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地区最有成就的当属云南白亮诚，白亮诚，名耀明，字亮诚，号莲父、孟愚。世居云南沙甸。自幼读家塾，学四书五经、诸子百家；青年时入云南法政学校接受新制教育，同时攻读阿拉伯文及其典籍。通晓中、阿、英三种文字。由于他对普洱茶情有独钟，一生致力于创办茶业，为云南普洱茶的振兴和西双版纳边疆的开发作出了卓越功绩。
1931年以来，白亮诚先后任磨黑井保款专员、普洱烟酒牲屠税局局长、思茅特殊消费税局兼烟酒牲屠税局局长，负责思普区的税收。白亮诚在工作中发现，贡茶的取消使以为茶生的思普人民生活十分困苦，于是决心重振普洱茶，他多次深入车里、勐腊、易武、佛海、南峤及六大茶山考察茶业种植情况。于1935年初办起了“茶业试验场”试验场。
为了办好“茶业试验场”，1936年至1937年，他到广东、湖南、湖北、江西、浙江、上海、河南、山东、河北、北平等省市和日本、印度、缅甸、马来西亚等国家考察茶业的生产和市场。后又到日本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茶叶栽培和制作的考察、学习。结束后，抵达北平，参观成达师范学校，拜访了马松亭校长和白寿彝先生，看望了该校的云南籍学生，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将来服务边疆。经白寿彝先生介绍他认识了顾颉刚、冯友兰、董纯武、陶希圣等几位著名教授，并向他们介绍了开发西双版纳边疆、创办茶业的雄心壮志和日本考察的情况。几位教授听后十分兴奋，邀请他到清华大学作开发西双版纳边疆的报告。他向师生们作了近两个半小时的题为“开发祖国边疆西双版纳六年业绩”的演讲，介绍了西双版纳是普洱茶的六大茶山所在地，自然条件优越，具有开发的广阔前景；开发西双版纳、造福于边区各族人民的重大意义；介绍了南峤“茶业试验场”的情况和振兴普洱茶的设想及成绩。他的报告深受师生好评，多次被师生们的掌声所打断。次日《北平日报》、《大众报》、《小时报》和《朝报》等纷纷刊登了他的演讲内容及其相关报道。普洱茶第一次走进了中国一流的高等学府，第一次在京城的多家报纸登载。
1937年7月，白亮诚参加以顾颉刚先生为团长的为期3个月的西北考察团，对西北各民族的饮茶情况及茶业市场也进行了考察。再次坚定了白亮诚先生振兴普洱茶的决心。1938年，白亮诚在“茶业试验场”的基础上，成立“思普企业局”，出任经理。他从家乡沙甸及滇南回族村庄招收了数百名青年到思普企业局工作。他带领这批回族青年在人烟稀少、瘴气毒烈的原始森林安营扎寨，开荒种茶，以惊人的毅力，在短短几年内初步建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以茶业为主的思普企业局。思普企业局包括南糯山制茶厂、南糯山茶场、南峤茶场和佛海总场四部分。
南糯山制茶厂采用机器加工茶叶，开创了思普地区机器制茶的先河。制茶机器产自英国，购于印度。由于交通不便，从印度运至缅甸景栋，又用马驮人抬搬到茶厂安装。白先生聘请著有《红茶制作法》的彭遐岑和陈灿华等8位农艺师为技术人员，聘请同济大学毕业生陈学诗和翟立林为机械动力工程师。当时没有电，他们从境外找来汽车发动机带动制茶机。机器制茶，产品质量好、成本低，精心打造的普洱茶品牌“思普”产品（红茶、散茶、藏茶），蜚声海内外，吸引客商纷至沓来，供不应求。随着机器制茶的诞生与发展，仅靠收购当地少数民族的茶叶原料已不能满足生产需要。于是白亮诚创建了南糯山茶场和南峤茶场。茶场在彭遐岑等农艺师的指导下，进行了规范化开垦，推广梯台式栽种法，开创了西双版纳茶叶现代栽培技术的先河。茶苗生长快、产量高、质量好，为思普品牌做大做强提供了主要的原料基地。
