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城属于战国之宋，有其特殊性，即宋乃周灭商后商之孑遗。《史记·周本纪》述载，周人灭商并勘平武庚、管蔡之叛乱后，“以微子开（即微子启，商纣王庶兄——引者）代殷后，国于宋”。清代阎若璩《皇清经解·潜邱札记》说，宋人仍自称为商，乃缘于“自天下言之，则诸侯服于周也；自其国人言之，则以商之臣事商之君，无变于其初也”。这种情况决定了宋的文化传统，仍然对殷商文化一脉相承，乃宋文化的主流主导。
而殷商文化与姬周文化，差异很大。在意识形态和人文精神方面，商文化敬鬼神、崇上帝、重巫术、好占卜、爱神话，尚玄想，乃神巫文化的高级形态；姬周文化则是史官文化，敬天命，尊祖先，喜事功，讲实用，重历史，尚理性。宋作为“亡国之余”，当然不能完全拒绝新王朝的思想意识和文化，但也必然顽强地保留自己的传统，也是可以想见的事。
也曾忝列“春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主盟诸侯不久，即令正考父制作《商颂》（此为一说，或认为《商颂》非宋人作而是殷商旧作），用意即在兴商显祖，发扬祖宗余烈。无疑，宋人一方面感戴周不赶尽杀绝的宽容，另一方面也必然在潜意识中藏隐着对姬周王朝的恨情仇意，于意识形态上倾向独标一格。
崇鬼尚玄的传统，逆反独立的心态，都是异端思想与怪诞学说滋生的丰厚土壤。
更何况，春秋以降，宋国处中原之地，摄乎大国之间，屡受争霸战争的夹板气，《左传》记载，宋国先后遭受齐、楚、晋、鲁、郑、邾、陈、狄等国侵伐多达20余次，在各诸侯国中颇为罕见。宋文公十七年（前594），楚师围宋，城内曾“易子而食，析骸为爨”，想想这八个字的内容、场面和情实，岂不惨绝人寰、惊心骇目！尤甚者，宋国还经常被迫跟从别国替人家打仗，而充当牺牲品。《左传·桓公二年》即说宋“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难怪晋楚两次弭兵，都是宋人积极促成。宋人实在吃战争之苦最多最烈，和平愿望最强啊！而所谓宋襄公作霸主，不过是历次争霸史上最可悲可笑的纪录而已。到了战国时段，春秋时尚属中等诸侯的宋，更沦为弱衰不堪之小国，在齐、楚、魏、秦等强国之虎视鹰噬下，土地日削，国力日减，终于公元前286年为齐所灭。
国弱民困，国亡民辱，宋人在春秋战国时期受歧视、侮辱，反映在典籍记载中，除了愚蠢的“宋襄之仁”外，像后人耳熟能详的“揠苗助长”、“守株待兔”、“竭池求珠”等荒唐故事，主角亦多为宋人。这也和宋人代表的殷商文化是被否定的“倒退文化”有关，客观上助长了外人对宋的偏见。这正如近代史上的中国，传统文化被排斥蔑弃一样，礼让谦和，被西方列强视为软弱可欺。宋人保持的敬祀鬼神、“不鼓不成列”等商文化特点，相对于高度发展的姬周文化，的确显得愚昧落后。
宋之“国际”地位如斯，国内又如何呢？自春秋始，宋国统治集团内部即不断彼此倾轧，自相残杀，血淋淋的惨剧轮番上演。如华父督弑殇公及孔父，宋万弑闵公，宋文公杀母弟及昭公子、出武穆之族，鱼石之乱，华向之乱等。庄周时在位的君主宋君偃赶走其兄剔成君而篡位，更是一个疯狂暴君。《战国策》记载他“射天笞地，斩社稷而焚灭之，曰‘威服天下鬼神’，骂国老谏曰‘为无颜之冠以示勇’，剖伛之背，锲朝涉者之胫，而国人大骇”，这简直就是夏桀、商纣的重现，难怪时人号之曰“桀宋”、“桀偃”。政治的残暴黑暗外，史载宋国水、火、虫、风各种灾异频繁，真可谓内忧外患，人祸天灾，宋国人民水深火热，痛巨创深。
庄周，就是这样的国族、时代氛围中孕育的文化天才。他身上遗传着异端和反叛的因子，积淀着被推翻的殷商民族整个集团的“无意识”，以及祖辈相承袭的苦闷压抑而又无可奈何的心理感受，而又生逢宋国灭亡前夕最黑暗混乱的时期。天生的叛逆愤世使他逆反虚无，极端的苦闷压抑使他追求至乐无忧，并升华出一套自由超旷的人生哲学和怪诡瑰奇的文学艺术。
孕育诞生《庄子》的宋国，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构成，既是殷商与姬周两大文化传统的交汇地，又是“天地之中”各种思潮的碰撞融合之所。
