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是人类所用最大母语——汉语以及汉语思维的载体，是世界最古老，并且至今仍行用的文字之一，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在周、秦、汉、唐，汉字经历了多次整理、演变，并且有重要的文字理论著述遗世。
一、西周文字
汉字在西周前的发展早期汉字的构造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图画之法，包括具象的或抽象的（一般称作“象形”的）；符号系统，包括刻画在陶、石、骨、角等材料之上，也包括结绳、刻契、八卦蓍卜等手法；图腾或某些宗法图像。从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多处遗址直到相当夏代的若干遗址之中，已出土了多例刻陶、刻石、刻首角的资料。
殷商时代，是汉字史上第一个明丽的篇章。商代中期，便有了一批青铜铭文——金文面世，还见到零星的甲骨刻辞。商代晚期，更有河南安阳殷墟十数万片甲骨刻辞出土，一些较长的金文，书写于陶器、甲骨、玉石之上的朱墨文字，刻于陶器、玉石之上的文字亦接踵得见。就文体而言，有贞卜文字、记事文字、记数文字等等；就文字的表现方法及文字的载体来看，有金文、甲骨文、书写文字、刻画文字（陶、玉石）等等；就文字字数而论，已出土单字达五千左右，已释出者约一千左右。
商人有典有册，因此殷商时代最大量的文字表现应存于竹木简之上，惜乎有关材质保留之不易，因此今人研究殷商时期汉字，反倒要借重于当时主要用于贞卜的一种专门文字。即便如此，商代汉字资料亦比诸夏代及之前要丰富不知多少倍了。当时汉字的构造原则已确立，汉字已有规范化的实践。这表明殷商汉字发展已脱离了初创时期，而逐渐地趋向成熟。其对西周乃至以后的汉字均有巨大的影响。
西周文字的载体西周文字纯然为汉字，包括少量族徽符号与爻卦符号，它们直接相承于殷商文字。
现已发现的西周文字主要铸（少量刻）于青铜器上，即所谓西周的金文，近年又发现了一批西周时代的甲骨刻辞，此外还有少量的陶文、玉石刻文、书写文字遗世。
西周金文比之于最长只有四五十字的商代金文，篇幅已大为增加，从西周早期开始，逾百字的金文作品即屡见不鲜，宣王时期的《毛公鼎》更是以五百字的皇皇巨制，足抵得上一篇《尚书》文字了。西周甲骨文内容与殷商甲骨文相比有同有异，但远不及殷商时期丰富；虽然亦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但亦远不及同时代的金文记载。西周陶文、玉石刻文、朱墨书写文字，毕竟数量过少，还不能作系统的与文字学相关的研究。
西周文字的载体呈现出比较丰富的面貌，文字载体的区别，造成了有关工具、有关刊写方法，以至于有关表现的种种差异，而这种差异，竟对于汉字的演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西周时期文字的演进西周早期大部分金文作品直至西周中期一部分金文作品，其文字表现仍继承着殷商时期“早期金文”所代表的风格：总貌肃穆，笔道灵动；形声字主从符鲜明，非形声字单体突出；在直笔、转折、曲笔、波？、点顿之处往往表现了强烈的笔意；对字的个体而言，大小、正斜、简繁以及字形轮廓表现多样化；大都表达了个性化的品质。作为这一种风貌的代表性作品有：武王时期的《利簋》《天亡簋》，成王时期的《何尊》，康王时期的《大盂鼎》，穆王时期的《盢簋》等等。
