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全市大搜捕。名单中的人有的早被控制起来，一个个陆续揪到大院里。黑衣矿工挥动外套胶皮的钢鞭，如金蛇狂舞，呼呼作响，报社的造反派列队唱语录歌。有色有声，气冲山河。不一会儿，革命小将“东北野战军”列队跑步进大院。口号声和热烈的掌声。革命小将喊着我非常熟悉的口号：“向工人阶级学习！”“向工人阶级致敬！”
我在报社门口，挤在看热闹的人群中。没有看见席雄和李丹。
形势严峻。一位跟我在公园学武术的机械厂工人，是香派，但学武人讲义气，拽着我离开。
“叶斌！叶斌……”桌子上的人在喊。
他护送我挤出人群。挤出人群很难藏身了。我觉得大家都看着我。
报社门口的大槐树下，停着一辆吉普车。车门突然打开，下来两个人冲我喊：“快，上车！”
他们是谁？绑架吗？
我已经不由自主了。稍一反抗，就不存侥幸了。
“你回吧，不会有事的。”我故作轻松。他吓得不知所措。
大院里歌声、口号声、哭喊声和皮鞭声响成一片。浑浑沌沌难以区分，只是透着彻骨的恐怖。
我钻进吉普车后排。两人一左一右挟掖着我。
副驾驶位置上坐着一个人，不回头，问：“去哪里？”
河南口音。他是席雄。显然在问我。他不穿黑衣，穿我送的军服。我放心了。口气冰冷，是他的身份使然，我认同。
“去南门广场。”我反应很快，补充一句：“广场旅馆。”
“开车！”他命令司机。
一路无言。
在旅馆门口，他没有下车。不回头，往身后递给我五元钱。
我在他的掌控中。知道我没有去郊区避难，知道我来报社门口，知道我身上没带钱。我第一次感到他的厉害。
红色恐怖直至凌晨。据说死伤一百多人。
我记下席雄的这份情义。知识分子很少会做到这个份上。
9
文革中的事，上上下下，红红黑黑，你争我斗，你死我活。不多写了。
1969年，革命小将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知识分子去五七干校。有如秋风扫落叶。
席雄没有摘到果子。矿区成立工代会，他当选委员。工代会开过成立大会便无声无息。造反派分裂，席雄和李丹这一派失势。流血打天下，不流血的坐上了；不流血的指责流血错了——说不清楚。席雄只保留宣传科以工代干的位置，平时给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写写对口词，演出时看管服装道具，有大幕就拉大幕。
李丹和我一起，流放到五七干校。
李丹太令人惊奇了！她从来干校的第一天，就是副小鸟依人模样。唱罢“大江东去”，突然换嗓子唱起“杨柳岸晓风残月”，而且有模有样。从到干校的卡车上跳下，放下行李她便去帮厨，洗菜，提水。没有人跟她说话，她也不说话，只是微笑着忙这忙那。下田干活她少言寡语，汗水满脸，头发湿湿的（她已改留齐耳短发）。我才知道她有一双巧手，擅长女红。她是编织毛衣的好手，会好多花纹样式，哄得女编辑围着她转；她能编织各色各样的杯套。喝茶是知识分子最后保留的痼疾，下田人手一个带盖的茶杯，很快，他们的杯套都出自李丹的手艺。她热心、主动，笑吟吟。开会不发言，小家碧玉样，娴静，端雅。
她有什么错？她是听从号令的受害者。她像是在赎罪。原罪不在她。
不出几个月，她被接受了。她应该被谅解。
干校跳忠字舞，她是教员，领跳。她跳得很好看。仔细看她，晒黑了的她似乎比办公室里的她更美，有着青春的健康风采。她依旧低调。跳舞昂头，走路低头。
我和她几乎没有单独说过话。点头问好，微笑寒暄。彼此心照不宣。
报纸文艺副刊复刊。文艺编辑部全部换成新人，工宣队的，军管组的，一位来自校对科，还有一位长期未上班因此清白的编辑。
刘主任也在干校。
