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把礼看成是限制人民逾越的堤防。《礼记·礼运篇》记孔子论礼云：“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礼必本于天，淆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婚）、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正因为礼有如此巨大的作用，古代统治者对礼极为重视。今天能系统了解的礼制，最早的便是周礼，它在很多方面是后代礼制的渊源。秦汉与隋唐，是我国古代礼制发展的两个重要时期，礼制构成当时制度文明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之一。
—、周礼的内容和意义
礼的起源礼，《说文》解作“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丰”。关于丰，王国维对殷墟卜辞中各式丰字做考察后指出：“此诸字皆像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礼以玉，故《说文》曰丰，行礼之器。……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睸若丰，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
上述关于礼的分析，通常被人们引作对礼的源起的普遍性解释。不过细绎王氏之说，可知他的结论，只是根据殷墟卜辞而做出的。大家知道，甲骨文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从字源学上剖析礼字的最初含义，追溯至此还不能算作源头，它仅仅反映了殷商时代人们的认识而已。所以对于礼的起源问题，似还可做进一步的探求。
早在战国后期，荀子便曾对礼的起源做过论述：“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从物、欲的冲突，即人的欲望追求和社会客观物质条件能满足程度之间的矛盾，来解释礼的源起，是颇符合唯物主义观点的。
实际上，如果用历史的眼光审视，礼作为调节人际关系的一种规范准则，有一个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原始群时期古人阶段，禁止父母和子女间的性关系，应该说已经属于礼的范畴了。随着人类的不断进步，制约越来越严密。如母系氏族初期，氏族之内同辈男女互为夫妻，后来就加以限制，发展为族外婚等等。从一定意义上讲，礼就是此类制约积累的产物。这之中，某些宗教性习俗和仪式所起的作用，特别值得重视，如山顶洞人向尸骨周围撒赤铁矿粉的葬俗，以及祭祀的种种仪式等。前文所述王国维对礼字的分析和所得结论，便证实了这一点。
当人类迈入文明时代，礼被深深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并被赋予更加广泛的政治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的意义。今天人们所说的礼，实指此而言。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创立以嫡长子继承法为核心的宗法制和册封、巡狩、朝觐、纳贡等一系列维护周天子对地方统治的制度，确立维护父子、兄弟、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大夫之间尊卑等级的礼法，这些就是后世所谓的周礼。
五礼概述按《周礼·大宗伯》的说法，西周的礼大致分为吉、凶、军、宾、嘉五类，称做五礼。
吉礼。即祭祀典礼。古时认为祭祀是“国之大事”，故把吉礼列为五礼之首，所谓“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当时吉礼规定了不同级别的人的不同祭祀对象，所谓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人，是不能僭越的。甚至连宗庙的建制也做了严格的级别限制，即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
