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彪，电话线先不慌收，你们几个也用不着上工啦！去检查一下孔位，看是哪里出的毛病，反正，什么时候不把这一炮放响，什么时候就不算了事！”
梁永泰说完，头也没回便径直向工地走去了。
依着他，现在总该丢掉那种好梦，老老实实舍出劲来干了，并且他想：要是杨小林能来有多好，叫他亲眼来看看，看他出的这份主意怎么样，看他还逞能不逞能。但是，梁永泰凭什么偏偏又要说那样的话呢？因为，今天早上余政委和冯工程师有事到师部去，特意绕路到七连来，把梁永泰叫到一边，嘱咐了又嘱咐：说如果试炮结果不好的话，一定要即刻找出原由，向团里作报告！
不知道战士们能不能听出来连长的话不是打心眼里说出来的，但梁永泰自己却明显地感觉到，说这几句话够多吃力，多不顺劲。他觉得要说和自己心思完全相反的话，那比什么都受罪。
七
杨小林坐在床沿上，他的两只眼，就像捉迷藏那样，缠着很宽的绷带。看护长说：再过三两天他就可以“解放”，可他实在连半天也憋不住。别人都吊在空中去打炮眼，挖药室，今天又要试炮，就在这种节骨跟上，自己却忽然倒在床上了，搁到谁身上谁不着急呢？
但他明白，干着急屁事不顶，还是找点什么活做做吧，只要手不闲，心就能安定一点。他想把同志们换下来的脏衣服泥鞋子刷洗刷洗，不过要摸到小河沟那里可就太难了，所以，他决定把机枪擦一擦。虽说他没有眼睛，但拆卸机枪还是那样麻利，大大小小的零件，忽里哗拉就在被单上摊开了。过去，不知多少遍，他就这样用手巾遮住眼来练习拆卸安装。
郝凤岐歪在被窝上，看模样，他和一个重病号没有什么差别。
每回，只要看护长一来，他就死缠着要给自己检查心脏。辛惠用两个指头在他胸脯上敲打一阵，他说：“你还是听一听吧！”于是辛惠就把听诊器按到他胸上左听右听，可是他又说：“你再敲一敲吧！”辛惠无可奈何得再敲一阵。就这样，不管检查的时间拖得多么长，每次看护长的结论都是“你的心脏正常”。不过，他心里暗暗说：“医生是从来不给病人说实话的！”
现在，他一只手紧贴着心口，对着手表，数来数去，总是每分钟120多下。随后他又掏出已经跟随了他几年的那面小圆镜，仔细地端摸自己的脸。哟！可不是吗，是有些发肿！眼泡也鼓起来了。过了一阵子，不知道照得时间太长了还是别的缘故，他忽然又发觉自己的脸并没有肿，眼泡也并没有鼓。他寻思，也许刚才数的时候心有些发慌，一发慌，心跳得当然要急促一点，于是他竭力使自己心平气和，又数了一遍，果真，一分钟只跳104下或是103下。不管怎么样，他总算坦然得多了，这时候才发现杨小林在擦机枪。他用关怀的口气说：
“眼不得劲，你就多躺躺吧，擦它干什么？反正咱们现在有洋镐、铁锹……”
“嗯！你别瞧眼下使不上，可不能叫它生了锈。真的老郝，等把路修到国境边上，我们好好地筑一个工事！那时候，可就该它露一鼻子喽。”杨小林说着拍拍枪身。
他们的谈话很快就中断了，双方都觉得再没有什么可说。郝凤岐翻翻身，打了一个呵欠，准备睡一会，可合上眼半天瞌睡总也不来。他东拉西扯，胡思乱想，末了，感叹地说：
“唉，现在内地也不知变成什么样喽！”
杨小林没吱声，他在绕着圈擦一个小弹簧。
待了一小会，郝凤岐没话找话问道：
“小林子，你走过哪些大城市？先说大的。”
“那多啦！开封、南京、汉口、重庆，要数还能数一串，顶大的怕要算上海啦！”
“我看哪！现在这些地方变得比我们想得还要好多啦！最少比我们离开内地时候要强得多。”
“那还用说！”
“嘿！驻城市的那些部队算是逮住啦！”郝凤岐正经地说。“那多有意思！你住在二楼上或是三楼上，把大玻璃窗推开，往窗台上一爬，就往马路上看吧！穿什么的都有，光是系发带，就说不清有多少种样式，有的系成两朵花，有的结两个蝴蝶。有的就……”