尽管大家都念经似的在说：“热爱干校的一草一木”，“手拿放羊鞭，心怀全世界”。但真正安心在干校的，我看就是刘主任。刘主任在干校养猪，正巧是6头猪，相当原文艺部的编辑数，一猪一人。他把猪圈叫办公室，说他信奉“猪性论”，提倡“猪道主义”，爱猪如编辑。不过他对猪虽然有情，但养出来全是“少肉型”，可以与狗赛跑。我打趣，要他身在猪圈，放眼食堂。
他终于在猪圈找到安身立命之所。
刘主任事业心强，不愿平平庸庸过一生。但他一直弄不清他这一生到底应该干什么，他唯一明白的是不干新闻工作。因此，他最忌讳文艺部的编辑不热爱新闻工作——这要他多花时间和精力在他不热爱的新闻工作上。这就是他和我的矛盾，有时十分尖锐。深夜办公室里常常是他和我两人，各守着一盏台灯。他一看见我在看小说（应该在业务范围内）甚至报纸，他就面露不悦，每周一次的生活会批我成名成家思想他是认可的，但他又喜欢我的勤奋，夸我有才。他认定新闻工作是社会上空话、大话、套话的始作俑者，报纸上谎话、假话连篇，新闻工作者没有独立的人格，新闻工作是最不需要学问、最没有学问的工作。不过他工作起来又十分认真，一字一句绝不马虎。
报社发生了一件大事；一篇社论抄袭自某大报。全社沸沸扬扬，他却说：“这有什么？大家不是都在抄吗？就看你会抄不会抄，抄得巧妙不巧妙，本质一样。”我们都承认他说的真话。真话是一回事，处分那人我们全举手。就是这样，尽管认识一致，心同此理，但是互相攻讦，乐此不疲。我们困囿在一个荒谬的怪圈里。
我有时也理解甚或同情他。我上班不久，他突然叫我到走廊上，问我枚乘的《七发》“怪异诡观”与《楚辞》、《招魂》是否有承继关系。我以为是什么编辑部大事。我答不出来，《七发》只是在大学图书馆里粗读过。他很失望，叹口气。不久，他的兴趣从诗词歌赋转向英语，买来英语唱片，跟着念国际音标。不久，他又立志研究音乐了，抱来中国的西洋的一大堆音乐书籍，从《乐理入门》开始。最可怕的是他开始学二胡，吱吱哑哑，不堪入耳。文革初，革命小将拉他游街，他的桌子上放着毛泽东选集，当时在读《小麦越冬管理》。他“钻研”农业科学已有时日，让我带他找过农科所的专家。
来到猪圈，他确立目标了。
后来干校解散，干校转为农场。他坚决要求留下，当上副场长。（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因病去世，立遗嘱埋在农场。）
那天，我们从猪圈起肥，拉运到田里。
我们都看见了，远处沙枣树下站着一位姑娘。春风里，飘起红头巾。花棉袄难掩她秀美的身材，腿很长，亭亭玉立。她手扶自行车把，微微倚靠着，如同一尊雕像，但比文艺复兴时期的腰瘦，比中国古典美女脸瘦。我们拉车，装车、卸车，不时抬头不经意似的瞭望。
在干校单调辛苦的劳动里，对美尤其是女性美特别敏感。我发现不仅是自己，不只是男人，大家都投注过目光，被深深吸引了。秀色可餐，美是一种享受。她一动不动地站着，好像知道自己有多美，让我们看个够；又好像不大在意自己有多美，和你们没有关系。
她在等待，等待我们收工。
原来是找我！
收工了，我拉起空车往回走。她推车过来，脸上红扑扑的。
“你是叶老师吧？”
我有点意外：“像不像？”
“像。”她笑起来，宛如一朵睡莲开放。
她递给我一个信封，说：“你猜，他是谁？”
席雄的字。
“席雄让你来？”
席雄出现了，我倏忽没有了感觉。
“你是他的女朋友？”
她点点头。
“不知道算不算？”她自言自语补充一句。
席雄信中嘱我保重身体，表达他重登文坛的强烈欲望，“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附上两篇对口词。对口词不流行了，随着文化大革命狂热消退，这种咆哮式的文体不再时尚。我匆匆看过，拿过留有她体温的钢笔改了几个错别字。
“我没有回编辑部，没有发稿权我看了也没用。”
“不是为发表，就是想请叶老师提提意见。”
收工的人留下好奇的一瞥离去了。我和她坐在田埂上。春潮上来，屁股有湿凉的感觉。她信任地紧挨我坐下，风吹发丝拂我脸颊，痒痒的。她无邪。拿出硬面笔记本，虔诚地记我的废话。
