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军制而言，周、秦、两汉及隋唐时期经历了不同的演变，前后内容有较大的差异。大致说来，出现了民军制、征兵制、府兵制和募兵制的变迁过程。由于军制的差异，也产生了不同的军事组织体系及屯兵形式，诸如在军队的编制、各级指挥系统和中央与地方军的比例等等方面，都有明显不同的内容，从而折射出各自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西周的军制
西周的军队构成及兵种早在灭商之时，周武王麾下已拥有战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和甲士四千五百人的强大军队。此后，周王朝在以往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一整套军事体制，以统治天下。
西周军队分为中央常备军和地方诸侯军两部分。其中中央常备军最初有六师（每师人数二千五百名），常驻守于京师镐京（今陕西长安西北）周围，因镐京当时被称为“宗周”，故这支武装被称之为“宗周六师”，又因为镐京位于西部，所以还有“西六师”之称。当周公平定了殷商残余势力叛乱之后，为了有效地控制广大东方地区，遂营建了雒邑（今河南洛阳），作为镇守东方的军事重镇，称为“成周”。同时，西周新组建八师军队，驻守雒邑，即所谓“成周八师”，又被称作“东八师”。由“西六师”和“东八师”组成的十四师军队，便是西周王朝维持一统江山的主要武装力量。
西周分封的诸侯国承担着藩守四方、拱卫王室的责任，他们都拥有一支数量不等的军队，其数量的区别在于：大国之师不过三军，小国之师仅有一军。诸侯的军队虽然散布于各地封国之内，但在形式上仍然属于周天子所有，正如封国之内的土地和人民也是属于王室的一样。每当出现大规模的对外军事活动时，各地诸侯都要率领本国的军队随中央军出征作战。
西周时，作战沿袭商朝后期的战法，非常重视战车的作用，所以，车兵仍然是军队的主要兵种和中坚力量，徒兵（即步军）在战场上只起到辅助性的作用。按照当时的规定，每辆战车配备马四匹、甲士十人和徒兵十五人，另外往往又有一辆辎重车和五名杂役兵。这种以战车为核心的军队适应在中原开阔平坦的地形下作战，具有攻击性和机动性强的优势，又与贵族讲究身份、威严的心理相符合。
西周军队的兵源西周军队的甲士基本由低级贵族“士”及平民“国人”承担，徒兵由国人充当，杂役兵则主要由奴隶组成。根据当时的规定，士与国人都有当兵的义务，从军也是他们职责和权利的象征。但是，在平时只有一部分人承担常备军的任务，大部分人则从事生产，到战时才入伍从征。服兵役的年限大约在二十岁至六十岁之间。士兵从军期间的口粮、衣装，由本人自备，国家只提供战车、马匹和武器。
西周的武职官西周时，随着军事组织的发展，武职官有所增加，不过，由于资料记载较少，今天对其详细情况尚难以掌握。据《周礼·夏官》反映，周王朝中央“六官”中的大司马，职责为“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也就是负责军事活动，是当时国家的最高武官。大司马之下，还有小司马二名，由中大夫担任；军司马四名，由下大夫担任；舆司马八名，由上士担任；行司马十六名，由中士担任；旅三十二人，由下士担任，等等。另外，还有司射、大亚及虎贲等官名，也是属于军事性质的官职。
在实际作战的过程中，又有相应的各级军职，如每辆战车有甲首，五辆战车设一长，十车设一吏。另外，在《尚书·牧誓》中，还有师氏、千夫长及百夫长等等官名。
在各地的诸侯国内，同样存在着类似的武官之职，仅仅按照有关的规定其地位低于中央官职，其名称也有所不同。
二、秦的军制
秦国的军制在春秋早期，秦国的军制深受西周的影响，直属国君的常备军以战车兵为主要兵种，国中的成年平民都有从军的义务。但此后，步军和骑兵的作用、地位逐渐提高，成为与战车兵并存的重要兵种。就武官的设置而言，秦在名称上自成一家，如有庶长、大良造等，与当时的关东诸国有所区别。