从西周中期至晚期的大部分金文作品，出现了西周金文完全不同于殷商时期的独有面目，这可借用“監文”这一名称，可视为“大篆”的典型代表。“監文”的单字修长稳重，字画圆润匀称，形声字的主从符的差别更大，字迹较少出现歪斜灵动，字画、点触的得之于书写的提按、撇捺、波？、锋芒等逐渐消失，直至出现了字体端正，字画无波，浑圆亭匀，字端平齐如圆箸的所谓的“玉箸体”。西周典型金文的形成，其极致以“玉箸体”为代表，实际是在铸铜砂型模范之上，熟练的刀工对所写手稿的改造。近年出土的西周晚期《晋侯苏钟》铭文，因为是刻铭，体现了与西周晚期金文差异很大的面貌。一般来说，西周中晚期金文面目的共性大于个性，其代表作有：穆王时作《长盤盦》，恭王时的《墙盘》《永盂》，孝王时的《大克鼎》，厉王时的《盧簋》《盧钟》，宣王时的《毛公鼎》《吴虎鼎》《虢季子白盘》，等等。当然，除了总的、共性占主导的面目外，也有一些金文作品表现了绮丽的个性色彩，如《睻曹鼎》《盨伯簋》《此簋》《散氏盘》等等。
西周时期，出现了一部分陶文，并见极少量玺印文字的孑遗，由于这些资料过于贫乏，因此尚不能对之作出更多的讨论，一般地看来，它们的基本风格与同时期的金文有相契合之处。
西周文字小结汉字在殷商时代已发展得相当成熟，而到了西周时代，更多地抛弃了一些原始的瞁遗，表现了更为成熟的面目。有关文献曾记载西周宣王时太史監曾对汉字进行过整理，有的研究者曾指认《睼鼎》中的“史留”即为史監，由他的工作造成了“監文”。从现在可见的金文等资料分析，至迟从西周中期，已开始了对汉字规范化的整理，据不完全统计，西周金文单字数量在三千余个，少于殷商甲骨文的单字数，但因为经过整理，造字更为合理，且使用频率较高，现可读出约两千个左右，又多于已识的殷商甲骨文，这正说明了汉字的功能得到进一步的肯定。
西周文字的载体多样化，由此规定了汉字表现的多样化，这为汉字的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西周文字总体上仍处于汉字“古文字系统”的发展之中，由于有“監文”为代表的规范化大篆文字的出现，也为小篆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东周文字
春秋时代文字春秋时代汉字的发展，基本上承继着西周晚期的风格。当时各霸主所影响的区域内，青铜铸造各呈特色，附丽于上的金文亦逐渐各呈差异，表现了各自的地域性特色，这是汉字有史以来第一次因政权之异而显出字法上的一些区别。春秋金文的内容比之西周趋于简单，除了各国诸侯作器之外，贵族大夫所作铜器与金文也大量出现，这更促使了金文表现上的个性化分离。齐国春秋早期的部分金文与西周晚期金文相近，到了春秋中期，一些金文字画变得细长绵软，字体相应拉长，有的随活多变，出现多样化的趋向。这一系代表性的作品有《国差瞂》《齐瞃氏钟》《瞆？》，等等。
晋国金文在春秋早期即出现了疏涣的趋向，少量文字出现了追摹书稿的笔意，章法活泼转动有致。春秋中晚期金文风格变化多端，有的字体秀丽而修长，在字端与字画中部有意摹仿出笔触的锋芒与弹性；有的字体扁圆随意，字画留有凿刊痕迹。这一系代表性的作品有《栾书缶》《赵孟介壶》《智君子鉴》《盩钟》，等等。
楚国金文在春秋早期较多地继承了“玉箸体”的传统，到了春秋中期之后，楚金文出现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向：有的字画多曲折，字体修长婀娜多姿，字迹大小参差；有的字画细软盘曲如丝，章法灵动。这一系代表性的作品有《王子申盏盂》《王孙遗者钟》《楚屈子赤角簋》，等等。
吴越两国可确认为春秋早期的金文不多，主要为春秋中晚期的作品。吴金文面貌多样，刻铭较多，字体修长，字画匀称，秀丽洵美，有的精严刚劲。越国金文常盘曲引带，不避繁密。吴、越两国都有“鸟虫书”作品，这是一种强烈美术字化，在字的点画部位大量增作鸟、鱼、虫等装饰的做法。这一系代表性的作品有《者减钟》《吴王光鉴》《吴王光剑》《吴王夫差剑》《吴王孙无壬鼎》《王子于戈》《越王勾践剑》《越王剑》，等等。
秦金文对西周的继承与向战国秦、统一秦朝的文字发展，脉络十分清楚，故放在秦文字一段中集中叙述。
与殷商、西周时期不同，在春秋时代晚期，以《侯马盟书》《温县盟书》的发现为契机，我们看到了当时人们毛笔书法的长篇巨制。这批数以千计的晋国遗物，以或朱或墨的毛笔书写，在玉石片上记录了宗盟、委质、纳室、诅咒、卜筮等珍贵内容。从文字的角度看，它们与当时当地的金文风格不类，大致可分作三种面貌：有的非常严整，一丝不苟，字体结构内敛；有的比较纤细，谨慎拘泥；有的字形洒脱而开张。
