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失败。本来不是我的事，工业部那位记者病了，“五一”版面少不了他。我是给临时“抓丁”。司机是安全行车标兵，木讷，不善表达。他总是重复一句话：“我没有你们说的好，你自己写上好了。”
匆匆结束采访，在公共汽车上又邂逅她。我未认出她。她洗了脸，换了装。车上乘客不多，她看见我，喊叫起来：“啊，怎么又是你？”
“为什么不能是我？”
她过来坐到我身旁。
“记者太好玩了，跑这么多地方，认识这么多人，还写文章。你的字一定写得很好看。我字写得不好，领工资签个名都不好意思。”
“我教你签名。你叫什么？”
“丁三三。笔画挺少，就是写不好看。”
“是难写。”我承认。
“横着写还凑合，竖着画6条横杠，一不小心写成二三、三二了，二三三二也难分清。”
我们都笑起来。阳光，健康，快乐。
我希望家庭阳光，健康，快乐。
一年后，我们结婚。
丁三三相貌平平。我身高1？郾8米，她1？郾60米。小学毕业。婚后第二年不再当卸煤工了，在邮局送报。她说喜欢这工作，“跑这么多地方，认识这么多人，”还有，我写文章她送去让人家看，有意思。
我的婚姻许多人不理解，一时间议论纷纷。
（8年后丁三三不幸遭遇车祸，没有留下子女。）
婚前几天，我下县采访。住县政府招待所。
“你怎么来了？”晚上十点半，我正伏案写稿，李丹进门。群众工作部很少有下县任务。
“我来看望老上级。”
我想起来了，她在这个县法院工作过一年。不过她马上说：“老上级有什么好看的，我来找你。”
“我肯定比你老上级年轻。”我打诨着说。
她咄咄逼人：“晚上我不走了。……你放心，我已经住下。在你隔壁。”
话题一严肃，我幽默不起来了。
“刚到？”
“一下班就坐车来，在你隔壁等你三个小时。不是等，是想。想我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我有点吃惊。
这一年来，我忙着和丁三三交往了。丁三三十分能干，朋友多，我很羡慕和欣赏她这些劳动人民的朋友，肯出力，办实事，她竟然搞到了一立方木头做家具；报社无房，她托房管局朋友搞到一间房，10来平方。她还从朋友那里买到一辆7成新的自行车。我每月63元，她32元，我全数交给她，她安排得条条有序，每个周末，我们可以吃一次水果，上馆子吃我们喜欢的“木须肉”。我在生活上完全低能，庆幸能找到这个关心家庭大事不关心国家大事的妻子。
很少留意李丹。她和席雄有来往吗？不想知道。席雄来稿她也不再特意提醒。
李丹从干校的温婉，回到报社时的振作，现在应该是平静了（她入党申请因为“造反”而被拒绝；不过党员称号已不再光辉，她应该可以平静接受）。
我没有留意她的焦虑。对生活，对年华流逝，对未来，乃至身体生理躁动的焦虑。
“我可以坐下吗？”
“当然。”
我为她沏一杯茶。她接过，手指冰凉（我想起“冰肌玉骨”）。
“我要说很多话，可以吗？”
“当然。”
“我想了三个小时，其实是想了八年，才下决心讲出来。你给我一个小时让我讲……”
“怎么这样严肃？”让气氛不尴尬，成了我的目的。
时间已是深夜。室内的灯光太暗了，不过看得出她两眼发光，双颊发烫。她其实在说出第一句话之前仍然在犹豫要不要说。
我记得她说了下面的话。这些话不会忘掉；我尽可能坦诚和诚实地记憶和记述。
“你来编辑部第一天，我就被你吸引了。你对我说：‘你好！’率直，热情，轻松。我也说“你好”，你不会记得。后来，你思想上不开展，没有政治进取心，当然，无非是开会发言不积极，不愿意或不情愿重复那些高调谎言，不愿意或不情愿靠拢组织，厌恶汇报思想，不打小报告。你我行我素。我心里佩服你的正直，正派，你有才能，勤奋刻苦，但你在自毁前程。
