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节中，就具体提出“作注之要点”：“一曰字音：凡本读、异读、叶音之属属之。二曰字义：凡本义、引申、借义、通用之属属之。三曰名物：凡草木鸟兽、典章制度，异名同实，同名异实之属属之。四曰故实：凡史实掌故之出处始末之属属之。一二为训诂之事，三四为考据之事。”
清代的乾嘉学派以降，于考据训诂作出不少成绩，但姚老师也指出：“然其弊也，又多失之繁芜，故以王伯申、郝兰皋之博精，其所为书，犹多冗辞，此则剪裁之功，注书之要也。”
王伯申即清代著名学者王引之，伯申是字，江苏高邮人。其祖父王安国为吏部尚书，父王念孙为直隶永定河兵备道，皆以治名物训诂著称。王引之早年承家学，究心《尔雅》、《说文》、《音学五书》等，于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深有心得。嘉庆四年（1799）为进士，以优异成绩径授翰林院编修，后擢升至礼部左侍郎。任实录馆、国史馆副总裁，道光七年（1827）晋工部尚书。曾奉旨勘订《康熙字典》讹误，撰成《字典考证》十二册。他著述众多，谥文简，后人辑有《王文简公文集》。王引之与其父王念孙并称高邮二王，是乾嘉学派的代表性学者。胡适评价：“清朝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用归纳的方法来研究古书中词的用法，可称的一部文法书。”（胡适《国语文法概论》）
郝兰皋即郝懿行，兰皋是号，山东栖霞人，清嘉庆年间进士，官户部主事，经学家、训诂学家，长于名物训诂及考据之学，于《尔雅》研究尤深。著有《尔雅义疏》、《山海经笺疏》、《易说》、《书说》、《春秋说略》、《竹书纪年校正》等书。
姚老师能对王引之和郝懿行这样的国学大师的疏考提出异议，显示其国学根柢十分深厚。在批评了“犹多冗辞”后，姚老师举了例子，即郝懿行《释诂》“哉”训“始”，引证后批评说：“案此一段，除明‘哉昔为才’外，但举一有力之证即可，不烦多引。而正续《经解》诸儒之著述，繁冗尤甚，所以不免‘支离破碎’之诮也。”《经解》即《皇清经解》，乾隆年间太子少保、体仁阁大学士阮元主编，道光五年八月，始刻《清经解》，至道光九年九月，全书辑刻完毕，共收七十三家，一百八十三种著作，凡一千四百卷。咸丰七年九月，英军攻粤，书版毁失过半。咸丰十年，两广总督劳崇光等人，捐资补刻数百卷，并增刻冯登府著作七种，计八卷，此即“咸丰庚申补刊本”。同治九年，广东巡抚李福泰刊其同里许鸿磐《尚书札记》四卷，附诸《清经解》之后，是为“庚午续刊本”。
此书汇集儒家经学经解之大成，是对乾嘉学术的一次全面总结，包括顾炎武《日知录》、阎若璩《四书释地》、胡渭《禹贡锥指》、万斯大《学礼质疑》、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毛奇龄《春秋属辞比事记》、江永《周礼疑义举要》、惠栋《九经古义》、戴震《毛郑诗考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读书杂志》、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姚老师能说出“正续《经解》诸儒之著述，繁冗尤甚，所以不免‘支离破碎’之诮”这一句话，真可谓“一句顶一万句”了。如果不对上述著作至少有大致的了解，敢这样说吗？
前面说及，姚老师少年时就通读《十子全书》，“十子”者何人？乃清王子兴辑，包括老子、庄子、列子、管子、韩非子、淮南子、扬子、文中子和鹖冠子。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原名无锡国学馆）和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学习时，更阅读并购买了大量新旧国学古籍，而江藩《汉学师承记》、曹聚仁《国学概论》则起了引导作用。后来章太炎先生去世，抗战爆发，姚老师和同学好友柏逸荪在南京东城树德里租住一个亭子间，两个人的书就有三四十个箱子，放不下，只有去掉床，把书箱一个一个连起来当床睡。后来南京被日本侵略者轰炸，柏逸荪和姚老师先后离开南京逃难，只有把几十只书箱忍痛抛弃。姚老师只带一个帆布箱，除了必须用的衣物，就是几本书——几本最基本的国学典籍。它们成了后来姚老师辗转教书的基本文献依傍。
