兽医刚准备就牲畜编号的重要性作一些解释，但这时，在对面的叶海却冷丁向他提出一个看来是不着边际的发问：
“苗康同志！你能不能在支部会上讲一讲，那天你在河湾做什么？”
苗康和悦地笑了笑，表示这“戏闹”是不屑于作答的。
“讲吧！”叶海认真地追问，“你就讲一讲吧！”
“你想让我讲什么呢？”苗康仍旧微笑着，仿佛这问题真的没有使他难堪，“我们大家各自有事，都应当同样尽力去工作。至于完成任务以后，怎么样去开销其余的时间，那各人有各人的喜好……”
“不是说这个。我是问，那天我跑去找你的时候，你正在河湾做什么？”
“怎么的？难道我做了什么犯罪的事！我说过了，每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开销……”
“行了！不要开销了吧！再开销就把农业站的牲口都开销完了！”叶海气鼓鼓地嚷道。随又转脸对大家说，“那天，小黄（叶海这样称呼他的马）病得要死要活。我跑到河湾去找他，你们说他在做什么？钓鱼！在钓鱼呢！”
钓鱼本来是平常事。但从会场的反映来看，这却像是耸人听闻的奇谈。可不是吗？现在，人们都恨不得把太阳拴死在树梢上，而他，竟能在短促的、可贵的白天里找得出这么多“其余的”时间。现在，人们恨不得身上多长出几双手来，而他，竟能够坐到河边，用两只手握着钓竿……
会场开始紊乱了。三三两两，议论纷纷。甚至于还有几个团员不经许可便大声地向兽医发出责难。兽医本人也在这种哄哄的语声中要求辩驳。雷文竹把秩序加以整顿后，应允苗康发言。
“当然！我是兽医，对于‘15号’的死亡，我应当承担责任。这我方才已经检讨到了。不过，有些客观情况，同志们是不是也需要适当考虑呢？不是推卸，的确！应当注意事实。我们农业站的医疗设备大家都很清楚。”他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先不讲什么重要器具吧！就像樟脑酒、松节油这类普通药品我们也没有，消毒用品也不全。老实说，以往做过的几次手术，都是在没有安全保障的条件下进行的。说到鼻疽，也许同志们知道。这种病在潜伏期是不容易察觉的。需要使用玛来因玛来因——药液。滴人牲畜眼中，可验疾病。才能检验出来。是的，这不是种什么贵重药品，可是我们没有，一点也没有啊……”
假若倪慧聪不是坐在墙角里，人们一定会看见她怎样由于激愤而满脸通红。仅仅在不多天以前，苗康还亲口对她说道：“……至于畜病，用不着太担心。我几乎每天都按时检查。一旦发现有什么不好的征候，我会立时采取行动的！虽说我们农业站医药、器具各方面条件都很差……”现在呢！他却又毫不费力地说出了一整套完全相反的话。是的！他只不过是会说，最多也是穿起白罩衣戴起口罩摆摆样子给人看。要是真的每天检查口蹄，就算没有玛来因，也该发现点征候呀！
苗康又讲了些什么，倪慧聪根本没能再听进去，但她一直注视着他，注视着他的眼睛、神态以及每一个琐细的动作。他在讲话时忽然咳嗽起来，并且接二连三向脚下吐了几口痰——苗康素有这种习惯，只不过倪慧聪是第一次发觉——这些使她感到异常厌恶。
林媛是会议记录，但她什么也没有写下来。她费了不少工夫在调理桌上的蜡烛，但总是不能调理好。灯心亮了，可是紧跟着一阵“劈拍”作响，冒几颗火星便又要熄灭。起先以为是风吹，关了窗子仍然无济于事。原来这是一支外表精美而内中有假的、搀了水的蜡烛！于是林媛决然把它摔到一边，换点了一盏使室内异样光亮的煤油灯。
“至于叶海同志提到的事，是这样！”兽医退后一步，他仿佛不习惯这种过于明亮的灯光，“我不否认，那天下午是在河湾钓过鱼。不过，我并不是真想给自己弄盘煎鱼吃。钓上来几条我都扔回到河里去了。可以告诉大家，我只是想独自在野外待待。那几天，为了一些私人的事，我自己的心情不太好……”
林媛本来决定一言不发，只把写在纸上的建议交给主席，但这时她委实不能忍耐了，于是出人意料地把笔往桌上一丢立起来说：
“问题不在于你是不是想吃煎鱼。也不在于你的心情好或是不好，这都无所谓。我们也不需要知道这些。问题在于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你自己应负的责任！刚才你讲应当注意事实，这我同意！是应当注意。事实比任何中听的话都要可靠。事实怎么样呢？事实证明你是在尽可能地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你总是说没有这，没有那，举手也是困难，抬脚也是困难。这还用得着嚷？我们的困难是够多的。可请问你，一个青年团员，怎么好意思去利用各种各样的‘困难’修一道铜墙铁壁来保护自己呢？”气象员的神情严厉得不像她自己了，“讲来讲去一句话，你对待工作，对待别的方面也是同样，你只会耍花样。对不起！我这样讲当然不怎么好听。我觉得，你站到阳光底下都映不出影子来！”
“这不是批评！”苗康把头一偏，以愤懑的语调说，“我希望能够就事论事。不希望谁费心编一串俏皮话来教训人。”
“怎么是俏皮话？难道这对你不合适？我认为……”
“你认为那只是你认为！”苗康更为愤怒了。
雷文竹抬起双手制止了这种对口争辩，要求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能平心静气。