“我一直力图塑造你，成为新时代的青年。这很可笑。我觉得你骄傲有大男子主义，我也故意气你，结果你离我越来越远。越失败，我越极端。恶性循环，无可奈何地不能自拔。那天在车站，你男子汉气概十足，大无畏，我爱上你了。那天夜里，你醉成这个样子，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喝醉了？我在你身边坐了一个多小时，摸你的手，你的脸，我就坐在你身边把胸罩解了。我不带胸罩等你醒来，等你醒来抱抱我，抚摸我。
“我想过，就放肆一回，做了也就做了。我是自由的，我愿意。你不是醉了吗，喝醉的人可以不为自己行为负责。你没有碰我。你想过的，是吧？”
“是的。”我承认。
“你承认了，我很高兴。你终于放下清高和骄傲说出这两个字。你不像席雄……”
她蓦地咬住话，眼睛盯着我。我在她的眼里感觉到欲火和不顾一切的冲动。也许是我自己。我也紧张起来，感到她有重要的话要说。她坐在床沿上，外衣脱了，紧身粉红毛衣很漂亮。大概又没有戴胸罩。然而，席雄怎么回事？在这深夜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房间里，又出现了令人厌恶的席雄！
“后来我们是两派。我本来以为你一定会是造反派，报社亏待你。你独立，有主见。可是你不是，我又恨铁不成钢，你没有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政治冲昏了我的理智和感情，我们疏远了，冷淡了。不过我关心你的安全。红色恐怖的那天，是我把通知让一个小孩交给你。我知道你不是懦夫，你不会逃走，我看见你在报社门口，我让席雄去车在路边上等你，有情况要救你。”
我说：“谢谢。”
“席雄找了个漂亮的爱人，是你介绍的？”
“不是。”
“我相信。我打听了，你没有参加婚礼。他不配。他是小人，流氓。”
怎么是流氓？几年前来信揭发女厕所女浴室的事，她去了解了？
“席雄奸污了我。”她很勇敢地看着我的眼睛，“六年前那个武斗流血的夏天，他约我去车站的小树林里。你知道那里的。他是敢死队二纵队队长，他口气这么急，态度这么坚决，我以为出什么大事。晚上很迟了，露水重，林子里没有蚊子了，也没有人。他对我说起苏联小说《青年近卫军》，法捷耶夫写的，里面的主人公是英雄，奥列格走上刑场时对与他一起赴死的女朋友说，为祖国去死感到光荣，唯一的缺憾是他还没有真正享受过生活，他是指没有和她发生性关系就去死是最大的遗憾。我看过这本书。他双手放在我的膝盖上，河南口音，说得很慢。我很感动。他说第二天一早要攻打‘老保’的大本营电表厂大楼，他们全副武装，说不定明天他就死了。死不可怕，只是就这样死了太亏，现在要我满足他的最后一个愿望。我是点了头的。他边说边脱我的衣服，先脱我的裤子，脱下我的内裤他就把我推倒在草地上，趴在我身上才脱我上衣，胸罩两个扣子很紧，他一下扯断。他的动作熟练极了。我没有反抗。我迷迷糊糊的，不由自主，一切好像都非常自然，理所当然，我只需要顺从。说实话，他趴在我身上时，我想的是你，宁愿是你，是你抱紧我，是你进入我身体，是你在喘气。我很痛。他只顾自己。完了他爬起来，拿我的内裤擦他大腿上的血。我清醒了，明白过来，我望着他，等他说出第一句话。他拉上裤子，不耐烦地说：快起来，回吧。我像一条狗似的跟在他后面回招待所。我住在我们住过的房间，我要给你第一次的房间。第二天攻打电表大楼非常惨烈，死了十九人，打了一天，放了火。席雄根本就没去，在招待所睡觉。下午我见了他，他还要拉我进他的房间，他要再来一次，说一整天都在回味。他说不比皇帝，古代文人骚客三房四妾，三加四是七个，他也要七个，为什么他们行我这个工人作家不行？我是他的第五个。我比她们几个都细皮嫩肉，都软，都水，都紧，阴毛细，乳房结实。我扇了他一个耳光走了。我回到房间就吐了。我那时真想让你打他一顿，打死活该。我下午就回报社，不再见他。听他一说话我就会恶心。不过我知道，我对你已经失去爱的权利，我现在只是想给你，全给你，不要任何承诺和责任。我会感谢你要我。你要我吗？”