一说起内地，杨小林也挺来劲，郝凤岐正说道半截他就抢着说：
“不要说是这些大地方，就是乡下，我看咱们回去转一趟只怕都要认不出来了，你说是不是？真的老郝，我就不断这么七想八猜，就像做梦一样，有一回我想到我回了家，不用说，家里人是高兴透啦！吃过饭，我在院子里闲转，一看水缸是空的，我就说：‘妈！扁担在哪呢？我去挑两担水！’我妈就笑了，她说：‘傻孩子，水缸早成废物啦！自来水龙头在这儿呢！”
郝凤岐打了个呵欠，一抬腿把脸调过去。
杨小林兴致地抖了抖擦枪布，接着说：
“哎！想起来了，麻烦你给写封信吧，老郝！”
“信？慌什么，等眼好了你自己写嘛！”
“不行，这封信得赶忙发走！”
“噢！我知道了！你是又给那个女学生写信吧？！”
“别扯了，我往家里写！”
郝凤岐侧转身，从本子上撂下一张纸，随即，杨小林就听到笔尖在纸上沙沙响起来，他着急地说：
“哝！我还没吭声，你怎么就写起来了？你知道我要说什么？”
“我先写上抬头——母亲大人！”
“什么母亲大人？不不！改成我妈妈，我们家乡都叫妈！”
“好吧，好吧！妈妈就妈妈！”
于是，杨小林像背书一样，咬文嚼字地说下去。郝凤岐的纸上很快就留下一片字：
“妈妈！
你用不着惦记我，我还是那样结实，什么病也没有——”
“你的眼睛……”
“别打岔！——我们还在修路，从前，有人说西藏青草不生，五谷不长，不对！这都是胡说八道！这里，有很宽的草地，一眼望不到边。山坡上长着雪松、云杉，还有很多大树叫不出名字来。这里的土，我放进嘴里尝过，就像我们家乡的土一样肥！妈妈，快给我寄来些菜种吧！挑最好的，要菠菜、豆荚、莲花自，红萝卜，甜瓜，茄子，还要葵花籽。我一定要好好种上，叫它们在这里生根、开花，就和我们菜园里一样……”
这时，炊事班长老周进来了，他笑眯眯地说：“来，吃饭吧！老郝，小瞎子！”
一盆热腾腾的挂面，放在小石桌上。盆边，漂着葱花，发出使人嘴馋的油香。
杨小林三下五除二装好机枪，在大腿上擦了擦手。老周递给他一碗挂面一双筷子，他端住就吃，现在在这里，这种饭怕要算最讲究的了！
郝凤岐强打精神坐起来，他慢条斯理吃了半碗，就咧着嘴说：
“我不想吃了，苦！”
“嗯！那是你嘴苦，油盐放的可不少，我还狠着心往里抓了两大把脱水白菜呢！”
不管老周怎么说，郝凤岐再也不吃了。
当老周收拾碗筷的时候，杨小林说：
“老周，有人从工地回来没有？”
“刚刚文化干事回来一趟，他说连长叫他给团部打个电话。”
杨小林直起腰，仰起脸，急切地问道：
”你没有问他？”
“问他什么？”
“炮啊！那一炮装了多少药？什么时候放？快了吧？”
“早放过了！”
“放了？怎么没听声……”
“冲了天了！瞎炮！”
老周十分惋惜地摇摇头扭身出去了。
这句话，使得杨小林骤然一怔，心里凉了半截。他知道自己得到的不是胜利，而是失败，彻底的失败！他呆呆地立在床边，遮着绷带的脸变得那样难看，就像一个罪犯在听候判决！
他清楚地想见，90公斤炸药怎样不声不响从药室里冲出来，想见连长怎样吹胡子瞪眼，想见余政委、冯工程师怎样失望地皱着眉头，想见全连全营全团的同志们，怎样三个一堆五个一伙纷纷议论，话音里夹进一些不干不净的字眼！想见“小林子”这个名字要怎样被人说过来说过去，就像谈论一个顶爱扯谎的家伙一样。他心中充满了懊恼、慌乱！明打明，事情是糟了，糟透了！十几个人花了两整天功夫才掏好一个药室，今天为躲炮还不知又耽搁了多少工，又白白地毁了几十公斤药，临了，连四两石头也没有炸下来，自己倒安生生在帐篷里躺着，吃饭要人端，解手要人扶，这还叫话不叫话？！他不由得攥紧拳头在自己脑袋上砸了一下！他简直想要痛骂自己了，为什么要去捉那一只该死的贝姆鸡玩？
