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的企业家有着地缘网络，筋连着。他们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来闯世界，十有四五闯出来了，少的上百万，多的几个亿。周宣当年在包头街头钉鞋，零下二三十度也不窝家，蹲在街角挣上几元，手背冻得像汉堡包，裂口流脓水，痛得整夜哭，第二天还是去街角“上班”。如今是全国政协委员了，一大乐趣是与国内顶尖企业家在手机里调侃打诨，开荤的素的玩笑。叶济元有个十大杰出青年头衔，承包的高速公路工程，一公里倒下一个科级干部，一座桥倒下一个县级干部，还有一栋大楼倒下一个厅级干部。就他没事！他嘴严，多铁的朋友他也不说穿，只说：“贪嘛，活该！”当初他和汪全兴合伙，汪全兴做木活，叶济元刷油漆。他年年献爱心，捐希望工程，一百万一百万地往外拿，政府自然不亏待，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给。王中是东北哪个城市的名誉市长了，他自己不明白这个名誉市长是怎么当上的，是干什么的，主席台上坐坐也就罢了，偏要“谈几点意见”，还嫌尤华生缺乏“大战略视野”，当年背着眼镜夹架满天下跑，那些家乡产的“德国名牌镜片”视野有多大多远？他的大名（在家叫碎娒）还是尤华生给取的，他说：“行，就王中，笔画多了难写。”陈明新是“文化人”了，八十年代初从香港走私武打录像带，一个木箱子从海南岛背到黑龙江，从新疆背到福建，全中国放遍了，三进拘留所，免费放给班头和他们的亲戚朋友看，几天便放出来。他说金庸的知名度是他开创的。现在是传媒娱乐公司老板，注册资金八千万。温州老板数他风光，他说自己是儒商，几年全说一样的话：“一个美丽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那天天空很蓝，树叶上有晶莹的露珠，小鸟在歌唱，我，一个农民的儿子走在田埂上，……”拿腔作态，风雅得肉麻。
钱多了憋出来的毛病！
钱又是什么呢？汪全兴走了，最贵的骨灰盒也才二千六百元，最贵的墓地也才十万元——贵不贵又与他什么关系？汪全兴去年搞房地产开发赚了三个亿，他说：“怎么样？三个亿！”三个亿现在又怎么样？
他们都苦过，累过，拼命过，千山万水，千言万语，千辛万苦，千方百计，换来了千金万银。然后，然后干什么？赚钱，赚更多的钱——这算是明白然后干什么吗？高宁明白。他最佩服高宁。高宁侠义，豪气，爱打抱不平，还真的拔刀相助了，为不值一提的一个温州小老板雇凶讨债，失手打死人，判二十年。坐牢也不歇着，刚进去就弄出个“把监狱变为宜居，宜改造，宜创业”的方案，他当法人出资三千万成立自新工贸有限股份公司。“犯人还想当法人？”“不行就当总经理。人生苦短，我不能闲二十年。”十足法盲，也算不上明白。
这是天道了，总要有什么让人不安。官大官小，没完没了；钱多钱少，一样烦恼。
……遗失在岁月中的人和事，被雷声轰响了，被大雨冲刷出来了。
雷雨带来了生存的震颤。他再也躺不住。下床。
睡在身旁的太太嘟哝一声：“又怎么啦？”转过身又睡着了。
他没有下楼驾车。驾车是宣泄，是进攻，今天他觉得要静下心想事。想什么？坐在水流如瀑的落地大玻璃窗前，俯视水濛濛不时被电闪照亮的酣睡的北京，居高临下。他原本要的就是这个感觉，一年前他买了高层公寓顶层整个楼面。他喜欢城市，郊区有一幢别墅，很少去，去了也住不上几天。他喜欢城市突突作响的节奏。他在想什么？什么也没想，只是坐着。一个小时了吧？他发现一小时他只是盯住看玻璃窗上的雨水变成流水。
好像总要有一个动作来结束。
“杨秘书，你今天去宁波，上午就去。请杨莲英来，你和她一起飞回来。无论如何要请动她。对，就是这件事。明天飞回来。”
黎明前，四点四十五分。杨秘书一定在穿衣服，等他穿好衣服才会发现时间太早，再脱衣服睡觉已经太迟。
他也是。现在干点什么？
忽然想起于教授，几年未通音讯了。
“于教授吗？你在干什么？”
“干什么？睡觉啊。你是哪位？”电话响了一会儿，于教授才接。他是在睡梦中被吵醒的。尤华生知道他每天上公园晨练，疏忽了今天下大雨。
“没事，问候一下。我是尤华生，你身体都好吧？”
“好，血压高了点，文革批我是‘三高’，现在真是三高了：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不过干工作还是可以。”
“你注意休息，保重。”
“不注意休息注意什么？对啦，还有一件每天都注意的：孙子大便的颜色。”
这么早给他打电话，让他以为要再次受聘。这太残酷，本来尤华生只是想多在窗前坐一会儿。