宋国的四封边鄙，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但变动不大，辖地不出今天豫东、鲁西南及苏皖北部一带。《汉书·地理志》：“宋地，房、心之分野也。今之沛、梁、楚、山阳、济阴、东平及东郡之须昌、寿张，皆宋分地。”清代张琦《国策释地》：“宋地自今归德府以东，江苏之徐州府，安徽之宿、亳二州，北有山东曹州府之菏泽、曹县、定陶、单县、城武、巨野，济宁之金乡、鱼台皆是。”因此，宋国既是殷商旧都和保留地，又地处中原黄淮流域，东邻齐、鲁，南靠楚、越，西接魏、韩，北有魏、赵，处于当时东西南北的交汇地带，正是名副其实的“天地之中”，是殷商传统和周文化乃至后来所谓楚文化、齐文化等诸种文化的大熔炉。
宋国这种独特的地域和文化资源，正是道家文化发育发生的摇篮。春秋末年以来，在中原文化圈南缘的陈、郑、宋一带，崛起了老子、列子及庄子等道家大师，形成了新的道家文化。把道家划入楚文化并不正确。《史记》说老子是“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但老子生时，苦县尚属陈而不属楚，要到孔子去世那年（前479）陈才被楚所灭而入楚，司马迁是据后为说。
陈为虞舜后裔之国，周武王又“妻以元女大姬”，具有“好祭祀，用史巫”的文化传统，老子曾任周守藏史（国家图书馆长），精通周礼，其道家思想与周文化关系密切，而此前的楚文化中则看不到，说明老子是中原文化的骄子，而非楚文化的苗裔。故吕思勉说：“或以《史记》楚人之言遂断老子为南方之学，与孔子北方之学相对，则大非。姑无论苦县本非楚地，即谓老子为楚人，而其所学为托诸黄帝之学，其必为北方之学可知。”（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庄子作为宋人，其幻想色彩和浪漫精神，本为殷商文化的余绪和发扬，与楚文化有相似点但并非属于楚文化。至于列子，是郑国人，向无异议。总此，老子、庄子、列子，皆是中原人，故“不仅庄学，包括老、列在内的整个先秦道家文化都应属中原文化”。（张松辉《庄子考辨》，长沙，岳麓书社，1997）
战国之世，黄淮道家文化区的郑、陈诸国，先后被韩、魏、楚所灭，宋国成了道家文化最为兴盛的地区，宋国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在殷商文化的基础上，和姬周文化的影响下，呈现出以道家文化为核心的新风貌，庄周这位道家大宗师乃应运而生。而宋国四周邻接邹鲁、燕齐、三晋、楚越几个大文化区，是当时东、西、南、北的交汇点，文化交流十分密切，与楚文化在相对稳定而封闭的环境里自我发展自不相同。宋国文化八面来风，兼收并蓄，邹鲁的儒家、墨家思想，燕齐的九洲、神仙学说，三晋的名实、术势思辨，乃至楚人的奇思壮采，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元素。《庄子》正是这一得天独厚的文化宁馨儿。同时，最耐人寻味者，即宋国是春秋时期产生思想家最多之地，庄周而外，尚有墨翟、禽滑离、惠施、倪说、宋鈃，且孔子先世亦为宋人，老子晚年又居于宋地。虽然孔子的先世很早去宋居鲁，孔子则推崇周公，向往西周礼乐文化；墨子受业于鲁，长期居鲁；惠子热衷政治，长期居魏；宋鈃长期居齐，为稷下先生，因而各有其独特思想风貌。惟有庄子，乃宋之地道土著，故体现商宋文化精神特色最显。
奇书《庄子》之生，与奇人庄周之身世、个性和文化传承自密不可分。文化之传承影响已如上述，其身世难以确考，历代研庄学者乃钩沉索隐臆断，也就众说纷纭。宋代史家郑樵，宋元之际史家胡三省，乃至晚近的一些学人，多说庄周为楚王后裔，实际都是囿于宋以来认为庄周为楚人说法的牢笼。另一派学者则认定庄周为宋庄公的族胤。宋庄公名冯，公元前710至前692年在位，宋文公二年即前609年，发生“武、庄之乱”，《史记·宋世家》记载“文公尽谏之”，《左传》襄公十七年（前556）还记载“宋庄朝伐陈，获司徒印”，可见宋庄公一脉尚在公室。故庄周是宋人，虽然后来很贫困，却具有良好的文化教养，并“尝为漆园吏”，当是由公族而沦落为下层寒士。也正是这种生活巨变的经历，刺激促生了庄周对历史深刻的反思和对现实猛烈的批判。这与屈原由左徒而遭谗放逐终著《离骚》，曹雪芹由富贵而遭抄家沦落后写出《红楼梦》道理相同。