他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那是一份入党申请书，他差不多花了两个晚上，才算写成它，因为，写一遍自己觉着不好又重写，写完还不满意，又重写，直费了八九张纸，一个小本子都已被他扯得七零八散了，最后才算写出一份自己看得过眼的，于是他小心折好，准备在一个适当的时机交给支部书记，现在，他连想也没有想就嚓嚓地撕个粉碎！用力把纸片一摔，随即就扑倒在床上，双手捧住脸，他哭了！哭得那么伤心，泪水湿透了几层绷带。看来就像一个流落在荒郊的孤儿，没有人向他伸出一只手，也没人过问他一声！
隔了一阵，他忽然不哭了；骨碌一下翻起身，爬下床去，并且愣头愣脑摸出帐篷：
他拿定主意要到工地上去。是不是他以为自己一到工地就会对冲天炮有什么补救？不是，根本不是！现在他什么都来不及去想，他只是本能地感觉到，越在这种时刻，自己越要在众人面前出现，像耗子一样躲在一边不照面那比什么都丢脸！
他闯出帐篷，还没走上五步，噗哧一声就在“玻璃路”上滑了个仰面朝天。
老周正从伙房出来，一见杨小林栽倒，连忙放下担子跑过来：
“慢点慢点，你要解手吧？我来搀你一把。”
老周扶起杨小林，像大人照管孩子一样，拍打着粘在他背后的雪。
“不！老周！中午是不是你往工地送饭？”
“是啊，我这就走！”
“那好，你把我带上！”
“你？你去干什么？”
“做工……”
“别出洋相了吧！做工，你的眼睛在哪里？我看看。”
“管我眼睛不眼睛，你带我到工地就是了！”
老周真莫名其妙，瞧杨小林那股神气，并不是闹着玩，他实打实是要去干活，可是这种山道，怎么领一个瞎子走二里路呢？再说看护长也嘱托过几遍，叫好好照顾杨小林，什么活也不能让他干。所以，老周央求他说：
“不行，小林子，不是我不带你，我挑一口头号行军锅，一大桶豆腐汤，单个走还怕路上磨不开，怎么还能招呼你呢？”
“我不用你背又不用你抱，你尽管头里走你的，我在背后扶着扁担头就行嘛！”
“那怎么能行？这又不是大操场，一脚踩不对就坏事，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
“不管怎么说，反正不带我，你也别想去送饭！”
杨小林伸开两臂，拦住去路，看样子想从他跟前通过是办不到的。老周真作了难，末后，他灵机一动说：
“好吧好吧！带就带上你，可你得稍等一会，我吃完饭咱们就走。”
他说着还掂起一个碗来，又使筷子敲打了几声，杨小林信以为真，就站在路口上等他，左等右等，总是不听动静，他不耐烦地喊道：
“老周，老周！”
老周，早用脚尖点着地，吃力地挑起他的饭担子，从旁边乱石坡上绕着走了。
杨小林见没人应声，觉着坏事，他不顾一切，跌跌撞撞向伙房摸去。刚走近，就听见里边哗哗啦啦地响。他急忙把门口一堵，带着一股哭声气汹汹地叫道：
“老周你……”
“不，是我。”
郝凤岐答话了。他被杨小林的喊声吓了一跳，刚抓起来的一把花生米，里里拉拉顺指缝掉出来。原来，他为了加深人们对他病重的印像，每顿饭总谨慎地管束着自己，吃得挺少。这样一来，一顿接不上一顿，当然肚子就常常受不住。现在，他知道炊事班的人送饭的送饭，打柴的打柴，家里完全“空虚”，于是就乘机来捞些花生米，作为自己的“后备给养”。
杨小林不管那一套，他约摸着方向，直冲过去。郝凤岐还没有弄清是怎么档子事，已经“被俘”了。杨小林两只手死死地扭住他的棉衣，用一种不可抗拒的命令口气说：
“走！送我到工地去！”
“你疯了还是怎么的？！”
“郝凤岐，你说咱们还算不算是同志？！要算你就送我一趟，要……”
“我……我有病！你又不是不知道？”
“病……病！走一趟又死不了你！你说你送不送吧？”
杨小林开始对郝凤岐进行威胁。郝凤岐想，一定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同时，他也实在招架不住这个完全愤怒了的盲人。于是他和和气气地说：
“那，也好，去就去一趟，我也正想到工地转转呢。”
八
