘伯伯还不至于走上绝路。陶坷小时候觉得苏阿姨一向待人和气可亲，早晚见面总是笑着，不想她是这么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