庄周的个性十分奇特，他绝顶聪明，才华横溢，却远富贵，淡名利，养性葆真，正视现实而又驰想无端，故能写出凌越诸子百家，兼具哲学文学质素的旷古奇文。如前所述，当然也和宋国独特的文化环境有关。大较而言，第一，继承了殷商文化重自然、尚巫术、好玄想、奇幻浪漫的传统文化精神和神话思维方式，具有宋人与生俱来的对于姬周文化及现实社会的逆反心态和批判意识。第二，同时又接受了以周文化为主导的中原文化中关注现实人生、崇尚理性的文化精神和传统。不满周文化中那些表面的、琐细的、暂时的、功利的甚至虚伪的所谓对现实和人生的注重，而是从终极意义上对历史和现实思索其价值关怀。第三，着重继承了当时道家文化的哲学思想和理论体系，并予以创造性的发展弘扬。第四，批判性地广泛吸收周边各地文化和各家学说的有益成分，如对东方邹鲁的儒家、墨家，北方的燕齐文化、三晋文化，南方的楚文化等。这从《庄子·天下》篇中对各家各派的精彩评述可见一斑。难怪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了。
《庄子》乃“天下之中”包罗万有而能“内圣外王”的思想体系，姚奠中老师于数十年前就认知了这一点。他说：“有人把道家思想说成是楚文化的代表，这不合适。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原先都不是楚国人，不能代表楚文化。楚国文化以屈原为代表的还是儒家文化。老子是厉乡人，原属于陈国，陈是郑、宋、楚之间的一个小国。后来楚灭了陈才归了楚，文化上与楚国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厉乡距楚的中心郢都有千里之遥，而距宋的中心商丘还不到百里，比离陈国的中心还近。庄子是宋国蒙人。如果从文化区域上考虑，应该有个‘梁宋文化’。司马迁说过：‘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此梁宋也。’老、庄便出于此处，他们应该是梁宋文化的代表。因为这里是‘天下之中’，四通八达，因而汇聚各路思想才能产生老庄思想，而老子又做过周的史官，掌握历代‘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故能‘秉要执本’。道家的思想，不只是高，更重要的是深邃。”（刘毓庆《追寻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姚奠中先生谈话录》，《文艺研究》2005年第8期）这与刘生良博士的论述如出一辙。或者刘博士在先并没有看到姚老师的谈话，而是独立研究成说，真理性的东西往往大家所见略同。
姚老师的思想观点，主要不是将其体现在学术著述中，而是以其指导自己的人生，以其精神实质贯穿于一生的行履实践。他曾说：“对诸子，从初中时起，就买了《十子全书》，泛读后，最喜老、庄、墨三家，特别是庄。到章门后，我的研究方向，就定为诸子，而以《庄子》为重点。有些人认为庄子是相对论，其实这种看法是肤浅的，没有真正理解庄子。庄子认识事物、事理都是相对的，但又提出‘道通为一’、‘莫若以明’，这就是说，从一般层次上看，事物是相对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但从更高的层次看，就可以看透事物，就是‘明’。庄子站得高，看得远，看得深。采取这样的态度来待人接物就不会偏执。我在思想上颇受其影响。”（《追寻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姚奠中先生谈话录》）这是多么独特而高超的一种境界啊。
