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书
昔伯牙绝弦于钟期，痛知音之难遇，羊牯悼泪于陆抗，伤风流之难求。再好的故友知交也中有别离之时，因为岁月这个无情的屠夫从没打算放过任何人。
1577年，谭纶病逝，1580年俞大猷病逝，几年之内他的老部下陈大成、王如龙、朱钰等人，先后去世。
一连串的打击使戚继光苍老许多，往事像打翻的醋瓶，带着无尽心酸涌进心头，共商军机的热烈，促膝长谈的深情，并肩杀敌的痛快，豪饮烈酒的酣畅，经常搅得的戚继光分不清梦境还是清醒。
此时的戚继光已年逾花甲，但他的内心依然挣扎。我还没有认输，我依然有热爱生活和改变生活的权利和能力。
不过这次戚继光要挑战的不是战场，而是文字。
阿根廷诗人被誉为作家中的考古学家的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说天堂就该像个图书馆的样子，而在多年前，元代伊士珍就曾虚构过一个这样的天堂，那真是读书人的梦想之地，在野花盛开的山谷，生满青苔的岩石后，有一个隐秘的洞府，洞中珍藏着数之不清的宝贵图书，未经秦皇之火，也未经破四旧的荼毒，更没有各种匪夷所思的审查。那就是着名的琅嬛福地。
在戚继光的内心深处，诗性的文字就是他一生情感宣泄的琅嬛福地。面对着苍茫大地，孤寂长夜，他可以卸下伪装，丢弃坚强，任情感决堤奔流，在那一刻，他不是军令如山的将军，他不是冷酷无情的斗士，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诗文之中，他可以任魂魄纠结，心如刀绞，然后泪流满面却不用刻意坚强。当文字如垃圾一样倾泻，他筋疲力尽，感觉身体如同灰烬，战场之外的生命有如垃圾。当文字如仙丹一样出炉时，我敬畏天地，心怀感激，一种生命燃烧不进，千百年后仍将绽放的希望会跨越时光进行传承。
经过苦心孤诣的锤炼文字后，《横槊稿》三卷、《愚愚稿》二卷，合称《止止堂集》得以问世。500年后，其中的多个佳篇名句依然流传后世。
亚历山大大帝，古代西方世界最着名的征服者，枕头底下常放着两件武器：一柄宝剑和一部《伊利亚特》。当他百战百胜，缔造了庞大的横跨欧、亚、非三洲的马其顿帝国之时，曾叹息道，可惜当世再无荷马，能为我写下不朽史诗，使我的伟大功绩，流传久远，永垂后世。 同样是戴着战火和狂烈的欲望之冠，戚继光却并无此类遗憾。他虽无荷马，却有他自己的双手。
戚继光深知一个道理，将不在杀而在止杀能止戈者方为今古良将。
他知道自己已入暮年，再神勇，也不可能手刃所有敌人，只有将自己的军事思想加以传承，才是真正的护国良策，在这个时期，老且弥坚的戚继光完成了他的两部军事代表作：《练兵实纪》和《纪效新书》。
对信徒而言，他们对自己崇拜的偶像，必然爱之越深，责之越切。且再拿我们国人更为熟悉的佛教和道教来说，实则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形。作为一名高僧，在他死后，他的那些衣钵弟子，自然希望能够有稀有而珍贵的舍利出现。尽管高僧生前修持精湛，奉佛虔诚，但如果在死后没能留下舍利，似乎终究有些美中不足，而他的地位也将由此而变得不那么让人信服。而对志在成仙的道士来说，死后最好连肉体也不用留下。其上者，云车羽盖，形神俱飞；其中者，牝谷幽林，隐景潜化；其下者，也当解形托象，蛇蜕蝉飞。
这两部兵书便起了画龙点睛羽化飞仙的作用，戚继光能在军事理论界，管理学界，武器学界引起轰动效应，这两部书功不可没。
而这两部奇书在20多年后的朝鲜战场上对李如松战胜丰臣秀吉手下的虎狼之兵帮助极大，不仅如此，特别是其超强的操作性和实用性，对后世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中国以外，朝鲜奉为国宝，日本一印再印，至今在军事界依然有众多专家在专研其中所蕴含的戚继光带兵之道。
其实戚继光用自己毕生的经验与心血写成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就是为了给后人留下的可供参考的军事宝典，他知道帝国的军队一直由不知兵的文官掌管，但只要按照这两本将训练、行军、作战的方法写的无微不至的书行事，至少不会盲人瞎马。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有此两本教科书般的军事着作之后，再配以《孙子兵法》等谋略书籍，文人掌兵基本可以成为现实。