凶礼。主要指丧葬之礼，另也包括对天灾人祸的哀吊，故有人总结曰：“凶礼哀忧患，多属丧葬凶荒”。丧葬礼仪产生，本是基于生者对逝者哀悼的情感，其中又掺入了鬼魂崇拜的迷信。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同宗法等级制度相适应，丧葬也有了严格的等级区分，仪式日益繁杂。在《礼记》和《仪礼》两书中，专讲丧葬的篇幅就占到近三分之一，由此不难窥见丧葬之礼对于整个礼治的重要性。
军礼。顾名思义，应主要指有关战事的礼仪，但实际上还包括若干需要动员大量人力的活动，如田猎、建造城邑等的礼仪。清姚彦渠《春秋会要》所列举属于军礼的事例，有校阅、？狩、出师、乞师、致师、献捷、献俘等项，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宾礼。具体指诸侯对周天子的朝见、各诸侯之间的聘问和会盟等礼仪。“宾礼讲会同，多属朝聘过从”。在实行分封制的周代，此礼最为常见。
嘉礼。其内容相当庞杂，举凡宴饮婚冠、吉庆活动的礼仪，均属嘉礼之列。宴饮之所以制礼，据说是有鉴于殷人酗酒亡国的教训，周公作《酒诰》禁止群饮；但人之嗜酒，不可尽废，于是又制订《乡饮酒礼》，以约束之，并使之成为教化的手段。男婚女嫁，被赋予不胜繁琐的礼仪，并被抬到“礼之本”的吓人高度，是有其社会基础与政治背景的。“昏（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纳采、问名、纳言、纳徵、请期、亲迎等六礼，不仅是婚礼的具体内容，而且也是古代婚姻法规的组成部分之一。冠礼为男子的成人礼，用加冠的形式进行。以此表示孩子长大成人，可以成家立业，进入社会。
通过上述，可知古代所谓礼，不仅是社会生活中的制约性规定和仪式，还包括国家政治制度在内。史实表明，当时礼和法律、官制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许多政治、法律方面的规定同时也是礼的内容。“礼者，法度之通名，大别则官制、刑法、仪式是也”。上述五礼之说，为历代礼家所遵用，对后世礼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宋代张大享所作《春秋五礼例宗》，即将《春秋》经传所记有关事迹，分属于五礼。再如清代秦蕙田撰《五礼通考》，即按五礼的划分来通论古代礼制。
维护等级社会的工具周礼内容的庞杂表明，它已不再专指祭祀的礼仪制度，而是维护分封、宗法、继承制度，调整政治权力、经济利益、婚姻家庭等各种规范的准则，并大都具有法律效力，由国家机关强制执行，其不少原则，起着管理国家事务，调整社会关系，规范人们行为的法律作用。在这里，维护宗法等级制，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自然是周礼的首要职能。
“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显然，礼是统治者用来区分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别的一种工具。西周统治者正是通过这一工具，建立起以周王为中心，包括诸侯、卿大夫等各级贵族在内的金字塔式政权组织机构。周王是全国政治上的共主，又是名义上的所有家族的最高族长，集行政权、主祭权、生杀权和财产权于一人之手。在这种政权统治下，不仅等级森严，贵贱分明，主、奴之间的鸿沟不可逾越，就是贵族内部，也不得越等僭位，否则要受刑事惩罚。总观周礼，贯穿其中的基本精神无非“亲亲”与“尊尊”。前者就是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核心在一个“孝”字；后者就是要下级贵族绝对服从上级贵族，各级贵族皆听令于周王，核心是一个“忠”字。两者相为里表，彼此交融而为一体。倡孝旨在忠，倡忠旨在维护宗法等级，把四方诸侯纳入周王的统治轨道。
周礼的第二职能，是以根本法的形式，调节整个社会各领域的正常运行。西周统治者始终把礼作为治世治民的根本，认为礼是政治、军事、经济、司法、教育、道德等各个领域行动的准则。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治国需要礼，如同“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治国离开了礼，犹如“无耜而耕，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研究者认为，“从法的角度考虑，礼很像今天的根本法，它是西周国家一切政治生活的根本”，并由此进一步指出：“制礼，是西周一次重要的立法活动”。