于教授在公司干了一年。三年前，他刚从大学退休，尤华生刚选上北京市一个区的人大代表。开人代会要写提案，聘请于教授来公司。提案写了五份，受到大会表扬。开过人代会，于教授仍然早10分钟上班，按时下班，不串门、不闲谈，兢兢业业，无事可干。无事可干怨不得他，也就不忍心辞退他。只要尤华生不经意地（有时纯粹是没话找话）问一句什么，他便非常负责任地滔滔不绝，过后还找资料引经据典补充，弄得他不敢说什么，见他就紧张。于教授在大学读政治系，后来教马克思主义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学，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平日滴酒不沾，那天可能是生日，可能家庭不和，他晚上带几份醉意来公司。迎面遇见尤华生，问：“董事长，有空吗？”
“有事？”尤华生保持礼貌。
“我有事没事是相对的，你有空没空也是相对的。我给你打工，判断的标准在你。”
那晚上他讲话停不下来（不让插话），把尤华生几年来培养起来的自我感觉全黑了。他有三千七百名员工——解决就业，他每年纳税几千万——支持国家财政，他创造财富，有几个国字号金名片，可是他说是剥削工人剩余价值，在旧社会叫资本家，在新社会叫新兴资产阶级，是马克思说的全身每个毛孔都渗透出血腥味；特别是血腥味，让尤华生受不了。于教授第二天一早（也是五点）来电话道歉，但尤华生绝对不会再给一个闻到他身上有血腥味，而且每个毛孔都有的人付钱了。
他是打电话后才想起几年前于教授说过血腥味。既然道歉了，血腥味也不冲鼻了。也许他应该请于教授喝茶。他们都得了“亿元综合症”了；钱有了，精神毛病也来了。于教授会说什么？
杨莲英是第三次来北京。第一次在四十多年前，去宁夏在北京转车。他们是浙江支边青年。北京停留三小时，分两拨，一拨人看行李，一拨人看天安门。轮换。印象最深两件事，一是天安门不如想象中那般宏伟（难怪路过的北京人不怎么回头看），二是北京冬天还卖冰棍。他们舔着冰棍啃家乡带来的麦饼，冰棍带到火车上也不化。第二次在十多年前，丈夫矿难死了，五百元抚恤金（和火车撞死毛驴一个价），带一儿一女回老家。等转车不看天安门去王府井。吃涮羊肉，给儿子买一双耐克鞋（回来才知道是宁波产），给女儿买一条丝巾（回来才发现宁波女孩不流行丝巾）。这次是坐飞机。其实坐飞机一点也不用害怕。外国人也在里面，掉下去一起掉——他们都不担心，她一个中国老太婆担心什么！
下榻在北京饭店。一到门口她就对杨秘书说她是来过的。两次来北京都在饭店旁边（门口不让站）台阶上坐了许久，看外国人，也看汽车。现在她进门了，一个高个子外国人替她提旅行袋。她怎么也觉得是在梦里，和在飞机上一样腾云驾雾。
杨秘书送她到房间，让她先休息（去女儿家打麻将比来北京累），晚上董事长陪她吃饭。她上卫生间拧了拧水龙头，就逛饭店商场。商场标价她怀疑是多写了个“0”。她不敢问，唯恐这是大饭店的规矩，或者是北京的时尚。
杨秘书临上飞机给了她一千元，路上零花。她走得急，忘了带牙膏牙刷了，到街对面的小店买了。
尤华生马上认出她。她认不出尤华生。
“大婶，我是温州小裁缝呀，华生裁缝店！”他说自己是小裁缝，觉得好笑。脖子很粗了，肚子很圆了，头发很少了。他发觉自己语调里有点巴结讨好。这感觉很好。
“老乡，大老乡，怎么不像？……像，像。”她是会说话的，从前给人理发不说话闷得慌。当然，她一点也想不起来。二十多年前见面总共几天，她能想起什么？她似乎在安慰他，回应他的邀请情意。
晚饭两人吃。
杨莲英平生第一次这样用餐，一小碟一小碗的端上来，一人一份，筷子勺子换来换去，上的菜她从未吃过，味道也不见得好。
尤华生只是说：“吃，吃。”
一餐饭，经历的，抒情的，清晰的，模糊的，夸张的，含蓄的，该说的全说完了。
散席，尤华生说：“大婶，你就在北京玩。住多少天都行，去哪里都行。公司小叶陪你，有辆车听你使唤。吃饭，住宿，买东西都让小叶付钱，你别客气。这一万元（从西装里兜掏出一个信封），你带在身边，方便一些。千万别走丢了，找不到了就打的，记住：北京饭店。”
“我带钱了。”
“那是你的。现在你是我的客人。”后面的一句，他经常说。
尤华生打手机。小叶霎眼就到。活泼可人，懂事清纯，亲亲热热地喊了声大妈，拉着她的手：“我叫小叶。这是我的手机号（递给她一张描花卡片），你随时可以呼我，睡不着我过来陪你也行。”
没有什么不到位的。
恩人找到了，恩人接来了。让恩人享受她这辈子想都想不出来的款待。小叶去年才招进公司，机灵，嘴甜，又是北京人，她会让恩人很满意（客户想用高薪挖她）。离京时送她十万，回村盖新房。给二十万吧？二十万在镇里可以买套新房了。