到战国时代，秦的军事力量发展得非常迅速，特别是通过商鞅变法，秦一跃而成为当时军事上最为强大的国家。在这一时期，步兵和骑兵已成为主要的兵种，战车兵种则退居次要地位。由于当时各国之间的战争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以及程度更为酷烈等特点，所以，秦也维持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号称有带甲士卒百万、骑万匹和车千乘。为了应付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战争，秦将兵役推行到国内所有成年男子身上。并把兵役的年限也大大延长，通常在十五岁至六十五岁之间。如在长平之战时，便“发十五以上悉诣长平”。在平时，有一支庞大的常备军驻守于先后作为国都的雍城（今陕西凤翔南）、栎阳（今陕西临潼北）以及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周围，以备随时应付战事。作为常备军的军人，入选需要一定的条件，从今天秦兵马俑坑出土的高大陶俑身上，就能看出当时秦军人的雄姿。当然，一旦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则视情况需要征调大批百姓从军。在出现异常紧张的战局时，甚至妇女也要参战，如商鞅所说，当敌国围城时，妇女要编组为一军，承担修建工事、设置障碍等任务。
战国之时，秦国已经形成了较完备的武官体制。在中央有“将军”“国尉”，是为最高军政官职。在地方上，郡有郡尉，县有县尉、负责本地军务。军队的武官按照编制大致有：5人设“伍长”，50人设“屯长”，500人设“五百主”，1000人设“二五百主”等等。当时，秦国也实行了兵符制度，即使用虎形兵符作为调兵凭证，将领持左半虎符，秦王持右半虎符，凡领兵50人时就必须得秦王的右半边虎符，使相吻合才能发兵。当军事行动结束后，必须将右半虎符交还中央。通过这一措施，防止武官进行反叛活动。
商鞅变法期间推行的军功爵制，是当时影响极其巨大的一项制度。据记载，逐步发展完善的军功爵制共有二十等，自低至高依次为：公士、上造、簪袅、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和彻侯等。凡斩敌人甲士首级一颗，赏爵一级、田一顷、宅九亩及庶子一人。杀敌越多，赏赐越厚，爵至五大夫者，便可以享有300户税收，并能够获得减免刑罚的待遇。所谓：有军功者“率受上爵”，宗室成员如无军功“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军功爵制的实行，对壮大秦国武装力量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所谓“兵无敌而令行于天下”。
秦朝的统军组织与屯兵体制秦统一天下后，在以往的基础上建立了更完整的军事组织体制。在中央，与丞相、御史大夫并列为三公的太尉，是全国最高的武官职务，地位略低于三公的诸卿中也有郎中令、卫尉和中尉等高级武官职务。
在地方上，郡尉负责本郡境内的军务、治安；县尉掌管本县境内的军务治安。县之下的乡也有承担军事、治安职责的乡官——游徼。
秦在国都咸阳内外驻守有一支庞大的常备军，一方面承担保卫宫廷、卫戍京畿的重任，另一方面也具有中央战略机动部队的意义，是当时全国的精锐之师。地方军队包括两部分，其中大多数集中在边防线上，其余则分散在各地的郡县境内。
秦朝的军队编制、军兵种及征兵制度秦朝军队的基本编制与统一前大体相同。战时，则派出大将领兵，大将之下往往设诸将军，诸将军之下有部校尉，部校尉之下又有曲军侯，军侯之下便为二五百主等等军官。
秦统一后疆域辽阔，各地的地形复杂，所以军队的兵种也较以往增加，即除了步兵（材官）、骑兵（骑士）和战车兵外，又出现了水军（楼船）。其中步军是当时军队的主力，分为披甲重装兵和轻步兵两类。水军主要设置于南方地区，在征服百越的战争中，曾出动过数以十万计的“楼船”水军。