周礼的第三职能，在于预防犯罪，特别是遏制民众的反抗斗争。《礼记·经解》云：“礼之教化也征，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恶而不自知”。这就是说，礼可以教化人心，使其避恶而归善，消除犯罪于“未形”。当然，在统治者眼里，最大的“邪”，莫过于人民起来造反，所以便有“以礼防民”的说法，即以礼来节制人们的行动，防止人民的反抗。
这里，有必要再就礼与刑的关系略做说明。
我国古代讲礼必讲刑，讲刑亦必讲礼；礼与刑好像一对孪生兄弟，不可分离。“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刑者，禁于已然之后”。礼是积极、主动制裁，刑则是消极、被动处罚。礼和刑同为行为规范，二者既有分司分治的一面，又存在着相为里表、互相补充的一面。凡礼所不容的，必为刑所禁止；礼所不禁的，刑亦不禁。违礼即违法。礼是以德为政的保证，而法则是礼赖以维持和付诸实行的力量和前提。如果没有礼，周的德治政治只能是一句空话。德和礼，其内涵和作用虽有不同，但二者的目标却是一致的。德治是走向礼治的开端，礼治是实现德治的动力。周公制礼，可以说是完成了德治与礼治的统一，即所谓的“周公寓刑于礼”。
值得注意的是，礼和刑作为两种统治手段，其适用范围因等级、阶级的不同又有所侧重，这就是人们熟知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唐孔颖达《礼记正义》讲：“‘礼不下庶人’者，谓庶人贫，无物为礼，又分地是务，不服燕饮，故此礼不下与庶人行也。‘刑不上大夫’者，制五刑三千之科条，不设大夫犯罪之目也。所以然者，大夫必用有德，若逆设其刑，则是君不知贤也。……非谓都不刑其身也，其有罪则以八议议其轻重耳。”总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规定表明，礼主要用来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使各级贵族、奴隶主充分享用各种特权，平民和奴隶则无权享受，也不准僭越，贵族、奴隶主与庶人、奴隶之间存在着一条“贵贱有别”“尊卑有序”的永远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刑罚的锋芒所向，则专指劳动人民，贵族们为所欲为，也能逍遥法外。这一礼刑适用原则，对贵族、奴隶主和平民、奴隶分而治之，前者用礼，是受保护对象，后者用刑，是被镇压对象。
二、秦汉隋唐的礼制
秦的礼制虽不离周礼的窠臼，但却有不少新的内容。如吉礼中的封禅，即不见《周礼》，为秦始皇首次付诸实践的礼典。吉礼中的妻河，同样不载于《周礼》，当为特殊的礼俗。再如嘉礼中的朝贺，《艺文类聚》卷五引晋张亮议：“腊之明日为初岁，秦汉以来有贺。”可见此礼开始于秦。至于如凶礼之园寝，为秦新创，史有明文，就用不着再多盌嗦了。总之，秦的礼制在承继周礼的基础上，又明显展现出其鲜明的个性，即具有自己的特色。
《史记·礼书》载：“至秦有天下，悉内（纳）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意，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正义》云：“秦采择六国礼仪，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来典法行之。”《通典》卷四一《礼一》进而将上述史实概括为：“秦平天下，收其（指山东各国）礼仪，归之咸阳，但采其尊君抑臣，以为时用。”可见秦统一后曾经进行过整齐统一礼仪的工作，其具体做法是在秦原有的礼仪制度的基础上，充分吸取山东六国礼仪中有关尊君抑臣的内容，从而建立起与秦帝国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新礼制。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前引《礼书》中所谓的“古”和《正义》所解释的“古来典法”，究竟何指？大家知道，早在春秋时期，孔夫子已经叹息夏、商两代的礼文献不足，难以研究了。因此西汉的司马迁和唐代的张守节所能了解的古礼，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比孔子所了解的更古，他们所说的“古”和“古来典法”，显然只能指周礼。这表明，秦帝国的新礼制是遵依周礼的典法而建立的，只不过特别突出了尊君抑臣的内容罢了。这样一种维护皇帝最高权威的礼制，不仅符合秦王朝的胃口，而且也受到后世历代统治者的青睐，从而成为秦以后各王朝礼制的基础。