“好吧！如果这是俏皮话，我可以不再往下说。我也不愿意教训人。不过……”林媛随手把一张纸条交给主席，“我有这样一个建议，请支部大会考虑！”
所有人的眼光立即集中到那张小纸条上去了。雷文竹站起来，以冷静的、认真的态度讲道：“我建议支部大会撤换现任组织委员。”
10
散会以后，夜已经很深了。
林媛回到气象台，像刚刚走下火线的士兵那样精疲力尽地倒在铺上。她紧紧闭住眼睛，希望能够立时睡去。但这种努力是徒劳的，怎么能够睡着呢？她的心情差不多还像在会场上一样纷乱、激动。同时，依照习惯，不写过日记也是不可能安心就寝的。于是她爬起来点着灯。翻开那个用了一年多的黑皮练习本写道：
今晚的会议，是一个真正的团的会议。
从前我为什么竟是那样傻，那样蠢呀？
他只爱自己，除了自己他谁也不爱。
过去了的事就让它像河水一样流去好了！
（林媛的日记从来就是这样，顶多不超过十来八句话。别人看来不大容易懂，甚至觉得欠通顺。但无论过后多久，她仍然能根据这些独立的、不太连贯的句子去重温曾经体现丁自己不同情感的各式各样的生活。）
写完日记，林媛觉得心情平静多了。但她仍然不能去睡。她想起了摆在桌上的一叠学生们的“图画作业”。这是必须今夜批阅的。父亲常跟她讲：“当天的工作不应当推到明天！”
“图画作业”还不算是正课。
前天，学校发给每个学生几张“比布还厚的纸”和一支“奇怪的铅笔”——用这一头写是红颜色，用另一头写却是蓝颜色——果然，正像所预料的，这引起了孩子们极大的兴趣。为了能领到“比布还要厚的纸”和“奇怪的铅笔”，已经决定不再“坐板凳”的孩子们又自动回到学校来了。
全部19名，不！已经是23名了，全部23名学生差不多都画了图画。显然，他们对于随心所欲地在纸上画物件比练习写字要起劲得多。可是，几乎全体学生还没有一个能写出自己的名字来——不论是藏文或是汉文——所以，每张画的作者是谁，教师都不得而知，只有在发画卷的时候，要他们各自认取。
第一张是画了一只五指分列的手，林媛认为这是一个偷懒学生的作品。显而易见，他是把自己的小手按在纸上拓下来的。不过，女教师还是用红笔在卷子上打了一个圈。第二张是画了一头四条腿的牲畜。脑袋上长出两只角，满身长毛。根据尾巴来判断，这是羊子而不是牦牛。第三张画最使林媛满意：虽然轮子歪扭，四棱没能画圆，虽然忘记了画履带，但这毕竟是一头“狮子”。烟筒里还在冒着蓝烟。而且，“狮子”上还加了一个人，虽然这人的头几乎要占全身的一半，两根棍子一般的胳臂是从脖颈上长出来的，但这毕竟是人，是双手掌着轮盘的驾驶者。林媛忘记了一切，她颇为兴奋地、良久地观赏着这幅画，带着骄傲的心情暗自赞许着这学生的天才：也许，若干年之后，他会成为美术学院的高才生，成为画家呢！于是她不假思索便打上了三个很大的圆圈。她已告知学生们：要是我在你的纸上打一个红圈，那就是你画得好！打两个，就是更好，打三个圆圈是顶好。但林媛立刻又认定这学生不会成为画家，而会成为很好的拖拉机手。因为，她发觉驾驶者身旁注了一个字，起初她没认出来，后来她猜到了，这是一个写掉了两笔的“我”字。作者标明了：这个驾“狮子”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呀！
忽然有人敲门。进来的是倪慧聪。
从搬到仓房去住以后，畜牧师几乎没有再来过气象台。故此，深夜来访不仅使林媛感到十分意外，而且她自己也感到突然。所以，一见面两人都很窘。
“还没睡吗？”
“没有呢！我在看学生们的画！你坐！”
“他们可以画画吗？”
“还不错呢！你看！”
于是，她们伏在灯前，开始一张又一张评阅图画作业，但谁的注意力也没有集中在画纸上。她们实际上是借了动作的掩饰，在进行一种“无声的谈话”，并且，通过比语言更富表现力的目光的接触，她们完全知道对方“说”了些什么，也肯定对方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就这样，许久以来相互规避的两位女友挨近在一起“谈着”“谈着”，深为彼此的无声的语句所感动。
图画看完了，视而不见地看完了。
“林媛，我来是想跟你商量点事呢！”倪慧聪终于说，“在仓房里住有些不太方便。只有一把钥匙，李月湘带在身上。她总是要锁门，我一天不知得找她多少遍……”
“还到我这里来吧！”
“可以吗？我倒也是这样想。”
“怎么会不可以呢！”林媛的语气不是应允，而是感激。感激倪慧聪意和她一起住，“你看，你的铺我一直没有拆掉。我想，你一定还会跟我在一起住呢！一个人住，真把我寂寞死了！来吧！倪慧聪，以后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们俩一直在一起住，要是我们俩一辈子在一起工作，那我们一辈子都在一起住。好吗？”
“好的！我明天就搬回来。”
“干么要明天？现在搬不好吗？”
“行！就搬！现在就搬！”
真的，她们当下就到库房里去，古里古冬地拾掇着，把畜牧师的行李、用具弄到气象台来。邻近的人多半被闹醒了，他们惊奇地推开窗子；这两个姑娘发疯了吗？为什么黑更半夜像码头工人一样搬运起东西来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