1937年9月，姚老师逃难到安徽泗县，在柏逸荪帮助下，住进泗县文庙（孔庙）中安徽省立第六图书馆的一间房子里。馆员都跑了，只剩下馆长一人留守。在这段时间，姚老师又阅读了馆藏大量珍本善本古籍，如黄宗羲草创、黄百家续纂、全祖望完成的《宋元学案》，并参考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尚书古今文注疏》，而用三个多月时间完成了一部《古文〈尚书〉讲疏》，计三十万字，还撰写了《读拜伦〈哀希腊〉》在《淮北日报》发表。可惜这本《古文〈尚书〉讲疏》的书稿毁于流离和战火中。
1938年冬，姚老师和柏逸荪在泗县大柏圩办起了菿汉国学讲习班。“菿汉”是老师章太炎的号，即“大汉”的意思。正是此时此地，在国难家仇水深火热颠沛流离之中，姚老师精心制定了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菿汉国学讲习班的“教条”十条：以正己为本，以从义为怀，以博学为知，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不苛于人，不阿于党，不囿于陋，不馁于势，不淫于华。
由此我们才能够理解《书注与读书法》第三节在批评了清儒著述“繁冗尤甚”后，点出了关键句：“此言为注者，但当求其义之昭晰而已。”笺疏注解古书，是为了能读懂古书，而所谓读懂，是为了“义之昭晰”。用今天的话来说，重点和核心是要把握古书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进而弘扬传统的文明之光，而非斤斤于字句琐屑的陋儒小人儒。
《书注与读书法》第四节说：“上既明各书注之短矣，而其长亦可得而论。故读之之法，必先明其短长。盖各书之注，以其注意点之不同，故必偏废，然亦其偏废之故，而有偏长。”接着分为四类：一曰详训诂：汉儒之书是也。二曰明大义，宋儒之书是也。三曰备掌故，《文选》李善注是也。四曰重文法，一般世俗之文注是也。这四种偏长分别针对着不同的学习目的：一曰欲求深造，二曰欲求应用，三曰欲求多闻，四曰欲学写文章。那么，学习者根据自己的学习目的而读古书，自然各有门径。
如欲求深造，则当先求训诂之通。欲求训诂之通，则当精研于文字形声之学，而后可以据之以明大义，而后可以因之以获新义，而后可以明前人之所未明，通前人之所未通，而后一经群经，至于诸子百家，无不淹贯，而必以一名一字之彻底始。
如欲求应用，则当首以大义为重。虽训诂之事，仍不可废，然于古注之中，但择其善者为依据，固不必一言一物，事事研讨之也。故一篇之内，要义不过数点，一卷之中，精华亦自有限，取其助我而已，何必尽详。
求深造、求应用是姚老师最着重的“读书法”。上面两段中，训诂、彻底和大义三个词下面都有着重号。也就是说，读古书，必须彻底搞清训诂，才能真正明白其大义，但不需要“一言一物，事事研讨之”，因为明大义是主要目的，训诂只是途径手段，本身不是目的。所谓大义，就是今日所谓民族的精神文明之光。
至于为“求多闻”和“学文辞”这两种工具性、实用性而读古书，姚老师是抑甚于扬的：
如欲求多闻，欲学文辞，则习掌故储其材，别文法以利其器可矣。然此于读书之事亦末矣。且为文者，首须“言之有物”，次须“言之有序”。亦即所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而有物，有序，有故，成理者，必先预之以学。故留意于掌故文法者，仅可为初学言之而已。
显然，姚老师读古书，治国学，追求的是其精神内核，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脉相承，而于企图“炫学”（求多闻）和“显才”（学文辞）来读古书者“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正是章太炎先生研究和提倡国学之根本精神的继承和体现。故而，在最后一节，姚老师言简意赅地说：“要之，整理书注，为发扬固有文化中刻不容缓之事，惟与民国以来整理国故者之所为有别。”这里所谓“民国以来整理国故者”有注解标明：“时贤之整理国故者，恒以科学方法为标帜。然考其所为，亦仅为古书多增数解，又未必能合于原意也。至其造说不根，牵强附会者，尤不在少。所为益多，繁芜益甚，是国故终未能整理也。”这正是指“五四”以来胡适提倡“科学方法”和“整理国故”后所产生的一些负面效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演变，西方工具理性的弊病日益突出，章姚一脉相传的对待“古书”——传统文化的治学门径，不是值得学界深思吗？