佛海总场，设在今勐海县城边，大致为今天的勐海茶厂地盘。它包括企业局机关、医院、运输队、纺织厂等单位。当时的运输工具是马帮。运输队有骡马120余匹，赶马人60余人，分两个小队，主要来往于佛海与玉溪、昆明和佛海与缅甸景栋，驮茶到玉溪、昆明等地销售，转销内地和藏区，再驮生活必需品进佛海；驮红茶到缅甸销售，转销欧洲市场，再从缅甸驮回洋纱。两队马帮，一队出一队进，运输繁忙，思普企业局红红火火、兴旺发达。
1946年6月，白先生参与以省主席卢汉为首、由28位云南知名人士发起筹组的云南“人民企业公司”。当白亮诚雄心勃勃准备将思普企业局做得更大更强，把“思普”品牌做得更响更知名的时候，蒋介石发动了内战，并设法控制云南大权，云南政局动荡不安。国民党在西双版纳成立中茶公司，妄图吞并思普企业局，以垄断西双版纳的茶叶经营。思普企业局的发展计划被破搁浅，于1948年11月出境定居缅甸。
温友松（1867—？）：
名仁椿，四川巴县人。自幼好学，从长兄温鹤汀读书。清光绪十五年（1889），温友松考取秀才。清光绪十九年（1893），他至成都考举人，当时的学台大人讨厌戴眼镜，特在考场门前挂了一个牌子，上写有：“禁止面挂眼镜”的规定。温友松因近视戴眼镜遭到学台训斥。温友松不服与学台顶撞起来，互不相让。他竟气愤扬袖而去，未参加考试便返回重庆。从此他痛恨清朝官场制度腐败，以教书为生。
随着反清的革命怒潮在全国各地兴起，温友松接受新思想，适应新潮流。他一面与本地士绅创办万智学堂；一面和来川的日本人宫坂久郎经营友邻火柴公司，试图以教育和实业入手拯救国家。友邻火柴公司设在重庆南岸，招收女工二百多人，生产一种被称为“洋火”的产品。温友松还广结各方面的革命志士，于1908年加入了同盟会。同年，创办惠丰制革公司，生产皮鞋、皮包等日用品，使农村、山区得到广泛使用，取代钉鞋、布包等落后用品。他还投资经营川江最早的轮船公司，有“蜀通”、“蜀亨”船，打破了外轮独霸川江的局面。
同盟会员石青阳自1907年从日本返回重庆，除了进行同盟会的宣传联络工作外，还于1908年在重庆南岸界石乡筹设蜀眉丝厂，由于他奔走革命，丝厂成效甚微。继有合川长明经在重庆磁器口设恒源丝厂，甫经设置，即被火楝。由温友松将丝厂全部接买，加以修整，并从宁波聘清技师乐阿英夫妇来重庆，由乐负责安装机器，其妻担任缫丝的技术训练工作。当时重庆的青年妇女不愿在外“抛头露面”厂方通过乐妻与当地妇女们以“拜姐妹”等方式，多方串联，邀约进厂亲自传授技术，于是风气渐开，女工不断增多。温布松见缫丝业得发展，由1910年又重新建生丝送巴拿马万国赛会展出，获特等奖，为四川丝业在国家外创出良好的信誉，并为生丝销售打入国际市场。
辛亥革命成功后，温友松被推为重庆公断处长，专为商会员排难解纷。后来温布松得商业界同仁的拥护，当选为重庆总研究会副会长，任期满后又选为重庆总商会会长。温友松为了发展商业，将重庆旧府台衙门改建为总商会会址，修建了商业场，创办了商业学校和《商务时报》，促进重庆商业的发展。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温有松积极推动重庆工商界投入五四运动，致力于提倡国货，将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推向高潮，组织了“商界十人团”，不运、不用日货。在这一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华商收回了裕丰轮的主权，解除了联华轮的租约。在温友松的带动下，重庆各商邦停止了向日商武林举行付三十万两的贷款。在五四运动时期，重庆很少见到日货。日货逐渐被国货所代替，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军阀混战时期，工商界与军方之间出了各种麻烦事，都找温友松来调解。1922年温友松所的缫丝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他又在柑子坝开办了华康丝厂，为了购买原料不断派出各厂负责人到嘉陵江上游一带收购蚕茧。当时军阀混战，匪盗蜂起，除了办丝厂外，温友松又办重庆永庆轮船公司。五年获利百余万元。后期温友松培养温少鹤接办他的企业和重庆总商会工作。