她已经从床沿上站起来，贴近我，捧住我的头拥入她的乳峰间。我感觉到她的坚硬的奶头顶住我，在我额头摩挲移动。双唇饱满微张，气息若兰。
语言停止的时候，欲望澎湃了。
她说了这么多，这么具体。她悔恨，这样的悔恨刻骨铭心；她也是挑逗，撩拨我，也挑逗撩拨了自己。恨和爱掺揉，恨是双倍，爱也是双倍。心潮与性潮一起汹涌咆哮。
她很美。女人在这种情景中最美。
她情不自禁。我也有点心荡神摇。
“我快结婚了。”我喃喃地说。似是向她说，更是说给自己。我对性爱一无所知，但我知道要守住底线。我的第一个应该是丁三三；她的第一个也是我——这很重要。
“她不配你。”她迫不及待地说。
有时，一句话，一个动作，一种表情，会消解一切。把自己的处女身体让席雄满足的她配吗？丁三三比她纯洁，无论是感情还是肉体。
现在的问题，是表明丁三三配不配我了。
我把她的手臂从我脖子上解开，握着她的手说：“你坐下。”
她听话地坐在床沿下。期待我让她躺下。
“给你讲一件好玩的事，今天采访听到的。去年，自治区革委会领导深入生产大队视察，大队没有招待费项目，吃了饭喝了酒怎么开支？公社革委会主任说，作为猪饲料报销算了。县革委会主任当年是养猪模范，他下来检查工作不信猪吃得了这么多。他问有多少头猪，大队长只好如实汇报，喂的猪有自治区的领导，市上的领导，也包括他……”
她抽回手，站起来说：“我明白了。”
我知道我伤害了她。女人这种要求被拒绝，是非常严重的残忍的伤害。
“对不起。”我由衷地说。
她一边穿外衣一边往外走，在门口说：“你表现很好。”
其实，我至今都在想：她什么时候才是真实的？她自己知道吗？
12
我有了家，席雄来银川有个落脚和吃饭的地方了。他总是中午来，我和三三没下班，他就在对门的石阶上坐着等。我们就忙着做饭，买菜。起初一月来一次，一个人来，逐渐的来的次数多了，还经常带人来，二个三个的，来了就吃饭。（他从来不带诸葛春兰，也从来不提她。）
我不知道该如何应付。虽然他有时放下几斤粮票，但我们中午需要休息，我还要陪着他和他们说话。三三没有怨言，有时责怪我怠慢客人。他或他们喜欢等我上班时一起离开：“不要紧的，反正早去办事人家未上班。”他真要把我的时间和精力耗尽榨干。
我无可奈何，无计可施。
席雄可以说是我一手造就的。我能说什么？他把我的家看作自己的家，来了到处找酒喝，从口袋里掏出一包花生米往桌子上一倒，大大咧咧，喊着“喝！吃！”他以一种知识分子不习惯的方式向朋友炫耀我和他的不分彼此，“老大”“大哥”地喊。
不久，中国大地又是风起云涌。最高领袖又要折腾全国人民。
席雄的机会到了。
他在矿务局拉起一支队伍。“反复辟，反右倾”，“走资派还在走，革命派要战斗”。他们的矛头指向矿务局革委会主任魏仁，称他是右倾反革命逆流在矿务局的急先锋、黑司令。
魏仁我认识，我们谈得来。他在朝鲜战场是一员虎将，“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的一支汽车队队长。防空袭，汽车只能在夜间闭灯行驶，公路弹痕累累，他亲自坐在领头车的保险杠上用手电照明开路。授予二级战斗英雄。1959年已是中校的他，上书中央支持彭德怀万言书。当时彭德怀“反党集团”已定性，军内耿直之士也是避之唯恐不及，他却奋不顾身。结果，被补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接连20多个日夜的“车轮大战”批斗。第一天，批斗的人问他：“你和彭德怀是什么关系？”他理直气壮地说：“彭老总，彭老总就是我们的总司令。”这句话给他定了调，挨了毒打。其实，他只是在授勋时见过彭德怀，握过手。战场上伤残一条腿，被同志们又打残一条腿。