秦朝实行普遍的征兵制度，凡成年男子都要无偿地服兵役，年龄大约从十七岁开始，有爵位者到五十六岁退役，无爵位者则要到六十岁才能免除。在通常情况下，一名兵役年龄内的男子要从军两年，但事实上，由于秦朝频繁的对外战争，使大多数百姓长期滞留在军旅之中，兵役也成为当时全国农民承担的极其沉重的负担。
三、两汉的军制
西汉的统军体制与武官、爵制西汉的统军组织多沿秦制。在中央机构中，太尉是最高军事首脑。不过，此职时置时废，以后更名为大司马。到西汉后期，大司马实际上已经成为集政务、军事大权于一身的特殊官职，与昔日专门负责军事的太尉有所不同。
在太尉之下的中央高级武官有九卿中的郎中令、卫尉及中尉等，负责宫廷警卫和京城内外的卫戍、治安事务。郎中令后更名为光禄勋，中尉改名为执金吾。
西汉时期，在统兵作战上又有一套武官体制。当时，在朝中设有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以及前、后、左、右将军等，其中大将军地位最为显赫，在附加上大司马官衔后，其职权便超越三公。此外，西汉还因出师、驻守等任务临时设置许多名号的将军，如游击将军、护军将军、贰师将军、祁连将军、伏波将军、度辽将军、楼船将军以及护羌将军等等。比将军级别略低的武官又有将，或称别将，如重将、厩将、右林将等。级别再低的武官则是校尉，诸如司隶校尉、步兵校尉、越骑校尉、长水校尉以及虎贲校尉等校尉。次于校尉者为都尉。如护军都尉、奉车都尉、骁骑都尉及军门都尉等。
西汉在爵制上沿袭了秦朝的制度，即实行二十等军功爵制，其名称与秦朝也一致。到汉武帝时，汉中央为了解决财政收入不足的问题，还实行了鼓励民间买爵的制度。“请置赏官，名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值三十余万金”。据《茂陵中书》记载，武功爵一级曰造士，二曰闲舆卫，三曰良士，四曰元戎士，五曰官首，六曰秉铎，七曰千夫，八曰乐卿，九曰执戎，十曰政戾庶长，十一曰军卫。“此武帝所制，以宠军功”。
西汉的军队编制与兵种西汉时期，军队的编制大致为：伍、什、队、屯、曲及部等若干级。部设校尉、司马，属于中高级武官，直接由将军指挥，统辖有数曲队伍，估计士兵可达数千人；曲设军侯、千人，相当于中级武官，统辖数屯队伍，大致有千名士卒；屯设屯长，属于低级武官，可以管辖几队军兵，估计大约有百余人；队设队率、队史，为最低级的军官，大约管辖数十人；至于什长、伍长，则算不上军官。
西汉军队的兵种情况与秦朝大体相同，以步兵（材官）和骑兵（骑士）为主要兵种，战车退居极其次要的地位，而在江淮有水地区则存在水军（楼船士）。值得指出的是，西汉的骑兵相当强大，汉武帝时期曾保有四十万匹战马，卫青、霍去病几次领兵出击匈奴，都出动了十万骑兵队伍，从而大败以骑射著称的匈奴势力。近年出土的大型西汉兵马俑军阵，也足以反映当时称雄四方的骑兵武装的气势。
西汉的中央常备军包括南军和北军两部分，主要驻守于京畿地区，其中南军屯驻于长安城南一带，而北军屯驻于长安城北地区，故有南、北军之别。南军的职责是保卫皇宫，其士卒最初分兵卫、郎卫两支，分别由卫尉和郎中令（光禄勋）掌管。汉武帝时，南军内部又增设了期门、羽林及羽林孤儿等番号的军队。北军的职责是担当长安城和周围三辅地区的卫戍和治安任务，由中尉（执金吾）指挥。北军最初由三辅地区的正卒组成，到汉武帝时期也获得了扩大，出现了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以及虎贲等八个番号的部队。可以说，当时的南、北军是国家的精锐常备武装，两者既有分工的不同，也有互相牵制的意义。
西汉的地方军包括郡国兵和屯田兵两部分，其中郡国兵最初有材官（步兵）和骑士（骑兵）两种番号的队伍，到汉武帝时又增加了楼船（水军）的番号，由地方的郡守、郡尉（后改名为都尉）掌管。由于内地和边疆地区在军事上承担的任务有明显的轻重不同，所以，西汉内地郡国的士兵人数既少，而且大多属于预备役性质的队伍。与内地有别的是，边防地区由戍卒组成的戍边军队人数较多，并且常常有相当数量的常备军。特别是到汉景帝和武帝以后，在边防线上又产生了一支重要的戍边力量——屯田兵，这些屯田兵完全属于常备性质的军队，往往由中央派出的武官掌握和指挥。