明亡清兴，清朝统治者对戚继光的着作虽然没有列为禁书，但基本上不推崇不出版，但民间却将戚继光着作中实用性强的“军体拳”发扬光大，洪拳、南拳、太极拳中都可以见到戚家军拳的影子，戚家刀更是以苗刀之名流传下来，在近代与日本人的作战中继续斩杀着倭寇的首级。当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人因为很少遇到海上来的敌人，不知所措中想起了前朝名将戚继光层打败过海上来的倭寇，为了学习这仅有的经验，戚继光的着作再次大行其道。而当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清廷无能征之兵，允许汉族文臣招募私兵民团，毫无军事经验的曾国藩完全照搬戚继光的着作，竟然就训练出来一支能横行一时湘军，慈禧太后曾很吃惊地说，几个汉人文官凭着几本书竟然就能打仗。
到了近代，教师出身的毛泽东最初的的军事思想同样师承戚继光，他以扬弃的方法继承发展了戚继光的兵法，尤其是发扬光大了戚继光兵法核心内容的以纪律维系军队，对百姓秋毫无犯，在军队中建立一种统一的道德和信仰思想，戚继光梦想中最高境界军队所拥有的道德高尚、凶猛顽强、纪律严明、装备精良，也都继续被当代的中国军队所继承发扬。
殊荣如此，戚继光此生可谓无憾了。
但无憾并不意味着完美，戚继光一生最黯淡唏嘘的日子开始降临。
将星远去
１５８２年，这一年天象异常，荧惑守心。
荧惑，即指火星，由于其荧荧似火，行踪捉摸不定，故而得名。在西方，火星是战神的化身，但在古人眼中，火星近乎妖星，主旱灾、饥疾、兵乱、死丧、妖孽等等。
心，即天蝎座，二十八宿之中的心宿。在古人看来，心宿是天王的布政之所，也代表着人间的皇室及权贵。
荧惑一般在黄道附近移动，但偶尔也喜欢到别的星座做客。《开元占经》云，“荧惑入列宿，其国有殃”。而荧惑闯入列宿之中的心宿，即荧惑守心，在心宿徘徊不去，则兆头最为凶险，意味着有大人物去世，天下将要大乱。
果不其然，这一年，明代最富盛名的改革家、政治家、实干家张居正与世长辞。
舒服是死人的权力，痛苦是活人的义务。
从这个角度讲，张居正的去世确实是舒服的解脱，因为他活着看见自己的梦想实现了，所以走的时候欣慰而恬静。
但活着的人却开始了痛苦的旅程。
因为他的改革失败了。
谈到改革变法，便有个话题绕不过去，就是中国的政体。中国政体是一个最缺少变法弹性的政体，中国的政治有一个底色，那就是当政集团，当政的不只是个人而是一个集团，这个集团也有特色，特色也许是家族、也许是宦官、也许是士大夫、也许是军人人，不管是哪一种，都是集团，不只是个人。集团中任何一两个人的觉悟提升，想要改革，如果只是个人，都没有用，这个个人甚至是集团的头子也不行，除非整个集团变色，但整个集团变色谈何容易？既得利益与保守观念早就封杀了这种可能。
北宋的王安石便犯了这个毛病，以为只要上面说动了皇帝一个人，下面有利于全体百姓，就可以变法了。他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你想跳过皇帝下面百姓上面那个中间集团而想和平转变，这是很不可想象的。结果当然是在朝的士大夫集团全体反对他，大臣文彦博向皇帝说过一句话，文彦博说皇上你是同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同百姓治天下。这话说得一针见血。想改革，你想越级跳，跳不成的。甚至最上层的大官支持你改革，可是下层通不过，也行不通。最好的例子是满洲人道光皇帝要禁鸦片烟。道光不是坏皇帝，他俭朴，朝服破了要人补，不换新的（当然一个补丁要花费5两银子，但他自己并不知道，只是被内务府的贪污了），他连唱戏都不准，禁止一切浮华。鸦片烟危害中国人，人人知道，道光要禁烟，最上层的大官也都没话说，可是下层因为有利可图，你就再禁也禁不住。道光初年鸦片进口不到六千箱，十几年下来进口超过七倍，四万多箱，为什么？中国官商有利可图，上下包庇。你皇帝再威风，也行不了新政。”
除了这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外，还有就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观念——祖制的强大。
什么是祖制——
就是惜旧观念。