平反后精神恍惚，以师级转业地方，文革前夕来矿务局任二把手。虎将已变成只会咪咪的宠物猫。文革时他连猫都不如了，胆小如鼠。他落下条件反射：一听口号声就发抖出汗。他的经典语言是：“要我认什么罪？你说，我全认，全认，罪该万死好不好？”弄得大家扫兴。成立革委会要结合一名老干部，各派一致推举他。于是有了另一个经典故事：革委会成立大会上讲话，他上来说：“请翻开语录，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接着，突然唱“东方红，太阳升——预备，起！”。全场一愣，随即哄笑，他一怔，匍匐（因为腿脚不便，双手扶地）请罪：“我是故意的……不，不是故意的。”有人笑出眼泪。
席雄终于等到这一天，风光得很，忙得很。不再来我家。常来报社，找大批判组，报上发过他大批判文章。有一次，他顺便（也可能等人）来文艺部。说起“痛打落水狗魏仁”，绘声绘色，得意洋洋。我说“你真的以为他要复辟资本主义？说良心话。”席雄不以然地笑了笑，说：“看来你又要当老保，改不了本性。”这是十年来他第一次当面顶撞我。我第一个反应是：好了，我们结束了，画上句号。一种轻松的感觉，如释重负的感觉。
我笑了笑。埋头看我的稿。
他不告而别，大概是找李丹去。
李丹经历招待所之夜，和我相见如宾，相安无事。我们点点头，友好，没有往事的记忆痕迹。
李丹依旧独身。她三十出头，可是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相。细细的额头纹密布，眼角鱼尾纹不笑也毕露。她恢复梳一条辫子的习惯，长长粗粗的垂在脑后，这种纯情少女的打扮只会让她更显老——我几次欲言犹止。
席雄找李丹很合理。李丹已调到大批判组。后来我才知道，“反右倾”他们又恢复了交往。席雄从来不说，她也不说，我更无意打听。“反右倾”在报社难成气候。不过李丹工作积极，立场坚定，态度鲜明，终于“火线入党”。一次我在楼梯上碰见她，对她说：“祝贺你成为光荣的中共党员。”她不以为然地撇撇嘴：“说假话不是你的长处。”我笑着说：“你这么肯定是假话？”她说：“所有说这句话的人都在说假话。”我纳闷她会这样想，这可是她毕生追求的呀！不过，至少是我不很诚恳，多少带点揶揄。
时代变了。国人经过血雨腥风的洗礼，渴望过安定日子，造反再也不是英雄。席雄他们很快便偃旗息鼓，铩羽而归。“以工代干”的位置保不住了。
矿务局革委会决定让他下井当矿工。他奔走于“走资派”门下求情告饶，说他是“又会劳动又会写作”的文艺战士，《金师傅》是他的投名状（《金师傅》收入《工人礼赞》一书）。魏仁照例回避，几位副主任对《金师傅》仍然有印象，便留他在井上，到矿山机械厂当车工。
13
浪迹惯了，车工是要八小时守在车床边上的，“紧车工，慢钳工，吊儿郎当是电工”。不到一个月席雄就寂寞难耐，天天叹喟自己是“虎落平川，龙困浅池”。
他又来了！
丁三三有一年多没见他。那天他还买了一包饼干，带来一篇小说。既然是失意人，我们不计前嫌。小说稿看过，不行，他还不如十年前的写作水平。
“不用不要紧，我是学生给老师交作业，也算是给老师的见面礼。”
怎么会是“礼”？他一直以为是有他才使我坐稳编辑的位置？
丁三三问：“你今天怎么有空？”
“我是来看病。矿工医院看不了。”
丁三三问：“严重吗？看你好好的。”
“耳聋。”
这更奇怪了。我们交谈自如，他耳聪目明。
我开玩笑地说：“装的吧？”
“装的。”他直言不讳，透着得意。
原来，车床运转的声音听不清就不能当车工。他装聋已经一个月，在厂里装聋，在家里也装聋；朋友说话听不见，春兰和孩子说话也听不见。他很少说话，比划手势，指指耳朵，表情滞呆。
“今天我是一个月来第一次听见说话。”他笑着说，“我对老师不能装聋作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