春秋时代尚有少量陶文、货币文字、甚至玺印文字遗世，但由于数量太少且缺乏研究，对春秋文字研究的重点目前仍只能置于各国金文，至多延及盟书文字。从总体上看，春秋金文仍处于“古文字系统”的“監文”范畴，但少量的“鸟虫书”显然属于别出旁枝。春秋晚期的盟书，使我们得见当时晋国的书写风貌，它们仍属于“古文字系统”，但已出现一些新的因素，一是类似后来“草篆”的风格，一是某些笔画出现了最早的“隶意”，这都是在汉字发展史上很有意义的新因素。
战国时代的文字汉字发展到战国时期，由于列国分裂割据的进一步加剧，文字呈现出“群莺乱飞”的大分裂局面。战国时期又是汉字载体极为丰富的时期，有书法、简牍、帛书、漆书、金文、陶文、玺印、货币、石刻文字，等等，材料的多样性已超过以往时代。下面，分地域予以简介：
齐鲁地区。玺印文字包括部分陶文，字的写法雄浑，大小参差，常以具体的随意烘托出整体的严整。金文包括货币文字，字的写法由严整稳重而转入率意，间架由偏长方向梯形、偏扁过渡。字形轮廓多样化。
燕国文字。玺印文字包括陶文、部分金文、货币文字，字法内正外圆，偏旁符号相差较大，字体呈现拙态，直笔画较多。
三晋地区包括韩、赵、魏国及两周附近。玺印文字字法最精，结构多简略，合文较多，偏旁位置随活。金文由严整转而极荒率，大小不一，简繁任意。陶文包括部分货币文，刻画大胆肯定，合体、繁简多变。
楚地文字，包括曾国文字。金文早期严谨，字画柔曲，字体修长；中晚期转向极为荒率，字体变得扁圆，字画多弧弯。在金文中得见“草篆”。玺印文字包括“盪盫”货币文字，面貌似疏而实谨，敦朴大方。楚系书法文字见于大量简牍、帛书以及漆书上，早期字画柔曲，字体修长，接着变为字体以偏扁为主，字画见锋，常见波？，字体匀称，表现了由“古文字系统”向“今文字系统”的过渡，即一批“古隶”的出现，楚文字偏旁多变，繁简不定，异构较多，但辨识难度不是很大。
自春秋晚期出现的“鸟虫书”仍在南方国家发展，北方国家也有少量出现。
秦文字风貌独具，传统不移，将放在下一段中作为一个讨论。
东周文字理论的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汉字最早的理论研究著述。尽管这些著述并不系统，有些表达亦不科学，但毕竟开启了汉字学研究的门扉。
关于汉字结构，有《左传》“夫文，止戈为武”（宣公十二年），“故文，反正为乏”（宣公十五年），“于文，皿虫为蛊”（昭公元年）等讨论。有《韩非子·五蠹篇》“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的讨论。
关于汉字起源，有《易经·系辞下》中“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的说法，有《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记载的“仓颉造字”说。
关于文字的教育，有《周礼·地官·保氏》所记：“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云云。“六书”与汉字理论是一种什么具体关系在《周礼》并未阐释，但到了后来便成为班固、郑众、许慎之辈深入研究的重要依托了。
东周文字小结东周时期在汉字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给人以许多启迪的时期。
汉字载体在东周时期已表达得十分充分，几乎汉字可采用的载体都已出现，与之相适应，汉字的几乎所有创制方法也都留下了印记。就东周时期文字的总体面目而言，大部分仍属于“古文字系统”，属于这个系统中大篆——監文、古文的范畴，在秦国文字中，已出现了“古文字系统”最成熟的代表——小篆。在春秋晚期的书写文字——侯马、温县盟书上，可以见到最初的“隶意”，而以楚、秦的书写文字——简牍、帛书文字为代表，已见到“今文字系统”的开端“古隶”。