三、姚氏诸子学
姚老师没有把全部精力投注于著书立说，当然并非完全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除了未能保存下来的《魏晋玄学与老庄》、《〈庄子〉通义》、《〈大学〉讲疏》等著述外，可见的有《书注与读书法》、《论治诸子》、《诸子略论》、《〈庄子〉内篇间绎》、《〈礼运〉大同辨》、《作为文学家的庄子》、《安徽学风》、《战国后期卓越的思想家荀子》、《儒法及其他——〈儒法斗争史〉批判》诸论文，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辞条二则“荀子”和“韩非子”，还有札记《〈庄子〉论知人》、《中国的“角斗士”——〈庄子·说剑〉所反映的史实》、多则诸子文句字义考辨、《中国文学史》残稿和《中国简史》中一些相关论述。综合在一起，亦足可谓“诸子学”了。
《书注与读书法》撰于1943年5月，发表于《安徽政治》第六卷第7期。这一年正抗日战争中，作者年31岁，上年在安徽政治学院（暑期后改名安徽师专）任讲师。1942年12月21日，日本侵略军侵入大别山，作者于逃难途中遇一学生，被邀请至其家窦家西楼过旧历年节。1943年3月返回学校并升任副教授。这篇论文就是在这种颠沛流离中写作而成。1942年和1943年两期《政治学院》月刊尚刊有《〈大学〉讲疏》上与下，惜已不存。
《书注与读书法》共分五节，篇幅不是很大，但提纲挈领，对于如何注释和阅读古书（姚老师说“读书法”主要指阅读古书笺注等的方法），扩而言之也就是如何继承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给出了一个简而得要的指导性意见。开宗明义：“古书之难读，由于古语古事之不明；古语古事之不明，由于训诂考据之不备，是书注之未臻完善也。是以欲明先哲之精神，则必先读先哲之书；欲先哲之书读之溥，则必先使其书昭然著明，怡然理顺，而注疏整理为首要矣。然此大业，未能猝成，于注疏未经整理之前，而欲学者之不废简册，则于此困难之中，犹当有其读之之法，庶不至因难而退，荡灭旧贯，使民族之精神，竟坠于地也。”
这里的关键句是“欲明先哲之精神，则必先读先哲之书”、“不至因难而退，荡灭旧贯，使民族之精神，竟坠于地”。读古书的根本目的是将“先哲”创造的“民族精神”传承下去和发扬光大，而非炫耀知识学问或习练辞章文句等琐琐之义，这种立场正来源于章太炎先生弘扬国学首在振作民气、强健民魂的宗旨。
当然，要继承民族精神，首先必须看懂古书，因此要注书，要讲究读书法。传统诸子，特别是儒家经典，从汉朝以来的传、笺、解、诂、训、说、记、微、述、学、章句、解故、说义、注疏、通释、义疏、正义等，名目繁多，汗牛充栋，都是对传统典籍的阐释，贡献不小，问题也很大，如桓谭《新论》所说：“秦近君说《尧典》篇目，十万余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用三万字解释四个字，其繁琐哲学可见。而自魏晋义疏以来，一直到清末，疏证更加繁琐，解释一个字，往往有几十上百家，其实都是转相抄录，而微言大义付之阙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西学输入，又产生了用西方的概念教条套中国古书的问题。
《书注与读书法》第二节即分析了传统笺注等的问题：一是但明典故，而不详本义。二是但录事实，而不求训诂。三是但诠大旨而不问字词训诂。姚老师总结说：“以上三失，皆非作注者之学识不博，用力不勤，乃因其注意点不同，故遂失解书之旨。”这里提出来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字词的训诂、名物的考据和义理的阐发都要兼顾而不能偏废，方能真正使“注书”名副其实，让古书的精魂得到实在的传承发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