西汉的兵役制度西汉建国后，最初一直实行征兵性的兵役制度。按照当时的规定，全国所有年龄有二十三至五十六岁之间的男丁都要承担兵役，期限大约为二年。其中的一年在本郡国内服役，或充当材官、骑士，或充当楼船士，此即所谓“正卒”；另一年，则或调发京畿从军，称“卫士”，或到边疆戍边，称“戍卒”。应当指出的是，这一制度在西汉前期尚能正常执行，而到以后则常常延长了服役的期限，并扩大了服役的年龄。除了以上正规的兵役外，男丁每年还要在本地承担一个月的劳役，此称“更卒”。
汉武帝时，由于对外用兵频繁，原有的常规性征兵制已无法满足大规模军事活动的需要，于是，新型的募兵制度随之产生。
诸如当时南军中的期门、羽林军，北军中的中垒、屯骑等八校尉所统辖的队伍，就是由招募的士卒组成。以后，在战争中还大量招募军兵出征。值得一提的是，募兵中的一部分人因各方面条件突出，其地位也较高。
西汉时为了补充兵员的不足，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谪兵制度，即征发囚徒从军。如汉高祖刘邦在征讨英布时，曾赦免天下死刑犯人之罪，然后将他们征发为兵。汉武帝时，曾将罪犯、亡命者以及赘婿等所谓“七科谪”之类的人调发为军。
东汉的统军体制与武官在统军体制上，东汉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制度，即由直属于皇帝的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以及前、后、左、右将军等将军掌管全国军队。在当时，还有其他名号的许多将军也因时因地之需而带兵，如强弩将军、建威将军、楼船将军、越骑将军、虎牙大将军、征南大将军及征西大将军等等。战时，由皇帝指派将军带兵出征，战争结束，则将军回朝，交出军队，所谓诸将军“皆主征伐，事讫皆罢”。
与西汉大致相同的是，东汉也有比将军略低的诸校尉，如原来西汉的八校尉此时则保留了屯骑、步兵、越骑、长水以及射声等五校尉。另外，又有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及戊己校尉等等。
东汉时期，地方州郡的军权比西汉要大，特别是州刺史（后改名为州牧）拥有相当大的指挥地方军队的权力，这也是以后形成地方割据的重要原因。
东汉的中央军与地方军、兵种、编制及兵役东汉中央军的设置受到西汉体制一定的影响，但也做了较大的调整，主要有卫戍京畿的宿卫军和北军、东汉后期由宦官掌握的西园八校尉军等。其中宿卫宫廷的队伍分两部分，一支由五官中郎将、左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羽林左、右监等武官统帅的所谓七署军兵组成；另一支由南北宫卫士令、左右都侯和七宫门司马掌握的士卒组成。北军的主力即屯骑、步兵、越骑、长水以及射声等五校尉掌握的队伍，另外则有执金吾率领的少量军队。
东汉建立初，废除郡国正卒，以“精兵简政”，削弱地方军事力量。以后，为了加强中央对四方的控制，又不得不派出中央军屯驻战略要地，如黎阳（今河南浚县东）、雍城（今陕西凤翔）等地。到东汉中叶以后，随着对内对外用兵的不断扩大，调往地方的军队数量也越来越多，从而渐渐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极大地影响了王朝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东汉时，边防线上的驻军主要由屯田兵、刑徒以及招抚的少数民族士卒组成。
由于东汉裁撤了地方的材官、骑士、轻车及楼船士，仅保留一支中央常备军，所以其兵种较以往减少，最初主要有步兵和骑兵两大兵种。以后，随着在南方地区战事的扩大，水军也得到了恢复。