废话说得吃力，但时间过得太快。
挨得这么近，我都不敢正视她的脸。只是感觉，触摸和体味她的气息。
没有问她的名字。我时时后悔告别时没有和她握手。非常希望握一下手，握手也是肉体接触呀！她笑着说：“我走了。谢谢叶老师。你真的是叶老师！”
我觉得这句话充满深情。
李丹在食堂门口等我，问是谁。我说不知道。她相信。她说怎么不留她吃饭，食堂中午有肉菜。我说忘了。真的忘了。她骑车来的，从市区到干校五十里砂石路！我怎么会忘了！
下午起猪圈时，刘主任悄悄对我说，那个姑娘很可爱，和你很般配。干校生活的确改造人，刘主任关心猪，也会关心人了。
10
我不记得干校解散的确切日子。轰轰烈烈开始，无声无息收场。人民公社也是，许许多多运动都是，没有“不搞了”的文件。
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大家心里都明白文化革命是怎么回事了。社会上流行注射鸡血保健，泡红茶菌养身，早起喝凉水跑步（据说此法来自日本，能治百病），养热带鱼，做多少多少条腿家具（家具按腿计算，也是发明），敢在窗口摆花，公园游人也多起来（晚上男女同游须带结婚证）。
文艺创作也活跃了。
我调回文艺部。李丹调群众工作部，登记来信来稿。她有一股一切从头开始的决心，安心新岗位。这对她合适。不再小鸟依人状，干练，认真，全身心在工作上。
每次送稿到文艺部，有席雄来稿她会提醒一句：“有他的。”那口气，好像是为了我才关注。
我和席雄又是作者和编辑的关系了。不过多了一层，看他的稿件不时想起为他送稿的姑娘。她怎么不送稿件到办公室来？她还那么倾心于他？稿件她看过吗？
陆续发表了他的几篇散文和小说。他的写作水平没有长进。出现了几位有写作能力的工农兵作者，比他强。但席雄的麻烦却不断。有读者来信告他是大流氓，躲女厕所，趴女浴室。我不信，不是我能打包票他不好色，而是他有漂亮女朋友还能不满足（谁也比不上她），怎么还有这种窥视癖！每有这类来信，最愤怒的是李丹。她会情不自禁的违规在来信右角划上红笔惊叹号“！”恨恨地说：“你好好看看！”好像我是他的监护人。（不过她没有按规定把来信交给群工部领导，他们对通讯员有调查落实的责任。）
席雄不再来报社。偶尔来宿舍找我。我提起这些事，他笑笑摆摆手，大有大丈夫不谈儿女事的气概。一次我问他见过李丹没有，他说：“不见也罢，不过我和她的关系是鲜血凝成的。”看得出他是想见未见成，有点缅怀的感觉。我未婚，只以为他说是“战斗在一起，血流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的派性武斗战友，婚后才明白“鲜血凝成”的真实含义。
一天，席雄不带稿件来找我，告诉我要结婚了。
我说：“祝贺你。”
“她叫诸葛春兰。”
“是来干校送稿的那位？”我不大希望是真的。
“对。我让她进来吧？”
“进来呀。为什么不进来？”
“她不好意思。”
“要当新娘了，还有什么不好意思？”我有点酸味。
“她父母亲都是教师，小资产阶级思想。”
“走，今天我请你们吃饭，下次喝你的喜酒。”
她站在报社大院门口大槐树下的阴影里。槐树洒下点点光斑。槐花香气袭人，刺鼻也刺眼。
果然是田埂姑娘。现在穿得单薄了，圆领短袖衫，军裙子。她比两年前更好看了。我突然发觉，我们不是第二次见面，我看过她的演出。当年矿工毛泽东文艺思想宣传队有两个节目很叫响，一个是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的《痛说家史》，扮演老奶奶的是来自京剧世家的北京知青，嗓音浑厚，做派硬朗，一招一式一唱一白都引来喝彩，一个是革命样板戏芭蕾舞剧《白毛女》“扎红头绳”片段，跳喜儿的正是她。报上有过评论，登过剧照，专业文工团曾经想借调她，但与她搭配的大春扮演者个子较矮，只得作罢。