在大别山逃难流离前后，姚老师曾有许多经历遭遇，参加抗日游击队而解散，任教于立煌师范（以国民党抗日名将卫立煌的名字命名）怒斥国民党省教育厅长而离校，又于安徽省临时第一中学任教因维护学生与校长发生冲突，再于安徽政治学院（后改名为安徽师专）任教，紧接着却是大别山城沦陷于日寇侵略军，姚老师又逃往当时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重庆。这三年在大别山辗转教书的时光，于艰难困苦辗转迁徙之中，姚老师却继续钻研国学，学业日益深入专精。如在逃难途中，于安徽寿县偶遇一家古旧书店，姚老师又购买了《十三经》、《说文通训定声》、《昭明文选》以及二十二子本的《老子》、《庄子》、《韩非子》、《竹书纪年》（多为上海石印本）等珍贵古籍，成为此后教书和研究的文献凭借。离开立煌师范后，一度与朋友柏逸荪、马馨亭共居一室，姚老师每天给马馨亭讲两小时《庄子》等等。
这段时间，姚老师写了许多感时纪游抒情言志的诗作，于国学和文学研究，除上述外，还第二次撰写《中国文学史》（在苏州时已经写过一次），针对廖平等疑古派否定屈原存在的说法，发表了《屈原的有无问题》，国学则发表《〈大学〉讲疏》、《安徽学风》。
《安徽学风》乃考证从姬周以来安徽地区国学的成就和演变，主体内容计有“管仲”、“文翁”、“桓谭”、“桓荣、子郁、孙焉、曾孙鸾、彬”等共四大章节。而在“略叙”中，概括了安徽从周到清两千年的国学和文学轨迹，从管仲开始，申不害、韩非子，著《淮南鸿烈》的淮南大山、小山之徒，治《春秋》立教于蜀的文翁，明经义而为汉明帝师的桓荣，建安时期以文学显的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宋代吕蒙正（后在戏曲评书中被演义成为文学形象）之子孙后代吕夷简、吕公著、吕希哲、吕本中、吕祖谦吕氏一门代代相传的经学理学，直到满清戴震“兴一代之绝业，二百年之朴学，于斯奠基”，“方苞、姚鼐，又突起桐城”。当然后面的主体论述，是国学而未涉文学。
像这样一种既宏观又具体的地方国学传统的综述分剖，其实需要极为广博深厚的国学与文学素养才能胜任。表面看这是一篇论文，内涵却包罗众象，其实是一部专著的雏形。在细致的追述考辨中，仍然贯穿着通训诂而明大义的宗旨。如在“管子”一节中，对《管子》作信实考辨，对其核心思想“德、信、礼”，“攘夷、尊周”、“四维”历历梳理，然后说：“然管子深知无恒产者，无恒心。徒恃教化刑罚不足用也。故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其书所载，大半皆厚生之道也。谨案：近世唯物哲学家谓：物质为宇宙万有之中心，精神为由物质所产生之运动。社会生活之物质条件，为精神发展之基础。管子以‘仓廪实’、‘衣食足’为‘知礼节’、‘知荣辱’之先决条件，深合于历史社会实际，与唯物哲学，若合符契。”其最后的关注点，仍然是“以用世为归”。（菿汉国学讲习班“教条”）
姚老师到重庆后，由朋友刘继宣推荐，曾在中央政治学校的分校边疆学校任教，1944年春，受聘为四川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学系副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和庄子研究等课程。女师学院国文系主任是胡小石，同事有魏建功、台静农、詹锳、舒芜等。这一年，姚老师完成了《中国文学史》讲义的编写重印，付印了四十万字的《〈庄子〉通义》，还用小楷补抄了《书目答问》的残缺部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姚老师厌倦了白沙女子师范学院内部的派系斗争，去了贵阳师范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