东汉军队的编制基本上沿袭了西汉的部曲及其以下制度。东汉在兵役上主要实行了募兵制度。由于东汉建国后废除了正卒更番制度，所以不仅中央常备军大都由招募的士卒组成，而且地方遇到战事，也只能临时招募军兵应付。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募兵制度到东汉后期，已经开始向兵民分离的世兵制过渡，并且深受带兵者的控制。除了募兵作为军队兵源的主流外，东汉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征兵制，还有谪兵、屯田兵及少数民族兵，都作为补充制度存在。
四、隋朝的军制
隋朝府兵的统军体制、武官设置、兵种与战时军队编制隋朝军事体制深受西魏、北周的影响，已与秦汉时代有很大的不同。当时，新型的三省六部制对管理军政做了分工，即三省的长官协助皇帝处理包括军事在内的所有国家大政，而六部中的兵部在形式上是全国最高军政机关，其职责是负责天下武官的选用、军令及兵器等事务。整体而言，兵部实际上并不具体掌握军兵，而是另有一套统军系统。
隋中央设置有十二卫府，承担统辖全国府兵的职责。十二卫府包括：左右卫府、左右武卫府、左右武侯府、左右领左右府、左右监门府和左右领军府。除左右领军府外，其余每卫均设有大将军一名、将军二名，作为带兵首脑。其中左、右卫府承担宫廷内部的禁卫任务，下辖下阁将军、直寝、奉车都尉、殿内将军、司马及各曹参军等等名目的武官；左、右武卫府掌握宫廷外的护卫任务，下辖长史、司马、录事及各曹参军等武官；左、右武侯府掌皇帝外出警卫，下辖官职与左、右武卫府大致相同；左、右领左右府负责侍卫皇帝左右，并“供御兵杖”，下辖千牛备身、备身、司马等等武官；左、右监门府负责宫廷各门禁卫，下辖郎将、校尉、直长、司马及录事等武官；左、右领军府负责十二军军籍、差科及辞讼诸事，设长史、司马总管，下辖掾属、录事及各曹参军等武官。除了十二卫外，隋还有属于太子东宫的六率机构，也掌握有少量军队，但其地位及作用有限。
十二府大将军直属于皇帝，在大将之下又辖有诸骠骑、车骑府。骠骑府设骠骑将军，以车骑将军为副贰，如单独设车骑府，则以车骑将军主之。骠骑、车骑府分布在京师以及地方要冲之区。在骠骑将军、车骑将军之下，又依次有大都督、帅都督和都督等各级军事指挥官。到隋炀帝时期，改骠骑府为鹰扬府，其长官骠骑将军也改名为鹰扬郎将，副职则先改名鹰扬副郎将，后再改名鹰击郎将，原来在其下的大都督、帅都督和都督分别改名为团校尉、旅帅和队正，同时将鹰扬郎将及其以下各级武官的级别降低。由于鹰扬府逐渐设置于各地，所以在鹰扬府上还出现了冠以地名的称呼，如出土的一件墓志铭反映了张伏敬为右武卫纯德府鹰扬副郎将。大业三年（607），中央的十二卫又进而扩大为十六卫，即左右翊卫、左右武卫、左右候卫、左右屯卫、左右御卫、左右骁骑卫、左右备身、左右监门。其中左右备身、左右监门不领府兵，专掌侍卫左右及宫卫门禁。领府兵的仍叫十二卫。
隋炀帝时，又在地方的郡（州）设置了都尉、副都尉，负责掌管本地军马。这样以来，遂形成了都尉与鹰扬郎将互相牵制的现象，从而有利于加强中央对地方军队的控制。此外，在各边镇、军事要地设置镇、戍两级屯兵点，其中镇设将、副将主管，戍设正、副戍主主管，在关隘设令、丞，负责防守。
隋朝除了庞大的步兵队伍外，还拥有人数众多的骑兵和水军。如大业八年（612），隋炀帝发动对高丽的战争，当时有号称二十四军，每军便有骑兵四千余人，总数近十万之众。至于用于渡海作战的水军也十分庞大。
从对高丽战争的情况来看，隋朝军队战时的编制大致如下：百人为队，队设队正；骑兵十队为团，步军二十队为团，团设偏将掌管。隋炀帝则直接指挥二十四军的大将及亚将。
隋朝府兵的兵役及其负担兵制与以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取代了流行已久的世兵制度。