汉代的制礼活动“汉兴，天下草创，未遑立制”。“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这种情况，与专制皇权是不相容的，于是提倡礼乐的儒生开始受到皇帝的重视，博士叔孙通受命拟定朝仪，是为汉王朝的首次制礼活动。
公元前200年，长乐宫建成，举行隆重的群臣朝贺皇帝的大典，正式启用新朝仪，“竟朝置酒，无敢盓哗失礼者”。事后，汉高帝刘邦感慨万分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充分反映了礼仪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此次叔孙通制礼，史称“大抵皆袭秦故”，他本人也讲是“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可见汉礼基本上沿袭秦礼而来。仅此而论，对于秦礼的历史地位亦不宜低估。其后，叔孙通被任命为掌管礼仪的奉常，除制定朝仪的专律外，在惠帝时还曾定宗庙仪法和其他仪法。
文帝朝，汉的制礼活动曾呈现出较活跃的局面。《汉书·礼乐志》载：“至文帝时，贾谊以为……汉兴至今二十余年，宜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乃草具其仪，天子说（悦）焉。”这次颇具声势的制礼活动，可惜由于“大臣绛、灌之属”的反对，而最后只好作罢。
武帝朝，汉代制礼活动出现了空前的热潮。当时“进用英隽，议立明堂，制礼服，以兴太平”。其间虽历曲折，但最终“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太（泰）山，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尤其自惠帝四年（前191）除《挟书律》之后，未毁于秦火的典籍纷纷面世。孝武始开献书之路，时有李氏得《周官》五篇，阙《冬官》一篇，河间献王千金购之不能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阙，奏之。此即传至今日的《周礼》一书。
那时候，“诸学者多言《礼》”。“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而鲁徐生善为颂。孝文时，徐生以颂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延，襄。襄，其资性善为颂，不能通经；延颇能，未善也。襄亦以颂为大夫，至广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卢满意、桓生、单次皆为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至淮阳太守。诸言《礼》为颂者由徐氏”。可见汉兴以来，以礼而仕宦者，不在少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人对礼的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萧奋有个学生叫孟卿。他以礼学授后仓和闾丘卿。“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孝公为东平太傅。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通汉以太子舍人论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鲁夏侯敬，又传族子咸，为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卿，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传业。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杨荣子孙。仁为大鸿胪，家世传业，荣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桥、杨氏之学”。今传世的“三礼”中的《礼记》，即戴圣编撰的《小戴记（礼）》。