已经是中午了，辛惠才动身往工地去，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而且，今天也不像往常那样一上路就小声唱着“正当梨花开遍……”。她默默地走着，总不断看看手里的纸条；其实，那张没有巴掌大的小纸条，她已经看过不止十遍，背都能背得出了：
辛惠：
有空请到我这里来一下，好吗？
余洪
看字迹，她知道他是在许多事务的压迫下匆忙写出来的，但就这草草的几个字，已经够使她激动和不安了。
余洪和辛惠的事，不知道怎么地，好像已经没有谁不晓得了。一些战士们，有时竞在辛惠的身后悄悄嘀咕：“知道吗？这就是我们政委的那个。”余洪每次到师部去开会，也总要被他的老战友——那些团长、政委们，或是科长们，团团围住，像调皮捣蛋的孩子们一样向他起哄：“怎么样？老余，什么时候啊？”“我看今天就是黄道吉日。”
是这样的，他们从来也没有打算掩饰相互接近。比方，余洪只要一去卫生队，就绕着弯也要到辛惠的帐篷里走走，并且对里边的摆设发表不少意见（其实，帐篷里除了被子和一个小药箱之外，几乎再没有什么东西了）。而辛惠，每个星期天都要找点什么事到政委那里去一趟。如果正碰上他和冯工程师下围棋，她就坐在旁边，不声不响地看上一阵子，好像她也很在行；事实上，密布在棋盘上的黑子和白子究竟相互发生什么关系，她是一窍不通。有时，他们俩谈起来，一直谈到深夜，但是谈话的内容并没有一点秘密性，谁都可以去听：他们谈到长远的未来，谈到自己的童年，谈到战争，谈到医学……，至于他们两人之间的心事，却从来没有谁提过一句，好像谁也想不起这些来。
这就是说，直到如今，他们之间并没有过什么决定性的“谈判”。然而，事实上他们已经相处3年多了。
余洪永也不会忘记他们最初的相见。
那时，部队在川西剿匪。一天傍晚，卫生队长来说，请求上级补调的几个护士已经到了。因为马上要听各营汇报，所以余洪确定明天再和她们见面，并交代卫生队长好好照顾新来的同志。但是，当夜突然接到了命令，执行紧急任务，而且，要解决的还不是一般的散匪，而是敌人装备齐全的3个整团。这次的战斗，激烈地继续了一整夜。当伤员从前边撤下来路过团指挥所的时候，余洪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在絮絮叨叨的嚷着：“放下来重新绑一绑吧？脚头高了一点呀！”“小心！这里有个坑！”余洪从黑暗中望去，见她自己也抬着一副担架，并且，显然伤员的冲锋枪也挂在她背后。他看不清她的面孔，只能从那散乱的头发辨认出她来。他不禁为她的强壮而吃惊。的确，她能抬得动一副双人担架已经是够不简单的了，而且，在这样坑坑凹凹的荒野上，在这落着小雨的黑夜里，她还走得那样灵巧、稳重。但是，当第二天在医疗站再看到她的时候，他简直不信任自己的眼睛了：她的眉头上，不知为什么贴上了一块纱布，可是，这一点也没有破坏那微红、秀气的脸孔。同时，她正在发育的苗条体态，也还完完全全是个女孩子；仿佛，这绝不可能是他昨夜所见到的那个人，甚至他有些后悔当时没有找个人把她的担架替下来！
就从那时起，余洪——这个年轻的团政治处主任，已经像一只鹰一样，从高空注视到她了。此后，没过多久，他就发现自己在暗暗地关心她的一切一切。他有时也质问自己，这不是一见钟情吧？他甚至多次试图摆脱这种思念，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他好像被一条纽带扣住了，无论如何没有办法把它挣断。这纽带，不是用铁，也不是用钢，而是用一个少女的心灵，以及她的眼睛、头发和声音铸成的。一句话，余洪已经信心十足地感到，自己需要有一个称心如意的妻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