隋沿袭北周府兵做法，挑选身强力壮的农民从军，编定独立的军籍。入伍的农民平时从事农业生产，可以免除本人的租庸调负担，农闲时参加军事训练，战时则被调发出征。服兵役的年龄最初为十八岁到六十岁，以后改为二十一岁至六十岁，在服兵役年龄内的农民，实行轮番服役的制度。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承担兵役的军户仅为全国百姓中的一小部分，他们世代从军，所以其兵役负担非常沉重。
开皇十年（590），隋对府兵制进行了重要的改革。针对以往兵、民分离的现象，隋文帝为了迅速恢复生产，便以士卒“家无完堵，地罕包桑”为由，下诏规定：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账，一与民同”。因此，兵籍与民户同隶州县，改变了过去兵民分治的局面，府兵制度进一步与地田制度结合起来，可以说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如此以来，府兵平时完全是农民，只有战时被调发入伍才受到军府的管理，这便使承担兵役的面扩大到普通农民身上，结束了原有的世兵性的兵制，也使原来随军人调动的家属可以安定下来从事生产和生活。
依据隋的规定，府兵和编户农民一样按照均田制度获得土地。他们如未入伍，也要承担封建国家的租庸调负担；如果一旦从军，则可以免除。所以，到隋炀帝时，史称：“增置军府，扫地为兵，自是租赋之入益减”。另外，隋府兵制规定，士卒的口粮给养一般要由自己负担。
五、唐朝的军制
府兵制下的唐朝统军体制与武官唐初军制大体承袭了隋制，实际的统军体制与武官设置也与隋制基本相同。以后，唐对府兵制度进行多次改革，所以其府兵组织比以前更加严密。唐府兵的中央领导机构仍主要是十二卫，其名称为：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和左右金吾卫。每卫分别设置大将军一人和将军二人，每卫内又有长史、录事、参军等等属官。此外，东宫六率也继续掌握一小部分中央军，东宫六率包括左右卫率、左右司御率、左右清道率等，每率设置率一人，副率二人。
府兵的调遣由皇帝掌握，地方官乃至中央十二卫的大将军等武官都没有调兵的权力。发生战争时，中央从各地军府调发军队，混合编制，然后由临时委派的高级将领统领。战争结束后，则“兵归于府，将归于朝”，将帅和士兵只是暂时的结合，这无疑有利于防止将帅专兵、跋扈。
唐初在边境诸州设置都督府作为一个区域的统军指挥机构，其长官为总管，或称都督，属官有长史、司马及其之下的诸参军。贞观以后，又在几个重要的边境地区设置了安西、北庭、安东等六个都护府，其长官为都护，负责本地区防务。自唐高宗开始，新设立了节度使的官职，作为重要的镇戍地区的长官。到唐玄宗时，节度使已成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方面军事统帅。安史之乱以后，节度使遍设内地，遂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
府兵制下的唐军队编制、分布及兵役制度唐前期盛行府兵制时，全国的府兵分属于十二卫和六率，府兵的基本单位是设在各地的折冲府（亦称兵府、军府）。折冲府设折冲都尉和果毅都尉为正副长官，统领本府士卒，又有别将、长史及参军等属官。折冲府之内的编制如下：府下设团，以校尉为主官，每团二百人；团下有旅，设旅帅为主官，每旅一百人；旅下有队，设正、副队正掌管，每队五十人；队下有火，设火长，每火十人。当时规定，折冲府分上、中、下三等，上府六团，领卫士一千二百人；中府五团，领卫士一千人；下府四团，领卫士八百人。另外，还存在一种特等折冲府，下辖五团，每团三百人，共领士卒一千五百人。唐前期，全国设置的折冲府最多时达到六百三十四个，总兵力六十八万人。
唐府兵在分布、驻守上体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原则。国都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共有军府二百六十一个，拥有兵力二十六万人，约占唐军府和兵力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左右；但在其他地区，折冲府的设置却稀疏得多。这种兵力部署，显然是为了拱卫京都而考虑的。