云南巨富明百万（生卒年不详）：
本名明清庞，云南腾冲人，善于经商，人称“明白万”，曾与人合作开设三盛号商业实体，庄应花纱、布匹、玉石生意，在保山、下关、昆明、四川、广东等地皆设分号，清道光十二至三十年（1840—1850）修潞江中屯铁索惠仁桥，耗银几十万两，民工数千，历时十余载，受道光帝嘉奖，任以盐运史之职。在咸丰六年（1856）“丙辰之变”后被清政府地方政府支持下的汉族地主团练武装和劣绅抢劫，损失现银即达48万两，珠宝玉器更多。各地分号私宅被抢财物无法统计。
马名魁（1796—1892）：
云南大理人，其先祖马玉鲜原籍江苏人，明万历年间举家赴省任云南右参政，落籍大理，马名魁兄弟三人均为清武进土，其兄马名骧晚年告退，弃官从商，借多年官宦浮沉左右逢源的关系，交易场上得心应手，不数年间已成为拥有10余万金的巨商。他继承父兄余业，锐意经商，在下关、大理、昆明、保山、成都及国外缅甸各地大力拓展商业，从事长途马帮交易。仅大商号就有13家之多，遍及缅甸瓦城（曼德勒），漾贡（仰光）；四川叙府、成都、省内之昆明、保山。下关就有六大商号：裕泰店，裕顺店，泰来店，永和店，联兴昌，福春店。还经营蒙化石磺厂、漾濞林铜厂等，开办丝织、棉织、染坊等，发展新兴产业。他拥有数百匹马的马帮10余个，运送滇蜀土特产和“洋货”，“缅物”来往于四川、下关、保山、缅甸的国内外贸易。
北京丁德山：（生卒年不详）：
子清，祖籍沧县人，1903年，王府井南头的东安市场刚刚建立，丁德山发现了商机，于是借来少量本钱和简单的用具，卖豆汁和荞麦面扒糕。1906年经过官方同意，丁德山在原摊点上搭起了简易的棚子，并有了“东来顺粥摊”的字号。
东来顺粥摊的生意日益红火。1912年曹锟的士兵放火、抢劫连东来顺粥棚也烧了。丁德山没有灰心，在一个木厂老板的支持下，在原地又盖起了几间瓦房。经营项目改以烧、烤、涮羊肉为主，店名改为东来顺羊肉馆。生意很是红火，丁德山有了一定的原始积累之后，除用于购置房产、地产之外，还注意于对多种经营和壮大主业的投入。他在王府井附近开了长兴铁铺，打造烧、烤羊肉用具和其他铁活。1928年和1930年，丁德山先后收购了一家烟行和一处店基，建起三层楼房，店容陆续扩至500个座位，使东来顺跻身于北平城内大菜馆行列。1932年丁德山又以低价中标，购得天义酱园，将它改名为天义顺，仍然经营制酱业。1940年前后，丁德山又在朝阳门内开设永昌顺酱园，以批发为主，兼推销天义顺的下脚货。
1938年丁德山举家搬进东直门内豆芽胡同居住，将城外老宅改为大车店，接待过往的农民和小商贩。北平沦陷后，东来顺的境况大不如前，一直到解放前夕，丁家的产业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朝不保夕了。解放后，丁家仅存东来顺等四家企业，它们都走上公私合营的道路。东来顺的羊肉馆的经营规模日渐扩大，其涮羊肉蜚声海内外。改革开放后，东来顺更名为“东来顺饭店”，在各地乃至国外，设立了分店。东来顺在经营上突出其伊斯兰特点，注意更换设备，培养人才，实现了管理现代化。经营项目又增添了挂炉烤鸭和新疆风味的烤肉、烤羊肉串，从而形成了具有二百多种菜肴的饮食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