三、秦文字
统一前秦文字发展从文字的发展来看，长期以来，秦一直继承着西周文字的传统，直至发展为“秦小篆”。所以，在相当于春秋、战国时代列国文字的表现中，秦文字面目质朴独特，成为渊源有自、脉络清楚、首尾瞻顾的一系。许多研究者径直称之为“秦系文字”或“周秦文字”，以将之与东周其他地域的文字作以区别。由此可知，秦文字——以金文、石刻文字（秦公大墓石磬刻字、石鼓文等）为主，直接继承了“監文”的传统，接着向“小篆”演进，在金文及简牍文字上，还见到了明显的“隶化”现象。
大统一之前，秦文字的表现即呈多样化。如金文，有《不簋》《秦公簋》《秦公钟？》等，它们继承“監文”的面目很清楚，而大量的兵器刻铭、《商鞅量》等金文，则在字迹上显示的篆隶之间的面目。如石刻文字，有秦公大墓石磬刻铭、《石鼓文》《诅楚文》（原件已亡佚，但翻刻者依据战国秦物当无疑），这些石刻文字由于刊制载体及方法的区别，字画等表现上与金文有所不同，但总体风格，字的间架结构还是与当时秦金文颇多相近的。如简牍文字，有云梦睡虎地秦简、云梦若干地点出土秦简、青川木牍、放马滩秦简，等等，出土文字数量特别巨大，这些简牍文字中，除了一些兼有篆、隶风格而外，大部分皆呈隶书面目。如玺印、封泥文字，东周、秦玺印传世与出土有一些，近年又发现了大批的秦封泥——其间有部分当属于统一之前的秦遗物，因为印玺、封泥常用于严正的场合，所以大部分未见隶化的现象，文字风格比较传统守旧，只有极少数如私印上，出现了隶化的现象；囿于印面大小的限制，因此文字的笔画有所方折改作，与“監文”或“小篆”有些差别，被专门命名为秦“摹印篆”。如陶文，秦以前秦陶文中有些为玺印抑印的结果，还有一些为刻画的产物，有陶泥烧成之前刻画出和烧成之后刻画出的区别，其间最著名的例子为收藏于陕西师范大学的《宗邑瓦书》，这是战国时期现知最长篇的陶文，这部作品的字体仍属篆体，但有些笔画已有隶化的趋向，其他字数较少的秦刻画陶文资料出土较多，其间隶化现象比较醒目。统一之前秦货币文字品种比较单调，早期的布币风格与三晋货币文相近，“半两”的风格有的篆意较鲜明，有的风格在篆隶之间。
东周时期，是秦系文字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发展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对整个汉字发展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是大篆向小篆的演化；其次是“秦隶”的确立。
在春秋而至战国汉字表现全面的“大分裂”的局面中，幸而有“秦系文字”的遗世，使得汉字自商周以来，固有的传统与做法不曾中断，汉字演进的线索看得比较清楚，作为科学地分析汉字也才没有遇到更大的困难。
秦统一与汉字发展公元前221年，秦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战国秦与短短的秦王朝，在汉字发展史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对于秦政治的重要方面，是“书同文字”口号的提出与贯彻施行。以后来两千多年中国历史的发展而言，这一罕见的由最高统治者制定并推行的有关文字的政策，确实产生了长远的、积极的影响。
秦之“书同文字”政策，有其客观社会需要，六国文字相异的状况，将成为秦政治统一，政令颁布、度量衡一致的最大障碍之一。所以“书同文字”几乎成为冲决这些障碍的有力手段，秦文字理论存世不多，但精悍、简洁而鲜明。早在统一之前，秦丞相李斯即受命以秦“小篆”为标准整理文字；在统一前后，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瞈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作为标准字书，虽传说“皆取史監大篆，或颇省改”，但这三种字书的原迹久已亡佚，我们不能够遽断之为“小篆”字书。有关史籍上还记载了秦吏程邈创制隶书，实则隶书早在战国秦、楚之地广泛出现，小吏程邈应当是积极的整理者。还是汉人的叙述可能比较接近于秦的实际，即秦书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盬书，八曰隶书”。即在秦“书同文字”的过程中，实际存在着“八体”，存在着文字形体的总结和统一。