王莽秉政后，制礼活动及礼学发展皆进入一个新阶段。“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制度甚盛”。他把方士学说、儒学的经典及阴阳五行糅合在一起，建立了一整套繁复的祭祀礼典，史称“元始之制”。特别是经由当时主持学术工作（“典文章”）的最高领导人国师刘歆的奏请，将《周官》六篇升格礼经，名曰《周礼》，置博士，列于学官，影响更为深远。
东汉王朝虽然自我标榜是刘氏西汉的继续，但它的许多制度，特别是礼制，却直接承袭王莽手定的“元始中故事”。通观《续汉书》“礼仪”“祭祀”“百官”“舆服”等志，可知东汉礼制较之西汉更臻完备。考其制礼活动，主要集中于光武、明帝、章帝三朝。“世祖中兴，张纯定郊庙冠昏之制，东平王创制车服冠冕之仪，残缺之余，赖以正定。建武末年，初建三雍。显宗即位，亲行其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仪，威仪既盛美矣。”“永平三年，始用曹充之言，正名大予乐”；“肃宗时，曹褒撰次礼制为百五十篇”。
必须一提的是，东汉的礼学在西汉基础上亦有长足的发展。其具体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周礼》的传授与研究。早在永平初年，名儒郑众、贾逵即往杜子春处受业，习读《周礼》。杜曾从刘歆学习《周礼》，当时年且九十，是惟一“能通其读、颇识其说”的传人。后郑众传《周官经》；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贾逵亦作《周官解诂》。二是对《小戴礼》的传授与研究。前文曾讲到西汉后苍礼学传为《大戴礼》《小戴礼》《庆氏礼》三家。当时，“三家皆立博士”。东汉后，大、小戴仍立为博士，但相对来看，小戴更受学人重视。名儒马融即传小戴之学，并整理所传《礼记》为四十九篇。“郑元（玄）受业于融，复为之注”，是为郑氏学。三是对《庆氏礼》的传授。东汉后庆氏学相传不绝，著名的代表性人物如曹充、曹褒父子，以及董钧等。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学以致用，以礼学积极参与当朝的制礼活动，并做出贡献。
隋唐礼制的日臻完备礼制作为维护皇权和整个封建秩序的重要手段，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隋文帝即位第一年就下诏，规定祭天祭祖冕服必须依照《礼经》。不久，又“命牛弘、辛彦之等采梁及北齐仪注以为五礼”，计130篇。另，“炀帝在广陵亦聚学徒修江都礼集”。开皇五年（585），正式“诏行新礼”。
从古代礼制的发展史来看，西周的礼制显然是最为典范的；春秋以后，“礼仪大坏”，孔子时“礼教已亡”，复“遭秦燔炀，遗文殆尽”；西汉一代，“曲台无制”，直到东汉光武，礼仪才“粗备”，而“汉末丧乱，又沦没焉”。隋立国后的修礼活动，可以说是对汉末以来礼制的一次大整合。可惜隋帝国短祚，其礼制未能进一步完备化。
“唐初即用隋礼”。自太宗至玄宗，是唐代礼制变革发展，日臻完备的时期。《通典》卷四十一《礼一》概述这段史实云：及太宗践祚，诏礼官学士修改旧仪，著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十二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五篇，总百三十篇，为百卷，贞观七年（633）始令颁示。高宗初，以贞观礼节文未尽，重加修撰，勒合成百三十卷，至显庆三年（658）奏上，高宗自为之序。时许敬宗、李义府用事，共取舍多依违希旨，学者不便，异议纷然。上元三年（676）下诏，命以贞观为定。仪凤二年（677）诏并依《周礼》行事。自吏礼司益无凭准，每有大事，辄别制一仪，援古附今，临时专定，贞观、显庆二礼，亦皆施行。武太后时，以礼官不甚详明，特诏国子司业韦叔夏率更令祝钦明，每加刊定。叔夏卒后，给事中唐绍专知礼仪。绍博学，详练旧事，议者以为称职。开元十四年（726），通事舍人王岩上疏，请改撰《礼记》，削去旧文，编以今事。集贤院学士张说奏曰：“《礼记》汉朝所编，遂为历代不刊之典，去圣久远，恐难改易。但今之五礼仪注，已两度增修，颇有不同，或未折衷，请学士等更讨论古今，删改行用制定之。”于是令徐坚、李锐、施敬本等，检撰历年，其功不就。锐卒，萧嵩代为集贤院学士，始奏起居舍人王仲邱修之。二十年（732）九月新礼成，凡百五十卷，是为大唐开元礼。于戏，百代之损益三变而著明酌乎！文质悬诸日月，可为盛矣！