打个比方，工业时代的人们、有钱的人们，脑中很少有修补的观念，可是农业时代的穷困中国人，他们却把任何可以报废的东西都不报废，他们珍惜旧的、爱护旧的、对旧的发生感情，他们宁肯钉钉补补，也很难汰旧换新。这种情形，变成了一种定律、一种习惯，最后变成了目的本身。所以，最后问题不再是有没有能力换新的问题，而是根本就先排除换新，一切都先维持旧的为天经地义，不能维持则以修补旧的为天经地义。所以，中国人的家里，有着太多太多十几年、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用品，父以传子、子以传孙，相沿不替。农业时代的穷困，形成了中国人的惜旧观念，从一套制度到一个脸盆，都无例外。
以中国历史唯一一个和全世界宣战过的独裁者慈禧太后为例，一八八○年，西太后此时已经如日中天。这年八月，她叫太监李三顺带东西出宫，送给她妹妹。依照宫例太监不准走正门，只能走旁门，可是太监一定要走正门，还不听检查，结果跟守门的发生武打，太监跑回去，加油加酱报告西太后。西太后于是下令杀守门的，掌管司法的官说这可不行，守门的一来没犯法，二来根据祖制，守门就该这样不通融。
慈禧太后说，什么叫祖制？等我死了，我岂不也是你祖宗？坚持要杀人，做为司法首长的刑部尚书潘祖荫说，既然交犯人到刑部，就得依法处理，依法处理就是无罪开释，如果太后要杀，太后可以另外自行去杀，不能叫司法官这样违法杀人。慈禧找来潘祖荫，大哭大闹，捶床大骂，骂潘祖荫没良心。后来同意打折扣，不杀，可是要当庭打守门的，要“廷杖”——在朝廷上公然打屁股。恭亲王说“廷杖”是明朝的虐政，我们清朝不能学。慈禧太后说你事事跟我作对，你是谁啊？恭亲王说我是先皇第六个儿子。慈禧后说我革你的职，恭亲王说革得了职位爵位，可是革不了先皇儿子的身分！慈禧太后气得要命。最后还是迁就她，再打折扣，把不该处罚的处罚了事。
这已经说明了祖制的强大，彪悍如慈禧者，也只能按规矩办事。
所以想要改革，一定要把这两个东西给改掉，一个是各方利益你得摆平，而是尽可能按照主旋律价值体系来办事，不要触碰祖制那条底线。实施起来的时候还要注意火候，相当于一个做饭的厨子，厨子要知道怎么准备、什么火候，才能炒好这盘菜。这就像酱爆羊肚丝一样，羊肚丝是一盘好菜，可是做的方法不对，就难吃得要命，方法太重要，羊肚不先洗干净、刮干净，就不成，弄干净后切成丝，在锅中放油，先爆葱丝和辣椒丝，然后放下羊肚丝快炒，最后加韭黄和麻油、醋、盐等作料，再来一点高汤，合炒几下就出锅，炒久了，韭黄一出水，就不脆，整盘菜，全完蛋。连做一盘菜都讲究准备和火候，何况变法维新？准备不够、火候不对，糟蹋了材料，耽误了时间，并且，还要倒足了胃口。”
按照这个标准来看，张居正的改革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他生存在一个靠着压迫别人的不平等与保护自己的特权共生着、互利着的大集团。整个大集团不能改变，他一个人的觉悟，闹到头来，只是一场悲剧而已。一个人带着一个大集团做坏事，坏事对大集团有好处，虽然不合正义，他会得到拥护；可是，一个人带着一个大集团做好事，好事对大集团有坏处，虽然合乎正义，他会得到反对。
张居正是个理想主义者。但理想主义者往往是低低在下的人做的，不是高高在上的人做的。高高在上的人只能继续同流合污，带头共谋大集团的私利，不这样干，却想更上层楼，到头来会发现，没人同你上楼，你想下楼，梯子也给偷跑了。
当然张居正靠着非凡的个人手段和魅力，搞定了万历他娘，搞定了宫廷里的太监，依靠着霹雳手段十年改革确实成效非凡。
但他并没能改变那种根深蒂固的惜旧观念——祖制。
所以纵观中国历史，只有真正改变了祖制的商鞅变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伟大的改革，当年，商鞅被诬告谋反，逃亡至关下，想寄住客舍躲避一晚。客舍老板不认识商鞅，只知道眼前这人来路不明，于是拒绝了他，道：“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鞅躲避不成，喟然叹道：“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
当时的商鞅已经倒台，但他的法度却深入人心，无人敢反，这才是真正的成功的改革。
虽然从个人的角度，商鞅结局惨烈过张居正，但他改革了秦国的观念，所以他身死，但法存，终致祖龙一统天下。
所以张居正的改革只能算成功了一半的改革，他活着，改革得存，他身死，全部陨灭，但即便这样，也是了不起的丰功伟绩了。
张居正的葬礼，辉煌而隆重。大明帝国的政坛要人，不管曾经和张居正是友是敌，悉数出席。戚继光是军队统帅，又蒙张居正提拔知遇，为将主外，而张居正为相主内，将相和睦，合作愉快，国家也是高速发展的十年，因此于公于私，戚继光都要去吊唁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