秦时整齐文字所采取的具体措施主要有四种：1.固定各种偏旁符号的形体，为统一汉字字形奠定良好的基础；2.确定每种形旁在字体中的位置，对汉字的定形与规范起了重要作用；3.每字的形旁固定，彼此不再代用，保证了同字必须同形；4.统一每字的书写笔数，对巩固汉字字形，判断正误，起到重要作用。这样，使得早期汉字摆脱了不规范的状态，使汉字形体走向定形。
秦文字的艺术表现完全基于素朴实用的气质，完全摈弃了六国文字中常见的附饰华滋的做法。从现存的一些处于严正场合或用途的如碑版、玺印、瓦当等文字看。秦人在篆体的基础上更加圆润随活。
秦文字在多方面给予汉字的发展以积极的影响与深刻的启发，从汉代以来，研究者就把秦文字作为汉字史研究的重点之一，然而至今人们仍能够在秦文字的研究中寻得全新的“切入点”。
四、两汉文字
两汉文字的发展“两汉时代”实际包括西汉、新朝、东汉三朝，汉字在这三朝的发展，既有一以贯之的传统，也有各异的风致。
汉代书写资料空前地增加，竹简、木牍、帛书，出土于全国许多地区，尤甘肃、湖南、湖北、山东、安徽、江苏为集中。这其中，除少量的铭旌、盭信类文字仍用“古文字系统”的篆体外，大部分已采用了“今文字系统”的隶书。在西汉时期，已经有相当多的作品完成了由“古隶”即主要以“秦隶”为代表的面目向“今隶”的转化，在西汉晚期与东汉时代，终于达到了隶书的最高阶段，即所谓的“八分书”。
汉代石刻文字资料众多，在西汉、新朝，相当部分的石刻文字坚持着自己的特色，在表达中体现着刀凿对书意的改造。此时有些刻石作品仍用“古文字系统”的篆法，而有一些则非篆非隶或隶意较强。东汉时期，“碑碣云起”，加之书法中个性化的创作增加，于是在石刻中出现了对书法的完全的摹写，这是石刻文字放弃自己的特质，全面向书法靠拢之开始。由此，东汉时一些书法作品，得以传世。东汉时期除却碑额以及少量的碑铭外，绝大多数皆以隶书入碑，且在碑名间忠实地反映了各种书写流派的面目。
汉代金文资料为数不少，但面目比较单调，长篇金文却较少。在汉初仍有一些金文以“古文字系统”与小篆相近的面目表现，而在西汉时大多金文已出现隶体风格，但与书法意趣相去较远。东汉金文作品不多，盆、洗等器皿上出现了凸起的、非篆非隶的一种装饰性文字。西汉货币文字基本上沿袭“古文字系统”的篆法，新朝货币种类多且文字精良，东汉货币文字未继承新朝而是直接上承西汉的做法。
汉代玺印、封泥资料众多，西汉初叶有部分玺印沿袭了秦“摹印篆”的传统，而从西汉早期开始，出现了由“摹印篆”参以明显的隶意而制印的“缪篆”，它字画方折、填满印面，偏旁字符更趋近“今文字系统”。但由印章的应用性质以及印面创制的要求，印章文字总体上仍属于“古文字系统”。在私印中，又出现了装饰性很强的“鸟虫篆”。新朝的印文仍用“缪篆”，但字体修长，字画柔曲，有意呈现出“复古”的意味。东汉时期印章文字继承着西汉的传统，但在东汉后期出现了简章、随意甚至乖戾的文字做法。两汉时期有极少量隶体印章。
两汉时期陶文的资料较多，一部分为印章抑印而成，呈“古文字系统”的面目，另一部分为刻画而成，常呈现明显的隶意。两汉时期瓦、砖文字较多，并表现了特异的面目。两汉的瓦当文字，大多继承了秦瓦当文字的传统，而又有长足的发展，它们大多以“古文字系统”的篆法入瓦当，字随圆形或半圆形瓦当，精心安排、修短曲直、千变万化，成为古代汉字艺术的精品所在，亦有少量瓦当文字用隶书，东汉晚期之后，瓦当文字艺术衰落，因此两汉（包括新朝）时期是中国瓦当艺术的巅峰所在。从西汉中晚期开始，砖文发展起来，其中少量为平面砖文，上面少量为“古文字系统”的篆法表现，大多是非篆非隶的文字，也有一些为隶体文字。