开元礼体系庞大，内容丰富，是唐代礼制完备化的标志，充分体现了大唐帝国礼制建设的最高成就。德宗贞元二年（786），科举考试特设“开元礼”一科，足见其在唐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为了便于读者对该礼有所了解，兹将《通典》中《开元礼纂类》的纲目抄录如下：
序列上：五礼篇目，卜日礼，神位
序列中：大驾卤簿，皇太后皇后卤簿，皇太子卤簿，皇太子妃卤簿，亲王卤簿，群官卤簿，内命妇四妃九嫔婕妤美人才人卤簿，外命妇卤簿序例下：君臣冕服冠衣制度，皇后王妃内外命妇服及首饰制度，斋戒，祈祷，杂制吉礼一：皇帝冬至祀圜丘吉礼二：皇帝秋季大享于明堂，皇帝立春祀青帝于东郊，皇帝腊日盕百神于南郊吉礼三：皇帝春分朝日于东郊，立春后丑日祀风师，立夏后申日祀雨师，立秋后辰日祀灵星，立冬后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禄于国城西北吉礼四：皇帝夏至日祭方丘，祭五岳四镇四海四渎吉礼五：皇帝仲春仲秋上戊祭大社，冬季盕太社吉礼六：皇帝时享于太庙，祭七祀，袷盙以功臣配享吉礼七：皇帝孟春吉亥享先农，皇后季春吉巳享先蚕吉礼八：皇帝拜陵，皇后拜陵，太常卿行诸陵，荐新于太庙，有司享先代帝王，祭中盚，孟冬祭司寒，兴庆宫祭五龙坛吉礼九：皇帝皇太子视学，皇太子释奠于孔宣父，皇太子束盜吉礼十：皇帝巡狩告圜丘，巡狩告圜丘有司摄事，皇帝巡狩吉礼十一：皇帝封祀泰山吉礼十二：时旱祈太庙，时旱祈于太社，时旱祈岳镇以下于北郊，时旱就祈岳镇海渎，久雨睺祭国门，诸州祈社稷，诸州祈诸神，诸州睺城门吉礼十三：诸州祭社稷，诸州释奠于孔宣父，州学生束盜，诸里祭社稷，诸太子庙时享，三品以上时享其庙，三品以上礻合享其庙，王公以下拜扫嘉礼一：皇帝加元服，皇帝纳后嘉礼二：皇帝皇后正至受皇太子朝贺，皇帝皇后正至受皇太子妃朝贺，皇帝正至受群臣朝贺，皇帝千秋节受群臣朝贺，皇后正至受群官朝贺，皇后正至受外命妇朝贺嘉礼三：皇帝于明堂读五时令，皇帝于太极读五时令，皇帝养老于太学嘉礼四：临轩册命皇后，临轩册命皇太子，内册皇太子，临轩册命诸王大臣，朝堂册命诸臣，册内命妇三品以上，遣使册受官爵，朔日受朝，朝集使引见嘉礼五：皇太子加元服嘉礼六：皇太子纳妃嘉礼七：皇太子元正冬至受群臣贺，皇太子元正冬至受宫臣朝贺，皇太子与师傅保相见，皇太子受朝集使参辞，亲王冠嘉礼八：亲王纳妃，公主出降嘉礼九：朝集使于尚书省礼见，任官初上，京兆府河南牧初上，万年长安令初上，乡饮酒，宣赦书，群官诣阙上表，群官奉参起居，皇帝遣使诣蕃宣劳，皇帝遣使诸州宣抚，皇帝遣使诣诸州宣制劳会，皇帝遣使诣诸州宣赦书，诸州上表宾礼：蕃主来朝以束帛迎劳，遣使戒蕃主见日，蕃主奉见，受蕃国使表及币，皇帝宴蕃国主，皇帝宴蕃国使军礼一：皇帝亲征类于上帝，皇帝亲征告于太庙，皇帝亲征盝于所征之地，皇帝亲征及巡狩郊祭有司盞于国门，皇帝亲征及巡狩告所过山川，平荡寇贼宣露布，遣使劳军将，皇帝讲武，皇帝田狩军礼二：皇帝射于射宫，皇帝观射于射宫，制遣大将出征有司宜于太社，制遣大将出征有司告于太庙，仲春祀马祖，仲夏享先牧，合朔伐鼓，大傩凶礼一：赈抚诸州水旱虫灾，劳问诸王疾苦，劳问外祖母疾苦，五服制度凶礼二：讣奏，临丧，除服，敕使吊，盠赙，会丧，荣赠，会葬，致奠凶礼三：中宫举哀，成服，奔丧，临丧，除服，遣使吊，东宫举哀凶礼四：东宫妃闻丧凶礼五：三品以上丧上凶礼六：三品以上丧中凶礼七：三品以上丧下，王公以下居丧杂制如果将上述开元礼与《周礼·大宗伯》所列的五礼（详前文）相对照，那末，任何人都会发现，前者较后者更为细密、周详和完备。这自然是与唐帝国空前鼎盛的形势相适应的，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亦应看到，礼学发展到唐代，已经出现了一些集大成性的成果，如贾公彦的《周礼疏》十二卷、《仪礼疏》五十卷，孔颖达等的《礼记正义》七十卷，等等。这些都构成了唐代礼制完备化发展的时代大背景。
在唐王朝的官僚机构中，礼部、太常寺及殿院等几个部门，都是以掌管或监察礼仪为主要职责的。由于唐代礼制的完备，加之最高当局的导向，如设立科举科目，用礼劝以官禄等，故而造成了当时社会浓厚的重礼倾向。这从唐人杜佑编撰的《通典》，《礼典》竟占全书二百卷的一半，即可窥见端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