就是她！
“你跳过喜儿，是吧？”
她点点头。她的眉毛清朗，眉心又宽。难怪中国古典小说这么看重美眉。
“她比文工团的跳得还棒。”席雄说。
“我不行。她们从小练，我太老了。”
她好笑似的说出“老”字。
她也会老吗？一朵带着露珠的花蕾，你能设想枯萎的样子？我简直难以相信她也有老去的时候。她只属于美丽和青春。
我还是请吃牛肉面，就近。
我问：“你们恋爱多久了？”
“5年。我是百里挑一在舞台上选中的。说起来还要谢你，《金师傅》让她父母见识了，也让她领情了。可是我一造反，她父母死活不同意把宝贝女儿嫁给我，春兰也不愿意了。你说为了紧跟毛主席干革命我付出多大代价！直到我再拿笔写作品，她才说好吧。就是那次送干校去的对口词，她说只要你写作，我再苦也跟你。我说，那你送稿子给叶编辑，骑车骑好远。她说不怕。从你那儿回来她又不愿意了，躲我一年半。我说你死了心吧……我都说了吧？”他看着春兰，问。
“你胡说什么呀！”春兰满脸涨红。
“现在说怕什么，我们都订婚了，昨天夜里都把你睡了……”
春兰站起来，轻轻说了声：“对不起。”走了。
席雄一脸漠然，安然不动坐着。不看门外，也不看我。
“大丈夫不做暗事，我把话挑明了。她心里有你，嘴里不说，能瞒得过我？我对她说，叶编辑是大学生，能看上你这个中学生？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毛主席著作你不是没读过。叶编辑身边就有个现成的李编辑——这是我胡诌——你哪样比得上她？你是远水不解近渴——这也是我胡诌。我还放出狠话，我要把她的腿打断，打断了下半辈子我养着她。这话也没有吓住她。后来你回编辑部了，我又写稿了，她才回心转意。昨天夜里把她拉到床上干了，你说她还能跑出我的手心？让她哭着求我！”他说着话，眼睛里透着炫耀，残忍，胜利者的自得，狂妄者的无所忌惮。
他在向我挑衅，他在侮慢我。
我去收银台付了饭钱，掏出二十元放在饭桌上给他，权作喜礼。不置一词离开。二十元也是五元的回馈。
他坦然收下了二十元。我没有动筷子。他独自端起大碗吃牛肉面。
我拒绝参加婚礼。参加婚礼对她太残酷，对他太迁就，而整个是不诚实。我寄去了一张祝他们“白头偕老，百年好合”的贺卡。
11
生活中有太多的“如果”。回首往事，一个轻轻的“如果”，也许就会改变人生。命运便是一个人对接连而至的“如果”的选择和把握。
李丹说得对，我应该留诸葛春兰在干校吃中饭。合情合理、合时合宜的一个邀请。刘主任也说得对。如果……
我后悔，非常后悔。啮噬着心的追悔莫及。
一年后，我谈了女朋友。
那天去火车站，采访一位司机。等候司机期间，一辆拉煤货车进站。车刚停，坐在铁轨旁吸烟聊天打闹的卸煤工一拥而上，个个身手灵活，几下就爬上车厢。我看着好玩。十多位卸煤工中大概有三位是姑娘。我只能说大概，全是黑工作服，绿胶鞋，大口罩和工作帽，帆布手套，人手一把大铁铲。
能百分百确定性别的是一位身材娇小的人，一双大眼睛透出信息。我站在下风处，阵阵煤灰扑向我。她站在煤堆上向我喊话，我听不见。她摘下口罩，喊叫，笑，露出一口白牙，用手指指戳戳。我终于明白了，站到上风处。
很快就卸完一车煤。他们跳下车休息。她向我走来，一脸煤灰，口罩遮住的鼻子和嘴巴一方白净，触目的娇嫩。
“你怎么这么笨！”她笑着说，上海口音。
“其实我们是最能看见风向的。”我说。新闻工作就是闻风而动，看风使舵。这是实话。
“那你是故意吃煤灰了？”她好奇地问，觉得好玩。她把帽子摘下，摇摇头，撒开一头短发。
“就看值得不值得了。”我说，有意逗她。
“值得吗？”她也喜欢斗嘴玩。
“值！”我说。她很可爱，单纯，活泼，机灵，青春和朝气。
“走啦！”领工的喊。他们向下节车厢走去。
“再见！”她向我挥挥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