两汉文字理论的研究两汉时期，有关汉字理论的研究从多侧面掀起了高潮。
西汉时期，史游撰《急就篇》，为当时一种童蒙识字课本。大致相类的书还有扬雄续《仓颉篇》而撰的《训纂编》，东汉贾鲂所撰《滂喜篇》，直至蔡邕书刻《熹平石经》成标准书体之范本。西汉时期，张敞考释读出出土的西周金文，不仅成为史载最早释读金文的人，而且亦说明西汉时期，已确立了“今文字系统”普遍行用的地位，而“古文字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篆監文，除少数专家而外，已经很少有人认识了。
两汉时期出现了一批词书，它们性质不一，有涉及训诂、方言、俗字、等等，较为重要的有：《尔雅》，扬雄所撰《盰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刘熙所撰《释名》，相传服虔所撰《通俗文》，杜林所撰《仓颉故》，等等。
西汉时为文字的研究在宣帝时、平帝时两次召集大会，令正读古字，令说文字。在刘向《别录》、刘韵《七略》中，首次将周秦以来的字书及“六书”之学称为“小学”，而“小学”一词录于班固《汉书·艺文志》中。经过张敞、瞈礼、扬雄、杜林、贾逵等一批古文经学家的努力，“小学”得以创立。许慎所著《说文解字》十四卷又叙一卷，成为汉字学史上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解释字义的字书。他总结“六书”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首创了部首编排法，解说文字时先义后形，再及读音。这部书对后世的汉字研究、字书与词书的编撰，产生了不朽的重大影响。
两汉文字小结两汉时代，“今文字系统”在书写在范畴内已占有统治地位，而“古文字系统”的一些表现，仍在如碑额、瓦当、玺印、幡信、货币、部分金文中存在，反映了应用文字的一些区别。
裘锡圭先生认为，在汉字形体演变的过程里，由篆文变为隶书，是最重要的一次变革。隶书对篆文字形的改造，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1.解散篆体，改曲为直。隶书不再顾及象形的原则，把古文字系统的“随体诘诎”的线条分解或改变成平直的笔画，这是隶书改造篆文最重要的方法。2.省并。隶书往往把篆文的两笔并为一笔，或是把两个以上的偏旁或偏旁所包含的部分合并起来，改成较简单的笔画结构。3.省略。隶书有时直截了当地省去篆文字形的一部分。4.偏旁变形。篆文里一个字用作偏旁时的写法，通常跟独立成字时没有明显区别，在隶书里，独立成字和用作偏旁的写法明显不同的情况，就时常可以看到了。同一偏旁在不同的文字中可以化分成很多种不同写法。5.偏旁混同（通）。隶书为术简便，把某些生僻的或笔画较多的偏旁，改成形状相近，笔画较少，又比较常见的偏旁。省并、省略和偏旁变形，也会造成偏旁混同（通）的现象。理解了上述五点，方能理解“今文字系统”的性质，理解汉代汉字的发展，理解此时由隶书逐渐向楷书（真书）的过渡。
汉代是汉字艺术的个性化的创作涌现的时期，简牍、帛书自然是不知名书家的风格遗存，而一通通汉碑更是相对独立书家面目的保存。这种艺术创制的特色，明显地要强烈于汉以前各个时代，是部分汉字作品走向纯艺术的开始。
汉代是文字学及相关理论获得质的飞跃的时代，汉儒特别是古文经学家们的工作，以《说文解字》为其最杰出的代表，在汉字学史上留下了一座丰碑，成为千余年来，直至将来汉字学以及汉字史研究的重要基石。
五、隋唐文字
隋唐文字资料楷书是将隶书进一步整理而成的汉字。“楷者，法也，式也，模也”。它一则更利于书写，改变造成滞碍的某些笔画，变字形偏扁而略长方；二则进一步规范偏旁和每字笔画数；这样使得楷书比之于隶书更趋成熟。楷书最早出现于东汉，后经魏晋南北朝的巩固和发展。在隋唐达到其最高阶段。