折冲府不受地方官员管辖，而其武官不得干预地方行政事务。凡折冲府的给养、器械、牲畜以及士卒籍账、宿卫、征防等等事务，都直接归于所隶属的卫。但折冲府分布于地方，也势必与地方官发生一定的联系。这主要表现在发兵、练兵、查阅军备及点兵等方面，地方的州刺史都要参与监督，以与折冲府内的武官互相牵制。
唐府兵的来源，由军府所在地从“六品以下子孙及白丁无职役者”中挑选，每三年选拔一次。均田农民在乡村由保、闾基层组织管理，每保五户，每户成丁以两人计算，则约有十名成丁具有从军资格，但通常情况下，这十名成丁中只有二人被点检入伍，其余人实行轮番替换的制度。征选士卒的原则是：“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府兵从二十一岁服役，到六十岁免役，服役期间免本人租调。府兵经常性的任务是轮班到京城宿卫，称做“番上”，同时也被分派到其他地方出征和到边境线上驻防。除外出执行任务时期外，府兵一般不脱离自己的乡土和农业生产，只有冬季集中进行军事训练，实行所谓兵农合一制，即所谓：出则为兵，入则为农。府兵的器械、军粮大多要自备，因此，府兵制必须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前提，如果人民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就无力负担这种沉重的兵役。所以，在唐前期盛行府兵制度时，也正是均田制度实施之时。
唐朝的募兵制度早在唐初，皇帝身边就存在着一支规模不大的常备军队“元从禁军”，他们常驻于京城北门一带，故又称“北门屯军”。唐太宗即位后，从元从禁军中挑选出能骑善射的百余名军人，作为随驾护卫，称“百骑”。以后，又设置北衙七营，百骑也进一步扩充，再孕育出“飞骑”，飞骑继续扩充为千骑、万骑等。这是直属天子的禁军，与兵农合一的府兵不同，主要依赖政府豢养，所以是募兵性质的军队。但由于其人数较少，所以影响不大。
到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均田制度逐渐破坏，大批均田农民因丧失土地而破产，于是，建立在均田制之上的府兵制度也随之开始瓦解。府兵“逐渐逃散，年月渐久，宿卫之数不给”。在此局面之下，唐王朝不得不以招募的方式解决兵源问题。
开元十年（722），大臣
张说针对府兵涣散的情况提出建议：“召募壮士充宿卫，不问色役，优为之制”。唐玄宗接受了这一建议，旬日之间就招募了十余万士卒，以分隶诸卫，取名“长从宿卫”。几年后，长从宿卫又更名为“？骑”，是为中央的一支重要的常备军。到天宝八年（749），唐正式下令停止折冲府活动，募兵替代府兵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到唐朝中叶以后，属于天子禁军的左右神武军、左右神策军等队伍，其兵源都靠招募解决。
在府兵制度瓦解的同时，还出现了更为重要的募兵性质的“长征健儿”。长征健儿产生于唐初，又称为“长从军”，原为招募的戍边士卒。到开元年间，招募长征健儿的形式推广到各地。在此兵制下，士卒长期从军，其衣粮及装备都由官方负担，家属也可以随营生活。值得指出的是，募兵在各地的实行造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藩镇割据现象的出现与此有相当大的关系。
中唐以后募兵制度的盛行，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后世五代、两宋的军制也有直接的影响，开中国古代募兵制时代的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