隋唐时期文字的载体有：书写文字、碑志文字、陶文、少量的金文与玺印文字，以及新出现的雕版印刷文字。书写文字中除了缺乏个性的写经文字外，有不少成为传世书法精品；隋唐陶文为工匠或刻或印，表达明白；不多的玺印文字仍用“古文字系统”入印；雕版印刷是一种缺乏艺术个性的、更加严正工具化的文字。此外，隋唐时期大量书写文字作品，丰碑墓志文字，都成为中国汉字艺术史——首先是书法史中的宝藏巨迹，隋唐时期涌现了一大批自帝王重臣到文人平民杰出书家。
在隋唐时期，只有少数作者如李阳冰作篆书，少数作者如李隆基作隶书。而且，隋唐时代存世不多的一些篆、隶作品，其成就亦不甚高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以楷书为主的格局已最终形成，在此气候下，行书、行草、大草、狂草也取得很大成就，这些大多也是艺术范畴内研究对象了。
隋唐文字理论的研究隋唐时期是汉字理论研究与撰述的又一个高潮时期。
唐代，在陕西发现秦石鼓文，引起文字学界的重视；唐代的主要字书有颜元孙所撰《干禄字书》、唐颜师古所撰《颜氏字样》《群书新定字样》等；隋唐时期字典性质的著作有：王劭所撰《俗语难字》，林罕所撰《字原偏旁小说》，颜师古所撰《匡谬正俗》，武则天所撰《字海》，唐时还出现了李阳冰擅改《说文解字》的作为，其中错误直到五代时才有所匡正；隋唐时属于文字训诂尤其是音韵学的著述较多，成为一大特点，主要有陆法言所撰《切韵》，唐元度所撰《九经字样》，王仁煦所撰《刊谬补缺切韵》，孙瞉所撰《唐韵》，陆德明所撰《经典释文》，释玄应所撰《一切经音义》（《玄应音义》），唐玄宗所撰《开元文字音义》，张参所撰《五经文字》，释慧琳所撰《一切经音义》（《慧琳音义》），等等。
隋唐文字小结—兼述汉字在运动中的发展隋唐时期，由于汉字发展到了最高阶段，即“今文字系统”的楷书阶段，才有可能让社会各阶层的人士放手于汉字的艺术的创制。所谓“楷书”，前面已谈到，有“楷模、法式”之意，那么，楷书主要对隶书有哪些改进呢？首先，从笔画上看，它横有覆式，不再强调波？，出锋顺畅自然；竖垂略粗于横笔，显得更为庄重；点均作顿，改变以往混同短横、撇、捺的做法；撇捺自然开张，不再有滞折笔画。其次，偏旁已固定，改变隶书中某些偏旁取形与位置还不够稳定，有所变动的状况。第三，字形正方或稍长，改变隶书偏扁的结构。显然，楷化的结果更利于工具性汉字的行用，除了广大的书写与碑志场合外，工具性的极致就是印刷术对这种字体的选择；同时，楷化的结果将使汉字的艺术创造提到全新的境界，其后的行书、草书，以及其他美术字体的创制，莫不是以楷书为出发点了。
从汉字的起源到隋唐文字，其间经历了很大的时间跨度，汉字留下了明晰的演进轨迹。汉字，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文明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但它并非一成不变的事物，而是在运动中前进发展。汉字发展的内在动因是其结构、字形的不断调整：由出自图画或象形的线条化做法不断向服务于疾速书写表示意音的笔画式做法改进；由构字中偏旁的随意性向不断调整为规范性改进；由字形的不拘大小或不利书写向整齐划一利于书写改进。汉字发展的外部条件即是丰富多彩的中华社会生活，以及掌握中华文化人群的不断扩大，使得汉字由少数人使用的工具不断向大众的、全民的使用工具转化，“今文字系统”的开端，所谓“隶书”就含有起自社会下层之意，正说明了这个道理。汉字诞生之后，一直在社会运动间发展而未有止息。而恰在周秦汉唐，留下了汉字发展运动的鲜明印记。早期汉字的整理相对于西周，汉字发展中产生的重大分歧相对于东周，“古文字系统”的总结与隶书的统一相对于秦，全面巩固“古文字系统”成就相对于两汉，全面实现“今文字系统”即汉字的最高、最成熟阶段——楷字相对于隋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